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今天還活著，它會活在每個時代。

理想落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終於成為笑談。

——穆旦（引言）

一

1978年，徐曉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的會議上聽到了自己的平反通知。22歲的她已經經歷了兩年的牢獄生涯，三年前的一個深夜，被騙下樓戴上手銬送往監獄時，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此刻罪名被平反，她心情平靜得令自己驚訝。多年以後，還會有人讚譽她是反「四人幫」的英雄，——這是她無論如何也不願承認的。

在她看來，這只是懵懂的青春，和時代的玩笑。

一切起源於書本和信件。1970年初，「紅衛兵」度過了「文革」高亢的開端，「上山下鄉」使他們接觸到了社會底層的現實，世界似乎和他們想象的不一樣，他們感到了精神上的困惑和飢渴，他們想要了解更多。可是當時的精神高壓下，除了馬列著作和毛選，其他書籍都被禁絕。北京的年輕人在廢品收購站尋找那些因「抄家」而流出來的書本，並很快在一些小圈子裡流傳開來。

在傳閱書籍的地下文學圈子裡，有一個關鍵人物趙一凡。按照北島的回憶，此人身患殘疾，腦袋大，身子小，但他精力極其旺盛。趙一凡有一種「危險」的嗜好，或許是因為身體不便出行，他要把世界收藏在自己的房間。他收集傳單、報紙、大字報底稿、作品……他寫給別人的信，都要留一份底稿。他甚至有一個翻拍機，來翻拍他過手的書籍和作品。可是在恐怖年代，這些都會成為罪證。

趙一凡出身幹部家庭，所以家裡有一些書，他也花工夫尋找小說和詩歌，並以最快的速度傳閱給更多的人。徐曉從他那裡借到的第一本書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新人的故事》。這是一本不太會被後來者閱讀的著作，然而，徐曉說，小說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當年青年理想主義者效仿的物件，出身貴族，有遺產，有爵位，卻甘願充當貧民的代言人，甘冒殺頭流放的危險投身革命。很難說是出身貴族，還是獻身革命更吸引讀者，我猜是兼而有之，它連線了革命教育和個人主義，吸引了共產主義教育下的一代。

讀了《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之後，徐曉給趙一凡寫信說：「我們無緣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精神的苦刑’，這位殘酷的天才把他筆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殘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煉崇高，要使我們的精神在嚴格的意義上稱得上崇高，必須經受這種磨難，以達到自己改造的目的。」

徐曉和趙一凡，以及其他朋友有許多這樣的通訊。他們也想到，通訊是會被拆開審查的，但是，他們居然在信裡互相提醒，要小心，這封信有可能會被審查。

多年後徐曉回憶說：你說，我們這麼傻，怎麼可能做什麼事？我們怎麼可能是有意識的反革命集團？又怎麼可能有做英雄人物的意識？

然而，就是這樣的通訊，和某一個人的吹噓，互相通訊交流思想的年輕人成了「反革命集團」，徐曉是其中一員。這種情形只有荒謬可以形容。年輕的徐曉揹負了不能揹負的罪名，繼而轉化成不能揹負的使命。

她說：「我不是一個遇羅克式的自覺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碼的政治常識，我是個名不副實的政治犯。」

二

1978年冬天，被宣佈平反的徐曉仍然在迷惘中。在讀大學的她，一週一次去趙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業，從未落下。趙一凡是她當時的精神支撐。這天，她到朝陽門前柺棒衚衕去看望趙一凡。趙家衚衕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社門前，她看到幾個年輕人正在張貼油印宣傳品，那就是《今天》創刊號。其中一個瘦高個兒年輕人叫趙振開，筆名北島。

天色昏暗，徐曉看不清楚刊物的內容，但是自辦刊物這種形式就讓她興奮不已。從第二期之後，她加入了《今天》編輯部。

我問徐曉：「當時你在《今天》是什麼樣一個角色？」

「嗯……就是打雜的，我是他們的粉絲。我非常仰慕振開、芒克他們。」

由詩人北島、芒克，畫家黃銳發起的《今天》，慢慢形成了一個作者隊伍。同時由於是手工印刷，所以工作量很大，編輯部變成手工作坊，許多人義務幫忙幹活。北島回憶說，這些人裡面有護士、售貨員、大學生、工人、待業青年。徐曉就是其中一個，她不是《今天》耀眼群星中的一個，她只是「幹活」。

1990年代，從回憶自己的丈夫開始，徐曉寫作一系列散文，回憶《今天》，回憶1970年代，回憶自己的青春，這些散文結集為《半生為人》，被許多評論者稱為當年最好的散文集。

和許多人一樣，我被徐曉在文中的真誠打動了。正如當年謙卑地認為自己沒有文學天分一樣，她近乎苛責地拷問自己的內心，也真誠地暴露對丈夫的愛、怨言。她勇敢地面對了逝去的年代。

2008年春天的一個週末，我來到徐曉位於北京北郊的家裡。她正忙著烤蛋糕，把麵粉、黃油攪勻，小心地把蘋果切成均勻的小塊放在蛋糕上——這是為我，一個普通記者而做的。在採訪過程中，她一直豎起耳朵，生怕錯過了烤箱那「叮」的一聲。如果掌握不好時間，蛋糕可能就失敗了。

在朋友的眼裡，徐曉是一個好朋友，好主婦，做她的朋友，會很佔便宜。那天下午有幾個朋友前來拜訪，徐曉趕快下樓端上蛋糕，煮好咖啡，在她殷切的招待中，我的確感覺到了她跳躍的快樂。

我沒有想到她的個子這麼矮小，《半生為人》中有一張她1970年代的照片，長髮的她倚在楊樹上，青春逼人。

上一次見到徐曉，是在一個關於「七十年代」的沙龍里。她化了淡妝，頭髮燙過，染成黃色，像是稻草人。她的聲音嘶啞，又有力道。彷彿一個人說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在座的年輕人問徐曉，你們那個年代到底是什麼樣的？徐曉說了很久的理想主義。

我想起《半生為人》裡的一段話：「如今的年輕人到了中年將無從體驗這種失落的痛苦，因為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即使他們仍然可以閱讀我們讀過的書，仍然可以像我們當年那樣徹夜暢想，但是他們思維和感受的方式已經不同了。他們不瞭解，甚至也不願瞭解充滿著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已經逝去了。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於今後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從想象的存在。」

我想，「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今天還活著，它會活在每個時代，只是每個歷史時期的「理想主義」都會有具體的差別，那些「逝去的」「無從想象的存在」，到底是什麼？

徐曉說：「我們當年的理想主義，包括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獻身精神，不管在情感中還是社會生活中，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請她舉一個例子，以說明當時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會怎麼做。徐曉想了一想：「比如一個男人，他喜歡一個女孩，可是他發現另一個人也喜歡那個女孩，他就讓了。」

「這個人是他的朋友是嗎？」

「對，這個人是他的朋友。他覺得自己有點英雄主義氣概，自我犧牲。不可思議吧？」

「他這樣做是覺得自己有美德？」

「對。他不覺得情感問題是很私人的，這種讓不是成全別人，也是對別人的一種破壞。」

徐曉舉出感情的例子，多少讓我覺得有點驚訝，想想又覺得很準確。那一代受的教育是解放全人類，救他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可是這並不是一個凡人，即使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有機會去實踐的信念，而所謂「無私忘我」「自我犧牲」更可以在個人生活中得以作用。

影響過那一代年輕人的《怎麼辦》當中，一個人物羅樸霍夫假裝自殺成全了朋友和妻子的戀情，這使徐曉感動而欽佩。據說，這個故事詮釋的是「合理的利己主義」理論：使別人快樂和幸福是為了自己的快樂和幸福。

舉出感情的例子，也許和身為女性的特點是分不開的。1985年春節前夕，徐曉和周鶥英結婚了。周鶥英童年時生病，結果遇到醫療事故，長期患有腸部疾病。嚴重時發展到腸瘻，腸子粘在肚皮上，潰瘍後在肚皮上穿了一個洞，任何食物吃進去等不到被吸收就流出來。

周鶥英在徐曉之前的女朋友，就是因此沒有和他結婚。徐曉不然，這似乎根本不在她考慮的範圍之內，不僅如此，她還非常鄙視因病體而放棄愛情的想法。像羅樸霍夫一樣，為自己愛的人付出，她覺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