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誰也不可能知道普通擦鞋匠每週掙多少錢。他們通常有自己的一個守口如瓶的小圈子。擦完鞋時，他們會敲一下顧客的鞋跟或腳踝，宣告他們工作的完成。但他們不會抬起頭來講話。
不管怎麼講，最近紐約地鐵車站裡擦皮鞋的價格已漲到了20美分，但在大多數地方仍是15美分。在第四十九街和百老匯交匯處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在他的擦鞋箱上掛出了「擦鞋5美分，稅20美分——總計25美分」的招牌。然而，他遇到了來自第三大道另一位年輕擦鞋匠的挑戰，這位擦鞋匠舉著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擦鞋免費——小費25美分」。
作為一個群體而言，酒店擦鞋匠一般是最富有的，他們每週能掙到60至80美元。遊客和過路人都是他們的好主顧，儘管許多遊客經常用旅館裡的毛巾和毯子擦鞋。「他們這樣做時我們總能看出來，」阿斯特酒店的一位擦鞋匠說，「那些在旅館房間或自己家擦鞋的人通常鞋油擠得太多，鞋油都凝固在鞋幫上了，一副邋遢樣。」
1957年，阿爾伯特·安娜斯塔西亞在喜來登公園酒店理髮時被人槍殺。當時，除安娜斯塔西亞外，理髮店中還有11個人——五個理髮師，兩個顧客，一個修腳師，一個服務員和兩個擦鞋匠。對安娜斯塔西亞來講，這兩個擦鞋匠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總是低頭擦皮鞋。但這件小事卻沒逃過記者邁耶·伯格的眼睛。在第二天為《紐約時報》所寫的案情報道中，伯格先生這樣寫道：
「安娜斯塔西亞大約10點15分走進酒店的理髮店。他把上衣掛在衣架上，解開了白襯衣的扣子；他全身上下都是黃色——黃色皮鞋（上面的鞋油一看便知不是專業人士打的），黃色外套……」
紐約的擦鞋匠對像安娜斯塔西亞這樣的人一點也不同情。
紐約天熱時，女人穿著裙子婀娜漫步，敞篷車的車頂放下了，人們的胳膊從公共汽車開啟的窗戶中伸出，就像魚鰭一樣。太陽崇拜者在旅館房頂和水邊長椅上曬太陽，建築鋼筋工穿著t恤、背心，或者乾脆光著膀子，在高空鋼樑上走動。
中央公園和第五大道上擠滿了不想趕路的人們。他們專挑陰涼地兒走，有時還會在公園湖中懶洋洋地戲水。一些人試圖叫醒中央公園裡的海獅，讓它們跳入涼水中，但海獅根本不理睬他們。從曼哈頓出租公寓的窗子裡，人們可以看到胳膊上滿是脂肪的女人，手託著下巴，正在觀看下面運動的人群。在格林威治村，玩滾球遊戲的人們節奏都放慢了。商人們在大聲宣傳速乾女衣及免熨套裝的好處。在附近的商店裡，人們常用「天兒真熱啊！」這樣的話來評論酷熱的天氣。
「天兒真熱啊！」
「還用說！」
「天兒真熱啊！」
「沒錯兒！」
「天兒真熱啊！」
「他媽的！」
「沒錯兒！」
「沒錯兒！」
「沒錯兒！」
「沒錯兒！」
在紐約，這樣的天氣沒完沒了，一直持續著。人們相互之間只有這句話。紐約，正像作家漢密爾頓·巴索所講，是一座到處是鄰居卻感覺不到鄰里之情的城市。
如果能發生某件不尋常的事……
如果能發生某件不尋常的事——那麼地鐵中的那個男孩就能和那個女孩講話了……
如果人們能自己查電話號碼，那麼電話接線員就可以多抽一口煙，多歇一會兒氣……
如果……
1959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點49分，曼哈頓的大部分地區確實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停電。許多街區都變成漆黑一團，時鐘停止走動，啤酒無法冰鎮，黃油融化，電視關閉，人們坐在沙龍里在燭光下親密交談。簡直妙極了！人們終於有別的話題可以談論了。
很難想象人們在靜悄悄地喝酒，或走過想象中的紅綠燈的那種感覺。那些被電梯寵壞的房客，不得不步行上樓。人們在黑暗中洗澡然後擦乾。男人們還在什麼都看不到的情況下刮鬍子。
只有那些盲人無所畏懼。下午3點10分，百老匯1880號紐約猶太人盲人協會漆黑的四層大樓內，200個對這個地方每個角落都瞭如指掌的盲人工作者，帶領著70位視力正常的人走出樓梯，把他們安全護送到樓外的百老匯大街上。
等到第二天，燈又照常亮了起來。在這座人們時常談論天氣的大城市裡，盲人們被再次遺忘了。紐約各個街區又恢復到以往的狀態，直到某個別的事情發生——再一次大樓停電，一場大火，或一件謀殺案。謀殺！沒有什麼事情能比謀殺案更震動周圍街區的了，儘管這種震動只會持續幾小時。
1959年8月10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發生了一樁謀殺案。一家城市報紙的助理編輯喝完第二杯咖啡，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給老闆留下印象。他翻閱桌上的新聞稿件，突然被一則電報吸引，上面寫道：「子彈！由於東百老匯207號一家小餐館和藹可親的65歲老闆菲利浦·席科勒爾遭搶劫謀殺，紐約下東城的居民們今天已武裝起來。警察說……」
這位助理編輯迅速派一位記者去東百老匯207號，交代他要詳細地描述一下那個街區的情況。記者到達現場時，看到幾十位鄰居表情嚴肅地圍在餐館前，聽一位矮小壯實的婦女說話：「為什麼要殺人？他都給錢了，他們非得殺死他嗎？」
她和其他人都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搶劫並殺死好心的席科勒爾先生。這位婦女講，這本是一個安靜的社群，清洗的衣物依然可以掛在外面的消防出口處，舊衣服仍然只賣2.5美元。這裡仍是吃硬麵包圈，男人兩腮留須的傳統猶太社群，但這種傳統現在正面臨挑戰。
房屋開發專案正在取代人們熟悉的出租公寓，波多黎各人正在不斷湧入。這些變化帶來了種種衝突，偶爾會達到讓人去搶劫和殺人的地步。今年8月10日就發生了一名叫席科勒爾的餐館老闆被殺事件。席科勒爾過去一杯咖啡只賣五美分，還把麵包施捨給那些付不起錢的窮人。
帶著刺眼的閃光燈和各種各樣的問題，眾多的電視攝像師和記者洪水般地湧到了這個街區。
「請問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問道。
「您認為是什麼人乾的？」
鄰居們不願回答陌生人提出的問題，只是搖頭。記者和攝像師們衝到餐館樓上的公寓裡，見到席科勒爾的家人；他們在哭泣，咒罵，並讓記者們走開。
「您能告訴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觀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嗎，格林先生？」
電視攝像師和記者們都想安慰死者的家屬。他們說話時輕聲細語，彬彬有禮，因為如果不這樣，死者的親人是不會講話的，那樣記者就會錯過頭版的訊息，同時也就沒有廣告中間插播的11點新聞中的現場錄音了。
但是他們從死者親友那兒什麼都沒得到。於是他們又跑到了大街上，錄下猶太裔美國人的低語：「他們非得殺死他嗎？」
「菲力浦·席科勒爾可是個好人啊！」
「問題是，誰將是下一個。」
「這麼可怕的街區——我們得搬走了。」
「發生了什麼事，庫蒲先生？」
「發生了什麼事，羅林布魯姆小姐？」
羅林布魯姆小姐說：「六年前波多黎各人開始湧入。我第一次注意到這個街區的變化，是在政治家競選的宣傳車駛過之後。車上的大喇叭裡廣播的已不再是意第緒語，而是西班牙語，而且……」
證人們告訴警察，襲擊者是波多黎各人。負責東城警務的副總警監愛德華·費裡迅速派遣50名偵探調查這個案子，其中有十幾個警探會講西班牙語。
波多黎各人的頭領們被激怒了，他們指責說所有人都把壞事往波多黎各人身上推。社群工作者也討厭這種宣傳，否認社群存在衝突。他們多年來一直努力使波多黎各人、猶太人、義大利人、波蘭人、愛爾蘭人、吉卜賽人及同性戀融為一個和睦的大家庭，而且儘量減少衝突。社群工作者向報紙主編寫了許多憤怒的抗議信，主編把它們轉給了城市版編輯，城市版編輯又把它們轉給了助理編輯。現在這位城市版助理編輯所希望的只是這條訊息別上頭版，因為在第二天早晨喝完第二杯咖啡後，他的這份年薪8500美元的工作似乎就不那麼牢靠了。
黃昏時，記者和電視照明燈已不再聚集在街區的人行道上，留下的只有獨自承受悲痛的死者家屬。幾個月後，兇手被捉拿歸案，繩之以法。報道這個轟動故事的報紙早已被人們用來包垃圾，在垃圾清理場燒掉，再和其他的數以噸計的垃圾一起被集中。這樣公共衛生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手裡就有了令人信服的年度資料，來支援他的上司每年要求市長增派清潔工人的請求。
假如你今天回到東百老匯207號，沒有人會再提起這樁謀殺案。只是那家餐館再也沒有開過門。不是那裡的人們忘記了那位被害者，而是他們總是在談論天氣……總是在問：「天兒夠熱吧？」
羔羊俱樂部（thelamb’sclub），一家靠近時報廣場的著名餐廳。
硬麵包圈（bagel），又稱貝果或百吉圈，由發酵了的麵糰捏成圓環，在沸水中煮過後再放入烤箱中烤制面成。由東歐的猶太人發明，並由他們帶到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