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灰濛濛、颳風的早晨。清晨6點45分，傑拉德·麥基和愛德華·揚涅利離開了家，從布魯克林不同的地方駕車駛往大橋工地。
揚涅利家住弗拉特布什，他先到工地。在傑拉德·麥基向他走去並揮手打招呼時，他已上了天橋，爬上了纜索，他的一隻腳懸空，在離水面385英尺高的地方晃悠。
這兩個年輕人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修橋工的後代，都信奉羅馬天主教，都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而且都有決心要證明一件事——他們不遜色於橋上的任何人。
人們都認為流動工人是最好的修橋工，他們儘管嘴上不說，心裡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想，畢竟那些流動工人之所以成為修橋工，不是因為他們願意，而是生活所迫，從保護地被趕出的印第安人，失去農場的南方人，厭倦海上生活的紐芬蘭人，逃避奴役的中西部人——這些人構成了修橋工的大多數——在追逐一個接一個城市的建設高潮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逃避家鄉的貧窮和枯燥的生活。從另一方面看，揚涅利和麥基不必跑遍美國各地去找大工程幹，他們可以等著工作找上門來，而且他們確實是這樣做的，因為在過去的十年裡，紐約地區一直處於建設高潮中。
然而，他們都被修橋工那種高傲自滿的氣質所傾倒，都迷戀修橋工的生活。從加州到紐約，從密歇根到路易斯安那，修橋工都能找到活兒幹，他們依靠的只是自己享譽全國的名聲，而不是當地工會的力量。
對這一點，揚涅利似乎比麥基感受更深些，其中的一個原因也許是，在這個強壯男人的世界裡，揚涅利確實太弱小了。
和本尼·奧爾森一樣，他總是不顧一切地想證明自己。但他讓別人對他記憶深刻的方法，不是通過訓斥別人，吹牛，或豪飲，而是通過在高空鋼纜上表現得鎮定自如——他會像馬戲團不要命的表演者那樣冒險——和通過在地面上顯示出無人能比的驕傲。
揚涅利常喜歡說：「我是個鐵器工人。」（現在的大橋都是由鋼構件建成的，但最早的金屬大橋都是用鐵構件建成的，因此最早的修橋工被叫作「鐵器工人」。）這個稱號很具歷史意義，所以揚涅利和那些懷舊的修橋工一樣，也喜歡稱自己為「鐵器工人」，而不喜歡被叫作「鋼器工人」。
愛德華·揚涅利剛做鐵器工人時，每天下班乘地鐵回家，都把橘紅色的油漆渣塗在靴子上。那時，他天真地認為，地鐵裡的乘客會把橘紅色的油漆渣與施工時鋼件上塗的防鏽漆聯絡在一起。
「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曾回憶道，「我老爸老愛德華·揚涅利下班後常把別的鐵器工帶回家，他們談論的都是鐵器活兒，我和哥哥小時候聽到的全是這些。有時我老爸也會帶我們去工地，因為我們是愛迪的兒子，工地上的所有工人都對我們特別好。工長有時會走過來問：‘你們是愛迪的兒子？’我們回答說：‘是的。’他會說：‘過來，給你們25美分。’那就是我最早喜歡上這個職業的原因。
「後來，在我十三四歲時，我記得我和老爸一起到工地時看到一個大梯子，我對老爸喊道：‘我可以爬上去嗎？’他回答說：‘可以，但別掉下來。’這樣我就開始爬這個梯子了，越爬越高，起初還有些害怕，後來我爬上了梯頂，站到了高高的鋼樑上；我獨自一人站在那裡，向四周眺望，地上很遠的東西都能看得到，非常興奮。突然間，就在那兒，我對自己悄悄地說，這就是我想幹的職業。」
在他的父親介紹他認識布魯克林的鐵器工人工會的行業代表後，小愛德華·揚涅利開始了他的學徒生涯。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天走進那座工會大樓的情景，」他回憶道，「當時我穿著一雙嶄新的鞋子，看到許多膀大腰圓的人在那裡排隊，有些人像流浪漢，有些人像強盜，有些人坐在桌子周圍玩紙牌，嘴裡說著難聽的髒話。
「當時，我很害怕，就找了個小角落坐了下來，緊握著衣兜裡的玫瑰經。後來一個傢伙走出來，叫道：‘這兒有個叫揚涅利的年輕人嗎？’我回答道：‘我在這兒！’他又說：‘這有份工作給你。’他告訴我，到布魯克林市中心的一座12層的刑事法院大樓去找一個名叫哈里的傢伙。我趕到那裡，對哈里說：‘工會大廈的人叫我到這兒來的。’他問道：‘你的父親同意你出來幹活兒嗎？’我回答說：‘是的。’他又問道：‘有書面證明嗎？’我回答說：‘沒有。’他就說：‘回家去取吧！’
「這樣，我乘上地鐵，再往回跑。我記得當時在大街上跑時，心裡非常興奮，因為我已找到了一份工作，只需找母親籤個字就行了。拿到簽字後我趕緊往回趕，下了地鐵，到哈里面前，把那張條遞給他。他看了後說：‘好了！現在我得看一下你的出生證。’這樣，我又得再跑回去，換乘地鐵，然後再回來。我穿著新鞋的雙腳已經開始疼了。
「不管怎樣，結果倒是不錯的。我給哈里看了出生證，他說：‘好吧！爬上那個梯子去見監工吧。’我爬到梯頂時，一個壯漢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告訴他我是新來的學徒，他說：‘好吧，那兒有兩個桶，把它們裝滿水，送到鉚焊組去。’
「放在那兒的是兩隻巨大的金屬牛奶罐，我必須一次一個地把它們沿梯子拿下來，再把它們運上來，這就是我很長一段時間所幹的活兒——給鉚焊組供應飲用水、咖啡和鉚釘——沒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
「有一次，在曼哈頓蓋一座摩天大樓時，我記得我得從六層高的梯子上爬下去買咖啡、十幾瓶汽水、蛋糕和各種東西，回來時我把全部東西都放在一個紙箱內。記得當時我在鋼樑上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掉下了兩節梯子。但幸運的是，我落到了一堆帆布裡，一點事兒也沒有，只是被熱咖啡濺了一身。一個鐵器工人看到我躺在那裡，喊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回答道：‘我從上面掉下來了，咖啡都灑了。’他又說：‘你把咖啡都灑了，那麼，老兄！你得趕緊回去，再弄些咖啡來。’
「所以我又爬了下去，用自己的錢買了咖啡、汽水和蛋糕，一共花了我四塊多，然後從梯子上爬了回來。我看到監工時，趁他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抱怨的話，我就對他講‘很抱歉回來晚了’。」
愛德華·揚涅利成為羽翼豐滿的鐵器工人後，又摔下來幾次，大多數情況是因為他在鋼樑間跑動而不小心造成的。有一次，他在曼哈頓的第一全國花旗銀行大樓幹活時，頭朝下掉下去三層樓高，看樣子他會一直掉到底。但他很輕便靈巧，而且還很幸運——他被叫作「兔子」。最後他落到一條鋼樑上，被鋼樑接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有一次他曾解釋說，「但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與年輕、不想效仿那些比我歲數大的人有關，他們常常告誡我，‘別冒險，你會摔死的，要小心！’有時颳風天，那些年齡大的修橋工要趴在鋼樑上通過，但我總喜歡跑著過去，讓人們看我怎麼過去，這時他們總會說：‘孩子，你這樣會活不到30歲的。’
「當然，颳風天是最難對付的。例如，你在一根八英寸寬的鋼樑上行走，有風時，你需要把身子偏向一邊去平衡自己，突然之間，風停了，你會一下子失去平衡，你得立刻伸直身體。什麼時候風停，只能靠感覺了。」
愛德華·揚涅利剛到韋拉扎諾海峽大橋工地是在1961年。有一天，他在穿越布魯克林灣脊地區通往大橋的郭瓦納斯高速工路工地上幹活時，把左手絞進了一個起重機。
一個手指被完全壓碎了，而另一個完全被割斷的手指留在手套裡，科波拉醫生又把它縫了上去，這個手指一直僵直著，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有勁了。但是，就如何把這個手指接到他的手上，這位外科醫生向愛德華·揚涅利提供了兩種選擇：手指可以直著接上去，這樣好看些，接痕不太明顯；也可以像一個鉤子似的彎曲著接上去，儘管這樣不太好看，但這意味著揚涅利幹活兒時可以用。對揚涅利而言，他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手指被永久性地接成了彎握狀。
1963年秋天，當傑拉德碰到愛德華·揚涅利，看到他的傷殘左手時，並沒問他任何問題或過多注意什麼。傑拉德出生於一個建築工人家庭，對他來說，手上的一點傷殘算不了什麼，這太習以為常了。他的父親詹姆斯·麥基是個大個子，肩膀寬大，長著一頭烏黑的頭髮和淡藍色的眼睛（傑拉德和他長得很像），幾年前他曾被一個落下的吊車砸到，腿被永久性地砸彎了，頭上也插入了一塊鋼片，落下了終身殘疾。
詹姆斯·麥基是經舅舅——已故的吉米·蘇利文——介紹幹上鋼器活兒的。薩利文當過「硬鼻子」墨菲的工頭，曼哈頓工會大廈第40號地方工會的人都知道麥基這個名字。因此，在他出事之前，詹姆斯·麥基很自然地把他的三個兒子也帶到工會大廈，給他們登記，讓他們也幹上了修橋鐵器工學徒的工作。
在三個孩子中，傑拉德·麥基年齡最小，個子最高，身體最重。其他兩個孩子都差不多。哥哥約翰比傑拉德大一歲，體重195磅，身高6.2英尺；另一個哥哥吉米，比傑拉德大兩歲，體重198磅，身高6.3英尺。
當孩子們被介紹給第40號地方工會的負責人時，所有人都讚不絕口。毫無疑問，麥基家的年輕小夥子們，個個肩膀筆挺，面帶渴望，將來有一天一定會成為優秀的鐵器工。他們看上去就像大學橄欖球隊的優秀候選隊員一樣——是教練不會問有關成績的尷尬問題就會毫不猶豫地給他們獎學金的那種人。實際上，麥基家的孩子們在高中時從未玩過橄欖球。在布魯克林南岸邊他們居住的街區，一個被稱為「紅鉤」的愛爾蘭人居住的破舊街區，不知是什麼緣故，橄欖球這項運動在孩子們中間從來就未普及過。
「紅鉤」街區最大的體育活動是游泳。年輕男孩們能贏得尊敬、證明勇氣的方式是從岸邊的一個高大的碼頭上或倉庫頂上跳下去，水花四濺地跳到巴特米克海峽裡，然後，頂著風浪遊到自由女神像下。
通常在游泳時，男孩們會被島上的警衛抓住。如果他們沒被抓住，他們就從巴特米克海峽再游回到「紅鉤」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