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是一座與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處處是便利店、小吃店。臺大附近的巷弄裡，遍地是咖啡館、書店。人們在此戀愛、寫作、高談闊論，用最美好的方式打發時光。

一

週末的清晨，城市還沒有醒來，行人寥寥，門市閉鎖。天色陰沉欲雨。窄小的街道旁邊，是灰撲撲的低矮小樓，牆壁上有雨水浸漬的黑色印記。這是許多中國南方城市的樣子。因感冒而昏昏沉沉的我，四顧徘徊：我到底在哪裡？

這時，聽到身後有異動，回頭一看，原來正在穿過馬路的我，擋住了騎腳踏車的中年婦人。她正在騙腿下車，對我微微一笑，轉彎上車繼續騎行。我明白了：哦，我在臺灣。

2008年底，畫家陳丹青訪問臺灣，回來後寫下《日常的臺灣》，感慨在大陸消失許久的「溫良恭儉讓」，在臺灣找到了。這也是許多人到達臺灣之後的第一感受。

很少有汽車會鳴笛。僅容一車可以通過的巷子裡，行人往往走了很久，猛然回頭才發現有一輛客氣的車默默跟在後面。地鐵裡順序上下，不會有人蓄勢待發如虎，稍有空隙就推開別人往前衝。在這裡，一旦出現空位子，站在座位附近的人們相互微笑謙讓，才會有一個人稍帶歉意地坐下。不小心被背包掃到，立刻就會有人說：對不起。但這種客氣又並非虛偽，無論是路過行人，還是「名人」，他們說話時都會看著你的眼睛，真誠，信任。

公共汽車上，每個人在刷卡下車時，都對司機說，謝謝。朋友說，你有沒有注意到，你是唯一一個沒有說謝謝的？的確，我像一個來到君子國的小人，傾慕又不自在。

來看繁華的人們要失望了，臺北市容陳舊平凡。除了前世界第一建築101於平地中拔高樓，十分突兀，臺北是一座與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處處是便利店、小吃店。臺大附近的巷弄裡，遍地是咖啡館、書店。人們在此戀愛、寫作、高談闊論，用最美好的方式打發時光。

據說蔣介石敗退臺灣時，以為自己不需久居，帶了黃金、珍寶、軍隊、文人，唯獨沒有帶建築設計師，所以臺灣建築少有亮點。有人說，他帶去的一代知識分子，是最大的財富。無論臺灣的經濟騰飛還是民主體制的建立，都有賴於這一代和他們教出的學生。國民黨時代沒有以革命的名義去摧毀幾千年來的人倫道德，相反，他們以儒學傳統配合威權治理臺灣——這一點在今天常常受到批判，但這些傳統終究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日後在政治制度翻盤的過程中，留下了華人溫厚的底子。

「臺灣是越來越溫和了。」林懷民站在街頭，路過的行人往往側目，有人低聲對旁邊的人說，雲門的林老師。林懷民形容自己「五短身材」，精瘦樸素，雖已多年不跳舞了，但他的身體語言仍奔放、有表現力。他通常穿一樣的黑色衣褲，坐地鐵、公交車、計程車，他不喜歡開車，因為「開車接觸不到人」。

說是傳統，卻又不盡然。在禮貌和謙讓中，處處有著對「個人」邊界的尊重。原有的父權體制已經被改變，年輕人反對威壓，有更多的機會發展自由心性。坐在咖啡館仍然用紙筆寫作的作家，處理的命題是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孤獨。

林懷民從小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受很嚴正的《論語》教育薰陶，動不動就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傳統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和努力的方向。年輕的一代受更多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不再為「使命感」折磨，他們更有可能張揚個性，追尋生命不一樣的意義，也更有可能虛無。

最能說明傳統與現代之間張力的，又非林懷民與雲門莫屬。林懷民5歲時看了電影《紅舞鞋》，那雙停不下來的紅舞鞋，在他身上注入了無法磨滅的魔力。14歲時他的第一篇小說《兒歌》在《聯合報》發表，一拿到稿費他馬上就去報了一個班，去學跳舞。

那時候還沒有專門的舞蹈學校，女孩子學舞蹈是不正經，男孩子學舞蹈，那簡直就是不正常了。林懷民沒有想到此後會以舞蹈為生，1969年，他作為一個心懷天下的文學青年，去美國讀書。在愛荷華的小說創作班，老師要求選修一門其他藝術，林懷民就去學跳舞，學了一個多月，又去學習編舞，老師很奇怪地問他：你對舞蹈這麼有感情有領悟，為什麼還要去讀小說呢？1972年，林懷民回到臺北，第二年開辦了「雲門舞集」。

在美國的三年，對林懷民的衝擊是全方位的。那是西方社會的革命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年輕人走上街頭，宣佈要改變這個世界，尋找另一種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1971年，美國宣佈將位於臺灣東北海域的釣魚島列島交予日本，引發了臺灣青年的「保釣運動」，他也是熱烈的參與者之一；這一年的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臺灣處在空前的身份危機當中。

個人的青春適逢時代的青春，林懷民帶著熱情和焦慮回到臺灣。他說，和白先勇那一代移民不一樣，自己是戰後出生的、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這是他的家園。他想要講述臺灣的故事。幾百年來，一代一代中國人從福建渡海而來，篳路藍縷，歷盡艱辛的生活與繁衍，創造了臺灣的繁榮。他將這出舞蹈命名為《薪傳》。但是當他去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尋找關於臺灣的歷史書時，卻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經殘破——臺灣人似乎對自己的歷史渾然不知，也不感興趣。

他把《薪傳》帶到嘉義——他的故鄉，也是漢人在臺灣落腳的第一個地方去演出，更重要的是，他要躲開臺北緊張的政治控制。上演那一天，正是1978年12月16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的日子，臺灣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條小船，臺灣人則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來的命運如何。「那時臺上、臺下的情緒都非常激動，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懷民回憶說，「跳‘渡海’時，舞者是淚水汗水齊飛，觀眾一面拍手一面哭……」

1988年，林懷民停掉了雲門。一方面，他在臺北藝術大學創辦了一個舞蹈系，兩頭忙註定什麼都做不好；另一方面，當時的臺灣社會集體下海，人們腦子裡只有錢，「我不開心——我是為了這個社會辦這個舞團的，現在你們都不理我了，我不開心」，就像一個鬧脾氣的小孩子，他停了雲門，在外面玩了三年。1991年，他回到臺北，叫了一輛計程車——大概90%的計程車司機都認識他。上車之後，司機問他：林先生，你為什麼停了「雲門」？林懷民回答說，很難，真的很辛苦……他繼續說下去，司機不停地安慰他。到了目的地之後，司機突然說了一句話：每個行業都很辛苦啊，像我們每天在車叢中討生活，也很累啊。林懷民下車後，司機拉下車窗，伸出頭大聲對林懷民說：「林先生，加油啊！」

那個月有十幾個計程車司機對林懷民做這樣的「演講」，他坐在車裡逃不掉。為了這些普通的臺北人，他只好重操舊業。

2007年7月，林懷民帶著雲門舞集，第一次到北京演出。開場後一分鐘，臺下閃光燈如閃電一般劃過，林懷民非常憤怒，立即讓舞者停止演出，拉上幕布，重新開始。這一幕，曾在1973年的臺北出現過。

兩年後，雲門來北京演出《行草》，不再有閃光燈。演出結束之後，林懷民留下來和觀眾對話。有人因《行草》動用的中國元素——武術、書法而矜誇中國文化的偉大，林懷民說，我們不要老是說中國文化有多偉大，我們要問自己，我們為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增添了什麼新東西？

雲門正是為人類文化增添了新東西，他們把東方文化的精神與現代舞這樣一種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完美地融為一體，觀眾渾然忘我，不能去分辨，到底這是傳統還是現代？是新還是舊？在有的社會，不同文化的相遇，會激發出各自惡的部分，而在有的地方，則兩兩相撞出美與善。

和林懷民的幾次見面，常常會談起政治，他為臺灣而驕傲，也為臺灣憂心。在過去的這些年，他常常帶雲門舞者到鄉下演出，自稱是舞蹈界的「赤腳醫生」。他說：「我現在的作品好像與政治沒有關係，在過去差不多十年裡，都是非常純粹的作品。可是，我覺得它的政治意義還在，因為在政治混亂的時候，美是最重要的東西。」

二

淡水河邊的大稻埕碼頭，如今安靜得像一個公園。亭子裡，一群老人坐在小板凳上聽臺語歌。年輕人騎腳踏車沿河岸慢慢經過，車燈一閃一閃。平靜、悠閒的步調中，大概很少人會記得，這裡曾是臺灣的經濟中心，而影響臺灣政治圖景至今的「二二八」事件也正是發生在這一帶。

18世紀中期，福建泉州人從淡水河口進入北臺灣，他們找到一個小高地。在潮溼多雨的臺北盆地，高地可以免於淹水。他們搭建茅屋，販賣番薯為生，漸成一個小村落，人稱「番薯市」。當時，臺灣原住民平埔族劃木舟自淡水河上游，載運農產品、獵物與漢人交易。平埔族稱獨木舟為「moungar」，附近的漢人以閩南語音譯，改稱此地為艋甲。

這一波移民潮，造成了許多原住民的漢化和滅種，也開始改變原本臺灣以南部為中心的格局。1853年，艋甲的漢人為了搶碼頭生意，發生了械鬥。打輸的泉州同安人捧著城隍爺跑到了大稻埕。此後，臺北盆地附近每遇械鬥，便有不少人逃到大稻埕。他們沿淡水河建起店屋，形成街市，以「霞海城隍廟」為中心，大稻埕崛起了。

清朝開放通商口岸後，英國洋行把安溪的茶運到北臺灣，由農戶種，然後運到大稻埕加工，英國人再運回廈門，賣到西方市場。大稻埕茶市聞名世界。

這一段歷程形成了臺灣性格的一部分——以商業為中心、進取、外向的海洋精神。臺北盆地原本是「瘴癘之地」，被李鴻章形容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在艱難的開墾耕耘下，竟埋下了日後國際都市的雛形。

1875年，清廷在艋甲和大稻埕之間興建城池，作為「臺北城」，並將臺灣的首府由臺南改到臺北。這是「臺北」作為行政區劃第一次出現。城池坐北朝南，以衙門為中心，兩邊是文廟和武廟。城池的設計非常講究，有人稱這是中國最後的風水城市。臺北城建成後，這座行政中心和市民居住地——艋甲、大稻埕，共同成為今天台北的老城區。

臺北城池才剛剛完工，甲午戰爭爆發，戰敗的清朝廷把臺灣割讓給日本。這個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島嶼，「亞細亞的孤兒」，又一道傷痕刻下。

日本仍然選擇了臺北作為臺灣的中心，因為臺北距離東京最近。他們把原來坐北朝南的中國式城市方向扭轉，變成坐西朝東，總督府對著日出之東，城市規劃就此改變。總督府前後駐軍，日本人與漢人隔離居住，日本人住在城內，本島人住在艋甲和大稻埕。

這些本島人後來被命名為本省人，和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來到臺灣的外省人相對。沿著這條脈絡，「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本省人聚居的大稻埕也就不奇怪了。那是在1947年，大稻埕一個販私煙的婦人被警察粗暴執法，點燃了本省人積壓一年多的憤怒。他們送走日本人，迎來的卻是連日本人都不如的暴政。本省人開始仇殺外省人，繼而引發國民黨政府大規模的鎮壓。「白色恐怖」開始了。

也就在這一年，臺北的街道名全部改為以中國大陸地名為主的街名，並兩兩對應地理方位。比如說，桂林路就在臺北的西南部，而甘肅路在臺北的西北部。一座臺北市，猶如中國大陸版圖。

站在臺北街頭，一則對於歷史的纏繞感到驚喜，二來也覺得諷刺，對於晚年的蔣介石來說，也許將大陸內含其中，也是一個不得已的安慰。

臺灣主體意識落成之後，很多人開始厭棄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地名：「什麼甘肅路，桂林路，和我們臺灣人有什麼關係？」

作家張大春卻從另一個角度談起對這些地名的記憶。他少年時住在西區，學校在東邊。當時他才十二三歲，必須騎腳踏車上學。父親不放心，騎車帶他走了三天。有時候通天大道一直走，有的時候會繞不同的路。來自山東的父親會跟少年大春講，咱們到金華了（那是金華街），咱們又到了潮州了……遍遊中國大江南北。張大春一直對大陸地名感到親切，他說，「為什麼一定要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也是臺灣的一部分啊。」

歷史遺蹟就這樣層層疊疊錯落在城市的地理層。不同的朝代並置，歷史如此堅硬無法選擇，卻在每個人身上留下柔軟的生命印記。張大春在臺北走遍中國大江南北，朱天心目睹臺北經歷巨大變化面目全非，只能去京都尋找少年時生活的城市——因為日本人仿照京都規劃了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