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棗的爸爸是一個詩人，他常常用俄語給他念普希金。儘管語言不通，韻律不同，自由的形式不同，但張棗一樣感到了詩意。

早年的家庭教育，使得張棗和同齡人相比，接受了較好的文學營養。因1949年之後中國的文化革命、對外來文學的選擇性接受，即使對於1980年之後開始寫作的詩人，中國古典傳統和國外文學的交融往往也是成年之後的事。張棗卻幸運得多。評論者常常指出，張棗的詩歌「古風很甚」，古典與現代交融了無痕跡。這和他的童年教養是分不開的。

1978年，16歲的張棗考入湖南師範大學外語系少年班。1983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研究生。他選擇了英語，日後，他赴德國讀書，德文相當好，還可以用俄語讀原詩。他用西方詩歌的技巧，在漢文化中選擇題材，視野非常開闊，談起這個話題，張棗曾對傅維冒出一句湖南話：這下我用的武器就先進了撒，曉得不？

在重慶度過了幾年，詩歌、友情、青春，飛揚的歲月，張棗創作出了《鏡中》《何人斯》這些早期的代表作。1986年，他隨德國女友赴德國讀書。

關於在德國的生活，張棗給上海詩人陳東東的信裡寫道：「我在海外是極端不幸福的，試想想孤懸在這兒有哪點好？」他說起物質上的窘困，「幾乎不能動，不能旅行，甚至不能出門，因為我現在能用的錢，只相當於你們這裡的人民幣70多塊。」那是1991年。

更難以忍受的是精神的寂寞。「住在德國，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靜雪覆路，室內映著虛白的光，人會萌生‘紅泥小火爐，……能飲一杯無？’的懷想。但就是沒有對飲的那個人。……是的，在這個時代，連失眠都是枯燥的，因為沒有令人心跳的願景。……於是，趁著夜深人靜，再獨自閒飲。這時，內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個角落裡，只顧早點浸染上睡意，了卻這一天。」

和熱鬧鮮活、友朋相伴的中國相比，德國是要寂寞得太多。這裡不再有詩友間的互相激發，也沒有掌聲隨時在側，甚至婚姻生活也不順利。張棗煙抽得很兇，開始酗酒，每天晚上都要喝醉，才能入睡。

1996年張棗回國，他趕到北京傅維住的東城區炮局衚衕，一見面就說，哎呀弟弟，找個地方我先睡一覺。幾乎是話音一落，倒在床上，呼嚕就睡過去了，鼾聲之大，幾乎可以掀翻房頂。傅維看著床上那人，幾乎都認不出來了，發胖，謝頂，鼾聲如雷，哪裡還是以前那個美男子張棗，頓時感覺有點黯然神傷。

與此同時，詩歌之於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1980年代，文化處於中心位置，詩歌已逐漸被邊緣化，詩人不再成為明星，而中國的物質生活卻迅速豐裕起來。詩人鐘鳴形容說，革命和金錢教育了一代人，代價慘重，前者破壞了詩人和歷史最幽暗的部分，後者破壞了詩人和文學——乃至書寫——最純潔的關係。

傅維在張棗寫出傑作《早晨的風暴》之後，認為倚天已出，無以爭鋒，漸漸怠惰了詩藝。後來，他開始從商——這也是許多詩人最後的選擇。他寫信告訴張棗自己的變化，在回信中，張棗寫道：「我贊同你說的生活之重要，甚至生活先於藝術。……我個人亦想回國幹，國外這些年，固然給了我無價之寶，但生活與藝術的最終完善，只能在祖國才能進行。它有活潑的細節，它有不可選擇的無可奈何的歷史過程，應該去參與，不管用哪種方式。總之，生活，有趣的生活應該是生活本身唯一的追求。」

張棗開始常常回國。他幾乎是貪婪地品嚐著生之滋味，似乎要補足在德國時的寂寞空間。陳東東的岳母說，「張棗這個人真是滑稽，嘎滑稽，饞得不得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饞，這麼喜歡吃東西的人。」從德國每次飛抵上海，從機場並不直奔岳母家（他第二任妻子是上海人），而是讓計程車停在離那兒不遠的一家南貨店門前，拖著箱子跨進店堂，欣喜地撫摸著每一隻火腿，每一塊臘肉，每一捆香腸，這兒聞聞那兒嗅嗅，打聽每樣東西的價格，但是忍住不買。直到飛回德國前一天，才撲向南貨店大買一氣。每次幫他打行李的時候，陳東東都會很不耐煩，已經裝不下了，還要多塞些魚乾、臘肉、糟鴨、燻腸、老乾媽辣醬什麼的。「回德國這可要吃上半年呢……」張棗總會說。

傅維記得有一次，張棗把青椒皮蛋送進嘴前，無比溫柔地說：讓我好好記住了這細膩絲滑還有清香，我們再說話，可好？

張棗熱愛紅塵。而德國的生活卻不太如意。北島到柏林參加活動，去張棗教書的圖賓根看他。張棗丟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機，家裡亂糟糟的，兒子對著音響裝置踢足球。

張棗那時已經很少寫詩了。1998年，德國漢學家、作家顧彬和張棗約好，他為張棗翻譯、編輯出版一本德文詩集，而張棗為他翻譯出版一本漢語詩集。顧彬為此推掉了自己的工作，第二年，張棗的德文詩集《春秋來信》出版。而顧彬的詩集呢？張棗翻譯了還不到一半。顧彬不無抱怨地回憶說，他總有各種各樣的藉口，說我的詩很難翻譯，他的詩不是更難翻嗎？

張棗不停給顧彬打電話，一邊解釋，一邊邀請他到大連旅行。他說，一切費用都有人贊助，還暗示那裡會有女孩，可是對於顧彬這樣的加爾文教徒，這些物質色慾都不值一提，唯有工作、創造，才是最重要的。他因此與張棗分道揚鑣。

2004年，張棗開始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書。2006年徹底搬回中國。看起來，他選擇了滋味濃重的生活，但是更為嚴肅的北島卻不認同這個選擇。

北島經歷了漫長的流放生涯，曾在北歐孤獨的永夜難以入眠，但是他說，他感謝寂寞，讓他完成了生命的沉潛，沒有淹沒在國內的虛華之中。他覺得這是詩人、作家必過的關坎。在張棗回國前，北島曾經和張棗通過幾次很長的電話，他深知張棗性格的弱點，他認為，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他。他對張棗說，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張棗完全同意，他說，他實在忍受不了國外的寂寞。

張棗去世之後，詩人們評論他的詩歌成就，回憶他才華飛揚的青春——逝去的人很容易成為神話，卻很少提及他最後的日子。只有在隻言片語中，表達些許惋惜。張棗在縱情「生活」，也仍然熱愛詩歌，談論詩歌，但是寫作需要更大的意志、更嚴格的紀律，無法創造，讓他更覺壓力，也更加投入「生活」。鐘鳴說，他後期生活的紊亂，證明了他的絕望與放棄，同時，也證明了原來對他期望很高的人，也完全放棄了他。

2010年3月8日，48歲的張棗因肺癌去世，留下八十首詩。顧彬寫訃聞說，他是一個天才，但他沒有珍惜自己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