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那天下午初見海明威的印象還記憶猶新。他當時23歲，相貌堂堂。不久之後，這裡的每一個人都26歲了，故而形成了一個26歲的階段。在其後的兩三年中，所有的年輕人都26歲了。這顯然是一個合乎其時其地的年紀。
——葛特魯德·斯泰因
50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新一代年輕美國人都長到了26歲；然而，他們不屬於「感傷的青年」一代，也不屬於「迷惘的一代」。他們生長於那個戰無不勝的國度，充滿智慧，放蕩不羈；儘管出身於富貴之家並且畢業於哈佛或耶魯，但他們似乎都熱衷於裝扮成窮困潦倒的乞丐，為逃避各種收賬人而東躲西藏。也許對他們而言，這種生活更刺激驚險，使他們有別於來巴黎旅遊的美國遊客，他們對那幫人總是嗤之以鼻的。他們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想嘲弄一下那些輕視他們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他們在塞納河左岸上度過了兩三年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整天與妓女、爵士樂手和出賣男色的詩人們為伍，甚至與那些既充滿悲劇色彩又瘋狂的人有瓜葛，其中還包括一位狂熱的西班牙畫家。有天他居然割斷了腿上的靜脈，用自己的鮮血完成了最後一幅肖像。
7月，他們驅車趕往西班牙的潘普洛納市觀看鬥牛，回來後與歐文·肖在聖克盧的一個可以俯瞰巴黎的宏偉球場上打網球——將球拋起、準備發球的那一刻，在他們腳下，整個巴黎盡收眼底：埃菲爾鐵塔、聖心堂、大劇院以及遠處的聖母院塔尖。歐文·肖與他們在一起時都很開心，稱他們為「高個子的青年」。
他們當中最高的就是6.4英尺的喬治·埃姆斯·普林頓。他打網球時身手敏捷，動作優雅；他四肢修長又瘦削，腦袋較小，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和一個精緻的優美尖翹的鼻子。1952年，普林頓來到巴黎，他那時剛滿26歲。有幾位高大的美國青年——當然還有幾個個子矮小但桀驁不馴的年輕人——正準備出版一本叫作《巴黎評論》的文學季刊。他們當中有位詩人卻強烈反對，他想讓新期刊取名為《杜魯茲居家伴侶》，而且要印在樺樹皮上。普林頓擔任了這本季刊的主編。很快，人們就看到一個圍著一條長長的羊毛圍巾，有時披著一件黑色斗篷的青年，穿梭於巴黎市區的大街小巷。他的這副打扮使人聯想起圖盧茲-洛特雷克的那幅著名石版畫中那位19世紀風度翩翩的文學家阿里斯蒂德·布呂昂。
《巴黎評論》的編輯們就是在路邊的咖啡館裡喝咖啡、打彈子球的時候，完成了大部分的編輯任務。儘管如此，雜誌依然辦得有聲有色，因為他們個個都才華橫溢，出手闊綽，又都極有品位；對於小雜誌中常見的「時代精神」「二分律」等時髦詞彙，他們絕不濫用，也不會隨便對梅爾維爾或卡夫卡的作品發表粗淺的評論。他們發表的都是那些頗有才華卻還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家的詩歌或小說；他們還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訪談錄——這些知名作家請他們吃飯，為他們引見女演員、劇作家及出版商。所有的人都樂於邀請其他人參加聚會，即使十年過去了，這種聚會卻從未停止過。但巴黎現在已今非昔比，這群「高個子的青年」也都36歲了。
現在，他們住在紐約。喬治·普林頓住在第七十二街上的一間可以俯瞰東河的寬敞的單身公寓裡，那裡甚至成了一群文人心目中的總部，大部分聚會都在那裡舉行。埃萊娜·敦迪把這群文人稱作「高階文學課」，版權代理人坎迪達·多納迪奧把他們稱作「東城軍團」，還有人稱他們為「《巴黎評論》幫」。普林頓的寓所如今已成為紐約最紅火的文學沙龍。也只有在這兒，在這套僅有一間屋子的公寓裡，幾乎每週的任何一個晚上，你都可以見到詹姆斯·瓊斯、威廉·斯泰倫、歐文·肖、幾個應召女郎、諾曼·梅勒、菲利普·羅斯、麗蓮·海爾曼、一個鼓手、一兩個吸毒者、哈羅德·l.休姆斯、傑克·蓋爾伯、薩德爾丁·阿迦·汗、特里·索瑟恩、布萊爾·福勒、音樂劇《超越邊緣》（ibeyondthe/iifringe/i）的演員、湯姆·基奧、威廉·佩納·迪波瓦、畢·惠斯勒·達布內（惠斯勒母親門下的一名藝術家）、羅伯特·西爾弗斯、豬灣入侵戰役中一個憤怒的退伍軍人、一位從花花公子俱樂部退休的兔女郎、約翰·特雷恩、喬·福克斯、約翰·菲利普斯·馬康、羅伯特·w.道林的秘書、彼得·杜欽、吉恩·安卓斯基、簡·萬登·霍伊維爾、海明威從前的拳擊教練、弗雷德里克·塞德爾、托馬斯·h.金茲伯格、戴維·阿姆拉姆、街上的一名酒保、芭芭拉·愛潑斯坦、吉爾·弗克斯、本地的一個鍋具批發商、匹狄·金貝爾、德懷特·麥克唐納、比爾·科爾、朱爾斯·菲弗。而且，今年年初一個冬日的夜晚，這裡還來了普林頓的一位老朋友——傑奎琳·肯尼迪。
「傑姬！」普林頓驚喜地喊著，迎接這位第一夫人，還有她的妹妹、妹夫拉齊維爾夫婦。肯尼迪夫人戴著奪目的耳環，笑逐顏開，把手伸向喬治。從她上舞蹈學校時，他們就相識了。喬治幫她脫掉大衣，站在門廳裡和她聊了一會兒。肯尼迪夫人向臥室裡望了一眼，發現了像小山一樣高的一堆外套，足足比一輛大眾汽車還高。她壓低了聲音，善解人意地輕輕說道：「噢，喬治——你的床。」
喬治聳聳肩，陪同他們穿過門廳，下了三級臺階，來到了煙霧繚繞的客廳。
「看哪，」角落裡一個爵士樂手說道，「李·拉齊維爾的姐姐來了。」
喬治先把肯尼迪夫人介紹給了一位印度作家韋德·梅赫塔，然後繞過諾曼·梅勒，把她帶到了威廉·斯泰倫面前。
「噢，啊，比爾！很高興見到你。」她握著他的手，說道。
肯尼迪夫人後來一直和斯泰倫和卡斯·坎菲爾德交談著，背對桑德拉·霍克曼站著。霍克曼是格林威治的一位女詩人，金髮碧眼，皮膚白皙，穿著厚厚的羊毛衫和半開著拉鏈的滑雪褲。
「我想，」霍克曼小姐看著肯尼迪夫人那件漂亮的白色織錦上衣點了一下頭，低聲地對一個朋友說，「我穿得太隨便了。」
「淨瞎說。」她的朋友將菸灰彈在地毯上，說道。事實上，有一點需要宣告，房間裡其他的70個人根本沒有覺得桑德拉·霍克曼的外套比起第一夫人的差多少；其實，一些人根本沒有注意到第一夫人；有一個人倒是注意到了她，卻並沒有認出她來。
「天哪！」透過煙霧，他眯著眼睛，看著肯尼迪夫人精心梳理的髮式，說道，「這真是今年的流行髮式，是吧？那個小妞兒的頭梳得還蠻像回事兒。」
肯尼迪夫人在角落裡與人聊著，幾步外拉齊維爾王妃與畢·惠斯勒·達布內也在交談，只有拉齊維爾王子獨自站在鋼琴旁，自顧自地哼唱著曲子，在聚會上他總是獨自哼唱。在華盛頓他曾以愛低聲哼唱而聞名。
15分鐘後，肯尼迪夫人還要趕去參加阿德萊·史蒂文森舉辦的晚宴。她與斯泰倫和坎菲爾德道了別，由喬治·普林頓陪伴著，向大廳的臺階走去。諾曼·梅勒剛喝了三杯水，正站在臺階旁。當她經過時，他死死地盯著肯尼迪夫人。不過，她根本沒瞧他一眼。
她快走幾步，出了大廳，穿好大衣，戴上白色的長手套，下了兩級臺階，來到了大道上，身後跟著拉齊維爾夫婦和喬治·普林頓。
「看呀，」一位名叫薩莉·貝爾弗雷奇的金髮女郎，一邊從廚房的窗子上看著樓下那些正往轎車裡鑽的人，一邊尖聲叫道，「快看！那是喬治。看那輛車！」
「那輛車有什麼與眾不同？」有人問道，「不就是一輛凱迪拉克嗎！」
「是啊，但卻是黑色的，烏黑錚亮。」
薩莉·貝爾弗雷奇注視著這輛巨型轎車悄然地駛向另外一個世界。客廳裡的聚會更熱鬧了，幾乎沒人發現男主人不在了。這裡有飲不盡的美酒；另外，只要環顧四周，就可以看到寓所牆壁上的那些照片，就彷彿喬治·普林頓就在身邊一樣。有一張相片是他在西班牙與海明威鬥小牛的情景，另一張是他在巴黎的咖啡館裡和其他「高個子的青年」舉杯暢飲，還有他做陸軍中尉時列隊走過羅馬的照片、代表國王學院出賽網球的照片、在斯蒂爾曼體育館裡作為一名業餘拳擊手與阿奇·摩爾比賽的照片。在那場拳擊比賽時，艾爾·摩洛哥夜總會里的麝香味兒暫時代替了體育館裡那種陳腐的味道。當普林頓猛擊對方並命中得分時，朋友們歡呼雀躍，為他吶喊助威；但當阿奇·摩爾以牙還牙，用拳猛擊，打斷了他的鼻樑軟骨，使他血流不止時，普林頓的朋友們轉瞬間又是一陣惋惜。邁爾士·戴維斯後來問過：「阿奇，你手套上的血是黑色的還是白色的？」普林頓的一個朋友回答說：「先生，是藍色的。」
室內牆上還掛著一把雷貝琴，是用山羊皮製成的單絃樂器，那是在沙暴中拍攝《阿拉伯的勞倫斯》時有個貝都因部落的人送給他的，他當時在那部片子裡飾演一個小角色。屋裡有一架小型三角鋼琴，上面擺放著一個椰子，是在棕櫚灘游泳時認識的一位女士寄給他的。普林頓的鋼琴彈得很出色，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在阿波羅劇院的一次業餘比賽中，他還獲得了並列第三名。鋼琴上還擺放著一個名叫瓦莉的女孩的照片，這個女孩兒長著橘紅色的頭髮，是個存在主義者，塞納河左岸高階公寓的看門人都叫她「野獸」。鋼琴上還有職業棒球聯賽使用過的棒球。普林頓偶爾將球打過起居室，投進一個結實並塞滿東西的矮椅裡，姿勢與他跟威利·梅斯揮棒對壘時一模一樣，那時他正在研讀梅斯的大著《比賽之餘》（ioutofmyleague/i）。這本書寫的是在眾多的職業選手中做一名業餘選手的感受，它也成了瞭解喬治·埃姆斯·普林頓和《巴黎評論》社其他人瞭解棒球手的一把鑰匙。
他們很多人都沉迷於探究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態。因此，他們結交有趣的怪人，躲開華爾街的笨蛋，深入到吸毒者、雞姦者、職業拳擊手及追求刺激和文學的冒險家的生活中。他們的前輩在26歲時來到巴黎，曾作為戰地救護車司機榮耀一時，這或許對他們也產生了某種影響。
在50年代早期的巴黎，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歐文·肖，因為借用《巴黎評論》執行主編托馬斯·金茲伯格的話來說：「肖這個作家，是個硬漢子，喜歡打網球，酗酒，而且妻子也很標緻——過著和海明威最相似的生活。」當然，總編喬治·普林頓也和現在一樣經營著這份雜誌，他把這個群體聚攏在一起，並且樹立起一種浪漫主義的風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同樣具有感染力。
1952年春，喬治帶著全套行頭來到巴黎，其中有一件燕尾服，是他祖父在20年代穿過的，喬治自己也曾在1951年穿過它，是陪同未來的英格蘭女王參加的在倫敦舉辦的舞會。到巴黎後，他立刻搬進了葛特魯德·斯泰因侄子的房子後面的一個工具棚。由於棚屋的門被堵住了，他只好將他自己、他的書和祖父的燕尾服從窗子裡吊進去。屋裡的帆布床又長又薄，兩邊放著割草機和花園澆水用的水管，上面鋪了塊兒電熱毯，普林頓總也想不起來把它關掉，因此，當他晚上回來一頭倒在床上時，歡迎他的總是幾隻野貓的嚎叫聲。普林頓的床加熱了一整天，特別溫暖，它們可不想離開那裡。
在一個孤獨的夜晚，普林頓回家前就像《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巴納斯離開布萊特小姐後的情景一樣，穿過蒙帕爾納斯，沿著同一條街散步，走過同一個咖啡館。他想看到海明威當時看到的景象，體驗海明威當時的感覺。散步結束後，他進了最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
《巴黎評論》的總部1952年時位於伽杭塞爾街8號，那兒只有一間辦公室，裡面有張寫字檯，四把椅子，一瓶白蘭地，還有幾個雙腿修長的活潑女孩。這幾個女孩都是史密斯或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生，她們都急於想上刊頭，目的是讓家中父母確信她們在國外的生活清正。如此多的年輕女子來來往往，使總部好不熱鬧。普林頓的業務經理是位個子不高、言辭尖銳的哈佛才俊，名叫約翰·特雷恩。這位經理覺得要記住所有女生的名字簡直荒唐可笑，於是他宣佈應該用「埃普泰克」這個簡單名字稱呼她們。曾在《巴黎評論》幹過的女「埃普泰克」包括簡·方達、瓊妮·迪龍·莫斯利（財政部部長迪龍之女）、蓋爾·瓊斯（萊納·豪恩之女）、路易莎·諾伯（格羅頓橄欖球隊教練之女）。其中諾伯是個很勤奮但愛忘事兒的女孩，她總是接二連三地丟掉手稿、信件和詞典。有一天，約翰·特雷恩收到圖書管理員的一封來信，信中抱怨諾伯小姐借的書已經超期一年了。後來他回通道：
親愛的先生：
我現在只能手寫回信，因為l.諾伯小姐上次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拿走了我寫信時慣用的那臺打字機。當她去圖書館時，或許你可以幫我問問我們能否要回那臺機器。
隨信附上徵訂回執一份。
此致
j特雷恩
由於《巴黎評論》的那間辦公室明顯太小，不能滿足職員們邊玩樂邊工作的需求，而且能在咖啡館消磨的時間也很有限，所以，通常到下午5點，他們就聚在佩瑟瓦爾大街14號彼得與帕特茜·馬西森夫婦家裡，這個時間那裡一定有聚會。
彼得·馬西森是《巴黎評論》的小說編輯，身材高高瘦瘦，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他年幼時曾和普林頓一同在紐約的聖伯納德高中讀過書，現在正在寫他的第一部小說《雷斯石》（irace/iirock/i）。帕特茜是個嬌小可愛活潑的金髮女子，有著淡藍色的眼眸和窈窕的身材，所有26歲的男孩都愛慕她。她的父親是已故的理查德·索思蓋特，曾一度做過國務院的禮賓司司長。帕特茜曾和肯尼迪的孩子們一同參加過草坪舞會，還有私人司機和家庭女教師；1948年，她在史密斯女子學院上到三年級時輟學，孤身一人來到巴黎，後與彼得邂逅，三年後結婚。婚後他們返回巴黎，以每月21美元的價格租下了蒙帕爾納斯這座公寓。自從彼得以前的女友離他去委內瑞拉後，公寓就一直空著。
公寓的屋頂很高，有露臺，陽光充足。一面牆上是一幅藤田嗣治的巨大貓頭畫像，另一面牆全是玻璃，高大的樹木抵著玻璃牆，一些野生植物攀爬著。到這裡的客人們總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巨大的魚缸裡，特別是在下午6點鐘，房間內飄著荷蘭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香味，此時貓頭似乎顯得更大了。一些癮君子也會閒逛進來，點頭致意，輕輕地，不出聲響地坐在某個角落裡。
50年代的這幢公寓和20年代葛特魯德·斯泰因的家一樣，都是美國年輕文人經常聚會的場所；同時，從這裡也可以看到60年代在紐約的普林頓寓所裡將要盛行的那種氛圍。
威廉·斯泰倫經常參加彼得的聚會，在他的小說《縱火焚屋》（isetthishouseonfire/i）中曾描述過這幢公寓；小說家約翰·菲利普斯·馬康和特里·索瑟恩同為《巴黎評論》的編輯，也經常光顧這裡；詹姆斯·鮑德溫時而也會出席；哈羅德·l.休姆斯幾乎從不錯過任何到這裡來的機會。休姆斯身材矮小但很結實，性情衝動，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平日他蓄著鬍鬚，戴頂貝雷帽，還總愛拿著把銀柄的雨傘。這位先生因為帶著一個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女孩在歸寢時間過後駕遊艇兜風，被麻省理工學院開除了。後來他加入了海軍，在馬里蘭州的班布里奇基地做蛋黃醬，生活一直很不如意。最終，哈羅德·休姆斯完全反叛傳統，離開美國，到巴黎去闖天下了。
休姆斯在咖啡館擺國際象棋騙局，每晚賺上幾百法郎。就是在這裡，他碰到了彼得·馬西森，兩人不謀而合，都想辦一家小雜誌，這便是日後的《巴黎評論》。休姆斯從未有過辦雜誌的經驗，但卻對一家名為《零點》的小型刊物越來越有興趣，《零點》的主編是小個子的希臘人塞米斯托克利斯·赫理斯，人們都叫他「塞米」。休姆斯對塞米如何經營《零點》印象深刻，於是花600美元買下了《巴黎新聞郵報》。後來約翰·西亞爾迪稱它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模仿《紐約客》的四流刊物」。馬西森覺得有點屈尊俯就，所以休姆斯又以600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一個神經質的英國女孩子，但只出了一期，這份刊物就在她手中垮掉了。後來，就《巴黎評論》應遵循什麼樣的辦刊策略，休姆斯、馬西森和其他人開始進行了一系列討論，好讓《巴黎評論》不再停留在酒館中的空談。
當雜誌社最終組建時，被選為總編輯的是喬治·普林頓而不是休姆斯。後來休姆斯感到有些失望，他拒絕為雜誌去拉廣告或和法國印刷商洽談。1952年夏天，他和威廉·斯泰倫斷然離開巴黎，接受了一個法國女演員——南諾夫人的邀請，去聖特羅佩附近的麥爾特角參觀她那有50個房間的別墅。別墅是她父親設計的，他是位一流的建築師。戰爭初期，別墅一直被德國人霸佔著。因此，當斯泰倫和休姆斯到達的時候，他們發現牆上有洞，從那兒可以看見大海，青草萋萋，樹木茂密，藤蔓上還結滿了葡萄。由於休姆斯的大眾牌小轎車被草叢纏住了，於是他們只好步行朝別墅走去。突然，他們停住了，一個年輕的半裸女孩從他們身邊急促跑過，她的皮膚被陽光曬成了古銅色，身上只遮著系成比基尼樣子的手帕，嘴裡滿是葡萄。在她的身後，一個色眯眯的法國老農在高聲叫喊。顯然，她剛才偷襲了他的葡萄架。
「斯泰倫，」休姆斯喜形於色地說道，「我們已經到了！」
「沒錯，」他回答，「我們到了！」
後來，更多穿著比基尼的仙女般的姑娘帶著葡萄和車輪那麼大的甜瓜，從樹林裡跑出來。她們主動請斯泰倫和休姆斯品嚐。第二天，他們一塊兒游泳釣魚，傍晚時坐在被轟炸過的別墅裡（那是一個令人歎為觀止的、融合了美麗與毀滅的地方），與那些似乎只屬於這個海灘的姑娘舉杯暢飲。仙女如雲，她們像飛蛾一樣圍在他們身邊。這個夏天過得確實太刺激了。斯泰倫把它看成奧維德筆下描繪的一個場面，休姆斯覺得這是他作為享樂主義者和學者生涯中最輝煌的亮點。
在喬治·普林頓的記憶中，那個夏天卻並非那麼浪漫——那是個整天同法國印刷商和廣告商討價還價的漫長而又炎熱的夏天。《評論》社的其他成員，尤其是約翰·特雷恩，對於休姆斯的離去大為惱火，決定將休姆斯的名字從刊頭的創辦者名單中去掉，放到刊底的廣告與發行人員一欄中。
1953年春，《巴黎評論》第一期出版。休姆斯當時正在美國。當聽說了他們對自己做的一切後，他暴跳如雷，決計報復。當載著幾千本欲在美國發行的《巴黎評論》的輪船到達哈德孫河碼頭時，哈羅德·休姆斯，頭戴他那頂貝雷帽，嘴裡喊著：「《巴黎評論》是我的！」站在碼頭上，恭候著它們的到來。船一靠岸，他就迅速上船，撕開紙板箱，用一個刻有他名字的橡皮圖章蓋在每一本期刊的刊頭上，圖章上的紅字比刊頭上印的編輯人員的名字都大。為成就這一豐功偉績，他花了幾個小時，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可是……可是……你怎——麼——會做這樣的事？」喬治·普林頓後來見到休姆斯時問道。
此時，休姆斯很難過，幾乎流下眼淚來。然而，復仇的火焰在他的眼裡迅速閃過，他說：「我他媽的不想再被你們呼來喚去了！」
在《巴黎評論》社，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常見。特里·索瑟恩一部短篇小說中的一句話「別讓你的屎發熱」被改成「別發熱」後，他大發雷霆。一個法國印刷商不小心將一首詩的版與另一首詩的版混在了一起，結果兩首詩出現在雜誌上時卻變成了一首詩。兩個詩人同時叫囂要將約翰·特雷恩大卸八塊。然而特雷恩卻漫不經心地說，事實上印刷商的粗心大意卻提高了這兩位詩人作品的質量。
另一個造成混亂的原因是巴黎的警察，他們似乎一直在追尋夜間張貼海報的特雷恩的飛毛腿小分隊。小分隊由一群耶魯的學生和阿拉伯青年組成，他們夜間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將《巴黎評論》的大幅廣告海報張貼在他們能找到的每一個路燈柱、公共汽車和公共廁所上。小分隊的核心人物是一個高大的耶魯畢業生，名叫弗蘭克·穆辛斯基，特雷恩對他印象非常深刻，決定將其他那些年輕人都命名為「穆辛斯基」——就如同他先前把那些女孩都叫作「埃普泰克」一樣——穆辛斯基為此備感榮耀，儘管他的真名並非「穆辛斯基」。他是因祖父的名字而得此姓氏的，他的祖父本姓蘇波維奇，多年前曾和一個叫穆辛斯基的鄉下人換了名字，代價是他替弗蘭克的祖父去俄國軍隊中服役。
沒人知道那個鄉下人在俄國軍隊中的下場如何，但弗蘭克的爺爺來到美國，他的兒子在零售鞋業中大發其財。孫子弗蘭克從耶魯畢業後，在特雷恩飛毛腿小分隊中幹了一陣子，並於1954年在《紐約時報》找到一份工作——但很快就又失業了。
弗蘭克被僱為《時報》體育專欄的送稿生，主要做運送校樣、填加糨糊之類的雜務。他不能腿腳勤快、踏踏實實地幹工作，卻整天坐在桌子後面，蹺起二郎腿，讀著葉芝和龐德的作品，一點兒也不想動。
一天晚上，一名編輯大叫道：「穆辛斯基，毫無疑問，你是《時報》歷史上最差勁的送稿生。」穆辛斯基聽後，桀驁不馴地站起身來，說道：「先生，我想引用一句卡明斯的話，我相信你也聽說過這句話，‘有些屎我是不會吃的。’」弗蘭克轉過身，離開《紐約時報》，再也沒有回來。
同時，弗蘭克在巴黎的飛毛腿小分隊的位置也被其他的「穆辛斯基」奪走了，科林·威爾遜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所有人都在為保留《評論》的傳統而奮鬥。《評論》向來對小資產階級及當權派不敬，甚至對已故的阿迦·汗也不放在眼裡。阿迦·汗捐資1000美元重獎優秀小說，隨後也把自己的稿子交給編輯參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