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9年，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除了接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地方已不像過去那樣人口構成單一了。沿海地區兩邊到處是高大的樹木、修剪整齊的草坪及堅固的住宅，查爾斯·阿特拉斯就住在這裡。除了居住著少數黑人，灣脊地區的其他地方和布魯克林的其他居民區幾乎沒什麼兩樣。白人大多數是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大教堂，有的教區教眾超過1.2萬人。教堂由那些愛爾蘭蕾絲窗簾商和發跡的義大利商人所供養，他們大多是共和黨人，當地的政治事務通常也由他們操縱。瑞典人與丹麥人的數量仍很大，還有許多敘利亞小店主和一些沒有搬走的老義大利移民（製鞋匠的朋友們）。但真正決定了灣脊地區生活方式的是那些年輕的第二、第三代義大利移民和愛爾蘭移民。那些還沒有富到買得起海邊別墅的人，住在街道旁一排排擁擠的棕色小磚房裡，每天都為路邊的停車位相互爭搶。他們在擁擠繁忙的人行道上購物，那裡的樓房上層是公寓，下層是小商店。街頭還有許多小旅館，有可以夜晚去吃上一頓美餐的漢密爾頓餐廳。假如他們穿夾克戴領帶的話，還有小巷裡燈光昏暗的晚餐俱樂部和嘴裡叼著菸捲、獨自坐在酒吧吧檯高腳凳上的那些曲線優美且有著淺黃色頭髮的陪酒女郎。
所以，在1959年，灣脊地區又恢復了過去的和諧。儘管它已不再時髦，卻顯得十分整潔。這裡的大多數人不想要什麼變化，不想要新的居民，不想要更多的車流人流，當然了，因此也就不想要這座大橋。當有訊息說這裡要建橋時，當地的政客們驚呆了。一些婦女開始偷偷地哭泣，許多人拒絕相信這是真的。他們以前就聽過這樣的傳說，並指出早在1888年就有人提出建一條地下鐵路隧道連線布魯克林和史泰登島。1923年，紐約市長約翰·海蘭甚至為通往史泰登島的火車汽車兩用隧道的破土動工儀式剪過彩。而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紐約市損失了近50萬美元的投資，在某個地方的地下留下了一個哪裡都不通的廢棄小洞。
據他們講，在峽灣地區修建大橋已經說了20年了，每次都是紙上談兵。1950年有人議論說在布魯克林和史泰登島之間修一座大橋是件好事，但如果發生戰爭，蘇聯人將它炸掉了怎麼辦？停在紐約港裡的美國海軍軍艦是否會被港口塌下的大橋困住？一年之後，好多人議論布魯克林和史泰登島之間修建隧道，後來更多的人又開始議論建橋的事兒。就這樣，人們在一直不停地爭論這件事。所以，在1959年，他們仍然在說，也許這只是談論而已，不會有什麼實際行動，因而也就無須擔心。
這些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在1957年左右，這種議論發生了些變化，爭論也變得更加激烈，羅伯特·摩西的信心也更加堅定了。紐約市消防局局長在1957年對通往史泰登島的大橋馬上會變為現實充滿信心，他迅速向市政規劃委員會遞交了在史泰登島上修建一座大型消防車站的申請書，要求撥款37.95萬美元的建設費及25萬美元的裝置費。他們也沒注意到，頗具影響力的布魯克林政客約瑟夫·t.薩科當時已預見到大橋一定會在1958年開工，他在市政府的大廳對羅伯特·摩西進行了孤注一擲的攻擊，但為時已晚；薩科高喊摩西的權力太大了，他只聽工程師們的話，而不聽從人民的意願。他們同樣沒有發現，在他們都認為修橋只是一紙空文時，一群圍著圖板的工程師已悄無聲息地用墨水標出了建造大橋引橋需拆除的布魯克林的一大塊地方。其中令一位工程師感到遺憾的是，他的規劃竟需要拆除自己岳母住的房子。當他把這個訊息告訴她時，他岳母尖叫，哭喊，要求他更改規劃方案，工程師告訴她自己對此無能為力，大橋建設已成定局。後來他的岳母在悲憤中去世，至死都不肯原諒他。
修建大橋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那裡的人們的憎恨。他們並不把它看作一種進步的標誌，而是把它看作一種毀滅的象徵：那是一個馬上要浮出水面、毀掉800座建築物、迫使7000名灣脊地區居民背井離鄉的巨大海怪。這些人真可謂各種各樣：家庭主婦、酒保、拖船船長、醫生、律師、皮條客、滴酒不沾者、酒鬼、秘書、退休輕量級拳擊手、前「戰地愚人」演唱組女歌手、一個有17個孩子（以及兩條狗和一隻貓）的家庭、一位剛花了1.5萬美元安裝了新椅子的牙醫、一位素食者、一位銀行職員、一位小學助理校長以及兩位偷情者——一位41歲的離婚男子和一位住在街對面、婚姻不幸的已婚女子。每天下午，他們都會在男人的公寓裡會面、做愛，考慮將來該怎樣，思考是否能把這一切告訴女人的丈夫，是否能拋棄她的孩子。現在，突然間，這座大橋馬上就要出現在這兩個情人中間了，就要毀掉他們所居住的街區以及下午他們在一起的平靜時光；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在1959年。
那些憤怒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參加「拯救灣脊地區」委員會，與摩西鬥爭到底，直到推土機剷平他們的家園。他們寫請願書，發表講演，大聲疾呼：「誰要這座大橋？」新聞記者拍下他們的照片，採訪了他們，並報道了他們群情激昂的請求。羅伯特·摩西被激怒了。
他給一家報紙寫了很多信，指責記者歪曲事實、說謊話，只報道建橋會毀掉人們家園，而不報道這一工程的好處。布魯克林的大多數人在1959年都不能理解建橋的好處，因此下定決心不搬家。但是，在堅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後，他們最終還是妥協了。他們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不久，這些房子裡的燈光永遠熄滅了。接著，搬家車開了進來，推土機衝了上來，牆體坍塌，屋頂塌陷，一切都被埋葬在煙塵裡——這是隔壁那個不願搬走的釘子戶最不願意看到的景象，不久他也要搬走了。然後又是一家，然後則是另外一家。每個街區、每棟樓就是這樣被拆除的，最後就連最堅定的釘子戶也屈服了。因為整個街區被拆光，一個人獨自待在殘垣斷壁中，心裡會有某種奇怪的恐懼：害怕自己會被拋棄在一個死去的街區；害怕一群年輕的流浪漢在廢墟中四處遊蕩，摘窗子，撬門，爬圍攔，偷燈具，砍樹木，拾破照片或被遺棄的情書；害怕那些睡在破爛空公寓房間或大廳裡的瘋子；害怕人們常說的會從打破的水槽和下水道中爬上來的老鼠。因為照人們的話講，布魯克林灣脊地區的老鼠也得挪窩。
堅持到最後的人當中有一個長著淡褐色眼睛，有著褐色皮膚的離了婚的漂亮女人，名字叫佛羅倫絲·埃貝爾，42歲。她是在那對戀人，那個牙醫，還有那個前「戰地愚人」演唱組的女孩貝絲·葛羅斯·登普西離開後才搬走的。那個女歌手的包裹裡裝有350頂羽毛帽和幾個舊剪報簿。她是在那個小瘋老頭死後搬走的，那位瘋老頭被發現獨自待在空無一人的公寓裡。不知是什麼原因，瘋老頭兒從未聽到過下面的推土機聲，不知道這裡就要建設一座大橋。
她是在退休拳擊手弗雷迪·弗裡德利克森之後搬走的，他在以前的拳擊賽中只輸過兩場；她是在有17個孩子的約翰·g.赫伯特夫婦之後搬走的。無論如何，佛羅倫絲·坎貝爾的搬家與赫伯特一家的搬家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無法相提並論。赫伯特一家運了12次才把他們所有的傢俱、腳踏車、雪橇、盤子和狗搬到一英里之外的新家，共用了六個小時。他們最後搬完東西時，赫伯特先生，海軍造船廠的一個工人，發現家裡的貓不見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他的兩個兒子回去找，結果在屋外廊簷下找到了那隻貓，還發現了一把舊斧頭。在後來的一個小時裡，他們用那把斧子毀壞了舊家裡能夠毀壞的所有東西。他們砸碎了窗戶、牆壁和地板，砸碎了舊臥室、廚房、書架和曬臺欄杆，曬臺是他們過去夏日夜晚經常圍坐的地方。他們漫無目的地砸著，在輪番揮動斧子時，只感到一些野性的發作和破壞的快感。可是越砸越感到悲傷、瘋狂，最後累得實在砸不下去了，就從砸爛的曬臺上找回那隻貓，永遠離開了自己的舊居。
對佛羅倫絲·坎貝爾來講，就是以發生謀殺案為條件來威脅她也無法讓她馬上拋棄舊居。從離婚之日起她就和小兒子住在一套每月租金60美元的公寓裡，她很難再找到一套這樣便宜的房子了。安置辦人員對她已失去了耐心，因為她總是嫌貴，拒絕接受他們為她找的房子。現在，人家不再管她了，她只能在曼哈頓的白廳俱樂部幹了一天的會計工作下班後，獨自一人去找房子了。
一天早晨，她在公寓裡聞到一種奇異的味道。她猜想可能是前一天兒子放學後去釣魚，把釣到的東西藏起來了，可兒子卻說沒有。第二天晚上，氣味更難聞了，她給警察打了電話。警察不久就發現，住在一樓的那位老人，即這座房子中唯一的另外一位住戶，三天前用獵槍子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察到來時，他正一言不發地呆坐在屍體旁，腳下到處是空威士忌酒瓶。
「女士，求求您了！」警察對佛羅倫絲·坎貝爾說，「從這兒搬走吧，好嗎？」
她答應馬上搬走，但仍未找到合適的公寓。她沒有親友處可住，附近也沒有什麼朋友，因為他們早已搬走了。每次在她找房回來時，都已是午夜時刻，門廳裡一片漆黑——有人已偷走了那裡的燈泡。有時她會踩到樓下大門外人行道上睡著的一個喝醉酒的瘋子。
在警察勸告她趕快搬走之後，晚上她常被門外拖著腳走路和拳頭敲擊牆壁的聲音驚醒。她的兒子住在隔壁臥室，也跳了起來，抓起藏在櫃子裡的一把獵槍，衝進了走廊。但是，外面漆黑一片，燈泡又被偷走了。他摔了一跤，佛羅倫絲·坎貝爾尖叫了起來。
在那些日子裡，一個陌生人曾從臺階逃到屋頂上。當時她報了警。警察很快就趕到了，但在屋頂上沒找到人。警察又一次警告她趕快搬走，她哭著點頭說馬上就搬。第二天，她緊張得要命，沒去上班，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並對酒保講述了前一天夜裡發生的事。令人興奮的是，酒保告訴她，這個街區有套每月租金68美元的公寓要出租。她立刻跑到那個地方，租下了那套公寓——可是房東不明白，她租到這套房子後為什麼會大哭不止。
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1888—1981），美國城市規劃師、建築師。他一生設計建造了250萬英畝的國家公園，416英里的公園大道，12座橋樑，兩座大壩，568個操場，以及許多重要的公共建築，是20世紀中期紐約市區、長島等地區的主要締造者。
漢密爾頓餐廳（hamiltonhouse），建於1919年的老牌餐廳，自1970年代起逐漸衰落，變為了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