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以後，瞞著母親，我已去過幾次男友家。那是我最想結婚的一段時期，即使我是從破碎婚姻中走出的倖存者，但人在無知時總有這樣的自信，覺得也許自己的選擇會和父母們不一樣，自己的運氣也會更好一些。我父親對這一類事一向置身事外，他彷彿從不對教育我負有現實意義上的責任，也不想因為冒失引來我更深的責怪。我母親雖然身處柔情蜜意的私人生活中，仍然不忘記嚴肅地提醒我，萬一談戀愛，決不能先到男方家裡去。這是她和我繼父看了無數電視劇和電影之後得出的結論性經驗，甚至超越了對我身體的管控。我對他們兩人的事，發自內心深處地介懷著，故而不願聽從他們對我感情生活上的任何建議，於是我蒙著頭逆反著來，帶著破罐子破摔的勇氣。
我一貫厭惡上海一切關於婚姻生活的規制及倫理，但當時我的年紀尚不足以頑抗這類連皮帶骨的侵略。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和小茂的交往，並沒有讓任何大人知道。我們小心地維繫著對彼此的信任，就像小時候一樣，以為過完了今天就是明天，永遠不會有未來的焦慮。
「你不聽媽媽的，會被人看不起。」但我母親總是這樣說。
「你不要以為媽媽什麼都不知道。」我母親的箴言也常讓我害怕。
我和小茂是中學同學。
我們上學的那一年，恰好趕上上海取消小升初的入學考試。許多家長為了不讓孩子流落到分配的末流學校而費盡心機，這就使得我們的相遇多少有了一些父母之命的延伸意涵，是命定的想象。
我們就讀的私校，就在我家門口的馬路對面，對口的直線距離不超過一百米。可即使如此，我還是支付了兩萬元建校費。我母親做的主，義無反顧，因為我的毛筆字老師對她說：「學校很要緊，千萬不要心疼錢。」
我父親聽說這件事時卻很意外，也發自內心地心疼起錢來。他看著我說：「離婚的錢就這麼好花哦。」我覺得他不是針對我媽，而是在嫌棄我。
父母離異時，我們家一共才四萬元存款。他們一人一半，沒什麼爭議。我當時不知輕重，更理解不到母親對教養我不惜代價的手筆，這與我繼父說沒說什麼毫無關係。母親是愛我，盡一己所能彌補我，願我能成龍成鳳。她傾家蕩產地出過力了，也只能出這點力，令人心酸。
在此之前，我父親所在的船運公司最後一次增配分房，等了許多年。我們差一點要和外公外婆同住，實現另一個閤家團圓，房子都看好了，外公卻忽然猝逝，於是耽擱了兩年。我們差一點就要和外婆合住，就等那一套增配的小房子折現，結果外婆卻鬱疾而終，又是兩年。這兩年多麼重要啊，許多事都徹底發生了改變。父親用大量進口菸酒打通關係換來的，居然不是美滿生活的開始。就像方才經歷一場巨大的騙局似的，人財兩失。我從未見過父親那麼沮喪，那麼灰暗。適時，他得了一套延吉新村的小一室。就像是天賜良機，上帝給了我父母分手以最合理的置落。
我父親的想法與我不同，他從不覺得房子是壞事。而莫名其妙將自己命運的轉變，歸結為他不該去人民醫院打掉了左臉上的一顆肉痣。
在我們袁家，幾乎每個人臉上都有一顆痣，或大或小。混得好的那一些人，痣都長在類似毛主席臉上的位置。運勢差的如我父親，則都是淚痣。我臉上也有一顆小小的，身上的更多。且所有星星點點，都長在身體的左邊，右側則乾乾淨淨，像被橡皮擦滾過。父親打掉的那一刻，就位於左眼下方，是一顆小小的肉球。他後來說，那也許是他一生的福氣，就這樣被他親手摧毀了。
畢業以後，我曾用第一個月的工資，去整形醫院預備要把身體左邊的痣統統打完。當醫生像整理屍體一樣戴著手套將我翻來轉去，又在計算機上仔細計價，最後遞給我一個價格，問我：「可以嗎？」
「都可以啊。」我幽幽地答。
效顰父親，源自我有天忽然覺得，也許真的是那些隱藏於身的黑色癌細胞，冥冥中成了我命運的枷鎖。我要解放它們。
父親形容那時脫衣服總是將臉上的肉痣蹭破皮，才令他動了念去美容。雷射那天，噴了他滿臉血。他有點害怕，總覺得會有災禍，像和風細雨中捅了馬蜂窩。我當然知道不是這樣的，那會兒父親不在家時，我後來的繼父已經常來家裡借住。婚姻的質變早從一開始就埋下隱患，和他臉上的黑色素毫無關係。但我親眼見證著這殘酷的變遷，卻沒法對父親啟齒這些難堪的事。我沒法對他說，他的婚姻和對肉痣的迷信實在沒什麼關係。就算他沒有打掉他的福痣，他和我母親結果也不會太好。可直到我自己躺上手術檯的那一刻，我才知道雷射除痣不見得真的有血，而且一點也不疼。用強力清掃過的皮膚，還有再次長回肉痣的可能。沒有任何事是確數，沒有任何厭惡可以徹底摒除，像人生。
我沒有去過延吉新村，我母親也沒有去過。房子批下來的那天，我們家沒有任何人是開心的。後來父親索性將這不吉利的房子賣了，把錢給了我二姑，一來一去，反而倒欠了我二姑十萬塊錢。他住去了二姑不要的那一間嵐皋西路的小二房裡。二姑拿了錢，把一家戶口都挪去了大自鳴鐘。拆遷一等就是二十年，望穿秋水的背後，也目睹了這座城市向著更為極端、涼薄的世情嬗變。
延吉新村的房子，分離了我與父親。嵐皋路的房子，卻拉近了父親與我二姑的感情。有天父親忽然對我說，袁曉華來上海上了大學以後，週末都去二姑那兒休息。我爺叔常年在常州顧家業，還要忙著軋姘頭，女兒的事什麼都不管。我父親說，要是沒有我二姑的照料，就沒有袁曉華的今天。
我不吱聲，聽也不想聽。父親卻硬問我：「你說對嗎，你說對嗎？」
我說：「關我什麼事。我從中學到上大學，沒吃過她一口飯，沒喝過她一口水。我口袋裡只剩十塊錢要過到月底時，每天吃包子都熬了一個禮拜，也不見她讓我去哪兒休息。」我沒說出口的是，她還多管閒事幫你介紹老婆。我再寬宏大量，也不至於喜歡她。
父親聽完我的話愣住了，他想了想說：「我又沒說什麼咯，你這個小姑娘怎麼那麼促狹。人家也沒害過你啊。」
是啊，我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也很驚訝。而父親怎麼從沒這麼幫我說過話，這令我感到十分嫉妒。
那二十年中，時易世變。上海許多人家改善住房，然而這一趟順風車，我們家族的每一個人都沒有趕上。我母親、我父親；我繼父、我繼母，均因婚姻的質變而成為了這個城市裡刻舟求劍的人。這使得他們糾集在以我為中心的原點，顯得格外患難，格外同病相憐。他們為自己的婚姻問題，付出了不只是離散的代價，他們成為了這個時代掉隊的人。我也是。
二十歲以後，我幾乎每一週都會夢見我們原來的家，我的父親母親，我的中學，和小茂。我們像一群蹩腳的演員，在我的夢境中一遍又一遍彩排著可能發生的種種團圓。譬如，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分開，我成為了一個更快樂的人，我和小茂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個世界，就只有我、父母和小茂四個人。然而，每次夢到這裡，就總有合情合理的闖入者，譬如我的繼父、繼母，我的公婆……於是一切戛然而止，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足以將眼前的一切徹底改變。
我父親老了以後總是說，是我母親想不穿，害他一生一步錯、步步錯。要是早二十年她同意貸款買房，我們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也不必等增配分房等到離婚，更不必讓我厚著臉皮到繼父家去分一杯羹。我們三個人會有更好的家庭生活，也不會被時代那麼快地淘汰。我們會因為無法析產而倖免於破碎，誰的婚姻能真的無風無雨，單位裡那些出軌的、破產的、賭博的……都沒有離婚，我父親什麼也沒有做錯，卻什麼也沒有了。但我母親顯然不願意這樣做，她一會兒說是為了我存錢讀書，一會兒又說自己保守，接受不了貸款的新潮理念。但我知道，她不是不願意，她只是不願為我父親這樣做。
對母親而言，和我父親在一起的日子，不管是住十五平方米還是五十平方米還是一百平方米，沒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寒窯，都是地獄。離婚以後，她再沒唱過一次《大雷雨》，也不看什麼《安娜·卡列尼娜》。就連電視裡播放免費的孫徐春唱段，她也只是淡淡地停頓半秒，隨即就轉檯去我繼父愛看的《中國好聲音》了。我有一次聽她唱《雷雨》裡的「蘩漪求萍」，「你不要不真不假對待我，我希望還希望還像從前一般樣，誠誠懇懇熱情多。要曉得我有多天不見你，心裡已經足夠苦。」又聽見她學張杏生的聲音、啞啞的周萍：「父親他還是這樣的老脾氣，聽不進就當他風吹過……」有點好笑。事過情遷，唯有舊劇本還燭照當年的她與我父親，宛若性別的倒錯，卻一樣地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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