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話裡的「繼母」，就唸成「梅娘」。但當著人面，我們一般都叫「阿姨」。至少在場面上，「阿姨」這個詞會顯得比較和睦，也比較年輕。我有過很多「阿姨」，但「梅娘」只有她一個，這令她在我心裡多少有了一點嚴肅性。畢竟，即便是懦弱的男權所賦予的權威，那也是權威。我父親賦予我們的，還有類似於中國舊家族的倫理模式。無論是繼母還是別的什麼從天而降的眷屬，都是不可辯駁的日常，女孩子們只有接受的份。這也使我早早就預備好了與各種新關係耳鬢廝磨的消極防禦，不以為意。何況要嫁到大家庭本來就不容易，我還要替她憂心，替她不值。
「梅」藉助「黴」音，令我對於她的認知，受到了方言本身的呵護。「梅娘」叫得多了，吳語裡的客套就為生存榨開了一絲生活空間。像亭子間裡擠一擠，總是能多睡一個人。痰盂裡也不差多放一泡尿。桌上總容得下多一把調羹……沒有什麼事是不可以多軋一腳的，男人、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間，不是夾著一個拖油瓶，就是夾著一個「梅娘」「梅爺」。不走運的話，還可能夾著兩個、三個。我眼看著那位「梅娘」登場，她又出現在如此盛大的場合勉強與我們湊合在一起……總之不管我願不願意，看起來已經不容分說，我們突然要成為一家人了，真是百感交集。這也難怪我二姑打絨線的手腳裡充滿了八卦的歡騰，歡騰中又分明是在等待遲到的死神。這種感覺，讓我頓時準備好了「喪禮」如期而至時的凜冽。就像家裡真是要死一個捨不得的人，差一點就要流下淚來。
那之後大段的時間裡，父親一直躲在廚房中沒有出現。即使無菜可做時，他也提著電話一直在毗鄰灶頭間的廁所門口晃悠，一會抬頭看看窗外的天，一會原地徘徊摸摸廁所裡的管道。有時突然蹲了下來，朝水斗底部看去，口中唸唸有詞，像忽然又轉業當上了水管工。他避免與我照面，也避免在我面前與「梅娘」照面。
爺爺那時躺在家中床上，鼻子裡接著藍色的氧氣袋。他提前幾日從醫院出來，礙於醫保規定，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不能連續住院超過兩週。換醫院這樣的事，對於八十四歲的我爺爺來說，可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關於轉院，醫生已經放棄了，家人也沒有異議。唯一沒有放棄的是爺爺自己。他把家裡的床，生生地躺成病榻，躺成靈床。卻始終憋著一口氣，像憋著一種不放心，久久不願離去。
小爺叔看看他，惆悵地說：「所以說到底，鈔票有什麼意思呢？沒意思的。關鍵是要當官。當官不就為了住院……住院的時候可以適宜一點，踏實一點，不用搬來搬去，折騰性命。看病不要花錢不說，也不用一年換個三十幾次醫院。我們家裡，也就老大有這種福氣了。阿哥你說對麼。」
我大伯天生冷峻，瞧不上商人的輕薄，幽幽地說：「瞎七搭八。你不是有師父嗎？渾身開過光。這點事怕啥。」他手指熟練地翻轉著長方形的麻將牌，有揮斥方遒的氣宇，淡淡吭了一句鏗鏘有力的：「碰。」
陸陸續續折騰的一年多，爺爺幾乎衰竭殆盡，唯一的遺憾是，他衰老成這樣面貌，連自己去死的權利都沒有，只能依託天意。至寂寞的老人總是顯得那麼兒孫滿堂。他坐擁送行者無數，眼下的哪一個兒女都可以令他徹底放心。兒女們早已不需要他了。他們早就準備好了萬全的道別。他們集體思忖，到底還有多久呢。
爺爺已經斷食。大姑每隔二十分鐘往他嘴裡送水，心不在焉，漏得他胸前一片溼潤，沒有人擦。褲襠裡的屎尿，也沒有人換。這令他看起來威嚴掃地，不像做過千萬次的愛生了一屋不爭氣的孩子、不像光榮退休又創業賺錢那麼神勇威猛，不像活過戰亂、自然災害、「文化革命」、改革開放、黃昏戀曲那麼僥倖……真令人恨不得一把推他提前上一班靈車，早早告別這一屋子的烏煙瘴氣。
「為啥不幫他調一下尿布啦？」我聽見二伯斜著脖子問。
「用光了呀，儂說要不要去買一包新的。總歸是要浪費的。」大姑答。
「味道都有了。」二伯嘟嚷了一句。
二伯退伍後就在北京工作，退休後在上海買了這套房，名義上是照顧二老，實際上他只出房子，人卻不來。他說北京家裡有兩條狗，走不開。於是真正照顧爺爺的任務，還是落到我父親和幾位姑姑身上。直到爺爺病重，我父親八個月沒有去船上工作，替老人家翻身餵飯揩屁股，他心甘情願。大伯在家帶孫子，二伯在北京顧狗，三伯躲債，小爺叔老婆在鄉下顧成衣廠，他人在上海軋姘頭，順便擠出時間來祁連山路付過一兩次水電費，就覺得自己對雙親已經仁至義盡。我奶奶聲嘶力竭否決了他獨自繼承大自鳴鐘老宅的異想天開，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小爺叔的感情。人生在他嘴裡全是「沒意思」。活著沒意思，死了也沒意思。其實他不應該這樣想，他這一生過得挺有意思的。在知道索房無望以後，他像小孩一樣哭了。拉著姆媽爹爹說，好歹要送他一個紀念物。等他們百年以後，他也好留個念想。我爺爺心裡有他，小爺叔於是要去了袁家最後剩下的四塊紅木匾。那時不值幾百塊錢，如今可以在上海買一個廁所間。
時易世變。他們不是沒有疼過他。爺爺原是木匠，退休時早早給自己打好了一口挺括的棺材，就預備著等死，也沒料到後來會活過自由經濟、世紀末華麗到網路時代。人的壽命變長，有時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我小爺叔結婚時吵著說沒有傢俱，爺爺於是狠狠心，把自己的棺材拆了，親手重打成一副桌椅櫥櫃，放在大自鳴鐘的婚房。那間婚房原來住的是我父母，他們最後卻被掃地出門，我父母兩個人的情商加起來都比不過我爺叔一人，這也是命定。我奶奶表面上是記恨我母親生不出兒子，惡勢做要擺出婆婆的樣子，其實她就是不喜歡我父親。我母親還沒出月子，奶奶天不亮就坐在他們的房間門前抽菸等我母親起床。我母親起來了，她也不過是在未透亮的灶頭間裡嚇嚇她，講一句：「哎喲喂小姐儂起得真早啊！」我母親受不了這種陰絲絲的折磨，趁我父親不在時帶著我逃回孃家，徹底與袁家斷了來往。但那間房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放過口棺材的緣故，總是顯得不那麼吉利。無論我父親，還是我爺叔都離了婚，都生不出兒子。自不必說。
我常常幻想爺爺在劈開棺材的那個瞬間，像終於對死亡不妥協的勇士，充滿了英雄主義的光芒。他理當也不是沒有掙扎，也不是沒有傷痛。人人都怕入土不安，死無葬身之地。但他咬咬牙，為了兒子的未來，終於克服了難關。拆了自己的棺材以後，爺爺居然又多活了二十年。就憑這一點，我覺得爺爺偉大過我父親，更配當一個家長。我替小爺叔感念他的愛，也對爺爺後來靜蕩蕩躺在一個喧譁場的處境感到難過，他也曾是幾個人的好父親。他本不該這樣落寞。
之所以會以這樣荒涼的結果收場，或許是因為子女太多。在體力上、能力上，都顧不周全。或許這就是命定，人人都無法逃遁。他能當一個人的慈父，就當不了所有人的慈父，他能當一群女人的情聖，就當不了一個女人的好丈夫。還有什麼愛呢、恨呢，人過了八十歲，就都只得佯裝不懂得了。所有的懂得，都被身體的衰敗淹沒了。即使是想當一個明理、細膩的一家之長，也要趁著年輕時。年邁的昏庸往往是自保。但求眼睛一閉，國泰民安。
是時，我大姑總算藉著照顧父親的名義，住進了我二伯家，與我父親輪流照看爺爺。她早年插隊到西安，一輩子沒回成上海。好容易指望兒子大學畢業，他卻不爭氣地把婚結在東莞，成了倒插門。事與願違，總是人間常態，大姑有苦難言。二伯表面無話，他預設我大姑的入住、照料，卻再也沒對她有過好臉色。總之一番喧鬧以後，袁家四個兄弟終於在麻將桌上團圓，往年過年都沒有這麼齊整的陣容，拜爺爺的重病所賜，到底是賞心樂事。後來再沒有過了。東莞的那一位，問我父親和小爺叔借了二十幾萬說要買計程車做生意，十幾年後我才知道，爺爺死後他沒再與家裡任何人聯絡。就連姑父癌症去世，他都不曾現身。一代有一代的「三伯」，即使萬事「實名制」以後也一樣。想要消失的人，總不會隨意現身。
在我爺爺出院等死的將近一週裡，每天都有眷屬來祁連山路報到。那一週也因此顯得特別漫長，充滿了悲壯的使命。我爺爺看也不要看他們，成天就閉著眼睛，臨死前他最想見一見那位消失的兒子，喊了幾次三伯的名字。大家都裝痴呆。老父親把錢都給了那個人，是要將他們幾個兒子置於何地。總之誰也不想見到那個卷錢跑路的敗家子，巴不得他永遠不要回來。他也真的沒有回來，差一點就要抵達永遠。我爺爺喊過兩下子以後，就再也沒有出聲。他也知道要節省力氣。哪怕去和這一屋子人繼續生氣，都要儲存體力。我父親掰開他的嘴，塞了三片人參說：「阿爸，篤（大）老倌家還沒到，你再等一會兒跑。」
爺爺也沒有表示反對。
上海話裡的「跑」，可用各種上海話來詮釋，譬如「上路」「差路」，表示愉快的告辭。做人客做完要走，就說「個我先跑了奧」，有一種很快要再來的常客韻味。沒有人真的快速奔跑而去，總是幽幽的、飄飄然的，帶著還有下一票任務去照應的虛榮之感。我奶奶則提著褲子，從廁所間挪動出來，幽幽地伏在我爺爺床前，拉著他的手，輕輕地說：「阿多啊，你死了我怎麼辦。嗚嗚嗚……」音調婉轉纏綿好像一句唱詞。我聽了幾遍，心裡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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