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些學生，何偉在《江城》裡寫道，他必須很小心不去觸碰關於中國政治的話題。他很清楚學生們一路以來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師生之間的對話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有一次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中，何偉以溫和的語氣說，他認為，每個地方都有種族主義和恐外症的問題，甚至包括中國。班上最優秀、最愛國的學生溫蒂立刻反駁：「中國沒有種族偏見或種族歧視。」何偉舉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亞當到涪陵市區時，常常有人對他們大吼大叫。溫蒂說：「他們是友善的。」何偉不同意，他覺得這是糟糕的事，但他試圖轉圜：「這些問題是可以改善的。」

當時，學生們低下頭，全班陷入一種不自在的沉默。何偉發現自己正注視著四十五圈黑髮。他明白，身為外國教師，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評中國。他討厭這種情況——大家低下頭，這種時候讓他覺得，他不是在教四十五個可以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在教一個團體。在這些時候，這個團體的想法一致，即使他們沉默而被動。

只有文學可以穿越他和學生之間的隔閡，在課堂上，何偉帶他們讀莎士比亞的詩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學永恆的力量在那些時刻軟化了學生們僵硬的標準反應，在共同的閱讀中，何偉覺得，他們都是避難者。學生們逃離政治課，而他逃脫了解構主義。「我們都很快樂，我們讀著詩，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個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詩。」

在教室裡，學生在問最後一個問題：「涪陵這兩年，對你的改變是什麼？」何偉回答說：「我變得更輕鬆了，一開始我很容易生氣，後來我變得比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偉曾經寫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對他來說，這個教育比牛津大學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兩年時間，他所承受的，絕對不只是學到了「幽默感」。事實上，他並非有意識地選擇了一個最難的角度進入中國。不是外國人較多、自稱「國際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擴張的東南沿海，而是一個封閉的內陸小城。在這裡，外國人像外星人，人們對不同文化一無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處，多年來的管理控制，在對外國人的恐懼、懷疑中，幾乎顯得無厘頭。

人們在鬧市區圍住何偉和亞當，有人推搡、挑釁他們，讓何偉覺得自己像一個猴子。體育競賽中並不講究公平，這同樣令何偉無法忍受。更嚴重的問題來自政治，學校不許老師和他們接近，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自己的信件被審查，刪改。

到達涪陵之前，何偉和亞當被要求做艾滋病檢查。一年之後，涪陵師範學院外事辦又要他體檢。他們覺得外國人就是這樣，太亂了。「這是歧視，是我最生氣的事，」何偉直到今天還非常憤怒，「書裡面沒有寫，我應該寫的。」

不可預知性吸引他來到中國，但是不可預知性也令他抓狂。很多時候，你彷彿在《江城》裡看見一個個性過於敏感的美國年輕人，在混亂吵鬧的中國小城，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和內在的完整，在做著絕望的努力。

但是一旦這些混亂的時期過去，不可預知性仍然顯示出了迷人之處。他學會了一個外國人如何在中國生活：只要靜靜地等在那裡，就會有好事發生。人們會主動來談話，他們通常都非常友善和慷慨。而從另一個方面，儘管一開始覺得中國很複雜，但是熟悉了之後，他發現人們對事情的反應是很類似的。他常常自稱「洋鬼子」以自嘲，中國人每當聽到就會哈哈大笑。他甚至學會了用中國式的方式應對難題。當涪陵師範學院外事辦要他檢查艾滋病，他堅持不願意，兩方僵持，都很難下臺。這時他說，他要打電話給和平工作團總部——向領導請示。他沒有打，只是回到房間看了十分鐘的書，然後出來告訴外事辦的工作人員，領導說他不用體檢。工作人員接受了這個答案。

除此之外，涪陵的生活帶給他的另一件禮物是，從那以後，他就不怕吃苦了。

四

何偉的表情總是很嚴肅。在涪陵師範學院教書的時候，學生們更喜歡亞當，亞當更主動活潑，也花更多的時間和學生們在一起。而何偉則很內向安靜。

他不是一個反應敏捷的人，當演講時臺下發出意外的笑聲——他的話引發歧義，他眼睛裡慢慢走過一點疑惑，但並沒有停下來，語速、表情都沒有變，笑聲就這樣過去了。

這一部分是因為中文。離開了中國四年，何偉說自己的中文退步了。想象一下，一個以語言的魔術為生的人，在運用另一種自己並不熟悉的語言時，那種不自信和緊張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江城》中，何偉說，他覺得自己是兩個人：何偉和彼得·海斯勒。何偉很笨，說話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偉背後，彼得·海斯勒在專注地觀察一切，並且做筆記。這兩個人實際地存在於他的體內，卻不一定是一個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個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個使用言辭的人，和另一個使用文字的人，他拙於前者，長於後者。在沒有迅捷反應的同時，另一個他卻在異常敏銳地觀察，然後從t恤領口拿下鋼筆，記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有一天，這個被忽視和遺忘的細節會出現在文章裡，附加一個奇妙的比喻。

彼得·海斯勒生長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他說，那是一個比較窮的地方，「周圍都是農村，養豬、種玉米的比較多。」但這個農村有一所密蘇里大學，何偉的父親就是這所大學的教授。父親研究唐人街，研究中醫，他曾做過一個專案，每隔兩三年採訪一些老人，看他們為什麼如此長壽。有時候，他會帶彼得一起去。彼得覺得這很有趣，現在回憶起來，他覺得父親的研究方式——長期跟蹤某一些人——對他後來的寫作很有影響。

父親很開明，他鼓勵家裡的女孩子都去參加體育運動，而不要做啦啦隊員。家裡並不富裕，但是日子過得舒服，沒有壓力。他也不過問彼得的成績，任其發展自己的天分。中學畢業時，彼得在老師的鼓勵下，決定自己要當一名作家。

他考上了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他是那個高中第一個考進這所大學的人。但是大學生活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來自小地方、平凡家庭的彼得，個性溫和自尊，不喜歡競爭，但是在常青藤學校，他面臨了一些殘酷的競爭。彼得必須打工，來支付自己的生活費。他找到了一份餐廳的工作，卻發現服務的是自己的同學——他們來自富裕的家庭。他辭職了，換了一份在學校辦公室的工作。

另一點讓他自卑的是，儘管他是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希克曼中學最好的學生，但是和很多同學比較起來，他的教育仍然不夠完備。他不知道jamesjoyce（詹姆斯·喬伊斯）是誰，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他以為這是個女人。

他沒有跟富貴同學們混在一起，他參加了田徑隊，在這裡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們很聰明，但又不是太拘泥於學習。彼得喜歡長跑。長跑需要的是耐力，他選擇這項運動，象徵了，同時也更加強了他這種個性。

彼得考普林斯頓大學，是為了讀這裡的寫作專業，但是連考了三個學期，他都沒有通過錄取。一般的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讀這個課程，但是他到二年級第二個學期才考上。我問他，得知考上的時候，心情如何？何偉用簡單的中文說：「很高興，但也很平靜，因為他們這一次不讓我進去，下一次我也可以。這是長期的一個希望。所以，不怕今天有什麼事情。而且這只是一個課，要當作家的話，還要好長時間的。」

後來，總結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時候，何偉總是說，自己的方式是長期的，長期跟蹤幾個人。的確，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涪陵；之後，他每年都和學生們通訊，其中兩名學生畢業後一個到了深圳，一個到了溫州，成為他關注的線索；而在《甲骨文》中，對詩人、學者陳夢家的長期關注，成為另一條主要線索。現在，他想著，等到離開涪陵二十年時，他要再寫一本關於涪陵的書。

這種矚目長遠、沉穩的堅持貫穿了何偉整個寫作生涯。從普林斯頓畢業後，何偉又去牛津大學讀英國文學。畢業之後，他可以在《紐約時報》這樣的大報找一份工作，拿一份不薄的薪水，按照職業的階梯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他選擇了到涪陵，一個月拿一千塊人民幣的工資。兩年結束後，回到美國能找到工作嗎？這是一個冒險的舉動。但他預感到，涪陵的經歷，將有助於他成為一個作家。

他做到了，憑藉天賦、技巧、對於生活毫不浪費的體悟，《江城》出版了。

幾年之後，他的第二本書《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復雜精巧的結構問世。在這本書裡，何偉試圖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原來和中國文化初次碰撞時的搖搖晃晃沒有了，這本書像一個盛年時期的人，充滿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們更愛青春期的生澀，很多人喜歡《江城》裡那個美國年輕人，在中國小城裡遭遇到的惶惑、憤怒和無助。這些情緒是如此誠實、真切，對這個國家充滿好奇的人們會覺得非常有趣，而生長在這個國家已經熟視無睹的人們，卻會感覺到一些疼痛，然後，看待身邊世界的方式變了。

《尋路中國》和前兩本書比起來，一樣細膩優美，但是已經失去了前二者那種強烈的好奇心和情緒的衝撞。何偉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中國的視角，該變換了。他選擇了下一個目的地——埃及，另一個在緩慢改變中的文明古國。

小時候，何偉想寫小說，大學以後發現非虛構寫作也不錯。「以後也有可能寫小說，不一定。」他講起一個大學同學，這個同學是田徑隊的隊員，非常聰明，讀書很厲害。可是有一天，fbi的人來找他，原來他不是21歲，是31歲，他曾經坐過牢，後來改了身份，改了名字，他想上一個好的大學。何偉一直記得這個故事，他想，有一天，他要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五

去涪陵之前，何偉在北京一家書店做了一場演講。和涪陵不一樣，這裡的人們讀過他的書和文章。而其中，大概有一半是來自媒體的記者、編輯。他們在現場互相招呼著熟人朋友。

1990年代以來，一直在政府強力控制下的中國媒體裂開了縫隙。在新的空間裡，記者、編輯們為了擺脫「新華體」做了很多努力。美國新聞寫作被奉為範本。一方面，那象徵著某些新聞要素，準確、嚴謹、獨立。另一方面，1960年代以來反對所謂客觀中立、文學與新聞結合的「新新聞寫作」逐漸被標舉了出來。網路的出現使傳播、翻譯越來越容易，越來越多中國記者開始閱讀西方新聞作品。

關於中國的寫作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在這中間，何偉被認為是最好的。即使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也擁有更高的寫作才能。

可是對何偉來說，這些都很陌生。1998年，寫完《江城》之後，他想找一份美國媒體駐中國的工作，但找不到。他只好自己來到北京，每半年去一次香港，辦一個商務簽證，平常給外國記者做助理、剪報紙新聞，同時尋找機會給西方報紙寫關於中國的訊息。

在幾次給報紙撰稿之後，何偉決定，再也不要給報紙寫新聞了。「在日常新聞報道上，我一向不是很在行。我的工作速度緩慢、會拖截稿時間、我沒有培養人脈……我引用好的記者不會引用的人的話：計程車司機、女服務生、朋友。我花很多時間在餐廳飯館。我回避記者會。我恨講電話——一件讓新聞記者得精神官能症的事。我尤其恨深夜打電話給美國學者，即使這樣我就可以引用他們有關中國新聞的談話。我早已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正常的人都睡了。」

有點任性的表達之後，他說：「我比較喜歡寫有戲劇性、長篇幅的故事。」同時，他不喜歡以第三人稱的語氣寫作，不喜歡那種不帶感覺、事不關己、只帶權威的語氣。

他找到了自己的職業選擇，給雜誌寫稿，同時寫書。他確立了自己的寫作風格，而最重要的是，必須是有「風格」的。

何偉的寫作方式影響了一些中國記者，甚至他的生活——美國的出版市場足夠養活他，一年只要寫兩三篇稿子，就足夠在北京生活了——也成為許多記者抱怨的依據。

何偉不知道這一切。他已經習慣了寫作物件和讀者的分離。在中國很少人認識他，他採訪的人幾乎沒有人會看到他的文章，看他文章的人幾乎不會來到中國，他想，自己在賺「差距」的錢。在介紹自己時，他說，我寫「報告文學」。他不知道這個從涪陵學來的詞已經很少被中國同行使用了，現在用的是「非虛構寫作」，儘管小說並沒有被稱為「虛構寫作」。

可是這一次，這麼多人排隊等他簽名，《尋路中國》中文版的銷量據說不錯。對他來說，又一個不可預知性來臨了，也許他還想到了前兩本書中對中國的批評，以及中國人脆弱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很少見的，問了記者一個問題：「中國讀者為什麼喜歡看我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