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喚這個13世紀的霸主。正午的陽光下，他坐在歷史的陰影裡，越過前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雕像，凝望著路易威登，社會轉型中的物質慾望。這就是蒙古的今天。

一

一臨近烏蘭巴托市區，就會看到紅色、藍色層疊錯落的小小屋頂，在草原的遼闊懷抱中，十分可愛。然而接近這些屋頂卻要花掉很長時間，道路殘破塵土飛揚，車流停滯，寸步難行。在這個游牧的國度裡，烏蘭巴托是一個年輕而不堪重負的城市。1990年經濟自由化以來，人口和車輛都急劇增加、膨脹，現在人數已達蒙古全國的一半，但基本建設並未隨之更進。人們住在臨時搭建的房屋，擁擠在雨後泥濘的道路，撐開城市的皮膚。

在蒙古，交通規則仍是沿用蘇聯式的右行，很多車也來自蘇俄，方向盤在左邊。1990年之後，日本車大量引進。但司機座位未加改裝，仍在右邊。於是，蒙古的馬路上，靠右並行著兩種規格的車，司機有時在左，有時在右，乘客也常常弄錯上車的方向。對這種錯亂，蒙古人安然自處，手一揮，歸因於游牧民族的自由天性。可是，長久以來，他們卻遵從草原的古老契約：上馬一定要從左邊。也許城市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年輕了，規則脆弱易變。

像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一樣，烏蘭巴托市中心是一個巨大荒涼的廣場，中間的紀念碑/雕塑標識著近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在這裡，是戴著尖頂圓帽、躍馬揮手的蘇赫巴託——1920年，他在列寧的幫助下，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黨。隨後蘇聯紅軍幫助革命黨軍隊，打敗了中國駐軍，宣佈獨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希望蒙古人忘記成吉思汗，忘記他們曾經有過駭人的霸業（昔日俄羅斯也是被征服者之一），幫助他們樹立了全新的政治經濟體制、共產主義信仰和政治偶像。這座廣場就叫作蘇赫巴託廣場。

廣場南邊，是兩座嶄新的玻璃大廈，其中一座寫著大大的louisvuitton（路易威登）。廣場的北邊，是面南而坐的國家宮，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地方。威嚴的臺階之上，拱形凹壁中，坐著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1990年之後，告別了共產主義理想，蒙古人重回歷史，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喚這個13世紀的霸主。正午的陽光下，他坐在歷史的陰影裡，越過前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雕像，凝望著路易威登，社會轉型中的物質慾望。這就是蒙古的今天。

二

穆尼婭（munya）出生於1964年初的烏蘭巴托，最初祖母給她取名為「太陽」，「就是那一類很土的名字。」穆尼婭撇撇嘴。在外出差的父親回家後，不喜歡這個名字，正好一位90歲的鄰居老人前來拜訪，按照蒙古習俗，老人送了一座鐘作為穆尼婭出生的禮物。父親想到了一個名字：munhtsag，意思是「永恆的時間」。為了方便外國人發音，「永恆的時間」平日把自己的名字簡稱為「munya」。

像很多蒙古女性一樣，穆尼婭有一張圓圓肉感的臉，強壯的高顴骨，細長眼睛，「你不知道我年輕的時候，可好看了，好多男人喜歡我，不過越老越喜歡。」48歲的她已經發胖，卻未見老態，歡快幽默，高興時在草原上跳起芭蕾舞《天鵝湖》，只是煙抽得很兇。穆尼婭會說非常好的俄文和一般好的英文，「我們蒙古人沒辦法，別人不願意學蒙古語，我們只好學外文了。」

生長在共產主義蒙古，穆尼婭是一個城市女孩。父親是電廠工程師，母親是藥劑師，用穆尼婭的話來說，他們是知識分子，共產主義的信徒，也是開明的父母。他們讓穆尼婭和弟弟受最好的教育。「好」的定義是什麼？「就是蘇聯老師比較多的學校。」穆尼婭說。相比於蒙古老師，他們有更好的文化修養，心態也較為開放。穆尼婭從七歲開始學俄文，背誦普希金的詩歌，「我的俄文肯定要比一般的俄國人好。」

穆尼婭出生時，正是中蘇關係惡化達到高峰的時候，毛澤東親自主持發表九篇批評蘇共的文章，即「九評赫魯曉夫」。夾在兩個大國中間的蒙古，也被拉入緊張局勢。蘇聯軍隊大量進駐蒙古，修建機場和軍事基地，似乎這裡有可能成為戰爭的前沿。而中國即將發動「文化大革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絲毫不平靜，「柏林牆」已經修好，再過幾年，就是被蘇聯坦克中止的「布拉格之春」。在另一半的世界，學生運動、民權運動也即將爆發。但是在烏蘭巴托，在父母的尊重和疼愛下，穆尼婭安全、自由地長大。和很多那個年代的蒙古人一樣，她對社會主義時期有很深的感情。記憶中，那時的烏蘭巴托「美麗，寧靜，到處都是圖書館」。

古代蒙古是什麼樣的，當時穆尼婭並不清楚。談論「成吉思汗」危險而丟臉，課本里說，這是一個殘忍的封建統治者，而推翻了封建統治，是共產主義的偉大成就。穆尼婭相信這些。蘇聯幫助蒙古修建學校、圖書館、醫院、科研機構，國家負擔一切，上學、看病都免費，生活是安穩幸福的，只要認真讀書。

中學畢業後，穆尼婭考取了公費留蘇的名額，去學習地球化學。父母認為她應該像他們一樣，成為一名科學家。她也的確像父母一樣，遠離政治，固守專業，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時代捲入。1987年，她回到蒙古，加入了一個國際地質探測隊，「那時候的國際，就是共產主義陣營。」她補充說，這個地質勘測隊裡，有捷克、波蘭、蘇聯的科學家，他們一起在蒙古的高山上待了三年。1990年，勘測任務結束時，蒙古已經處於鉅變之中。

三

變化開始於1989年12月10日的蘇赫巴託廣場。當時天空飄著雪，烏蘭巴托的冬天最冷時可達零下40度，被稱為「世界上最冷的首都」。那天是國際人權日，一個月前柏林牆倒塌。在寒冷的蘇赫巴託廣場，大約兩百人舉著「打倒官僚體制」「實行經濟改革」「開放言論自由」等標語，在廣場上游行。他們多半是面孔斯文、穿著體面的年輕人，清晰地表達著自己的訴求，間或有搖滾樂隊伴奏。

大部分抗議者出身高官家庭，在蘇聯和東歐接受了教育，接受了1980年代蘇聯躁動、自由的新思潮。他們都懂一門斯拉夫語，有幾個會說英文和俄文，能從西方報紙、電臺和電視上獲取資訊。比如當時民主運動的領袖之一，被稱為「民主的金喜鵲」的趙日格（sanjaas?rengiinzorig）就是如此。趙日格的父親是一名高官，母親是一個物理學家——俄羅斯和蒙古的混血兒，外祖父也是一名科學家，死在西伯利亞集中營。

趙日格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在那裡，他認識了呼籲終結社會主義統治的學生們。回國之後，趙日格有感於蒙古政治空氣的單一，他組織聚會，在大學教書，向師生們傳播民主思想。很快，他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組建了一個叫作「新一代」的小組，在他的公寓聚會，也悄悄在烏蘭巴托市區貼傳單。

因為他的學識、熱情和非暴力改革的思想，趙日格備受尊敬。他是12月10日遊行的策劃者之一，兩百人的領袖。政府和安全部門並沒有作出任何行動來驅散這個小小的隊伍，抗議者自己安全地離開了廣場。這並非蒙古政府的慣常所為，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黨掌權之後，蘇赫巴託被形容為蒙古的列寧，他的繼任者喬巴山則是蒙古的斯大林。在蘇聯的掌控和影響下，蒙古人民革命黨迅速殘酷地清洗不同政見者，包括當時的統治階層——喇嘛。鎮壓時期失去生命的人數眾說不一，比較可靠的數字是25000個。有學者統計說，20世紀初蒙古有大約10萬個喇嘛，到20世紀中，只有不到1000個了。大部分被迫還俗，有一部分被殺，而喇嘛廟非拆即毀。

這次意料之外的勝利鼓舞了趙日格和他的同志們。在此之前的聚會是隨機和不固定的，在此之後，抗議者成立了蒙古民主同盟，每週末在蘇赫巴託廣場組織集會。

集會中提出的主張有很多，有人主張民主政治，有人鼓吹全面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人希望終止社會主義統治，但是保留社會主義時代對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補助。像很多民主運動一樣，其中也不乏機會主義者，試圖從亂中獲利。當時，這些紛繁的主張都埋藏在對政府的一致反對之下。

同時，民主同盟的領導人知道，無法僅靠幾個城市知識分子產生一個成功的民主運動，必須把全國的牧民和工人都團結起來。他們嘗試尋找烏蘭巴托之外的志同道合者，很偶然地，額爾登特銅礦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師，成為他們堅定的同盟。額爾登特銅礦於1970年代由蘇聯和蒙古聯合開發，工程師和工人中兼有蘇聯人和蒙古人，但是同樣的工作，蘇聯人卻拿到較高的收入。一名蒙古工程師說：「我們每天都感覺自己是次等人、受壓迫者，這深深傷害了我們的驕傲和民族感情。」民主同盟找到了和工人的共同點：對蘇聯的反對情緒，抗議指向蘇聯和蒙古政府。有了共識之後，兩群人結成了互利的聯盟。這年12月，額爾登特工人召集了一個會議，誓願：「不再被掌控在蘇聯手中，我們希望同工同酬。」

蒙古革命和宗主國蘇聯有著複雜的關係。蘇聯曾經遏制了蒙古的民主與人權，現在又成為民主改革者們的啟蒙地。而隨著抗議的進行，改革者再次發現民族主義的訴求：擺脫蘇聯的控制，政治自主，找回蒙古人的自尊。這種訴求是實際的，同時也很容易喚起民眾的熱情。

與此同時，蘇聯對於蒙古的控制正在鬆弛，1988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已經宣佈將逐步撤出在蒙古的駐軍。在整個東歐的自由化浪潮中，蒙古政府不敢輕舉妄動。

1989年12月17日，在一次兩千人的集會之後，蒙古民主聯盟向蒙古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一份改革請願書。這是蒙古公民第一次如此公開地進行政治建議。請願書裡包含多黨選舉制、市場經濟、基本人權，政府要保障言論、出版、遷徙和宗教自由，「最後，政府應該公佈喬巴山時期對公民和喇嘛的罪行。」改革者堅持，所有這些要體現在一部新憲法中。

經過商議和猶豫之後，政治局正面回應了改革者的要求：理論上，政府支援改革的要求。看起來，當時的蘇聯不會支援鎮壓行動，蒙古政府也擔心，鎮壓會使得政局不穩，這樣中國就有可乘之機——他們無法忘記清朝曾統治過蒙古兩百多年。

但是妥協並不能讓改革者滿意。官員們說，他們同意改革，支援多黨制、自由選舉、公民權，他們將在五年內引進這些改革。

年輕的改革者不想等待五年，更何況這可能是緩兵之計。他們繼續在蘇赫巴託廣場聚會，吸引公眾加入。廣場上人越來越多，和維持秩序計程車兵之間越來越緊張。衝突一度發生，這時，趙日格坐在朋友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呼籲人們平靜下來。衝突停止了。這一幕成了蒙古平靜民主革命的象徵。

四

1990年1月21日，氣溫零下30度，民主聯盟組織了數千人的遊行，最後在蘇赫巴託廣場集會。僅僅一個多月，改革者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12月10日的大約兩百人，到幾千人。遊行中不只有烏蘭巴托的知識分子，也有來自小鎮、鄉村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表。抗議者也更有自信，政府不會驅散或是攻擊他們。對於改變的要求也更尖銳了。

抗議甚至有明星加入，這一次不是搖滾樂隊，而是男歌星索羅巴拉姆（dogmidynsosorbaram）在蘇赫巴託雕像前，帶領人們合唱關於成吉思汗的民歌。這本身就是對於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蘇聯的挑戰，過去，成吉思汗被描繪為一個殘忍的侵略者，蒙古人民應以他為恥，現在他帶著蒙古的歷史回來了。這一天，也是列寧的忌日。

整個1月和2月，年輕的改革者們都在週末集會。政府對於如何面對時局一直無法達成共識，他們指責改革者是酒鬼、腐敗自利，這些言論沒有帶來絲毫傷害，儘管其中一些指控後來變成了事實。2月，改革者甚至組建了兩個政黨，這在事實上已經違反了蒙古《憲法》第82條關於一黨專政的條款。1921年之後蒙古的第一本地下雜誌《新鏡》，被送到了政府機構。

人們注意了烏蘭巴托到處可見的領袖形象。在烏蘭巴托機場，列寧的照片在迎接旅客。烏蘭巴托賓館的花園裡，列寧雕像注視著人們。最令他們憤怒的，是國家圖書館前面，居然有一座斯大林像。這一象徵含義讓抗議者無法接受。2月22日，他們到圖書館前面打碎了斯大林像。

然而政府還沒有答應任何改變。3月4日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似乎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只在廣場上示威、公開或私下會見政府成員，已經不夠了。抗議需要新的策略。他們想到了絕食。這對於普通蒙古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方式。提議者想到的是甘地、白宮前反對越戰的科學家，以及不久前鄰國發生的事件。

3月7日下午兩點，氣溫零下15度，十個人穿著被禁止的傳統蒙古長袍，在蘇赫巴託廣場開始了絕食。絕食者來自蒙古民主聯盟，他們要求民主體制改革，開放和外國的貿易，尊重蒙古歷史傳統。他們加上了更具體而致命的一條：政治局是被任命而不是選舉的，應該被廢除，同時，大呼拉爾成員的選舉沒有競爭對手，應該實行多黨制。

絕食抗議吸引了一些困惑的群眾，幾小時內，很多人到了廣場。有人不能理解這一行為：為什麼有東西不吃呢？大多數人很快明白了絕食抗議的重要性。他們徘徊在廣場周圍，表達對絕食者的同情。夜幕降臨後，聚集的群眾越來越多。

蘇赫巴託廣場是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抗議地。民主聯盟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花了大量時間宣傳絕食和全國性抗爭的重要性。當天下午，幾百名額爾登特的工人們罷工，以支援蘇赫巴託廣場的罷工。其他幾個城市也跟隨額爾登特，組織罷工。在首都，蒙古學生聯合會號召學生罷課，支援絕食者。甘丹寺——蒙古當時唯一存在的喇嘛廟——派了幾個喇嘛到廣場上以示支援。

在國家宮的會議室，政治局整天都在開會。便衣在廣場上窺探，把資訊彙報給他們。政治局的委員們看得到也聽得到廣場上的動靜。是否立即改革，如何對待越來越失控的局面，他們有不同的意見。強硬派希望武裝介入，另一些人擔心國家陷入混亂，希望和平解決。他們派了兩個代表勸說絕食者為了健康考慮，停止抗議。絕食者禮貌地拒絕了，他們堅持要求政府立即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