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一個廚師。同時也是一個色盲。這似乎註定著他事業中最重要的表現——「色、香、味」，他即便超水平發揮也只能體會到三分之二。他對人生的理解也是如此，天然的「缺只腳」「不足料」，毫無補救的餘地，始終無法及格。但我父親並不是個蠢蛋，他自有一套邏輯來應對生命中的淺灘暗礁，化各種不利的趨勢為可以承受，化尷尬為自然。在沒有外人時，他也常常失落，覺得自己一輩子活得特別不好，特別不順利。可這並不影響他只對自己好。
有段日子我非常愛他，非常想念他，親眼看到他時，總想碰碰他的胳膊，或是後背。有段日子我又希望能將他的血液從我的身體中徹底析出，嚮往這種割裂的科技，並願意為之傾家蕩產。幾十年來，這種矛盾的激烈纏鬥早已融化為我性情的一部分，在我的身體與心靈深處撕裂喧囂，似永無安寧之日。
我沒有繼承父親色盲的基因，因而也無法想象我在他眼睛裡那麼黑白凜冽、毫無血色是一個怎樣失真的形象。長大以後，我更是害怕想到自己在他的眼裡是什麼樣子。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我眼中那種五彩繽紛的變化，如顯微鏡透視歲月的黃沁，放大鏡下什麼機心都褪去了薄寥寥的偽裝，露出真實醜陋的面貌來。對一個健全的人來說，顏色是很重要的，顏色有時能夠化解劇烈的衝突，有時又是掩飾。五彩繽紛的傷害與黑白冷峻的傷害都是利刃剜心。我又不是色盲。我喜歡血淋淋的真東西，而不是加過濾鏡以後的《辛德勒的名單》。
他同時也是一個海員。
他大部分生命都在船上給海員們做飯。他說他曾經在上海飯店實習，是三級廚師和點心師，雙臂上放著十幾只菜盆滿場飛。如果時間允許他會發麵粉做包子、炸油條，會做溼漉漉的豆腐。但他一次也沒有為我做過，他不屑在我眼前表現他最好的一面，因我也不是他感興趣的那種女人。我們的父女關係，從某一刻起有了適度的牴觸，這種牴觸無疑是互相的。後來我常常懷疑他說的那些技藝都是夢裡的雜技，和做菜的水平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而給船員做飯，無非是施展大場面，速速地餵飽勞作的工人們，並不是螺螄殼裡做道場。那卻是他難得「豁胖」（上海話：自我標榜。）的資本，他說我爺爺只給他一個鍋子、一個煤球爐子就將他掃地出門，如今他有份體面工作有份中央直屬的社保光榮退休也算是光耀門庭。他看似對自己的命運十分知足，這種「知足」像隔在我與真實的他之間厚重的屏障。我討厭他兀自自滿的姿儀，他也沒有將自己暢快地引向「常樂」的坦途。他是計較的，並不真的快樂，和我一樣。但那個雙臂鋪滿盤子的少年父親的形象，卻一直留在我的想象中，像一個逝去的願景，沾染著舊時光裡朝氣蓬勃、勢如破竹的無產階級風情。
我很遺憾沒有能親自見證這一切。也很遺憾沒有能見證父親的少年。我想我母親見過，但她從未提起，她毫不在意。出於盲信，我覺得少年父親和我眼前的他可能不是同一個人。我眼前的那一位顯然比較討厭，充滿了腐壞的人的氣息。而照片裡的那一位，卻因為隔著歲月的包漿，多少折射出恬靜、美好的韻味來。我甚至想和愛過他的女人們談談，有沒有過這些女人我不知道，但她們中，顯然不包括我的母親和繼母。我只是想知道，在他曾經「向好」的年紀裡，是否和我心裡的模樣一致。
我看過父親一張黑白照片，照片裡的他簡直是一個孩子。這種年輕本身就洗去了他如今看似與生俱來的種種惡形惡狀。他說那是他在華盛頓大學打乒乓球時照下的，才二十多歲。我讓他不要瞎說，華盛頓大學是一所真的大學。他說他知道，他是和領導去玩的，順便和大學生比賽，被拍下了這張照片，還登上過華盛頓大學的校刊。
「拉倒吧，」我心想，「還華盛頓大學的《支部生活》呢……」
父親還聲稱自己曾在東京受洗，被說日文的女人拉去教堂。雖然他一直以來都是信佛的，同時也懷念毛主席，但並未正式退出過基督教。我問那個東京女人是不是長得很好看。他笑了，有些恬不知恥，他說「對的啊」。我問那是几几年，他說了個數字。那會兒我都兩歲了。
父親口中那些亂七八糟的往事，帶著一種騙術的光輝，到底還是有些魔力的。那是我全然不瞭解的他，對異性充滿好奇的他，朝氣蓬勃的他。除此以外，他從來都無心在我面前扮演一個更加正常一點的父親形象，我若是對這件事抱有期待，失望總是比想象中更為巍峨。更因其不加修葺的落拓口吻，反而顯出過於真誠的樣子，他真要當我是朋友，我卻很害怕，我只想當個本分的女兒。譬如他還說，自己在澳洲賭場看上過一個發牌的女人。有天輸光了身上所有的錢，在靜夜裡落魄地返回港口，路上遇到了好心人讓他搭便車。
「很倒霉。」父親形容自己說，「黴了好多年。在她手裡輸了十幾萬。也不知道圖什麼，她也沒問過我叫什麼名字。女人都是這麼討人厭。」
我又問那個女人是不是長得很好看。
他頓了頓認真地回答：「也還好吧。有點點像你媽。」我不喜歡他吹牛，但冷靜下來又覺得，那些他口中紛繁混亂的往事，很可能是他重新拼湊記憶之後的幻覺。他看上去很難忘記我母親，以為我母親也會這樣懷念他。我知道並沒有。
這也無妨。誰的青春不是幻覺呢。
在我心裡，父親一直以來什麼光環都沒有，不是一個偉岸的人，甚至不是一個勇敢的人。他被他烏如瘴氣的家族所遮蔽，是被人踩在腳底下的螻蟻，只負責打雜、做飯或是伺候父母。就連工人階級最風光年代時的俊雅氣宇，我都沒有親眼見過。他青春期中大大小小的遺憾，都離我天涯一般悠遠。有些事他說出來我無法相信，有些事他自己都忘記了。只留下一些光禿禿的外觀，毫無情感溫度地面對著我：他首先是一個廚師，其次是一個色盲，再者是一個海員，最後是一個父親。而這些身份背後所攜帶的任何榮耀我都不曾分享到。
我「梅娘」其實也沒有分享到。
他獨自攜著那個美好的他早早地遠去了。唯有那些他在少年時曾經學習過的技藝，還留在身體裡，閃耀著歲月的餘暉。他很會做飯，這毋庸置疑，他也討厭做飯，譬如他總是說，上半輩子做飯做夠了，下半輩子再也不要進廚房。但他仍然在做，下了班也是如此，退了休也沒能如願。我想沒有另一種職業會與日常生計聯絡得如此緊密。這是他的命定。他的爐火、他的鍋鏟、他的充滿油煙的髮絲。
自從父親和母親離婚後，我要吃到父親做的菜，就只能等待大家族中的紅白喜事。這似乎成為了一種默契，好像他來到人間，就是負責給一群人做飯，做一生一世。我是那群人中的一部分，幾十分之一。vip 都不是。而我要吃到他做的飯則一定發生了大悲大喜。從未有過和風細雨的例外，我們可以像普通的父女一樣吃一頓毫無意義的家常飯。我從前發瘋似的期待過這件事，後來又神經質似的害怕。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單獨面對他，要說些什麼話。這種真切的恐懼令我口中所有描述他忽視我的抱怨都顯得虛假。而我卻對此無能為力。我覺得我與父親之間所隔，從罅隙到鴻溝，從料峭懸崖到蒼茫荒漠，是滴水穿石的強力所致。歲月也沒有在我們之間起到任何溫柔的彌合效用。我們只是分別變老，並互相凝視。
舊式大家庭往往有這樣的潛規則。有一個孩子當官，有一個孩子唸書，有一個孩子當兵，有一個孩子做生意，從而大家互相都要幫忙，以維繫種姓繁衍，一榮俱榮。女孩子在家的地位弱一些，也彷彿是天經地義。饑荒時期，女孩子少吃一點讓給男孩，天經地義。女孩子要有什麼好的東西，被男孩子看上了，換一下讓男孩子用好的，也是天經地義。弟弟要買房子，哥哥姐姐要出錢是天經地義。姐姐妹妹嫁得好，幫襯家裡是應該的。要是嫁得不好呢，大家也只能嘆個氣，身為「潑出去的水」只能自求多福，天經地義。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競技場，天經地義。如盧梭所言，「我們剛投胎於世就進入了競技場，到死方才走出來」，「場」就是「命」。這是你的命，你要認，到死都不問是非的。我父親在這個競技場中，則永遠負責燒飯，一直到死。從來沒有人幫過他，也從來沒有人心疼他。這聽起來十分殘酷，像抽籤失手，永世不得翻身。好在我們這一代人總算得天獨厚、享受新政。一胎中標，無論出身是王子還是螞蟻，每個小孩都不得不是多功能的。既要追求當官，又要最好發財；不能讀書太少，還要二十四孝。這樣的經驗，就連父親與我之間都難以真正達成有效的溝通。我沒有兄弟姐妹，只有父親。而父親沒有了他的父親，還能活在許多親緣中。他是我的二分之一。我卻只是他的十幾分之一。我們的在世經驗不能分享，也很難互相理解。
然而時光荏苒、天意作祟，我父親雖不是家族中生活得最好的，竟然也因為人數眾多的關係，顯得不算最差。但時代大不同，再不會有人為今天吃什麼而擔心了，也沒有人誇他做菜做得好。在袁家上下，當官的依然當官，做生意的腰纏萬貫……即便是一個母體所生，都像是千變萬化的運命偶成，我爺爺奶奶都控制不了。他們不敢說自己是生出了官還是生出了錢，他們只冀望無論是誰只要能把這個月的水電煤付清就好了。無論誰。
我父親的處境，則多少帶有一點庶出的味道，是極邊緣的。我不止一次懷疑他童年被掉包，或被領養，或原為私生子……均被他一一否認。在艱苦的年代裡，他曾被送走過一段日子，最終又木木然逃回家。我二姑說，父親逃回家那天，我奶奶哭了一天一夜，叫我爺爺去揍他。爺爺沒有去，因為他也沒有力氣。父親對此則沒有文人化的哀愁，他說那會兒年紀太小，什麼都不記得了。他只承認父母從來沒有喜歡他，他不知道為什麼，他也不想知道太多。這種處境和我有點類似。他不恨他們，也沒有感激。我也是。
我們只不過是家族人牌桌上的兩張小牌，不是我們自己在玩，不是為了我們而玩。只不過是用我們來玩，而且只玩一小會兒。對這樣的處境而言，過於敏感如我，顯然是一場青春期的浩劫。
而我最喜歡父親做的菜，是紅燒帶魚和羅宋湯。他出手的羅宋湯總是令人想到童年裡兀自升騰的對於布林喬亞生活的盲目憧憬。但之所以停留於想象，是因為他製作的味道是那麼逼真，湯汁的顏色卻泛著花白，有一種大興蹩腳的錯覺。後來我告訴「梅娘」，父親是捨不得那點用以著色的番茄醬。正如他的紅燒帶魚因為捨不得醬油而泛著金光白一樣。
我「梅娘」很疑惑，說「那個沒有幾塊錢啊」。我說：「是啊，就差那麼一點點就完美了，但他就是捨不得，做不到。他做人也是這樣不到位。」
我一直記得「梅娘」聽完我說這話時的表情，帶著某種少女時代的餘情，特別不解、特別疏離，特別令人慍怒：天啊她怎麼連這都不知道都敢嫁給他呢。女人真是瞎了眼。但我後來想想，或許正是因為我繼承了母親愛拆穿的惡習，父親才至於不喜歡我。人人都想要遮蔽的生命缺憾，善於一眼洞悉，並不是什麼福祉。
我有次問父親，如果我是個男孩，他和我媽會不會離婚。他坦誠地說：「離不成。你要是男孩，篤佬倌家裡哪有那麼囂張。」「篤佬倌」就是我大伯，我不清楚這個土綽號在上海話中的意味是褒是貶。但父親的回答，讓我像個朋友一樣地理解了自己在這個家族中的處境與命運——那就是沒有處境、沒有命運，我的存在就和不存在差不多。且我不得不感激上蒼，因為性別而換得了自由身，始終沒有和那一些人走得太近。但我心裡曉得，事情並不像父親理解的那樣。至少爺爺奶奶捨不得袁曉潔，我分明看在眼裡。我奶奶尖聲咒罵袁曉潔媽媽是拉三，說袁曉潔跟著母親嫁去別人家裡會當「小白菜」。她卻對我和我媽的存無，表示不過問，不關心，不記得。而我也順帶著，被毫不費心地遺忘了。
我最後一次在大自鳴鐘見到袁曉潔時，故意用掃帚柄絆了她一跤。她年紀太小，沒有意識到這是陰謀，狗啃泥摜得滿嘴是血，還伸出手叫我扶她。我後來聽說那些只是皮外傷，就放了心。我心裡挺不好意思的，我沒那麼討厭她，和袁曉華相比，我甚至要喜歡她多一點，出於日後某種同病相憐的疼惜，我至今都牽掛著她。但我卻始終沒有去和她道歉。爺爺死時沒有，奶奶死時也沒有。所以我想，大概這一生都沒有機會為我當年的嫉妒而道歉了。
這些瑣事，彷彿過於冗長的小說開頭，懸置於我的生命伊始。許多線頭都昭示著盛衰，但大部分結局我都沒有聽說。我像是一臺被賦予使命的攝像機器，死死地盯住我的父親不曾斷電。只有循著他的步伐，我才有真正的喜怒哀樂。離開了他，我簡直不知如何自處。他身後碧藍的海洋，波濤如利刃，在我的身體上輕柔地劃過。而我隨之起伏，仰臥在刀刃上，偶爾也能躲開一些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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