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克林的恐懼

「你們這些狗孃養的!」這位義大利老製鞋匠站在布魯克林的一家房地產公司的門廊裡,怒視著屋子裡辦公桌後面坐著的人們,憤怒地叫喊著。「你們這些狗孃養的!」由於沒有人抬頭理會他,他又接著罵道。

一個男子從他的辦公桌後面跳出來,大聲叫道,「嘿!你在罵誰?」

「就罵你們!」這位製鞋匠說。他那衣冠不整瘦小的身子搖搖晃晃地靠在門上,彷彿喝醉了似的;他的黑色小眼血紅,充滿憤怒,「你們搶走了我的商店……你們什麼補償也沒給我,你們……」

「聽著!」這位房地產商迅速地走到製鞋匠跟前,狠狠地盯著他說:「少在這裡胡說八道,我要報警了!」

他抓起身旁的電話,開始撥號。製鞋匠看著他,似乎一點也不害怕。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慢慢地轉過身,一言不發地從門口走出,沿著大街緩緩離去。

房地產商放下電話,看著製鞋匠離去,他沒有去追,也不想再找他的麻煩了——不想找他或任何在這裡吵鬧的人們的麻煩;這些人最近在這裡一直大吵大鬧,罵人,寫抗議書,威脅辦公室裡的工作人員,就彷彿建造韋拉扎諾海峽大橋和修造連線大橋的引橋工程是房地產商們的主意。這段引橋公路將延伸到布魯克林的灣脊地區,那裡住著7000人,聳立著800座建築,包括一家制鞋店。引橋公路將把阻礙它前進的一切夷為平地,最後將它們變成一條狹長平坦的混凝土大道。

不,這不是他們的主意!建造大橋和與之相連的引橋公路是羅伯特·摩西和他所在的三區橋樑隧道管理局的主意。但大多數謾罵卻落在了受僱於管理局的那些房地產商身上。正是他們,而不是摩西,必須每天面對這些被迫拆遷的人說:「放棄你們的家園吧!我們必須在這裡建造一座大橋。」

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感到特別恐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懇求管理局的代表,向上帝祈禱,希望不要拆毀他們的房子,因為這裡是他們的兒女出生、丈夫故去的地方。其他人的驚恐中夾雜著憤怒,不斷宣告,這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的避難城堡,他們要與之共存亡。

有些人能平靜地對待這件事,默默無言地等待被列入失蹤人口名單,就像等待死亡一樣,等待著搬運車的到來。靠管理局給他們發的那筆補償費,他們搬到了佛羅里達、亞利桑那或布魯克林的另一個家。他們對去哪裡安家似乎並不怎麼關心,因為現在他們都年過古稀,好像在哪裡安家都一樣。

那位老製鞋匠已是快70歲的人了。他回到了義大利南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科森扎。在那裡他還有些農田要出售。22歲時他離開科森扎前往美國。現在,1959年的科森扎和過去沒什麼兩樣。山羊和驢子仍舊在狹窄的山路上爬行,農婦們用她們的頭頂著陶器,幾個男人袖上扎著黑布,或領子上戴著黑絲帶,表明他們在為死者戴孝。依舊是白色的石頭房掩映在蔥綠的山坡上——這是他們世代生息的地方。

製鞋匠回來後,得到許多親友的問候,有些人的名字他已忘記了。他們像歡迎榮歸故里的英雄一樣歡迎他的到來。但在這之後,他們開始向他述說自己的不幸、貧窮以及自己的所有問題。他當然也知道下一步會是怎樣,因此,他馬上向人們講訴了他自己的各種困難,一點不漏地全講了,告訴他們自己如何幾個月付不出他在布魯克林的鞋店的租金,管理局如何一分錢不給地把他攆出來,以及他為何現在回到了他起家的義大利。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要建造這座大橋,這座美國人打算用製鞋匠的親友們從未聽說過的一位義大利探險家的名字命名的大橋。這個人就是吉奧範尼·拉·韋拉扎諾,他在1524年為法國人探險時發現了紐約灣。製鞋匠滔滔不絕地講著,指手畫腳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想讓人們知道他不是個心腸軟的人——一兩天後,他就開始四處為他的那塊農田去找買主了。

在史泰登島一側,人們對建造大橋的反對完全不像布魯克林那樣強烈。布魯克林受建橋影響的人是史泰登島的兩倍還多。實際上,史泰登島上一直有許多人夢想能有座大橋,把這個區域與紐約市的其他城區緊密地連線起來。史泰登島一直是紐約市五個區中最偏僻、最不為人們重視的城區,五英里的海水把它與曼哈頓隔開,乘渡輪也得用半個小時才能到那裡。

儘管紐約人和遊客們都喜歡乘史泰登島渡船——「每英里一美元的豪華渡輪」,但沒有人會對渡輪停靠的那一邊感興趣。那裡有什麼可看的?即使是在1958年,54平方公里的島上還有60%的土地是未開發的荒地。島上22.5萬居民大多數生活在獨門獨戶的房子裡。這是紐約五個城區中最乏味的地方;如果一個紐約的警察與上司發生了矛盾,那麼往往他會被髮配到史泰登島去工作。

這座島嶼最早呈現這種農村景象是在300年前英國人佔領的時期。當時,英國人鼓勵發展農業,不鼓勵發展製造業,那就是許多史泰登島人想讓它保持的樣子——安靜,遙遠。但是,在1958年的最後一天,經過多年的辯論和疑惑,修建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的方案最終被敲定下來,那些懷念傳統生活的人的想法失去了市場。但是,聽到這個訊息時,史泰登島上更多的居民欣喜若狂。他們想要一種變化了的生活,他們已厭倦了過去那種偏僻狹隘的農村生活,希望現在大橋能帶來一輪高速發展。一夜之間,他們夢想成真了。

建造大橋的計劃剛一宣佈,就引來了島上的土地熱,房地產的價格扶搖直上。一小塊1958年才值1200美元的地到1959年已升值到6000美元,而早晨還值10萬美元的一大片房地產往往當天下午就會以20萬美元的價格賣出,未交交易稅的不動產會被市政當局迅速收回。來自巴西、義大利、瑞典的大型外國公司紛至沓來,希望能夠分得一杯羹食。史泰登島上的幾乎每個地方都被規劃了新建築。儘管有許多對建築承包商偷工減料的投訴和起訴(曾有位工長因恥於老闆命令他幹劣質工程,不得不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離開建築工地),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史泰登島上的這場建設開發熱,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影響大橋在人們心中的無窮魅力。

1959年上半年,早在開工建設前的幾個月,這座大橋已成了人們希望的象徵。

「我們現在正走在擺脫與世隔絕的道路上。」區長阿爾伯特·v.馬尼斯頓克宣佈。別的官員也承認,無論大橋帶來什麼,都不會對史泰登島有什麼真正的傷害。史泰登島上有什麼可以被傷害的呢?「在史泰登島的全部歷史中,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一位名叫羅伯特·里根的居民說道,他是歌劇演唱家埃琳·法瑞爾的丈夫。他提到過去人們曾嘗試過修建一座史泰登島歌劇院,成立一支半職業化的橄欖球隊,一支籃球隊,修建賽狗場和拳擊場,修建小型賽車場,成立交響樂團等等。所有這些想法都失敗了。「唯一能拯救這座島嶼的事情,」他說,「就是大量的新居民。」

然而,在布魯克林那邊,情況卻完全不同。那裡根本不需要或不想要新的居民。那裡的灣脊地區早已是一個繁榮的幾乎全部由白人組成的中產階級社群,那裡的人們已對現實很滿足。灣脊地區坐落在布魯克林西部,位於上紐約灣和下紐約灣的脊岸上,俯視峽灣水道——一個接連兩個海灣的一英里寬的潮汐海峽——和從此進出紐約的所有大船。這裡最早的定居者是成千上萬的斯堪的那維亞人,其中大多數是丹麥人。他們之所以喜歡灣脊地區,是因為這裡離海不遠,海風和煦。到了19世紀末,這裡變成了布魯克林最炙手可熱的地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