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父親的要求下，傑拉德·麥基的兩個哥哥立刻停止了在大橋上的工作。但沒出一個月他們又回到了大橋上。麥基兄弟再次爬上大橋時，其他的修橋工都感到有些不安。但這兩兄弟告訴他們，到橋上和他們一起幹活要遠比待在家裡無事可做好。
儘管當時沒有人想到，傑拉德·麥基的死實際上是個漫長嚴酷的冬天的開始——也許是「硬鼻子」墨菲一生當中最糟糕的一個冬天。為了迫使管理當局在橋下安裝安全網，拖船工人罷工了，修橋工人也罷工了五天。那年冬天很冷，大風吹得大橋來回搖晃，工人們在吊裝400噸的鋼件時，一不小心就會導致災難。而且，籠罩在所有其他事件上的一件事是11月22日的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由於橋上大多數工人都具有愛爾蘭血統，肯尼迪之死對修橋工的打擊比對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大。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硬鼻子」墨菲和美國橋樑公司的工程師面臨最大挑戰——修造跨海大橋的時候。
如果想讓施工按計劃進行，即讓大橋在1964年11月底通車，那麼構成橫跨空中6690英尺的橋跨的鋼製構件必須連線完畢。在1963年冬天，這似乎是一項難以完成的艱鉅任務。
要完成這項任務，需要從駁船上吊起60個鋼製構件。這些鋼製構件每個有十個房間的農場平房那麼大，重達400噸，在空中超過220英尺長。與那些小型鋼構件一樣，這些巨型鋼構件的每一個都要被連線到從鋼纜上垂下的懸索上，然後再鎖定在布魯克林與史泰登島之間垂直的水面上。
如果一個鋼構件落入水中，那麼大橋的工期就會延期六個月，因為每個構件都沒有備用複製品。六個較大的構件全都是長方形的，28英尺高，115英尺寬，長度也差不多。這些構件全部存放在美國大橋公司位於新澤西州的鋼材場。每次一件，它們被從河上游四英里外的鋼材場裝船運到施工現場。本尼·奧爾森、詹姆斯·布拉多克和其他昔日的建橋好手就在那裡幹活。裝載鋼構件的駁船由拖船牽引，一個小時才能到達大橋施工現場。當橋塔下部橫樑上的兩個巨型吊車把鋼構件吊離駁船時，整個大橋都會因構件的巨大重量而向下塌陷。例如，在第一個鋼構件吊起時，那些主鋼索會被拉下20英寸；第二、三個鋼構件又會把鋼索拉下四英尺六英寸；第五、六個鋼構件又會把鋼索拉下四英尺三英寸。當全部鋼構件被吊裝上去時，鋼索要比沒裝橋體構件前低28英尺。所有這些變形都符合阿曼的設計，事實上，他的設計中留出了多達35英尺的鋼索形變餘地，但他卻沒考慮人與機械的脆弱性，而這卻成了墨菲的問題。
墨菲的問題不是從最初的幾個鋼件吊裝時就有的。那時，吊裝工作是在橋下滿船記者的攝影機下進行的。工人們全都興高采烈。當最初的激動被枯燥的機械式工作和越來越冷的嚴冬消磨掉時，他的麻煩也來了。一個刺骨的冬日，一條拴得離碼頭太近的裝懸索的小型駁船在漲潮時沉入了海底。警衛睡得很死，不但沒有發現這件事，而且還讓流浪漢們把工具棚裡的工具偷了個精光。
第二天早晨，在他的工棚裡，墨菲用拳頭敲著桌子，在電話裡朝一個碼頭管事大發雷霆：「見了鬼了！這群廢物真是夠了，那個蠢材警衛只是躺在溫暖舒適的房子裡睡大覺，不去巡視；警衛不應只待在暖和的地方睡大覺。狗孃養的！他應該瞪大眼睛看著。我不會再僱用這個傢伙了，你把那個警衛給我叫來，我要教訓教訓他。」
工棚辦公室外間，一個名叫克里斯·萊斯曼的衣冠整齊的瘦長精幹的年輕人，正坐在電話機前非常禮貌地接著電話：「早晨好，這裡是美國大橋公司。」他用手捂著耳朵，努力不讓隔壁屋裡墨菲的粗話進入到他的耳朵。
只有男秘書才能在這種環境下生存。在那些在橋上幹活兒的單身漢中，女秘書很可能找不到什麼安全感。此外，任何女人都不會習慣這裡所使用的粗魯語言。但克里斯·萊斯曼卻是一個很好的秘書，他的叔叔是一個鉚焊工，繼父六年前死在大橋上。大橋工地上的工人們用了很長時間才習慣了克里斯·萊斯曼接電話時彬彬有禮的聲音和修身精緻的衣著打扮。他接電話時總是說：「早上好！這裡是美國大橋公司。」而不是說：「嗨！幹什麼？」他喜歡與眾不同的衣著，常穿瘦長無邊長褲、英式齊膝雨衣，有時在潮溼天氣還穿長筒軟皮靴。
當萊斯曼被美國大橋公司僱用並派到史泰登島岸邊的工地辦公室時，墨菲的歡迎詞很簡單，他說：「好吧！我們這兒又來了一個坐辦公室的傻瓜。」但沒過多久，23歲的萊斯曼做秘書的效率以及他在電話裡對墨菲不願與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自如應答，使墨菲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
「早上好，這裡是美國大橋公司。」
「嗨，墨菲在嗎？」
「請問您是哪一位？」
「啥？」
「請問您是哪一位？」
「嗨，我是他的老朋友威利。告訴他我是威利。」
「請問您貴姓？」
「啥？」
「您貴姓？」
「轉告墨菲，也許你也可以幫幫我，我曾和墨菲一樣在泛美大廈工地一起幹活，並且……」
「請稍候。」克里斯打斷他，用內線對墨菲講，「有一個曾在您手下幹過活的名叫威利的人現在打來電話找您……」
「我不想跟那個混蛋講話。」墨菲大聲回答。
然後，萊斯曼又拿起電話，說：「很抱歉，先生。墨菲先生現在不在。」
「啥？」
「我說我想墨菲先生今天可能回不來了。」
「那麼，好吧！我明天再打電話。」
「好的。」克里斯·萊斯曼說道。他結束通話這個電話，又接起另一個電話，說：「早上好，這裡是美國大橋公司……」
11月21日，星期日，大橋工地發生了吊車故障。當時正吊到一半的一個重達400噸的鋼構件無法向上前進了，只得整夜掛在那裡。第二天，吊車電機故障排除後，工會又對大橋公司沒有在橋上安裝安全網的事情發難了。這次鬥爭是由第40號地方工會的商業代表雷·卡伯特領頭的，他本人曾是一名鐵器工人，參加過帝國大廈頂上建設電視轉播塔的工程。12月2日，星期一，由於爭端未得到解決，工人們停止橋上施工，以示抗議。
儘管這兩個理由都是影響因素，但反對安裝安全網不是因為錢或所需的時間，而是因為公司認為安全網並不是防止死人事故的保險措施。持反對觀點的人認為，由於鋼件必須從網子中間穿過吊到橋上，安全網無法做到能把橋下全部地方都罩住；而且他們還認為，安全網這裡那裡凌亂地掛在大橋四周，隨工人移動而移動，會給工人造成一種虛假安全感，誘導他們發生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故。
這場罷工從12月2日一直持續到6日，最後以鐵器工工會的勝利而告終。儘管安裝的安全網很小，但工人們還是得到了它們。第二年，當三個從大橋上落下的工人被下面的安全網救起時，雷·卡伯特的強硬立場最終得到了回報。
到了1月份，駁船每天都運來一個400噸重的吊裝鋼件，有時一天運來兩個。60個箱形構件約有一半已被吊裝在鋼索上了。一切似乎又在控制之下了，至少暫時是這樣的。每天，如果是晴天的話，那些拿著望遠鏡的老年大橋迷就會站在布魯克林島岸邊的刺骨海風中，觀看大橋的施工，交換自己的看法，偶爾還與那些從掛著牌子的大門口進出的工人們聊上幾句。
牌子上寫著：
禁止把任何啤酒或酒精類飲料帶入工地。任何給工人帶酒精類飲料的學徒將被就地正法！
「你們在橋上從不喝酒，是嗎？」工地大門附近的一個人問一個名叫布龍科·比爾·馬丁的印第安人。
「你問誰？」
「問你。」
「不，我只喝啤酒。」
「啤酒是否也會破壞你的平衡感？」
「我不知道。」布龍科·比爾說，「我去上班時，喝點兒啤酒後才能爬上大橋。我在橋上要比在地上感覺好。喝下一打罐裝啤酒後我仍能沿一條直線在橋上行走。」
「一打啤酒？」
「是的，」他說，「輕而易舉。」
幾碼遠的地方，一群在海邊觀看施工的白髮老人，其中有些是退休工程師或建築工人，正在仰望大橋，聆聽那位正站在上升的400噸重的鋼構件下面的「驢脾氣凱利」發號施令。凱利站在一條駁船上，通過喇叭喊話。這是一個非常壯觀的場面。對於這些只看到最後吊裝場面的老人，這真是讓他們大飽眼福，永生難忘。
實際上，這一戲劇性工作在一小時前已在新澤西州一端開始了。在那裡，沿著美國大橋公司材料場的碼頭邊，一個400噸重的鋼構件正靜靜地躺在一條巨大的雙體駁船上。鋼構件是在別州的美國鋼鐵公司的鋼廠裡分段製造好的，然後通過鐵路運到新澤西州材料場裝配完畢。現在一條拖船在前面拉著，另一條在後面推。
大約有70多名鐵器工從裝配場向拖船招手致意，又有400噸的鋼構件被拉走了。拖船駕駛員叫維利·克努森，是位瘦弱的金髮挪威後裔。他小心翼翼地把船開進紐約港，繞過油輪、渡船、豪華遊輪、航空母艦、漁船、落水木頭及水上漂浮的啤酒罐，在陽光和濺起的浪花中，眯著眼睛，全神貫注地注視著前方。今天，他還在和甲板手羅伯特·格拉講，開始建橋時他是如何憎恨這座大橋。克努森的家也在灣脊地區，修建大橋引橋也危及了他家。維利·克努森和他妻子都參加了抗議示威，在請願書上籤了名，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用。最後，他們搬到了長島的傑弗遜港。
「我跟你說，我當時確實特別憎恨這座大橋。」這句話他不知重複了多少遍。
「好了！別再恨它了。」格拉說，「你現在靠它吃飯呢！」
「不錯。」克努森冋答道。他迅速轉動拖船方向舵，躲過一艘迎面駛來的油輪。然後，他轉過頭，觀察巨型鋼件下緩緩行進的駁船——一切正常！
40分鐘後，克努森駕駛著拖船把裝著巨型鋼件的駁船拖到橋下，準備靠岸。岸上觀看的老人們舉起了手中的望遠鏡，橋上的鋼件安裝工也一切準備就緒。一位大胖子工長站在一座橋塔下，話筒貼在左耳上，仰頭望著塔上的吊車，叫喊著：「喂！喂！愛迪？喂！喂！愛迪？」
塔頂上的訊號員愛迪沒有應答。
「喂！喂！愛迪？」仍沒有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