朱天心在1996年寫出《古都》，呼喚對臺北的記憶。「那時的天空藍多了，藍得讓人老念著那大海就在不遠處好想去，因此夏天的積亂雲堡雪砌成般地顯得格外白，陽光穿過未有阻攔的乾淨空氣特強烈，奇怪並不覺其熱，起碼傻傻地站在無遮蔭處，不知何去何從一下午，也從沒半點中暑跡象。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人們比較願意隨它要落就落。那時候的人們非常單純天真，不分黨派地往往為了單一的信念或愛人，肯於捨身或赴死。」

十多年後，朱天心來到北京。有人問她該如何描述臺北，她說，這是一個被問了太多問題的城市。

三

有人笑說，臺灣永遠在選舉。路邊的廣告牌，公共汽車身上，不同的候選人露出同樣燦爛的笑容，向市民允諾，自己預示著一個更快樂的明天。摩托車、三輪車在街市穿行，後座旗幟飄揚，喇叭裡呼籲人們投票給「某某候選人」。候選人甚至會到夜市拉票，和小吃攤的老闆與吃客寒暄，這叫作「掃街」。

2010年的大事，是「五都選舉」。這是國民黨再次執政以來，兩黨第一次重要交鋒。可是就在選舉的前夜，連戰之子連勝文為一位市議員候選人站臺時，突然有人衝上臺開槍，子彈穿透連勝文臉部，致其重傷。另有臺下一位民眾死於流彈。

臺灣朋友十分沮喪，六年前陳水扁競選「總統」時發生「3·19」槍擊案，至今疑竇未開，許多人懷疑這是選舉操弄，對於許多冷眼相看的大陸人來說，這次槍擊案或許是又一幕臺灣式的「民主亂象」。

民主之後又如何？電視螢幕裡，臺灣議會拳腳耳光齊飛，好像在告訴我們，民主有多亂。而另一種說法是，華人世界很難實行民主體制，以家族為單位形成的差序社會網路，必然會導致裙帶關係和貪腐。這是真的嗎？

1987年，臺灣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的軍事戒嚴，人民獲得依法組黨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第二年，在美國讀書的何春蕤回到臺灣，她想觀察，一個原本在高壓之下的社會，解除控制之後將如何轉變。不僅如此，包括她在內的臺灣知識分子，希望能介入社會變遷，讓這個變遷去往開明的方向。

何春蕤胖胖的，戴眼鏡，頭髮很短，講話速度很快，思路又異常清晰。她是中央大學教授，華人世界一流的性別研究學者。但她不是象牙塔裡的學究，她積極參與社會現實，將理論與實踐交相作用，是「有機知識分子」。

在她的觀察中，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臺灣，並非一聲令下，民主降臨，從此萬事皆休，而是波瀾起伏、蓬勃的社會運動時代。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在發生，新的禁忌被解除。政府藉著權力的慣性，想要尋找新的方法進行控制，民眾則在鬆動中表達自己的訴求，爭取更大的空間。

工人運動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一方面，勞工的利益長期被壓榨；另一方面，資本出走，流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工廠關門，工人一夜之間沒有了工作，沒有遣散費，沒有後續的安排，資本家捲了錢就跑了。「工運」爆發了。

當時的臺灣，人們經過了將近四十年的「戒嚴」，還沒有運動的意識，沒有集會、結社、抗爭的意識。何春蕤說：「他們也不像大陸人民從小就知道批、鬥，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挑戰權威，但是臺灣沒有，全是順民教育，大家很害怕，再加上延伸而來的高壓統治，人們會擔心我萬一出事被抓了，會不會被槍斃，或者會消失了啊。」這樣怎麼會搞得出來運動？

就像當年毛澤東創辦農民講習所一樣，這時候靠的是許多知識分子。比如著名的工運領導人鄭村祺，他是《中國時報》的員工，於是他就在《中國時報》裡面搞工會，希望能夠推動一些事情，也串聯其他的工會，只要是聽說有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就會幫忙。經過了一段日子，知識分子跟工人並肩打拼，說明、上課、組織，讓群眾開始看到，原來我不能靠政府，因為政府基本上只拿警察對付我而已。在這些過程當中，慢慢養成了一批比較有鬥志的工會幹部。這是臺灣「工運」史上滄桑的一頁。

如果說工人運動中，何春蕤還是以觀察為主，那麼在婦女運動中，她是親身參與，而且成為頗受爭議的人物。

婦女運動開始啟動的時候，有一個共同而模糊的訴求：權利平等。當時的法律是以男權為主，比如，結婚之後，妻子的財產屬於丈夫，所以婦女團體希望能修改《民法》，讓財產歸於自己。還有像子女監護權、財產繼承權等等。而與此同時，從1980年代開始，臺灣社會文化的鬆動，開始讓很多女人發展出不同的生涯，單身女性越來越多，婚外情也越來越多，如何面對這些性/性別的變化？

這些變化像是社會中的潛流，若隱若現，卻沒有被清晰地表述，直到1994年。那年臺灣一所大學發生了一件教授騷擾女學生的案件，女性學者得知此事，就開始組織反性騷擾遊行，希望能夠反擊校園裡的性騷擾案。

在遊行和集會中，大部分人都是拿著喇叭控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學校的某某老師對某某學生怎樣怎樣，呼籲社會要關心在校的女學生。

可是在何春蕤聽來，這樣的呼喊就變成了「女生很慘，很容易被老師侵害，老師都是壞人，男人都很不好」這樣一套語言。臺上的演講者已經喊得聲嘶力竭了，問何春蕤要不要上來講講？何春蕤就上去講了一番不一樣的話，她說：「我不覺得性騷擾是少數幾個壞男人做的事情，我覺得性騷擾是整體的情慾文化養成的，如果這個文化裡面，大家的交往能夠更自在，我的表情表意能夠更自在，你對我的拒絕能夠更明確，我們兩個的互動能夠更開闊，其實人們不需要用性騷擾這麼差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慾望。」

接下來，何春蕤喊了一個震動臺灣的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她喊一句，臺下的民眾跟隨高呼一句。和之前的苦情訴求相比，大家的情緒都很高。從來沒有人在這樣的場合喊過「性高潮」這種字眼。而後面很強勢地表達「你再來，我就動剪刀」，一改女性被保護的姿態，一個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出現了。

從這一點出發，何春蕤說，什麼是社會運動，不是一兩個人帶領一群盲目的群眾，而是如何讓群眾變得更有力量，成為運動的主體，「人的轉化就是社會的轉化。」她說。在這一波一波的運動——民主化運動、工人運動、住宅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同志運動、性工作者運動等等——當中，人民成長了，懂得運用選票和選票之外的方法，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權利不是賜予的，不是蔣經國一聲令下，民主從天而降，權利是一點一點鬥爭出來的。而群眾的聚集，也可以不是暴民，而是有組織有理性的自我治理。

這也就是社會學家夏鑄九所說，臺北已經成為一個「市民社會浮現的城市」，人民成長為合格的「市民」，他們很清楚，我不是因為你是國民黨，或者民進黨而投票，我選你是因為你能解決我的問題。

什麼是市民社會？夏鑄九做了一個比喻，在傳統的父權文化裡，政府是社會的父親，父親會照顧你，但是你要聽話，不聽話要打你。在市民社會，政府和社會關係是平等的，你不是我爸爸，你是我選出來的。市民社會力量壯大之後，不可能憑藉裙帶關係、賄選、買選票那一套。「政治人物都知道，在臺北不能買票，買票一定會被抓，因為他錢照拿，然後去告你。」比起來選舉制度，這是更了不起的變化。

2010年，民進黨在新任主席蔡英文的帶領下，捲土重來。槍擊事件發生後，一位當時在臺灣的大陸記者寫下了自己的觀察：「與六年前的‘兩顆子彈’截然不同的是，輿論關注度集中在了‘真相’而非‘選舉’。並不似‘兩顆子彈’那般真相隱晦，百般推搪；連勝文槍擊案，警政部門和臺大醫院盡最大的透明度即時公開案情進展，以及連勝文傷情狀況，所有的主流電視臺都在二十四小時直播案情，槍擊案作為一個單獨的治安事件，在資訊充分公開的情況下，被儘可能還原事實，與選舉分離。

「第二天一早，槍擊案發生後的永和國小投票點，並沒出現比以往熱烈很多的投票場面。許多選民說，他們早已學會了把這類事件與他們的選票選擇分開。臺北的街頭，一直都很平靜。選舉前，選舉後，槍擊前，槍擊後。造勢活動在法律規定的時間發生和結束，槍擊案也結束在治安案件的邊界之中。

「那種乘客與計程車司機藍綠不同，就會被趕下車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即使在槍擊兇案發生之後，民眾的理性態度，更讓你相信，政治，已經從民間的日常生活褪色，而孕育了自由、法治、民主的社會力量，才是守護著臺灣向前走的根本。」

這位記者的臺灣朋友告訴他：「我想通了。我們選擇、擁護這套制度，從來不是因為它不會發生這種烏七八糟的事，而是即便發生了，它也有自我反省、修復的能力。」

四

「若有音樂，哼我愛聽的那曲/若有醇酒，斟我嗜飲的一杯/也許為我出薄薄的詩集/但不必寫長長的序/追求的我已空無所有/這秩序繽紛的世界/就留給你整理。」

這是臺灣詩人羅葉的詩，羅葉曾經是野百合學運的一分子，2010年去世。他的同代人取他的詩句，加以修改，編成《秩序繽紛的年代》一書，反思1980年代以來波瀾壯闊的臺灣社會運動，同時希望看清楚未來的方向。

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臺灣社會運動處於低潮。即使如此，在2010年秋天，臺北每週末都有遊行。10月30日的同性戀大遊行之後，11月7日，臺灣數十個社會團體聚集在內政部門口，參加「秋鬥」。「秋鬥」由工人運動傳統而來，在每個秋天進行。這一年的「秋鬥」集結了工人、環保、原住民、同性戀等各種社會團體，隊伍裡旗幟林立，上面寫著各種標語。遊行從內政部出發，輪流到各個相關部委門前抗議。年輕人站在宣傳車上慷慨激昂地喊著口號，讓人想起我們的某個年代。一輛宣傳車上赫然寫著「消滅政商壟斷，實現社會主義」，後來才知道組織者原本想寫「實現社會正義」，結果寫錯了字。

不久前，臺灣國光石化預訂在濁水溪河口北岸4000公頃的溼地上，進行填海造陸。假如這項開發進行，將會截斷白海豚的洄游路徑，危機白海豚的生存。所以環保團體發起抗議，並號召民眾集資買下溼地，抵制國光石化的開發案。對此，閣揆吳敦義為開發商辯護說，「白海豚有它生存、游水的路徑，它會轉彎的。」這句話引發眾怒。遊行的組織者把他的頭像做成黃色貼紙，旁邊號為「白賊」，發放給遊行的參與者。

在抗議者看來，政府在為大財團、大企業護航，政商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可是，經濟發展並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在當時舉辦的臺北花博會，也成為他們諷刺的物件，「臺灣花光光，人民博生存」，聽起來非常合理：一個勞師動眾的面子工程，比百姓民生更重要嗎？

遊行隊伍中很多都是大學生，或者剛剛畢業的年輕人。從1990年抗議選舉體制、提倡憲政的「野百合學運」，到2008年反對警權過度使用的「野草莓學運」，學生運動作為社會變革的力量，在臺灣已經形成了傳統。

當年參加野百合學運的大學生，現在已是中年。他們有人進入政府體制，成為權力的擁護者，背叛了當年的理想；有人離開了政治，過著平靜的生活；也有很多人仍然身懷對這個島嶼的夢想，在社會的各個領域耕耘。

在《秩序繽紛的年代》中，「野百合學運」的昔日領袖提出，時空不會凍結，面對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可能是未來臺灣最重要的命題。而臺灣內部政治依然擺盪著擁抱大陸和排拒大陸的兩頭，如何超越二者，尋找到第三條道路？

遊行的人們散去，年輕的人們在不同的街巷繼續自己的生活。臺灣畢竟已經是一個溫和的社會，殖民時代、威權時代已經過去，貪腐的總統已被送入監牢，在一輪一輪的提問中，人們回答得似乎都不賴。

只是，歷史的殘酷之處，同樣也是幸運之處就在於，提問不會停止，它總在呼喚創造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