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爾茨已經成為德國政府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他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使得西德成為比較好的政府。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也有類似的觀點，不過他說的是：社會主義唯一的成就是使資本主義在競爭中接受了自己的理論，這很諷刺。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更甚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包括西德。可是競爭的消失，使得情形壞了，舒爾茨說，現在德國貧富差距變大，看電影、去餐館吃飯，對他的很多朋友來說，成為了奢侈的活動，「還有，你總不能把水拿來做生意吧？水是公共產品，不應該私有！」

我們坐在舒爾茨家附近的咖啡館。這裡是普倫茨勞貝格區，屬於東柏林。他說：「我還是希望住在原來東德的地方。」除此之外，統一之後，很多人離開東德，房租變得很便宜，藝術家和移民們蜂擁而至。其結果是，許多年後，這裡到處是咖啡館、世界各地風味的餐館、店鋪，充滿活力，可是也有點時髦了。

柏林咖啡館很多，人們喜歡坐在戶外閒談，曬太陽。街區都有大樹濃蔭，空氣純淨，每一樣顏色都很濃。我想著人們悠閒的生活，乾淨的空氣和食物，這幾乎是我所見最好的社會制度了，或許還想起了自己的國家，聽著舒爾茨的批評，忍不住說：「也許，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社會制度，完美的社會。」

他說：「對啊，所以我們每天都得鬥爭，為了民主和平等。」

四

我開始熱衷於尋找東德人的面孔，有點猶疑和哀傷，又是親切的，和西德人的渾然自信比起來，這種複雜更令人觸動。經歷過苦難的堅定，更強壯。

烏莉就是這樣的例子。在六月的新克爾恩街區文化節，烏莉和朋友們在一所廢棄的監獄表演了一齣現代舞，來表達當人們被囚禁時的感受。平時，烏莉在小學教小孩子跳現代舞，借舞蹈來表達自己。尤其是在移民子弟學校，「這些小孩子的身體是非常緊張的」，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家，他們有太多東西要適應，語言，文化，這讓他們很不自信，尤其是女孩子，可是當經過一些舞蹈練習，身體開啟的時候，她看到孩子們眼睛突然亮了，那一剎那的光彩，讓她很有成就感。

烏莉動作誇張，表情也比常人放大，薄薄的嘴唇塗得鮮紅，和綠色外套形成戲劇性的衝突。每年都有很多藝術家來到柏林，這裡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地方，房租比別的大城市便宜，生活豐富多元，什麼樣的怪人都有，可是過一段時間，沮喪總會到來，永遠有更年輕、更拼命的藝術家來到這裡，房租一天天漲起來，難道要永遠做免費的藝術嗎？烏莉也在擔心這個，可是，她搖搖頭，管它呢，以後再說，至少現在，柏林是天堂。

新克爾恩原屬東德，同樣因為便宜，是移民和藝術家的聚居地，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烏莉說，雖然同居於此，實現著兩個層面的多樣性，但是移民和藝術家的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移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作息，而藝術家晝伏夜出，怎麼能讓兩種人的生活發生關係呢？也許烏莉的工作，是一種這樣的努力。

為什麼她會對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這樣敏感？她說：「因為我來自東德，我知道那種在邊緣的感覺。」10歲時，烏莉隨父母遷移到西德，雖然講同一種語言，卻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須察言觀色，重新學習一套規則。「我在兩種社會制度裡都生活過，這一點對我很重要。我很慶幸沒有繼續生活在一個極權國家，否則我可能已經被抓起來了，可是我也不喜歡物質主義，用金錢來評判一個人是不對的。所以我要利用在兩種體制裡的好處，我用現在享有的言論自由，去批評這個體制的缺點，讓它改進；我用東德人的邊緣經驗，來幫助移民。」

五

對於週三晚上的歐洲城市來說，人多得不尋常。珍寶公園的草坪上，人們或坐或站，三五成群，照例是人手一瓶啤酒。很多人站在一邊，仰頭看著一部線條與色塊變幻、不知所云的短片，那是一部當代藝術作品。酒水攤和燒烤攤前面，擠滿了人，德國人秩序井然的神話沒有上演。

這是「紮根柏林」（basedinberlin）當代藝術展的開幕之夜。參展藝術家來自四海，但他們現在都住在柏林。柏林市長沃維萊特出席了開幕式，展覽想要表達的是，這是柏林，是當代藝術的世界中心，對年輕藝術家敞開胸懷的城市。跟所有地方一樣，多半的作品不明所以。至少有兩件作品，是以一堆破爛磚石為主要內容；有一幅在牆上貼滿了放大的1塊、2塊的歐元硬幣的模型，還有幾件，是以柏林夜店場景為內容的影片。德國記者麗貝卡總結說，看樣子，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柏林很窮，夜店很重要。

在公園裡，每個人看上去都很開心，而原本該是夜晚主角的藝術展室裡，觀者寥寥。麗貝卡提著啤酒瓶說：「我覺得藝術展不重要，大家只是太愛柏林，太驕傲於自己是個柏林人了！」

「二戰」之前，柏林曾經是德國的商業中心、媒體和出版中心、金融中心……隨著戰爭爆發、戰後柏林的被分割，產業都搬離這個不安全的城市，銀行搬到法蘭克福，媒體和出版公司搬到漢堡，工業搬到慕尼黑、斯圖加特。在東德的封鎖下，西柏林的日常物資都需要盟軍空運，更談不上經濟的發展。很長時間以來，為了維持這個象徵意義極強的城市，德國聯邦政府十分善待西柏林，包括財政撥款，讓人們無需工作也能生活，而城中男性也無須像其他西德男性一樣服兵役。

直到今天，在德國所有聯邦省份和城市中，柏林是最窮的地方之一。也有人說，柏林人已經習慣了被供養，他們太懶了。

1960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柏林發表演說時慷慨說道：「我是一個柏林人。」他想要表達的是，美國將會站在西柏林、西德人這一邊，抗擊共產主義陣營。被東德圍困的西柏林人，需要得到同盟。

而冷戰結束之後，「柏林人」在生長出新的含義。

柏林被稱作最不像德國的城市。如果發生了日本海嘯一樣的重大災難，德國人會像日本人一樣秩序井然嗎？麗貝卡說，德國其他地方也許會，我想柏林人不會，因為其他地方只有一種人，可是柏林，什麼樣的人都有。

麗貝卡是德韓混血兒，儘管出生在德國，但是黑髮、黃色皮膚、個子矮小的她，從小就要面對這個問題：「你是哪個國家來的？」她說：「我是德國人。」對方問：「那你爸是哪兒來的？」她說：「我爸也是德國人。」對方問：「那你爺爺是從哪兒來的？」一直追蹤到亞洲族裔才肯點頭罷休。有時候，對方會強調重點說：「你到底是哪兒來的？」生性幽默的她回答：「我從我媽肚子裡來的。」

儘管對於希特勒的種族政策有很多反思，但是德國人並沒有完全走出種族優越感。移民仍然是德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白人天生地覺得自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對於其他膚色的人，如果你說你是德國人，他們會懷疑地看著你，「可是如果你說自己是柏林人，所有人就都理解了。」麗貝卡說。

歷史上，柏林就是一個開放的城市。17世紀，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公開邀請被法國驅趕的胡格諾派教徒來到柏林，填補「三十年戰爭」造成的人口空虛。到威廉一世去世時，定居的胡格諾派教徒佔到柏林總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個移民城市。

而冷戰結束之後，便宜的房租吸引藝術家和移民來到這裡，讓柏林真正變成了國際化的都市，一個當代藝術的中心。這也改變了柏林愁雲慘霧的沉重形象。

今天，柏林的面貌也跟柏林市長沃維萊特有關。2001年，他在競選時公開宣佈：「我是同性戀。」他給出了柏林的新描述：貧窮，然而性感。柏林的夜店越來越有名，鄰近國家的年輕人，會在週末、假期來到柏林，租一套公寓，盡情享樂。沃維萊特四處推廣柏林的新形象，市政府支援各種關於藝術、多元文化的活動。6月的每個週末都閒不下來，世界狂歡節、同性戀遊行、街區48小時藝術節……柏林像一個永不結束的派對。

很多人批評沃維萊特四處作秀，但也有很多人喜歡他。德國記者瑪雅說，過去，德國人出國總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德國人，因為戰爭和屠殺的歷史，也因為德國人既有的固執、僵硬形象，可是沃維萊特改變了這一形象，德國人也可以很酷，很幽默，為什麼不呢？

六

「每個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可是總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維蘭德·施佩克，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負責人、泰迪熊獎創辦人說。

施佩克生在德國西南部，1960年代末，少年的他發現自己對男性有好感，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歐洲的政治運動才剛剛開始，也不認識其他的同性戀。20歲時，他知道了一個男同性戀組織。他去參加活動，卻把對方嚇了一跳。組織內都是比較年長的人，忙著跟世界解釋，男同性戀不都是娘娘腔，也可以是陽剛的男人。可是作為新的一代，施佩克是個火焰男孩，渾身色彩繽紛，紅色頭髮，藍色指甲。他也並不是想裝扮成女孩，可是他很清楚，他不想變成傳統的男性形象。

如果說作為同性戀本身就意味著活在邊緣，那麼施佩克選擇了一條更窄的路。他希望自己是雌雄同體。他不喜歡落入一切陳規，包括舊有的性別觀念。

施佩克離開家鄉，來到柏林。當時是西方社會運動的夢幻時期，不同領域的浪潮並進。連同性戀組織都有共產主義、女性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各種流派，互不服氣，吵個不停。施佩克抱著很大的期望加入，結果卻非常失望。他自認左翼，但他不喜歡結黨，不喜歡教條。他和同樣失望的一些朋友們開始了一場新的運動：反對男性霸權。「我們覺得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同性戀，問題在於這是個男權社會。我們是男人，我們應該去統治女人，但我們不想，我們還要阻止其他男人這麼幹。如果每個人都平等了，男同性戀也就沒有問題了。」

弔詭之處在於，男人總是喜歡自以為是的發言，嗓門又大，施佩克和他的朋友們不想這麼做。他們要學習傾聽和理解。可是如果不說，怎麼推廣自己的理念呢？沒有推廣，又怎麼促成改變呢？

所以這個運動沒有成功，但是有很多認同這一理念的男同性戀因此找到他們。而不屈服於陳規的思考方式，也貫穿了施佩克的人生。

1970年代末，施佩克拍了一部電影《柏林牆之東》，講述自己的愛情故事。之後，他加入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那時，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義大利，都已經有了酷兒電影節，1987年，這些電影節的負責人在柏林聚集。他們在同志書店開了一次會議，結論是：同志社群內的亞文化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在柏林電影節這樣的層級舉辦同性戀電影節，意義非同尋常。

第一年的泰迪熊獎，很少人知道，只有一些知識分子、同志組織者來參加。第二、第三年，人漸漸多起來，派對成為最受歡迎的部分。「這很重要，因為酷兒喜歡派對，異性戀也喜歡派對。」他們選擇有名的地點，邀請明星，同時派對開放給所有人，「以前異性戀覺得是被排除在外的，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人，每個人都可以來。我們要帶著社群走出去。」

今天泰迪熊獎已經成為國際性的著名獎項，西班牙導演阿爾莫多瓦就從這裡成名。而2011年6月，30萬同性戀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更早一週的同性戀嘉年華中，男女同性戀在街頭跳舞、喝醉。

今天在柏林街頭的同性戀們，他們沒有經過抗爭、運動，自由似乎與生俱來，但他們真的明白自由的意義嗎？沒有經過痛苦經驗的淬鍊，如果沒有努力爭取，自由還會可貴嗎？

四年前，施佩克去波蘭華沙幫助籌辦酷兒電影節。波蘭社會還相當保守，大街上有很多人抗議，政府撤回了國有電影院。可是這時嘉賓也請來了，又完全沒有錢，要怎麼辦？「這種事情的發生，會把你一下子踢回三四十年前，那時候我們在德國經歷的是完全一樣的事情。可是現在，在柏林，你看到很多被寵壞的同性戀，他們不做任何政治努力，好像一切權利都是理所當然。」

這些年，施佩克冬天籌備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夏天去各地幫忙舉辦酷兒電影節。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名氣可以幫助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華沙，聖彼得堡，薩拉熱窩，西西里……這些地方發生的事提醒他，權利不是從天而降，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失去，必須要為之奮鬥。

而某種程度上，他追求「在邊緣」的感覺，他想要有反省的生活。在社會結構的運動中，很多人從邊緣進入主流，困難消失了，生活變得庸常。同性獲得結婚權之後，家庭變得和異性戀一樣了。但施佩克不想這樣，他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朋友、伴侶建立新型的家庭，承受著不確定性帶來的危險，也享受不確定性帶來的美好。

在柏林化石一樣疊加的歷史中，貧窮而性感成為最新的一層。它是新的政治，也是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