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們迅速將他的捐款拿到手裡，又以同樣的速度退回了他的稿子，並向他說明，他的散文式的風格並非他們所求，儘管阿迦的兒子薩德爾·阿迦·汗經喬治提議剛剛成為《巴黎評論》的業主。薩德爾·阿迦·汗和普林頓是哈佛時的朋友，他是在衝動之下接受這個職位的，當時他們正在潘普洛納看鬥牛——那種時候，喬治猜想，薩德爾肯定會有求必應的。事實證明喬治的判斷是對的。
這一切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大可能，儘管那些「穆辛斯基」們和「埃普泰克」們來來去去，《巴黎評論》的業績還不錯，常刊登一些像菲利普·羅斯、麥克·海爾曼、帕蒂·希爾、小伊萬·康奈爾和休斯·魯德這樣年輕作家的優秀小說。當然，最獨樹一幟的是名為「小說的藝術」的名家訪談錄欄目，尤其是簡·斯泰因·萬登·霍伊維爾對威廉·福克納的專訪，普林頓對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專訪。後者是在馬德里的咖啡館裡進行的，海明威先生曾問普林頓：「你賭馬嗎？」
「是的，偶爾。」
「那你就去讀讀《賽馬新聞報》（itheracingform/i）吧，」海明威說，「從那裡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小說藝術。」
和所有別的事情一樣，《巴黎評論》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雜誌社有錢。它的職員可以盡情尋歡作樂，因為他們知道，一旦進了監獄，朋友和家人就會把他們保釋出來。他們從來不用經歷詹姆斯·鮑德溫的悲慘遭遇。由於別人錯誤地指控他偷了旅館老闆的床單，他在一個骯髒的法國牢房裡待了八天八夜。所有這一切讓鮑德溫得出了一個結論——破舊的旅館房間、糟糕的食物、惡語傷人的公寓看門人以及未付的賬單，這些對於高個子的青年來說真是「偉大的冒險」，但對於他自己卻不是，因為他說：「我的頭腦裡有這樣一個現實的問題：哪個會先結束，是‘偉大的冒險’，還是我自己。」
當然，《巴黎評論》的相對富庶使其他小型雜誌對它忌妒不已，尤其是一家叫《梅林》（imerlin/i）季刊的職員，他們攻擊《評論》雜誌的編輯工作猶如蜻蜓點水，甚至討厭他們的惡作劇，還憎恨《評論》能不斷地發行，而同樣是發掘新秀、刊登新作的《梅林》不久後卻要關門大吉了。
那時，《梅林》的總編輯是亞歷山大·特羅基，他出生在葛拉斯哥，母親是蘇格蘭人，父親是義大利人。他自己是個引人注目又很有情趣的身材高大的文學人物。他有一張粗獷的魔鬼般的臉，一對半人半羊的牧神的耳朵，一種擺弄文字的天分，以及一種可以讓他走進任何一個房間都能控制一切的舉足輕重的風度。他本來可以很快與喬治·普林頓、約翰·菲利普斯·馬康及《評論》的其他人成為朋友的。幾年後，他來到紐約，住在一艘駁船上，再後來，住在《巴黎評論》在曼哈頓辦公室後面的房間裡，但最終因與毒品有染而被捕，保釋出獄後逃跑了，帶著普林頓的兩套布克兄弟牌西服離開了美國。但他留下了一部很優秀的關於吸毒成癮的小說——《該隱之書》（icain’sbook/i）。書中有這樣幾句令人玩味的話：「吸食海洛因很容易上癮……很容易上癮……傷癮……想癮。」
與《巴黎評論》的職員們不同，亞歷山大·特羅基的《梅林》職員大部分是些毫無幽默感並具有不折不扣的反叛精神的年輕人。他們閱讀左翼月刊《現代》（ilestempsmodernes/i），並強調對當代問題表態和付諸行動的重要性。它的編輯包括理查德·西弗，他是在賓夕法尼亞的煤礦礦區長大的，《梅林》職員大會就是在巴黎他家那個黑暗潮溼的車庫裡召開的；還有奧斯特恩·溫豪斯，一個失意的哈佛人，寫了一部言詞激烈的神秘小說《赫迪法哥提卡》（ihedyhagetica/i），在法國待了幾年後，現在住在馬撒葡萄園島，以製作仿18世紀風格的傢俱為生。
《梅林》的所有成員都沒多少錢，但是誰也不會像詩人克里斯托夫·洛格那樣貧困潦倒。據說，有一次在咖啡館玩彈子球時，他發現一個破衣爛衫的老農婦正盯著彈子球機旁地板上的一張五法郎的鈔票，就在她要撿起來時，洛格急速伸出一隻腳，踩住鈔票一動不動，老太太尖叫著，而他繼續玩著彈子球；更有趣的是，他兩手不離彈子球機好讓彈子球不停地彈跳——他一直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玩，直到咖啡館的老闆揪住他，把他趕了出去。
一段時間後，洛格的女友離開了他，他逐漸受到了一個瘋狂的斯文加利式人物的影響。這個人當時住在巴黎，是個臉色蒼白、面容憔悴的南非畫家，尼采的追隨者，信奉尼采的格言「在適當的時候死去」。他尋求刺激，曾鼓動洛格自殺——洛格在情緒低落時也曾說過想自殺。
奧斯特恩·溫豪斯疑心洛格很可能會自殺，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他每晚都坐在洛格住的旅館外面，看著他的窗子。一天下午，洛格和溫豪斯約好吃午飯，洛格沒到，溫豪斯衝進詩人的旅館，卻發現躺在床上的是那個南非畫家。
「克里斯在哪兒？」溫豪斯問道。
「我不會告訴你，」畫家答道，「如果你願意，大可以揍我；你比我塊頭大，比我有力氣，並且……」
「我不想揍你。」溫豪斯喊道。然後，他發現南非畫家的話很可笑，因為事實上他比這位畫家矮得多，並且也不比他強壯。「我說，」他最後說道，「你別離開這兒。」然後他一路快跑來到一個咖啡館，他知道在那兒可以找到特羅基。
特羅基找到南非畫家，他承認克里斯托夫·洛格那天早晨已去了佩皮南，那裡靠近西班牙邊境，離巴黎有12個小時的路程。洛格想在那裡自殺，就像《梅林》雜誌上刊登的塞繆爾·貝克特的小說《終結》（itheend/i）裡的人物一樣，他要租艘小船划向大海，越來越遠，然後拔掉塞子，慢慢沉下去。
特羅基從溫豪斯那裡借了3萬法郎，登上了下一列去佩皮南的火車。洛格乘的是五個小時前的火車。到那裡時，天已經黑了，特羅基只好從第二天一大早開始尋找。
此時，洛格正試圖租一條小船，但錢不夠。他隨身帶著一罐毒藥及幾封前任女友的信，但他沒有起子，海灘上也沒有岩石，於是他四處徘徊，神情沮喪，快發瘋了。最後，他來到一個點心攤，希望在那兒借上一個起子。
就在這時，身材高大的特羅基認出了他，一把抓住了洛格的肩膀。洛格抬起頭來。
「艾裡克，」洛格說著，從容地把那瓶毒藥遞給他，「你能幫我開啟嗎？」
特羅基將藥瓶放進了自己的衣袋。
洛格然後說：「艾裡克，你來這兒幹什麼？」
特羅基輕描淡寫地說：「噢，我來這兒是讓你難堪的。」
洛格終於忍不住地哭了起來。特羅基說服他離開海灘，然後他們一起乘火車回巴黎，一路上幾乎沒說一句話。
喬治·普林頓和其他幾個《巴黎評論》的人都很欣賞洛格，同時也為特羅基而感到驕傲。他們馬上募集了足夠的錢，就像津貼一樣按月發放給克里斯托夫·洛格。後來洛格返回倫敦，出版了詩集和戲劇，他的戲劇《安提戈涅》（iantigone/i）和《李莉-懷特的男孩》（ithelily-whiteboys/i）在倫敦的皇家宮廷劇院上演。再後來，他開始為一家叫「當權者」的倫敦夜總會寫歌詞。
據喬治說，洛格事件曾讓半打兒的年輕小說家坐在打字機旁，試圖以此為題寫書。這個小插曲過後，在《巴黎評論》社又是一片開心嬉戲的場景。然而，一年後，儘管這個雜誌仍然辦得很成功，但巴黎的生活卻似乎慢慢地變得乏味起來。
約翰·特雷恩，是當時的執行主編，在他的來稿筐裡放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請不要在執行主編的來稿筐裡放任何東西。」有一天，一個友好的藍眼睛的俄克拉何馬人吉恩·安卓斯基拿著手稿溜達著走進來，並說起他曾在大學時參與創辦過幽默雜誌。約翰·特雷恩立刻遞給他一杯啤酒並說道：「來經營這份雜誌怎麼樣？」安卓斯基說他要仔細考慮一下。他環顧四周，大家都在喝啤酒，斟酌了幾秒鐘後，他便同意做主編助理，負責處理特雷恩的工作。安卓斯基後來解釋說：「我接受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擁有充分的自由。」
1956年，彼得·杜欽搬到巴黎，住在塞納河上的一艘駁船上，《巴黎評論》的很多人都將這兒作為他們的新總部。駁船上沒水，早晨每個人都得用巴黎水刮鬍子。然而，這時人們已無法再尋找快樂的時光了，因為，這個時候，大部分舊成員都已離去。就像葛特魯特·斯泰因所說，巴黎是26歲的年輕人的天下，但現在他們大多數都已30歲了。於是他們回到了紐約——但已沒有了20年代漂泊異地的馬爾科姆·考利在經濟蕭條早期被迫返回故鄉時的那種傷感情緒，而只是覺得現在這個群體將要挪到大西洋的另一邊了。很快，整個紐約都知道了他們的到來，尤其是哈羅德·l.休姆斯的出現。
休姆斯帶著妻子、女兒及留著硬毛的小狗搬進百老匯的一幢大公寓，安裝了七部電話以及一部有著18世紀絞刑架發出的咔喳聲的大型切紙機。休姆斯的新想法層出不窮，功績也引人矚目：他無意中發現可以動搖笛卡爾理論的宇宙新理論，完成了第二部小說，在哈萊姆區爵士俱樂部彈奏鋼琴，開始攝製影片《唐·皮約特》（idonpeyote/i）。這部影片有點像《唐·吉訶德》在格林威治村的翻版，主演是來自堪薩斯城的無名演員奧霍·德·比德奧，他的女友最終搶到膠片跑掉了。休姆斯還發明瞭一種紙房，一個真正用紙製造的房屋，防水，防火，體積大到可以讓人居住；他在長島的喬治·普林頓家族的地產上建造了和真房子一樣大的模型。並且，休姆斯的公司，包括從巴黎返回美國的《巴黎評論》社的那幫文人，還給休姆斯的腦子上了100萬美元的保險。
在1960年的民主黨年會期間，在用了古代雅典軍隊的「撞擊大門」的策略後，休姆斯帶領一群高聲尖叫的史蒂文森主義者出現了。回到紐約時他要求調查紐約的警察，同時，警察局也要求調查休姆斯——他們發現了14張未付交通罰款單，休姆斯在監獄裡待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致懲戒處處長安娜·克羅斯看到他深陷囹圄時問道：「哎呀，休姆斯先生，你在這裡面做什麼？」聽了這話，他便用梭羅答愛默生的名言回敬道：「哎呀，克羅斯小姐，你在那外面做什麼？」
當另一位《巴黎評論》的編輯羅伯特·西爾弗斯把他保釋出來後，新聞記者們追問他對牢房的感覺怎樣。他又一次引用梭羅的話答道：「在一個沒有公正可言的時代，誠實人能待的地方只有監獄。」
羅伯特·西爾弗斯是《巴黎評論》社為數不多的幾個少言寡語的編輯之一，除了愛在床上吸菸，他沒有明顯的惡習。他從巴黎回國時，無處可住，於是暫時住在喬治·普林頓在東七十二街公寓的客房裡。他把床墊燒出了很多洞，之後用桃核堵住。喬治對此也沒有意見；羅伯特是個老朋友了，再說，這床墊也不是普林頓的，它屬於曾經居住這幢房子的一個時裝模特。普林頓和西爾弗斯感到吃驚的是，有一天居然收到她的一封信，問他們是否願意把床墊寄到她在法國的家。他們照她說的辦了，連床墊裡的桃核一併寄去了，後來並沒有遭到任何埋怨。在巴黎的某地，一位高階時裝模特，在她時髦公寓的某個房間裡，放著一個塞滿了桃核的床墊。一想起這些，他們不由得樂了起來。
普林頓很慶幸，他用不著再給客房買新床墊了，因為在第八十二街的廉租公寓裡租有一間辦公室的《巴黎評論》社大約就在那時被房東轟了出來。於是普林頓把辦公室後面房間的一張小床搬回了家——那個房間曾是他們聚過幾次會的地點。每次聚會之後，這裡遍地都是破碎的酒瓶、折彎的羹匙、老鼠，以及被啃噬的手稿。
被從廉租公寓裡逐出後，《巴黎評論》在紐約的辦公地轉到了異常安靜的皇后區。在大中央車道和公墓間的一所大房子裡，麗蓮·萬·尼可恩·帕沙安一邊照看她的三個孩子、金絲雀和小海龜，一邊接收寄給《巴黎評論》的來稿；然後，她再將它們寄給紐約貝德福德村的吉爾·弗克斯或康涅狄格的羅克斯伯裡的羅絲·斯泰倫閱讀。如果他們喜歡，就會再轉寄給第七十二街的普林頓。除了其他事宜，普林頓對稿件進行終審，然後決定是否採用。如果被採用了，作者通常會收到一張小額支票，並可在普林頓家的下一次聚會上喝個痛快。
普林頓家的聚會總是在舉行前的幾個小時內才開始籌備。喬治打電話通知幾個人，這幾個人再依次通知其他的人。不一會兒，普林頓家的樓梯上就響起了雷鳴般的腳步聲。聚會的由頭可能是普林頓那天早晨在網球俱樂部贏得了一場比賽，或者是《巴黎評論》社的一個成員有本新書出版（在這種情況下，出版者會被邀請來分擔這次聚會的花銷），又或者是一個成員旅行歸來回到曼哈頓——這種旅行也許是金融投機家約翰·特雷恩的非洲之旅，或彼得·馬西森與石器時代的部落一起居住的新幾內亞之行，或哈羅德·休姆斯為停車罰單上法庭打官司的布朗克斯之行。
多次張羅聚會、把家門鑰匙分發給同事、老朋友們不在《巴黎評論》工作後的很長時間內還在刊頭上保留他們的名字……通過這些方式，喬治·埃姆斯·普林頓多年來成功地把這個群體團結在一起，並且在他周圍創造了一塊浪漫的、不受約束的盡情歡樂的小天地，在這裡，他和他們都能暫時地逃離走向36歲這個不可避免的命運。
這塊小天地透射出一種魅力、才智、優美和冒險。那些沒有被邀請的人，尤其是一些住在郊區的身懷六甲的「埃普泰克」們心生忌妒，經常問道：「那群人什麼時候才能安定下來呀？」這群人中有些仍是單身漢；另一些人娶了喜歡參加聚會的女人——或者又離了婚；還有一些很明智，認為如果妻子厭倦這種場合，丈夫就只好單獨行動了。這裡差不多是個男人的世界，對巴黎和共同經歷的偉大冒險的回憶將他們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他們幾乎沒有流放過自己的夥伴，但這種事確實也發生過——其中一人就是那位十年前在巴黎讓每個人都為之心動的金髮碧眼的女人，帕特茜·馬西森。
帕特茜與彼得·馬西森離了婚，她又嫁給了邁克爾·戈爾德貝格，一位抽象派畫家，住在西十一街上，搬進了鬧市區文人與畫家的小世界裡。最近，她被傑克遜·波洛克遺孀的狗咬了，在醫院裡待了些日子。在她的寓所裡，有個硬紙箱，裝滿了50年代《巴黎評論》社人們的快照。想起那段時光時，她總帶著某些痛苦。
「有一段時間，整個生命似乎完全失掉了意義，」她說，「他們好像總是缺點兒什麼——這個去了西非，那個進了監獄，那個和阿奇·摩爾上了拳擊臺……而我呢，是那個群體中的斯捷平·費奇特，4點上茶，10點鐘端三明治……」
幾個街區以外，另一位曾流落他鄉的遊子詹姆斯·鮑德溫，現住在一所狹小黑暗的公寓裡。他講道：「沒多久，我不再是他們中的一分子了。對於尋找刺激、吸印度大麻，他們比我更感興趣，十七八歲時我就做過那些了，那時我已經感到有些無聊了。
「他們也常去蒙帕爾納斯，所有的畫家和作家都去過，而我幾乎不去。他們去那兒，在咖啡館裡泡上幾個小時，尋找海明威的足跡。他們好像沒有意識到，」他說，「海明威早已離去了。」
葛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1874—1946），美國作家，大半生在巴黎度過，她的沙龍成了孕育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一箇中心。畢加索、馬蒂斯、阿波利奈爾、海明威、安德森、龐德、懷爾德、塞尚、喬伊斯等人的成名都受惠於她，她本人的創作也在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文藝中佔有一定地位。代表作有《三種生平》《愛麗絲·托克拉斯自傳》《溫柔的紐扣》等。
歐文·肖（irwinshaw,1913—1984），美國劇作家、編劇、小說家，代表作有《幼獅》《富人，窮人》《拜占庭的黃昏》等作品，其中《幼獅》被改編為了同名電影，由馬龍·白蘭度和迪恩·馬丁等主演。
亨利·圖盧茲-洛特雷克（henri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國貴族、後印象派畫家、近代海報設計與石版畫藝術先驅，被人稱為「蒙馬特之魂」。阿里斯蒂德·布呂昂（aristidebruant,1851—1925），法國酒館歌手、喜劇演員，他最為著名的形象就是圖盧茲-洛特雷克為他創作的戴著紅圍巾、穿著黑斗篷的樣子。
斯蒂爾曼體育館，由路易·因格貝爾（louisingber,1887—1969），常被人稱為洛·斯蒂爾曼（loustillman）開設，他是紐約的傳奇拳擊教練，也是一名私家偵探。他的拳擊場享有世界級的知名度，而且衛生條件驚人得差：他允許觀眾在密閉的館內吸菸，還要求不能清洗地板，因為他認為「拳擊手的黃金年紀就是吃著糟糕的食物、呼吸著糟糕的空氣、衛生條件也糟糕、見不到陽光的年紀。我把這地方搞成這樣是為了他們好。如果太乾淨了他們可能會因此而感冒的。」阿奇·摩爾（archiemoore,1916—1998），美國職業拳擊手，世界重量級拳擊錦標賽輕量級組冠軍紀錄最長保持者（1952年12月—1962年5月），也是職業生涯最長的拳擊手之一。
邁爾士·戴維斯（milesdavis,1926—1991），美國爵士音樂人，小號手、作曲家、指揮家，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音樂人之一，2006年入選搖滾名人堂。
原文是blueblood，也是貴族、血統高貴的意思。
威利·梅斯（williemays,1931—），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著名球手，也常被稱為目前在世的最好的球員。
藤田嗣治（1886—1968），日本畫家、雕刻家，1913年到達法國，結識了畢加索、馬蒂斯等藝術界人士，1917年首次在巴黎舉行個人展覽，至今仍是在法最著名的日本畫家。
約翰·西亞爾迪（johnciardi,1916—1986），美國詩人、翻譯家、語源學家。
斯文加利（svengali），英國小說家喬治·杜·莫里耶（georgedumaurier,1834—1896）的著名小說《軟帽子》（iid="35l-8178504c9ee0486b89f660fad92250b2"trilby/i）中的一個角色，他將巴黎的一位畫家的模特變成了著名的歌手。因此，斯文加利就成了擁有將人引向成功之路的神秘力量者的代名詞。
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1898—1989），美國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小說家、詩人。1920年代曾旅居巴黎，後來加入紐約文人圈子，是《新共和》雜誌的書評主持人，提攜了威廉·福克納等一批作家。
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pollock,1912—1956），美國抽象表現主義代表畫家，以其獨創的滴畫而著名。
斯捷平·費奇特（stepinfetchit），美國黑人喜劇男演員林肯·佩裡（lincolnperry，1902—1985）的藝名，他常被戲稱為「全世界最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