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我的繼母，是在二伯家位於祁連山路的房子裡。那一年我十七歲。已經差不多快要過完會有危險被可怕繼母下手毒害的年紀，因而內心踏實得很，像逃脫山崖後吊橋方才收起，驚魂被時光毫不用情的翻轉所懸置。我想起十歲時母親曾對我說，古話說得好，「寧跟討飯的媽，不跟當官的爸」，我就戰戰兢兢跟了母親，從此不用害怕會被下毒、火鉗燙、潑硫酸，不怕會被賣做童養媳……這一類事，一旦決定，往後就很難說清對不對，人生大部分的選擇都是很偶然的，但任何一種選擇之後，都需要綿長的意志力來克服淺灘暗礁的責難。選錯了，也沒什麼，大部分人都選不對。

當時的我，因為太過年輕，還不太能理解男人的靦腆與怯懦。畢竟我父親從頭到尾都沒有告訴我會在哪一天和她初初相遇。不然我也好稍作打扮，做些當孩子時必然會被原諒的逆反準備，顯得不那麼逆來順受、困窘寒酸。因為無論是在什麼年紀，女人的照面總是懷揣鬼胎又意味深長，男人都不懂得這些，或者也永遠不需要懂得。我自然不太喜歡這樣貿然的出場，父親卻顯然對此毫無知覺。

我父親是個膽小怕負責任的男人，頭大，肩窄，背駝，外觀與內在基本吻合。我一直懷疑他小時候得不到父母的重視，成年後才會顯得那麼愚蠢怕事。他一貫如此，更何況戀愛期的父母，總是在孩子面前鬼祟得像個小偷。

父親在電話裡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只敢對我說：

「那個，你爺爺快不行了，家裡人都到了，你要不然就來一下。」

他用將死之人來震懾我，以期搪塞那些他不敢啟齒的重要的事。他顯然知道怎樣才能迴避我的拒絕，知道怎樣拋給我一個既定事實，無論我能否接到。他顯然不需要我的意見，也不想面對我的意見。從頭至尾，父親甚至都沒有足夠的膽量叫一聲我的名字。在漫長而悠遠的青春期裡，父親有時叫我「這個」，有時叫我「那個」，我在他的口中就是一個遠近的「區位」，而非一個活生生的人。

一晃很多年過去。

奇妙的時間會令這些不大不小的眉眉角角漸失存在的意義。宏大的情緒包袱就像被豪雨撞去的髮梢的灰塵。硬要記得它們，反倒會顯得惡薄，不通世情。忘記它們，心懷又難以平復。我有時勸慰自己，不要總是那麼神經質，人活著不句能強求事事順心，有時卻又被自己過剩的敏感與無能所激怒。

父親親手發明的這種非正式邀請，帶有一點似真亦幻的騙術，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也是多年以來我憑藉著對他絕望的評估所得到的生命經驗。因而我最終決定讓自己灰頭土臉，周身籠罩著死亡的疑雲，什麼準備也沒有，就冷陌生頭（上海話，突然的意思。）地出現。藉著死亡的蔭頭，我和那位素未謀面的婦人互相打量，未來的一切都不得不從這裡突然起航，駛向黑黢黢未明的海洋。

這是和我們命運攸關的男人所做的一個挺糟糕的決定所造成。帶有鮮明的、隸屬他血肉的人格標識。正如俗話所言「燒成灰也認得出」的做派，父親唯諾利己的性情，就像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品牌產品，值得我一再收驗，從未失手。我不知道那位婦人是否知道這些嚴酷的事，又如何看待她與我們的未來。總之，她將在漫長的歲月中面對我與父親難以言喻的撕裂，也將製造自己與他的新的撕裂。她又會如何來看待我們這一家子滑稽的場面。總之不由分說地，她的到來，成為了袁家悲喜長壽劇的轉折，向著烏煙瘴氣的我們，吹了一息清澈的涼風。

我記得那一天裡，父親從頭到尾都看來十分怯場。他躲在不遠處小心翼翼斟酌，任由我和那位陌生婦人在屋內展開精神廝殺。伴隨著一桌麻將的吵鬧聲，他遠觀著，自然可以適時進退，以不變應萬變。上海話管這種掉鏈子的行為叫作「拆濫汙」，而我們這樣不得不面對並容忍的無奈則叫作「揩屁股」。我和那位婦人也沒真想要幫他「揩屁股」，且這種略帶曖昧的搶奪，我斷然不是所謂「愛人」的對手。然而眼下的局面對我們雙方來說，卻是滿屋子的不合時宜。我甚至連在未來繼母喝的白水裡加鹽巴的惡作劇都無從展開，只能大氣地端坐著，佯裝我早就準備好了來日方長。我在沉默中邀請她。她也在幽谷中歡迎我。心照不宣。

然而那時，我爺爺還沒有真正嚥氣。我們的聚集，就是要共同宣佈他將至未至的撒手。凡事我們都需要等著他先嚥氣後才得以緩緩啟程。在死亡的大喧譁中，子女間的小恩仇不得不先化為表面的和平來服從大局。我和眼前那位婦人，甚至還要一起面對家族人刻意放光的賊眼睛，一見面就不得不同仇敵愾起來。我們要越坦然，他們才能越失望。人人都想成為安慰別人的人，同時避免被別人安慰。在這個龐大而冷漠的家族中，我沒有朋友，也沒有同行者。她顯然也沒有。

其實當時我挺想告訴她，若人生還有別的選擇，何苦要跟我爸爸。關於這次突如其來的再婚，她是真的想好了嗎？也許她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呢。

真慘。我心想。我實在替她難過。

她顯然也有卸不掉的拘束，心思沉沉，滿身月色，面孔像熨斗經過後地過分襯帖，帶著熱辣辣的溼氣，硬要屏息架著一副矜持禮貌的面具。其實在我們袁家大可不必如此繁文縛節，沒有一個人會珍惜她的優雅。袁家是一個儘可以耍無賴之處，從上到下幾乎每個人都這麼幹過。不這麼做反而會顯得不那麼真性情，顯得看不起他們，刻意要與他們不同。這是他們萬萬不願意接受的事，搏命也要討回一個公道的。只可憐這一屋糟糕的人，暫時都只是我的家人，我費盡全力都難以與之區隔。她卻還沒過門，馬上要過門，無知無覺進入這泥濘寒冷的泥沼地。

我估摸在那個時候，她才剛過四十歲。本來有大好的人生可以重新書寫。我是沒得選，她卻不知因為什麼緣故破釜沉舟地放棄了，像患上惡性肌瘤的女患不得不放棄子宮。我猜這背後一定大有隱情，但礙於身份，我的好意與勸解不便表達，只得深埋於心，靜靜地，向她擲去疑惑又同情的目光。我看著她，腦海中忽然閃現一道靈感，我覺得我們倆未必能成為朋友，但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不會有足夠的精力成為對方永恆的敵人。我們似有若無的親緣關係，從此被父親的一念所規定。由他的慾望、他的孤獨，框下了我們三人從今往後日復一日的度過，像一場漫長的跋涉。在似真亦幻的光陰裡，父親曾軟弱又溫情。但歸根結底還是軟弱。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那天雖是我第一次見她，卻不是袁家人第一次見她。父親作祟。而安排我們在那樣的時地與場合相逢，彷彿也不是我父親一個人的主意，他遠遠沒有那麼果決的能耐，全靠眾人拾柴。這也就意味著，那天的那一場大戲，我不是觀眾。她也不是。然而我不知道這一切的緣起，她卻是有備而來。她的沉靜抖落心機。如魚翔淺底。

她昭示她來了。向我。而我接過這種昭示，無奈的，像路過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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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己一個人去二伯家奔喪的，我知道爺爺還沒有死，沒有死又馬上要死，好像高中物理課展示斜坡上木塊的分解力。當迫近的死亡帶著不容分說的宿命驅使，多少是讓人灰心的。為了能儘量去得晚一點，我還特地換了三輛公交車。從浦東到浦西，橫穿大半個上海，腦袋裡像在熱騰騰地煲粥。

我對爺爺的感情，也就在這不斷換乘的途中，一點一點被稀釋。

那是我少年時第一次面對如此真切的死亡。大分離在我看來還是一個典雅的謎語。在我對這個世界剛剛開始建立起朦朧的認知之時，死亡是一件耳熟能詳，又過於陌生的事。卻因為我別有所思，令到這嚴酷的初次面對，多少有了一些薄情寡義的形容。這並非我的原意。但在那段寂寞的時光隧道里，我的原意從來無人問津。

聽說，我爺爺是個好人。我相信這件事。

我三四歲的時候，他方從上海木材廠退休，在大自鳴鐘擺鹹菜攤頭賺點外快。我母親不喜歡大自鳴鐘，說那是下等人聚居地，上海人說「下只腳」，就是將人的分類置於永世不得翻身的本質決定論中。其實，在如今的我看來，那不過是母親躲避去婆家的藉口。我曾經不明就裡，以為母親真的那麼清高，對自己的下嫁耿耿於懷。二十年後，我才學會在這件事上與母親將心比心，理解為人媳的兩難，也理解男女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纏鬥。於是童年時都由父親獨自抱我去看爺爺奶奶，他表面上沒有怨言。我母親則自顧自地在家裡忙她喜歡的事，唱唱文明戲，或者看錄影帶裡的《茜茜公主》。她很少問我關於爺爺奶奶的事。彷彿不知道我要去，也不知道我回來。她發自內心地不感興趣，發自內心地不願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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