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鶥英是自我犧牲的男性版本。他對徐曉講過一件事：他們廠裡的一個工人，有三個孩子，夫婦兩人每月只掙五十多塊錢，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鹹菜，夏天買撮堆兒的黃瓜，他平時經常接濟他們。一次過年，周鶥英給了那個人二十塊錢。過年之後，他看到那個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裡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對他說：「錢是給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買二十塊錢肉，一頓都吃了我也沒意見，需要我還可以想辦法，可不是給你買衣服的。」沒過幾天，那人死活把錢還了周鶥英。

這事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是周鶥英講起來仍然非常激動。他說：「你不知道當時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幾個耳光。他也是個人，別人能穿新衣服為什麼他就不能？他也是個男人，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為什麼沒權利決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為錢是我的，就因為我還拿得出二十塊錢，我就有資格教訓他，傷他的自尊，我成什麼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個孩子多慘……」

這段嚴苛的自我譴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一樣，驚心動魄。

更能說明周鶥英為人的是他的一次戀愛。對方離了婚，在外地的一個工廠工作，北京只有一個年邁的母親幫她撫養女兒。在她沒有調回北京之前，他幾年如一日地每週去給老人提水、搬煤，以後又為她的調動四處奔走。周鶥英把這比作背十字架。可是他的母親不同意他娶一個結過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不願傷害母親，他揹負另一個十字架，和對方最終分手至死未見。

忍耐、犧牲，甚至自我傷害，混合了共產主義教育和中國式道德，當徐曉成為周鶥英的妻子，就同樣成為苛責的物件。他仍然是一個好朋友，好兄長，但卻不算一個好丈夫。他對物質的蔑視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但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中卻成了障礙。他們因為許多瑣事——丟了一塊發黑的麵糰，要不要住進樓房——吵得不可開交。

周鶥英生病後，徐曉買了三箱口服營養液，極度節儉的周鶥英無意中得知花了不少錢，嫌徐曉大手大腳死活不吃。女人為家庭而犧牲自己，男人為了世界犧牲自己和妻子。性別關係奇妙地插入看似清晰的信念，讓徐曉在個人幸福和丈夫的信念之間掙扎。

整個八十年代，徐曉把自己奉獻給了婚姻。像最初參與《今天》時一樣，她沒有意識到自己身處重要的時代，也無暇參與其中。1994年，周鶥英去世。次年，徐曉寫下《永遠的五月》，開始對自己心靈史的探尋。

徐曉投身工作，幫助不能發聲的人們。「理想主義」中的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留在了永遠的1970年代，而自我犧牲溶入了她的血液。可是正如她所說的，充滿神秘和眼淚的理想主義已經逝去了，這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而壓力並未解除，理想主義變成每天對自己的拷問，問自己為信念、正義、朋友做了什麼。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行動中，她獲得暫時的和解，但拷問永在。

三

和徐曉不同，1978年冬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張貼《今天》創刊號的北島，對於自己所處的歷史時期，對於自己將要做的事情，有相當程度的自覺。

幾年前，在「文革」後期，北島和詩人芒克、畫家彭剛一起討論屠格涅夫的《羅亭》。北島說，如果有一天中國有這樣的可能，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為之戰鬥。1978年籌辦《今天》時，北島跑去找彭剛，說你當時怎麼答應的？不是說要一起戰鬥嗎？現在已經到時候了。彭剛那時正準備出國，他說那不行，我承諾過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承諾以後再也不承諾了。

但是北島和芒克早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決定真有一天有這樣的機會，一定不能錯過。於是1978年12月23日，《今天》創刊，成為中國當代詩歌復興的起點。1980年被停刊。

1978年，《今天》創刊之時，我出生在中國西北一個縣城。等我稍大一點，會發現家裡僅有的閱讀資料，是爺爺櫃子裡的《三國演義》《水滸傳》《施公案》。《今天》的人們生於一個壓抑的年代，然而他們的幸運之處是，他們身在北京，可以營造交換書籍的地下圈子，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聲音——雖然發出它，就惹來災禍。而整個1980年代，精神的貧瘠仍然以慣性的力量存在於中國大部分地區，存在於大部分孩子成長的路途中。

1998年，我在詩歌寂寞的年代，讀到那首著名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里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被判決了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21世紀初，北島在一次訪談中表示，這一類的詩「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有語言暴力的傾向」，他對這些早期的詩歌覺得「慚愧」。可是我仍然可以想見這首充滿懷疑、憤怒的詩，被許多青年背誦的樣子。那是壓抑已久的人類情感突然爆發的年代。

今天中國已經摺往另一個方向，八十年代作為精神探索的熱鬧年代，已經成為人們懷想的物件，而啟蒙和醞釀的七十年代早已被遺忘。

幾年前，我問一個「80後」的朋友：「你知道北島嗎？」她想了一想：「在哪兒啊？」我頓時大笑。這真是一個完美的笑話，集合了種種複雜的元素：有文字的雙關，詩歌在今天極度邊緣化的現狀，有年輕一代對過去這幾十年的無知，雖然罪責不在他們，但是這結果卻真的觸目驚心，而在最後，是北島本人命運的浮沉——一個曾經處在文化運動中心的人物，出色的詩人，今天卻已被人們的記憶流放。在海外流亡將近二十年後，「北島」漸漸將要成為地理概念。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在香港見到作為人類的北島，他頭顱像身形一樣瘦長，戴一副眼鏡，短髮之下，兩隻耳朵像天線一般伸出。笑起來可以想見年輕時是一個清秀、嚴肅的人。他極其寡言，卻又極誠懇、厚道，一旦開口，幾乎全盤托出。徐曉在文章中寫道，《今天》創刊之時就自知面臨危險，北島對參與編輯事務的兩個女孩子說：「如果有人找你們麻煩，你們什麼也別承認，都推到我和芒克頭上。」這樣的擔當和韌性，足以成為那一代的領袖人物。

談及這近二十年的流亡，北島已經十分平和，可是我想起在散文集《青燈》裡面，北島回憶起馮亦代老人詢問他在海外的情況，「我縱有千般委屈，又能說什麼呢？‘挺好。’我訥訥地說。」

我也時時記得在另一本散文集《失敗之書》裡，北島寫道：「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

三十年過去，藉著紀念改革開放的名義，《今天》又被人們從歷史中喚起。可是三十年，一個人的青春與壯年都已過去，一代人的青春和壯年都已過去，在層出不窮的變化之中，沒有人為過去留存記憶的空間，除了身在其間的人們。

採訪是一個奇妙的過程，我不斷地返回到起點。想象建築工人趙振開忙完了一天的苦力，在夜晚的通鋪上開啟自制的檯燈，開始閱讀借來的現代派文學著作。這些內部出版、僅供司局級幹部閱讀的「黃皮書」，包括《等待戈多》《審判及其它》《在路上》等，和之前看到的浪漫派文學不同，它們表達的荒誕感、分裂感，契合了他信仰失落後迷惘的心態。我想象年輕的犯人徐曉，在監獄裡開始一天的生活，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關押，但是當預審員讓她把所有看過的書都寫出來，她很得意地寫滿了整整一黑板，然後又寫滿一地，——她為自己閱讀的勤奮而驕傲。

1978年，這些不停追索的年輕人因一本雜誌而匯聚，他們想要創造不一樣的東西。這一年被命名為一個時代的起點。而每次提到這個年份，我就想到，我出生了。創造不停地被打斷，可是希望總在萌生，在某些深處，隱藏著看不見的承繼，這就是我們回頭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