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鵬不喜歡跟人打交道，在北京辦公室的週會上也很少發言，他不喜歡批評，也不喜歡錶揚，但是那篇文章出來之後，他發現，每個人都在誇他。《舉重冠軍之死》當選當年《南方週末》內部最佳報道。

三

在中國的媒體中，重視寫作的不只是《南方週末》。同樣才子才女層出的《經濟觀察報》，曾經被傳一個笑話：《經觀》的人不會採訪，只好用寫作來彌補。

《經濟觀察報》的記者，的確不像《南方週末》《財經》等媒體一樣，以周嚴的調查、硬碰硬的採訪見長，他們的特點是視野開闊，鼓勵作者個人的聲音。個性、才氣，這些在「新聞寫作」中要被割去的特質，在這裡，卻往往被寬容，欣賞。也是這樣，《經觀》的鼎盛期有一種別家媒體所沒有的勃勃生機。

2001年，25歲的許知遠成為《經濟觀察報》主筆。在《經濟觀察報》的頭版，常常可以看見他裝滿各種名字、野心勃勃的評論，儘管常常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是文章中的激情、對知識的勤奮，卻感染了許多讀者。從《經觀》出發，許知遠成為這一代重要的書寫者。

覃裡雯在大學讀書時認識了許知遠，這個高、瘦、鬈髮、臉頰凹凸不平的理工科男孩，和文學社的男青年不同，他聰明，開放，純真，從不避諱對聲名、五星級酒店、漂亮女孩的熱愛，但他也真正熱愛知識、寫作、朋友和聰明的女性。在大學的交遊，他們結下了必定會持續終生的友誼。

大學畢業後，覃裡雯個人生活的軌跡相當有性別特色。她結婚，生子，隨丈夫去新加坡，去紐約。海外的朋友圈子，談論的多是綠卡，房子，沒有她渴望的精神交流。她寫詩，寫日記，滿足自己傾訴的慾望，「日記是無意識的，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寫，非常本能。跟原始人差不多。」不是蓄意的創造，寫作這時，像是一種自我療傷。但那一時期的日記和詩歌，是今天沒有的細膩、敏感、綿延。

許知遠把遠在美國的覃裡雯叫到了《經濟觀察報》，從未受過新聞訓練的她，選擇國際政治作為報道的領域。當時，這個小團體，聚集了許多難以歸類的人，有的致力於錘鍊語言之魂，有的想要成為中國的加繆，有的興趣在於當代藝術與時尚……大體而言，他們都是媒體人，但是他們比照的物件，通常都是小說家、思想家。

2005年，這個團隊的靈魂人物於威和許知遠辭職，加入現代傳播，創辦新雜誌《生活》。創刊號的專題是《工廠》，這是當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熱門話題。為了說服投資者、時尚集團的老闆同意這個專題，許知遠說出了「反時尚是最好的時尚」。所有記者撒向各地，溫州，東北……前去採訪。

作為新加入的記者，我在那時聽到了「非虛構寫作」「新新聞寫作」這些詞。新新聞寫作，作為美國1960年代對於傳統「客觀」報道的反叛，提倡新聞借鑑文學手法，其實早就「舊」了。在中國，卻不僅新鮮，而且尷尬。一方面，虛假的官方宣傳、以訛傳訛的新聞比比皆是，「真實、客觀」的新聞倫理尚未完全建立，強調「主觀」容易引人誤解；另一方面，媒體大步邁向影像化，文字的地位逐步邊緣化，和圖片稿費相比，文字稿費幾乎不值一提，除了極少數媒體，大部分媒體都已不追求寫作，更何況「新新聞寫作」，那是什麼？

《生活》雜誌的寫作，延續《經濟觀察報》時代，但是由於缺少讀者和同行的反饋，話題越來越缺少活力，文體也未見完善。它最大的好處在於，提供記者大量旅行的機會，以及再一次地，鼓勵個人去尋找自己的聲音。

我也是那其中一員。由於鬼使神差的安排，從小熱愛文學，受到極差的文化教養，大學時學寫詩，但很快放棄，覺得自己沒天分，也沒辦法靠此吃飯。和前輩們不同，我們這一代文學青年已經不閱讀，也不信任文學期刊，看不上作協、文聯，也不可能被他們看上。和更年輕的人們相比，我們也還沒有學習到文化商品的厲害之處。關於文學，我們失去了路徑。

而恰恰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媒體市場化浪潮興起，需要大量的人手。這是極少的可以借寫字謀生的道路之一，在初期甚至所獲不少。因此文學青年多半進了媒體。直到日久年長，新聞寫作日漸模式化，而內心抒發的渴望升騰不息，於是你會聽到每一個人都在說：我要寫小說。包括覃裡雯。

只是此時已騎虎難下。文學創作仍然難以養活自己，更難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後投身媒體的人們，或多或少已經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不低的資歷，生活紛擾浮躁，但若全然離開進入孤寂，卻也需要不小的勇氣。

覃裡雯在工作之餘，開始了自己的小說。她發現，像童年時一樣，文學變成了偷情。

四

寫新聞不難。李海鵬說。

2009年夏天，在一場名為「新新聞寫作在中國」的沙龍上，我第一次見到李海鵬。他清瘦蒼白，有些駝背，長髮分在兩邊，眼睛甚少直接看人，還穿著一件恰如其分的白t恤，上寫「精神恍惚」四個字。

當時李海鵬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寫作的標杆。一年前，他寫出了《災後地震殘酷一面》，批評溶於冷靜的描述之中，有立場卻無懈可擊，被公認為那年最好的一篇地震報道。但事實上，當時的他正處在對新聞的厭倦中。2006年之後，他的寫稿量大減。外界傳說，《南方週末》把他及另外幾名記者養了起來，只要他們每年寫一兩篇稿子鎮報就可以了。李海鵬稍微糾正了一下，「沒有那麼少，每年也寫個七八篇。」即使這個量，對於週報記者來說，也的確不多。他提不起精神來。他不願意寫稿，又覺得愧疚。

「我始終不喜歡新聞這行。」他說。無尾狗的天性發作了。他不喜歡每天給人打電話約採訪，總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覺得很累。他講了一個例子，有一次他到慶豐包子鋪買包子，排隊時突然發現自己在反覆地念：豬肉白菜，三兩，豬肉白菜，三兩。「連跟包子鋪的服務員說話都這麼緊張，可想而知聯絡採訪對我來說有多大的心理障礙了。」

除了與個性相悖，新聞寫作畢竟有其侷限。首先，在報道中，寫作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新聞寫作無論如何變化，總會有種種規則。比如說，新聞寫作要求所有細節都是真實的，都必須要有出處，不能虛構。「戴著一千個手銬，時間長了，就不會自由活動了。」對於文學來說至關重要的自由想象，全部受到內心的審查。

覃裡雯也感覺到類似的問題。她最早開始寫稿，是一家網站以一字一元的價格約稿。扣去稅，就是千字八百。「我從此就被毀了。」寫作受到了傷害，被規範化，思維限定在兩千字以內。當她開始寫小說，突然發現自己點開word的工具欄，開始數字數，「我不是在寫小說嗎？為什麼在數字數？」她開始懷念當年在海外孤獨的、無窮無盡無拘無束的表達。

2008年底，李海鵬離開《南方週末》，加入了籌備創刊、宣稱要追求寫作的gq中文版。但時尚雜誌豈是久留之地，商業壓力、外企的公司制度，都讓李海鵬繼續「精神恍惚」，處在「淺睡眠」狀態。

「這個世界上沒有我想要的東西，上個班，給我一百萬一年，也沒意思。我就退回來幹我一直想幹的那件事。」李海鵬說。

一直想幹的那件事，就是回到文學。在做記者的那些年份，「文學像另一個星體，距離生活太遙遠了，但是引力還在。」李海鵬覺得，不寫，時間沒法往下過了。

2010年初，李海鵬離開gq，待在位於石景山的家裡開始創作小說。每天早起到下午四點，是他的寫作時間，不接任何電話。這部小說有自傳色彩，寫的是從1976到2008年個人與世界的緊張關係。

此時再見李海鵬，全沒有了「精神恍惚」時期的樣子，他溫和、友善、耐心，如長出一條不卑不亢的尾巴。

這一年他寫出了30萬字，小說已進入修改階段。聽了這話，覃裡雯說：「我受到了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