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東城第七十幾街住著一位專業遛狗師，列剋星敦大道141號住著一位貓咪心理專家，第四十六街還住著一位與兩隻裝有假腿的鴿子同居一室的老太太。薩頓公寓的男房客從他18層高的公寓窗戶釣鰻魚；第五大道88號的一位女士受僱於英國心理研究學會，專門對鬼怪和神秘事件進行調查。各種俱樂都遍佈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有怪人俱樂部、傻瓜俱樂部，甚至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館裡還有每年一度由妓女舉辦的皮條客聚會。
紐約城裡發生的事也許不會發生在別處。
每天都有人到第五十八街的心理發洩室對靠牆站立的兩個戴面具的假人尖叫和咒罵，假人可能代表他們的老闆、收租人、父母、配偶，或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的各種暴君。
在卡地亞首飾店，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正在精心挑選首飾。男士相中了一個鑽石項鍊，立刻買下，把它戴在這位女士的頸上。女士欣喜若狂，晃動著手裡的鑰匙鏈。男士一把將鑰匙鏈搶過去，然後他們一起離開這家首飾店，消失在第五大道上。
在西城第四十八街608號，你可以用每天250美元的價格租到一頭獅子；在第四十七街410號，你可以用每天35美元的價格租到一具真正的骷髏；位於列剋星敦大道155號的羽毛店向印第安人出售各種珠子，再由他們兜售給遊客；還有一所名為新潮禮儀學校的教師夏洛特·塞維爾經常給人們講授一些行走、站立、坐姿及臥姿方面的課程。
住在默裡山的一位女士讓人從佛羅里達運來條破船，把它放在屋頂上，當鄰居問起她為什麼把一艘舊船放在屋頂上時，她只是回答：「我喜歡看到它。」夏天曾有位男士在他的一居室公寓裡曬船帆，晚上自己卻不得不到旅館過夜。每個陽光明媚的溫暖上午，那位來自瑞典的可愛金髮家庭女教師愛娃·伯格斯托姆都會走出她居住的河邊公寓，步行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大道，沿人行道躺下，享受日光浴。她用這種方式結識了許多紐約人。
在紐約，你可能會遇到各種千奇百怪的事情。以酒吧為例，有隻供男人找女人的酒吧，有隻供女人找男人的酒吧，也有隻供男人找長相像女人的男人的酒吧，或只供女人找長相像男人的女人的酒吧。據估計，紐約城裡有5000個妓女，25萬名同性戀。每年感恩節夜晚，在第一百五十五街都有1000個身穿昂貴女裙、腳踏高跟鞋的男士參加菲爾·布萊克舉辦的舞會；布萊克先生的衣櫥裡收藏有幾十件時髦女裙。晚會最精彩的時刻是頒獎儀式，屆時布萊克先生將為一位舉止最像女士的男人頒發「舞會女皇」獎。
紐約城裡到處是名目繁多的各種委員會，有解放愛沙尼亞委員會、和平利用核能委員會、赴美法國人妻子委員會，還有保護我們的兒童的牙齒、保護美國藝術、援助海德堡大學學生、為莫頓·索貝爾爭取公正等各種名目的委員會，以及像美國對外匯款合作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紐約是伏都教權威瑪婭·戴琳所鍾愛的城市，她和丈夫泰吉·艾託及他們養的19只貓住在莫頓大街61號；她丈夫會39種樂器，並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演奏。紐約也是比利·克萊諾斯克的希望之城。作為一位作曲家，他的大作《西伯利亞的四月》被勝利廣播電臺評為「本月的重磅炸彈」。
在紐約，有些人專門受僱來取悅別人，或讓人憎恨。拉里·漢彌爾頓一年能掙大約3.5萬美元，是一名惡棍搏鬥者，他被人們公認為是布魯克斯公園一角「最野蠻的動物」。對拉里來講，經常讓別人憎恨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努力做到了這一點。每週有四個晚上他都是這樣度過的：用手指猛戳英雄搏鬥者的眼睛，使勁扭他們的耳朵，用力撕他們的頭髮。像所有惡棍一樣，拉里很快就會被英雄打敗。但他被打敗時從未表現得體面一點，他會緊咬嘴唇，向裁判大聲抗議，朝麥迪遜廣場公園的觀眾瞪眼睛，對他們揮舞拳頭，威脅他們。觀眾則向他投擲爛水果、威士忌酒瓶子，偶爾也會用椅子砸他。比賽結束後，有些天真的觀眾還會在競技場外等著再揍他一頓。但他總能奪路而逃，奔向一輛計程車，儘快逃回離百老匯不遠的愛德華國王旅館，為第二天晚上的打鬥養精蓄銳。
紐約是一座滑稽、誘人、極不尋常的城市。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位女士定期到這裡來為她的夏季「裸體劇院」招徠顧客；一位人才招聘顧問根據應聘者腦袋的形狀決定對其聘用與否；一位名為「悲傷」的小丑以乞討為生，無家可歸，常常在地鐵裡化妝；前廣告人斯圖亞特·巴特靠清洗領帶發了財，他現在又自稱是「領帶富翁」了。
曼哈頓中心地區有一家專為找不到工作的捉刀作家開辦的學校；西城有一家專為跳肚皮舞舞女開的培訓學校；東城22號碼頭還停泊著一艘名為約翰·w.布朗號的舊船，現在它已被改造成了一家水上學校，300多名學生在這裡接受航海技能及高中科目方面的培訓。
在布魯克林，「大會堂」酒吧的顧客淨是些在建築工地幹活的印第安鋼筋工人。紐約還有些街區專門經營首飾，有個街區主要經營花卉，還有個街區主要經營結婚禮服。
紐約城裡有一家硬麵包圈師工會、一家義大利演員工會以及一家俄羅斯搓澡工工會。但作為唯一一家真正的「血汗工廠」的工會，俄羅斯搓澡工工會似乎正在走向滅亡。大部分工會會員已年近70歲。由於終日在高溫蒸汽的環境中工作，他們大多喪失了聽覺。
在紐約，有些女人喜歡衣衫不整地出現在窗前，有時穿件藍色襯衣，有時穿件白色襯衣，有時根本什麼也不穿，結果引來了無數的窺視者。在炎熱的夏天，住在西城第四大街的一個女人喜歡裸體站在開著門的冰箱前納涼，結果經常被人偷看，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位鄰居拍下的自己的裸照。
紐約有許多水上出租艇，可以把人們送到自己錯過了的班輪上。第九大道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後屋有一個海事訊號接收站，能準確告知每條船的進港時間。輪船進港時，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工人早已守候在碼頭上，等著收取船員要洗的衣物。
再有，每當紐約城裡的一位拳擊手被擊中嘴巴、牙齒或下巴，伏特·h.雅各布斯醫生就會擔心不已。他不是在為拳擊手擔心，而是在為牙託擔心。雅各布斯是一位專為拳擊手配製牙託的牙醫，對他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比看到別人打壞他製作的牙託更讓他生氣的了。
紐約城裡還有15個侏儒摔跤師。他們可以同時擠進荷蘭旅館的電梯，可以六個人同睡一張床，還可以八個人同乘一輛房車而不感到擁擠。在紐約，一位職業哭喪者穆西·帕波尼西經常受僱到葬禮上哭喪；內森·哥拉布收藏有48或49顆星的美國國旗，他認為這些國旗在將來的某天一定會成為有價值的收藏品。每年春天，揚基體育場都會有一小群喜歡撿出界球的特別球迷。他們常觀看一些觀眾很少的比賽，這樣在看臺上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找回打到看臺上的出界球。他們被人們稱為「出界球獵鷹」，其中有些人竟知道如何對付聯盟杯比賽中的每位擊球手！
紐約偶爾也會變成一個大雜燴，到處是令人討厭的景象與意想不到的噪聲。使人不快的事情也許是：在殖民地旅館前居然會有一輛阿爾法·羅密歐轎車與一輛有醫生專用「md」牌照的小車並排停放。而令人快樂的事情，則來自於第六十一街的中部。一位黑人瘋狂地敲擊鋼琴琴鍵，引得褐石公寓裡的居民都伸出頭來觀看。令人遺憾的是，他必須停止彈奏，把鋼琴搬到滑軌上，推到達德貨車公司的那輛巨大卡車上——因為他首先是個搬運工，其次才是位音樂家。
還有一位模特身穿西蒙妮塔牌禮服，戴著價值1萬美元的首飾，站在沃爾多夫酒店大堂裡的一輛凱迪拉克車前擺弄姿勢。紐約也是這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模特所鍾情的城市。下午4點30分工作結束後，她迅速換上衣服，開著那輛寶馬車，匆匆趕回皇后區的一套三居室公寓，為全家人準備晚餐。
對於在聯合國擦洗玻璃的清潔工來說，紐約是一座骯髒的城市；對於那些每天面對幾百個菸灰缸和毛巾被人順手牽羊卻無可奈何的旅館經理來講，紐約是一座令人沮喪的城市。
1960年9月20日，星期二，赫魯曉夫、卡斯特羅及其他國家首腦訪問聯合國。似乎紐約城裡的每個人看別人都不順眼。烏克蘭人遊行抗議赫魯曉夫的到來；赫魯曉夫則抱怨美國警察粗暴無禮。由於不得不在猶太休息日工作，許多警察都非常憤怒；紐約市猶太長老認為這都是警察局長史蒂芬·肯尼迪造成的，而肯尼迪則認為罪魁禍首是赫魯曉夫。聯合國大廈外，希臘人在聲討阿爾巴尼亞人；虛無主義者在攻擊反戰主義者；英屬蓋亞那的學生在譴責英國；一群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在遊行，高呼「打倒共產黨人！」沃爾多夫酒店門外，天主教工作者協會的會員們在向英國銀行協會年會示威；東城第五十五街，一位名叫湯姆·豪克的卡車司機正在聲討全國餅乾公司，要求加薪。全城各地都在鳴響著警笛聲，便衣警察像幽靈一樣站在屋頂。計程車司機一肚子牢騷，對誰都沒好氣兒。
在第四十四街上，家住東城第七十七街25號的塞爾維亞·克勞斯手裡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醒來吧，美國人！細菌戰已開始了。」「我知道有人在我的食物裡放了東西。」她對街上的人群大聲講道：「從1956年起，他們一直想殺掉我，但我知道如何同他們鬥爭。」之後，沒做任何解釋，她便消失在人群中。
紐約城裡有3.8萬名計程車司機和1萬名公共汽車司機，但只有一位是擁有私人司機的司機。這位富有的轎車司機就是羅斯福·桑達斯。他年收入10萬美元，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紳士。儘管自己擁有一輛價值2.3萬美元的勞斯萊斯房車，卻從不小瞧那些開賓利的朋友。不論是誰，只要肯出每天150美元的價錢，桑達斯先生都會用自己寬敞的銀色勞斯萊斯房車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外交官是他的常客，模特常跟他合影留念。每天他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報，讓他去艾德威爾德碼頭或廣場賓館外等候。
曼哈頓東區每個地方的門童都認識這位先生，計程車司機見了他都按喇叭向他致意。他的勞斯萊斯所到之處往往引來眾多的圍觀者，以致交通阻塞。而無論把車開到哪兒，他都被一群擁有像他一樣夢想的人所包圍。
羅斯福·桑達斯45年前出生在俄亥俄州一個貧窮的家庭，從小就夢想著有一輛自己的房車。他在雜貨店、衣物寄存處、旅館都打過工，一直在攢錢。十年前，他攢夠了錢，買了一輛凱迪拉克車，決定去當一名轎車司機——一名為追求奢華享受的人們提供特別服務的豪華車司機。他的第一位顧客是已故的格特魯德·勞倫斯。她非常喜歡他，常常向她的朋友們吹噓他的高傲與魅力，其他知名人士也開始僱他出席一些重要場合。最終，他擁有了五輛凱迪拉克，開始了豪華轎車出租業務，生意特別興隆。
但他童年的夢想還未實現：他想要一輛定做的勞斯萊斯。三年前，他訂購了一輛，兩年前車到交貨。車上裝有真皮坐椅、兩套獨立的高保真音響以及一個小摔跤手大小的千斤頂。有時夜晚累得不願再開車時，他的司機鮑伯·克拉克就會替他開車，而桑達斯先生就可以在寬敞的後座裡休息了。
紐約福利廣場每天都擠滿一群特別的觀眾。他們無孔不入，總能找到座位，而且都是些揣摩法官思想的能手。這些人被稱為「法庭旁聽迷」。人們每天都能看到他們在法庭裡晃來晃去，挖空心思地打聽陪審團的情況；他們對律師們品頭論足，亂引法學家卡多佐的話，還時常給案子妄下裁決。
「法庭旁聽迷一般都是些無事可做的退休人員，」一位名叫威廉·賀金斯的77歲老法庭迷說，「因此，我們有時間來聽法庭判案。這很有趣，而且有教育意義，它能使我們免招麻煩。只有傻瓜才去看電影。我們每天去法庭，觀看人們真實的表演。」
福利廣場有大約100名法庭旁聽常客，他們相互認識，還一起吃飯，是各種法庭庭審行家，但這些法庭旁聽迷卻極少去同一家法院。
聯邦法庭迷只喜歡聽聯邦訴訟案件，他們不會與那些普通訴訟案件旁聽迷有任何干系；後者一般喜歡聽謀殺、強姦和搶劫案件。
其他庭審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聽迷；他們甚至把自己進一步分為喜歡旁聽離婚案的、喜歡聽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歡聽過失罪案件的幾類。「過去曾有許多喜歡旁聽劫機案的，」一位上歲數的法庭旁聽迷講道，「劫機案過去很受旁聽迷的青睞，但後來聯邦調查局決定不再公開審理劫機案件，這樣的機會也就沒有了。」
除了對某類案件情有獨鍾的旁聽迷外，還有喜歡觀看某一律師或某位法官辦案的其他型別的旁聽迷。他們號稱是因為悉德尼·蘇格曼法官的雄辯、歐文·r.考夫曼的渾厚聲音、托馬斯·f.墨菲的嘆惜聲而去旁聽他們出庭的；甚至還有一個米歇爾·j.施魏策爾法官斷案旁聽迷俱樂部，由劉易斯·斯瓦茲當頭。多年來，每逢該法官開庭，法庭都會專門給他留一個位子。
作為一個享有某種特權的階層，法庭旁聽迷——他們偶爾也被稱作「走廊律師」——會毫不猶豫地對各級法院施加影響。據說，他們曾讓愛德·維恩菲爾德法官無可奈何，有時他也不得不關上門窗，將他們拒之門外，儘管維恩菲爾德法官一向以對旁聽者很有禮貌著稱。因此，維恩菲爾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進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聽迷的批評。
至於一些法庭旁聽迷晚上會幹些什麼，答案很簡單：去夜間法庭。
白納德·a.楊的辦公室很狹小，位於第五十一街與百老匯大道交匯處，門上寫著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說，楊先生對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力——因為他是這些公司的總裁、董事會成員和唯一的成員。楊先生承認，門上寫著14家公司的名字會引起陌生人的好奇，並惹惱郵遞員。「郵遞員會把所有地址不詳的郵件都扔到我的辦公室，」楊先生說，「這樣做一般是正確的。」
楊先生剛剛贏得控制權的一個公司，是鳥類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經過艱苦鬥爭，楊先生終於從另外兩個人手裡奪回了全部所有權。這本是一家由楊先生與兩位女士共同創立的公司，那兩位女士都是鳥類愛好者，正好在該公司致力於籠養鳥的保護。
「我們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性公司，主要致力於傳播有關家養寵物鳥的照顧、餵養、保護方面的資訊，街上的鳥我們不管，它們由奧杜邦學會負責，還有……」楊先生講道。楊先生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現在50歲，擁有很長的管理非營利性機構的歷史。
楊先生的許多公司壽命都很短暫。每放棄一項事業而開始另一項事業時，他就變更一下公司的名稱。每次變更只需花十美元，請人更換一下公司銘牌。現在辦公室門上的公司銘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樂公司，還有一家賀卡機構，剩下的一家就是鳥類保護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稱呼我，」楊先生說，「我從哈佛拿了個法學學位，但從未執業過。我是個學士，曾是Φbk協會的會員，並以拉丁文學位極優榮譽畢業。我製作出版過音樂，但一直喜歡鳥類。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隻自由的小鳥。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時詞曲創作者得不到任何報酬；詞曲創作者就像小鳥一樣，他們所得到的只是一點施捨和麵包屑。」
曼哈頓電話號碼簿上列有78萬個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對最後一個數字有懷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電話號碼簿第894頁的上端，那裡用大號黑體字寫著這樣一則廣告：
只有一個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號。
記住麥克——斯坦林3-1990號。
只有一個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號。
要想清楚地瞭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須去布魯克林走一趟。在那裡的拉法耶特大道426號，他開了一家大型運輸公司，專門從事重型機械、保險櫃、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運。他僱用了43名吊車工和維修工，擁有32臺卡車，並且在他那座兩層的辦公樓前貼了一個廣告牌，上面寫著：「我們能在任何時間把任何東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歲，留著水手頭，圓臉，長胳膊，指甲髒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個很健壯的人。
「在拆卸、搬運和裝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紐約城裡的任何人都快，不論東西多大，多小，或多複雜。」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謙遜地說道。沒過多久，他就開始講述自己如何把重達幾噸的托馬斯·傑斐遜雕像從阿斯托里亞搬到華盛頓特區，如何把八噸重的喬治·華盛頓雕像從普羅維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臺原子對撞機搬到西奈醫院，如何把12噸重的大鐘搬到格里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聖誕樹搬到華爾街，以及在有些懷疑論者認為無法辦到的情況下，如何把四臺通用自動計算機通過三層樓高的窗戶搬進雷明頓·蘭德公司大樓內。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歲時在布魯克林跟叔叔夏爾·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學做機械搬運生意。他叔叔人很聰明，但不太識字，喜歡在簽名時畫個「×」，朋友們都叫他查理。當時，在哥哥戴維和小侄兒麥克的幫助下，查理叔叔用馬車在城裡運送保險櫃。他們公司的正式名稱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們三個人同舟共濟幹了約20年。但當戴維決定讓他的另外兩個兒子門羅和哈里加盟時，麥克堅決反對，於1939年退出了該公司，自己開了一家搬運公司。於是，這個故事就開始變得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