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路過餐廳，又折回來，在桌子那頭對我說：你看看月亮，看看天空，別看手機！又從胸腔發出「咳」的一聲，似乎恨鐵不成鋼。

雪莉也未免太喜歡做老師了，我想。有天中午休息時，我嫌房間裡太熱，躺在吊床上看書。雪莉從小河的方向走來，我跟她打招呼，她擠擠眼睛：我就提醒你一下，小河在召喚你。

但我也習慣於做個好學生——我摁滅手機，為自己仍留戀網際網路的破碎資訊而不好意思，情急之中說：我在跟家裡人說話！

哦？雪莉停止了責怪的語氣，坐在了桌邊。你家人在哪裡？

我爸媽在甘肅，我弟弟在北京。

你有弟弟？

對，我有一個弟弟。

可是，你們不是一胎化政策嗎？

是。不過我弟弟出生的時候，政策才剛剛開始。我暗暗想，終於有一個稍微瞭解中國的美國人了。儘管這裡的白人都很好，但是很少人對中國有興趣。有一次，艾斯特拉問小燕，上海是中國的嗎？是大城市嗎？

剛剛開始……會怎麼樣？你媽受懲罰了嗎？

有啊，我媽沒有產假，休息了一個禮拜就去上班了。

雪莉的表情很凝重，真慘，你媽媽會不會常常講起這件事？

這件事？

對啊。過去的故事，回憶……這件事對她一定傷害很大……

我吁了一口氣，放下了手機。當然了，她常常講過去的事情，常常回憶，不過不是這件。我用英文磕磕巴巴地講起母親的故事，她是地主家的女兒，土改中被抄家，變成孤兒，在福利院長大，饑荒時代差點餓死，最後成為社會主義的工人，中國剛剛開始發展金融的時候，又做了銀行的信貸員。用英文講述，挖空心思尋找詞彙，讓我免於像往常一樣，為母親的故事而痛苦，但我仍感受到，我為她頑強的生命力、聰明與勤奮而驕傲。雪莉聽得很專注，當我講到歷史事件，又找不到英文時，她總能立刻補充。看起來，她真的很想了解。

所以你看，她的往事這麼悲慘，沒有休產假都不算什麼。我總結說。

雪莉說，沒錯，這些故事真的是……她說話時，也總是抿著嘴唇，發音在很小的開合之間，此時聲音更是消沉。

我們都沉默了。

沒有了手機驚人的光亮和它開啟的眾多扇門，想必樹林間都是月光。

似乎是覺得這沉默太尷尬，又太傷感，我突然開口說：我想寫一本書，關於我媽家族的。說完，自己也微微吃驚。我還很少告訴別人這個想法，何況是跟一個陌生的美國老太太。

真的嗎？

對，就寫我媽和她的姐妹們。

你已經有書名了！雪莉仍然抿著嘴唇，笑意在眼睛裡閃爍。

六

吃飯時，我們會自動分到兩個餐桌。歐美人一桌，亞洲人一桌。

儘管在亞洲桌上，我們也說英文，以便和馬來西亞、泰國的朋友聊天。但是，能夠隨時切換到中文，總讓人覺得放鬆。有時，聽到另一桌的笑聲，我想，她們使用英語時如此自信、默契，好像這個世界就是她們的——即使這已經是世界上的邊緣角落。也許正是這種自信和默契，讓我聞之卻步，也讓泰國本地人不敢報名。

在一個國際場合，語言當然是最重要的區隔。為了抗議英語霸權，我從沒有取過英文名，也拒絕轉變名字的發音——我明知「玉潔」對外國人來說很難發音，但是，既然我們能讀出李奧納多·迪卡普里奧，既然我們曾經花了一年時間，練習把舌頭放在牙齒中間，像蛇吐信子噝噝作響，發出那兩個中文裡沒有的子音——辛西婭的名字中就有這個音，那麼，讓西方人念幾個中文名字，也不算過分。

工作坊裡，我照樣用中文音調，介紹自己的名字，並解釋了它的意思「像玉一樣純潔」，然後聽各種發音，心裡暗暗發笑。有人念，雨耶。有人念，雨雞。有人念，酉雞。更多人直接說，你。那個，你能不能幫忙抬一下柱子。你的鉛筆借我一下。

我常常意識不到別人在叫我，但是沒關係，這種小小的不便和誤解，在國際交流中是正常的。直到又一次，我正蹲在地上鑿木頭，聽到臺灣人sephen字正腔圓地大叫我的名字。一抬頭，一隊人站在一根柱子旁，等著我去幫忙抬木頭——幾天的逞能下來，我已經成了工作坊的壯勞力之一。我應聲正要過去，sephen皺著眉頭說，你要不要叫jade，這樣她們比較好記。我愣了一下，像戰火中匆忙接過發報機一樣，接過了我的英文名，jade。

一天晚上，往常的秩序被打破了。大部分白人都去參加朋友聚會，民宿裡只剩下雪莉和辛西婭。似乎不好再以位置不夠為由，分兩桌坐，同時，我們也明顯地感覺到了溝通的責任。亞洲人加入了白人的餐桌——第一次吃飯時，辛西婭曾摸著這張桌子說，這是一整塊木頭。

吃完飯之後，身體開始忙碌地運作，精神卻安逸了。輪值幫廚的人去收拾碗盤，有人泡了茶，有人盛了一盤木瓜，放在桌上。沒有人說話。

當白人成為少數，我突然覺得語言的壓力塌了半截。我開口問：辛西婭，你在密蘇里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正託著腦袋發呆的辛西婭樂了，她重複了一遍我的問題，說，我媽也經常這麼問我。

我意識到，我把密蘇里（missouri）念成了悲慘的（misery）。但，這也不失為一個巧妙的雙關。

沒事，辛西婭說，我在密蘇里，住在一個公社……

同樣來自上海、曾經在美國讀書的gloria驚叫：公社？美國也有公社？

當然了！辛西婭和雪莉報以同樣的驚訝。

gloria說，我從來沒把美國和公社聯想在一起過。

美國有很多公社啊，到處都是。辛西婭仍然很驚訝。我想，當小燕被問到「上海是個大城市嗎」，大概有同樣的心情。

教授雪莉此時又出場了：實際上，這是美國的傳統，從美國建國時，就有這種烏托邦的渴望，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美國精神。

我說，我以為公社是六十年代的產物。

雪莉說，這也是一個原因。

辛西婭說，沒錯，我在的公社就是七十年代開始的。

辛西婭中學時參加了一個去南美洲的實踐專案，回來之後，覺得上學沒意思，就輟學了。她喜歡木工，幸運的是，在美國，木匠賺得不少。三四年前，辛西婭在芝加哥的一家公司，教人做木工，用二手木材，做桌子、鍾等等——我和雪莉原本想象的東西。她在手機上找到那時的宣傳影片：辛西婭坐在鏡頭前，捲舌極重、語速極快，像嘴裡團著一個球。影片裡的她，看起來和現在很不一樣，也許是比較正常，比較中產。

辛西婭說，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有人發傳單，接過來一看，是招人去駕馬車。她想，神經病吧。但是她又好奇，跟去一看，是一個公社。

辛西婭辭了職，住進了公社。這個公社種菜，製作有機產品，生活自給自足。不僅如此，他們拒絕現代設施，包括電。沒有電，因此也沒有熱水。晚上沒有燈，點蠟燭。他們當然也沒有電腦、手機，全公社只有一個座機。

她每說一句，我們都驚歎一聲。

辛西婭說，但我給朋友們寫信，用手寫，他們好像都挺喜歡的，對不對？

我們點頭如搗蒜。

冬天，公社沒有暖氣，辛西婭就揹著包去城市。美國中部的城市，有很多建好又沒有使用的房子，於是被很多人佔領了。她就在那裡度過冬天，等春天到了，再回到公社。

我說，中國也有很多房子，建好了沒有人住。

真的？那有人去佔領嗎？辛西婭問。

……倒沒有。

讓辛西婭心動、決意加入公社的，是創辦人的理念。他主張巴西思想家弗雷勒的解放式教育：受壓迫者應該自我教育，互相學習，培養批判意識，而不是期待教育體制。但是住了兩年，辛西婭發現，公社內部並不平等，創辦者一人決定所有事務，一人詮釋解放式教育。去年10月，辛西婭「不幹了」，她「跳」到另一家名為「沙丘」的公社。這家……好一些。辛西婭說。他們人少，只有九個人。

我們都替她鬆了一口氣。人少比較好，很難想象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在人多的地方實現。

她又說，這家有電，也有熱水，挺好的。

像所有人一樣，從工地回來，辛西婭先洗了澡，換上了乾淨的t恤，此時細細捲曲的長髮仍是溼的，貼在臉頰兩側。小燕提醒我，她的眉毛是修過的。也許這是女木匠的特點之一？到了工地之後，所有人的第一件事，都是在臉上、脖子上塗防曬霜。儘管如此，現在的辛西婭和影片裡那個修過劉海、語速極快的女木匠不同，也和工地上那個高高舉起錘子、猛地擊下，又總是保持笑容、解釋工序達十五遍之多的木匠老師不同，講到這裡，辛西婭的笑容漸漸隱入迷惘，若有所思。

我已經很久沒有離開美國了。沉默了一小會兒，辛西婭又說，我總覺得，就算對這個地方失望，但還是不應該離開，應該留下來，改變它，我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對嗎？

來泰國之前，我就知道，將會見到各地的女性主義者——很多憤怒的、受到挫折的女人，我也約略知道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的公社傳統，但是親眼見到、聽到、體驗到，卻是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喜歡她們，我喜歡佩吉，高高的個子，穿著湖綠色工裝褲，大手拿起生菜，一邊吃一邊講自己的愛情故事，她的表情、語氣，就是句子、標點，以至於文字無法轉述；我也喜歡幽默的拉提莎和奧勒莉，這對法國姐妹，幹了最多的力氣活，而且，無論吃得多飽，總是不放過甜點；我喜歡ginger，英俊而靦腆，不動聲色，又讓整個工作坊有序進行；當然，還有好為人師，又充滿好奇的雪莉。儘管我有時會嘲笑她們，抱怨她們沒有自覺到白人的優越地位，但是，我仍然喜歡她們，喜歡她們在各個地方努力改變世界，喜歡這個工作坊的熱情和力量，也喜歡建設烏托邦時的自由和迷惘，就像此刻的辛西婭一樣。

我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女木匠。我說。

辛西婭又吃驚了，真的嗎？怎麼可能？為什麼沒有？

我為她的吃驚而吃驚了，不知道……這本來就是性別分工很明確的工作吧？

現在連男木匠都不多了。一直沉默的meichern冷不丁插嘴。

辛西婭說，jade，如果你們要蓋房子，就告訴我，我會去中國幫你們。

真的嗎？我又吃驚了。

當然是真的。辛西婭臉上不再有迷惘了，性別和社群，是我離開美國的唯一原因。

七

12根柱子立了起來，此後程式就很快了。

從長短、寬窄不一的舊木材裡，我和小燕負責挑出合適的頂梁、底梁和側梁。（我們暗地認為，這是對我們數學能力的肯定。）分別有人挑出龍骨、地板、牆。我們拔掉木材裡的釘子，鋸到合適的長度——這都是使用舊木材必須付出的勞動，然後，就像搭積木一樣，嵌在合適的位置，用釘子固定住。辛西婭四處檢視，確保一切是平的。

搭好底梁，鋪一層龍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要鋪地板了。人們分成三組，一組鋸木頭，另外兩組——說中文的一組、說英文的一組——鋪地板。沒有了語言的磕碰，我們很快形成有效分工，有人傳遞木頭，有人負責鋪，把厚度、寬度一樣的木板拼在一起。是合作，卻又是專注的。「這根怎麼樣？」「缺一根寬的！」「窄的都放這邊！」突然有人叫：「她們在偷我們的木頭！」

下午四點，地板鋪完了。辛西婭半蹲著，眯起眼睛看地板的平面。她站直了說，太令人驚訝了，都是平的！大家歡呼起來，紛紛拿出手機，進行工作坊的最後一個程式：拍照。

這座房子已經有了形狀，它長6.5米，寬6米，牆高2.5米。接下來，辛西婭和ginger、艾斯特拉，會一起搭起人字形的屋簷。木屋的南牆，有一根柱子，寫著「c」和「face」，而所有的樑上，都有彩色的數字，和中文「橫樑」「底梁」「側梁」。

房子的對面，在芒果林的盡頭，是高高的清道山。太陽已落到山頂，霞光衝遍了半邊天空。ginger說，之所以木屋選在這裡，就是希望能看到山。這就是我們開始的地方。

在報名表上，對「為什麼要參加木工工作坊」這一問題，我寫道，因為腦力勞動做多了，想做點體力勞動。這是一個真實的理由，卻也是一個敷衍的原因。更深層的，是我對生活的厭倦。

每天早上醒來，我拿起手機，刷朋友圈、刷微博，讀同事的工作留言。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對著電腦、手機，刷最新的資訊。從一個連結，到下一個連結，留下很多看了開頭的文章，和一事無成的沮喪心情。我加了很多人，「成為朋友」，世界四通八達，卻很少抵達某個真實的人。

我的頸椎變形，脂肪在腹部安居繁衍。於是我花錢辦了健身卡，又花錢請了一個教練，讓他陪著我，折磨我。在這種扭曲、分裂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互相消解了，正負相加，等於零。不知道有多少人過著這樣的生活，捲入同樣、也許更深的旋渦之中，買了大房子，給小孩報了私立學校，從此像遊樂園裡的飛車，做著高速的無用功，左右擺盪。必須賺錢，賺更多的錢，獲得更大的成功。年輕的人們一早認命：此生已矣，希望全在子孫。這是怎樣絕望而高效的生活啊。

所以我來了，我想從機器上鬆動，脫落。在這裡，我看到了從飛車上主動掉落的女人們，她們正在搭建自己的樂園。當我回去，該如何描述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雪莉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我旁邊，她說，jade，中國南方是不是有很多這樣的山？

的確，暮色中，清道山層層疊疊，有不同深淺的青色。我說，是啊，你去過中國嗎？

沒有，只是在圖片裡看到過。

我們靜靜地看著清道山，如果是中國南方，山會更加連綿、起伏，小河繞山而行，霧氣飄在山間。

真美啊。雪莉說。

是啊。我說，不過，我們還沒有在山前面蓋過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