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汽車開了過來。」阿爾貝·法布林（albertfabre）先生這樣寫道。他那幢坐落在貢比涅北面12英里的拉西尼（lassigny）的別墅在8月30日被德國人徵用了。「車上走下一個趾高氣揚、神態威嚴的軍官。他獨自傲然闊步地向前走去，佇立在別墅前面三五成群的軍官們為他讓路。此人身材魁梧，威風凜凜，臉上帶有傷疤，鬍鬚剃得精光，容貌嚴峻，目光可畏，右手拿著一支士兵用的步槍，左手按在一把左輪手槍的槍柄上。他頻頻環顧左右，用步槍的槍托敲擊著地面，然後，以舞臺上亮相的姿態站停下來。看樣子誰也不敢走近他，他確實有一種令人竦然的氣派。」法布林先生敬畏地注視著這個出現在他面前的全副武裝的人物，不禁想起了入侵羅馬的匈人王阿提拉，他打聽到這位來客不是別人，正是「早已赫赫有名的馮·克盧克」。

馮·克盧克將軍是施利芬計劃中部署在「右翼末梢的人」，當時他正在考慮一個成敗攸關的決策。他感到自己在8月30日已接近關鍵時刻。他右翼邊緣的部隊已擊退莫努裡的幾支分隊；這次勝利，他認為是決定性的。在中路，部隊的追擊雖未趕上英軍，但是沿途發現英軍倉皇撤退中丟棄的一堆堆軍裝、靴子和彈藥，使他更加深信對手確實已被擊敗。在他左方，是他在吉斯戰役中為了支援比洛借調給他的一個師，據該師報告，法國人已被打得抱頭鼠竄。克盧克於是狠下決心，不讓他們有絲毫的喘息機會。

從有關朗勒扎克撤退方向的那些報告看來，法軍戰線向西延伸得並不像預料的那麼遠。克盧克認為，在巴黎北面就能席捲法軍，毋須向巴黎西面和南面延伸。這一改變，勢需變更他的進軍方向，必須從正南轉向東南，這樣做也有利於填補他與比洛之間的缺口。像別人一樣，他在開始這場戰役時，認為增援會從左翼源源而來。他此刻亟須增援部隊前來接替他必須留在安特衛普前面的一軍，接替他駐在布魯塞爾的那個旅，以及留守那條越拉越長的交通線的各支部隊，至於需要他們來補充他在戰鬥中的傷亡損失，就更不用說了。可是，增援部隊並未到來。毛奇至今沒有從左翼派出一兵一卒。

毛奇顧慮重重。這位「憂鬱的愷撒」，不以勝利之師的前進為喜，而以征途上的困難為憂，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按計劃，要求在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間戰勝法國，而今已是第三十天了。儘管他的右翼各集團軍司令不斷報稱法軍和英軍「已被打得一蹶不振」，並且對他們的退卻用上了「潰敗」、「逃竄」等字眼，毛奇仍感到忐忑不安。他注意到一種可疑的情況，那就是沒有出現通常所見的潰逃或無組織撤退的跡象：俘虜為何如此之少？他的老上司施利芬經常說：「如果戰場上的勝利未能取得突貫或合圍敵軍的戰果，那麼這一勝利也就算不了什麼。敵人雖然被打退，他們仍會在別處出現，重新開始他們暫時放棄的抗擊。戰鬥將繼續下去……」

儘管憂心忡忡，毛奇卻沒有去親自調查研究，而是一直待在統帥部裡發愁，依靠派遣人員的彙報。「令人痛心的是，」他在8月29日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形勢如此嚴重，德皇卻毫不擔心。他已陶醉於一種勝利的歡呼聲中！這種情緒是我所深惡痛絕的。」

8月30日，當德軍接近戰役的高峰時，統帥部從科布倫茨向前移到距法國國境十英里的盧森堡市。他們現在已進入了抱有敵意的國土，這種敵意縱然不是出於官方的態度，也是發自老百姓的真實感情。由於地理和感情上接近法國，這裡成了協約國各種謠言的中心。人們竊竊私語，紛紛傳說有8萬名俄國人正在前來支援法國人和英國人。統帥部忙於綜合有關在海峽沿岸某處登陸的種種跡象。確實曾有3000名英國海軍陸戰隊在奧斯坦德登陸，這個訊息傳到盧森堡時已被渲染成一支具有威懾力量的俄國大軍，使德國人的憂懼更其顯得有憑有據。

毛奇深感不安，除了可能出現在他背後的俄國人的幽靈外，還擔心德軍戰線上的幾處缺口，特別是右翼各集團軍之間的缺口。克盧克與比洛之間有一道寬達20英里的缺口，比洛與豪森之間又另有一道20英里寬的缺口，第三處缺口在豪森與符騰堡公爵之間，也有那麼寬。毛奇不安地意識到，這些越來越薄弱的地區原應從左翼抽調力量予以填補，可是他已將左翼兵力全部投入摩澤爾河的戰鬥。一想到施利芬的主張，他不免感到內疚。施利芬堅決主張，正確的方針該是以最少的兵力在左翼保持守勢，而將可供抽調的各個師全部派去支援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可是，突破法軍堡壘戰線的幻影仍然吸引著統帥部。毛奇舉棋不定，便在8月30日派炮兵專家鮑爾少校親自去魯普雷希特的陣地視察。

在魯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裡，鮑爾發現「根本沒有一致行動的計劃」。他驅車來到各條前線時，司令們和軍官們又都各執一詞，看法互異。一些人認為敵軍各師撤離陣地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對勝利在即滿懷信心。其餘的人則抱怨圖勒以南摩澤爾河沿岸一帶「叢山密林，障礙重重」，而在那裡展開的進攻又正陷於困境。他們認為，即使進攻獲勝，也將受到來自圖勒的翼側攻擊，供應線也將難以為繼，因為所有公路和鐵路都必須經過這個設防城市。因此，必須首先拿下圖勒。在後方的第六集團軍司令部裡，魯普雷希特親王一度高漲的好戰熱情已冷卻下來，他意識到自己正在從事一項「艱鉅而又不愉快的任務」。

在代表統帥部的鮑爾看來，法軍從這條戰線上撤走的訊息是個不祥之兆，因為它意味著敵人正在把部隊撤出去增援他們面對德軍右翼的陣地。他回到統帥部後向毛奇彙報他所得出的結論時說：進攻南錫至圖勒一線以及摩澤爾防線「不是沒有獲勝希望」，但是這樣做需要持久的努力，就現時來看，這是「沒有理由的」。毛奇同意這個看法，但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沒有勇氣取消這個已經付出偌大代價的進攻，何況德皇陛下一心想以勝利者的姿態策馬通過南錫。第六集團軍沒有得到任何改變戰略的命令，仍然全力以赴，以求突破摩澤爾防線。

在此關鍵時刻，正在向前推進的翼側竟沒有得到增援，克盧克很為不滿。但是，促使他採取內圈包抄行動的原因，與其說是出於縮短戰線的需要，還不如說是因為他確信法軍已被打敗，可以一舉殲滅。他不想袖拂海峽從外線包圍，而擬從內側掠過巴黎，直追朗勒扎克。在追擊時，他的翼側可能暴露而受到巴黎衛戍部隊的襲擊，也可能受到正在他前面朝巴黎退卻的莫努裡部隊的襲擊；這種危險，他不是沒有想到，只是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他認為莫努裡目前所集結的部隊無足輕重，他們獲得增援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因為法國人慘遭失敗，踉蹌逃跑，必然潰不成軍，無法調遣增援。而且，他料想法國人所有可供調遣的有生力量，或被王儲的集團軍圍困在凡爾登周圍，或為魯普雷希特的各集團軍牽制在摩澤爾河一帶，在此巨大壓力之下，俱已動彈不得。當他的大軍在巴黎前面向東進軍時，只消在這個首都前面部署他自己的一個軍——那個掉在後面的第四後備軍——就足以掩護他的翼側。何況，德軍的歷次軍事演習都已證明，防禦陣地內的衛戍部隊，不到遭受攻打時是不會冒險出擊的；所以他確信第四後備軍能夠牽制莫努裡湊合起來的殘餘部隊。在他從一封繳獲的信件中得知約翰·弗倫奇爵士打算撤出戰線退到塞納河後面之後，他便再也不把迄今為止一直是他直接對手的英國遠征軍放在心上了。

按照德國的軍事體制——它與法國的不同——作為戰地司令的克盧克，有權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自行決策。一個德國將軍，他所接受的思想理論教育、圖上戰術作業以及軍事演習方面的訓練，都是為了使他能對任何特定的軍事問題得出正確的解決辦法；因此，在情況需要時，就要求他能夠自行拿出一個正確的辦法來。當前的情況，在克盧克看來，既然有可能在戰場上殲滅法軍而無須包圍巴黎，那麼，撇開巴黎、緊追逃敵的計劃，雖然背離原定戰略，卻是一個「正確的」辦法。按照德國人的軍事理論，只有打垮敵人的機動部隊，才能攻其築壘的兵營。機動部隊一經殲滅，其他勝利果實便唾手可得。巴黎的吸引力雖大，但克盧克決計不為它所惑，而放棄恰當的軍事行動的途徑。

8月30日晚6時30分，馮·比洛的來電更使他定下決心。電報要求他採取內圈包抄行動，助以一臂之力，打擊法國第五集團軍，「戰而勝之，奪取最大戰果」。至於比洛究竟是要求幫助他擴大聖康坦一役的戰果，還是挽回他在吉斯一仗的失敗，從他的措辭看來，並不明確。但不論是何情況，他的要求跟克盧克的意圖是合拍的。於是，克盧克毅然做出決定。第二天的進軍不復以正南方向為目標，而是徑趨東南，直指努瓦永和貢比涅，切斷法國第五集團軍的退路。他的這支部隊從列日出發以來，連續行軍十六天，從未歇息，士兵們艱苦跋涉，嘖有煩言，而他在8月31日下達的命令是：「我們必須再一次號召部隊兼程行軍。」

德軍統帥部得知第一集團軍將於翌日早晨開始採取內圈包抄行動後，立即表示同意。毛奇本來就為戰線上的幾處缺口感到不安，他擔心發動決定性進攻時，右翼的三個集團軍不能相互呼應支援。而且，兵員已減少到低於進攻所需要的密度。如果克盧克真要按席捲巴黎的原定計劃行事，戰線勢必還要再拉長50英里，甚至更長一些。因此，毛奇抓住克盧克的建議，認為是一個可取的辦法，當夜就電覆批准。

目標在望，將在第三十九天按計劃如期擊敗法國，轉而抗擊俄國；德軍的訓練、計劃和組織工作將得到全面的檢驗；贏得勝利和主宰歐洲的目標將功成其半。餘下的任務就是乘勝圍殲敗退的法軍，不讓他們重新集結力量，再事抵抗。任何情況，無論是戰線上的缺口、比洛大軍在吉斯的挫折、士兵的極度疲乏，或是臨陣的畏縮或差錯，絕不容許發生，以免妨礙奪取勝利的最後衝刺。克盧克急如星火地驅使著他的部隊前進。軍官們一路縱馬揮鞭來回逡巡，軍曹們粗聲粗氣地發號施令，那些飽經戰爭創傷的部隊，在8月31日早晨睏乏不堪地組成縱隊，拖著沉重的腳步，開始了又一天沒有盡頭的艱難跋涉。由於對地圖或地名一無所知，士兵們沒有覺察到進軍的方向已經改變。巴黎這個具有魔力的名詞吸引著他們繼續前進，沒有人告訴他們：巴黎已不再是他們的目的地了。

飢餓使他們的處境更為悲慘。他們已超越了供應線所能及的範圍，由於比利時境內的橋樑和鐵路隧道遭到破壞，那些供應線已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而修復工程又未能使供應軍需的鐵路線跟上軍隊的前進。舉例來說，那慕爾的中心橋樑直到9月30日才告修復。經過一天漫長的艱苦行軍而疲憊不堪的步兵，往往發現他們預期宿營的一些村子已為自己的騎兵部隊佔據。騎兵按理應該駐在村外，可是他們總是非常關心自己的軍需列車和馬匹的飼料，為了獲得這些，據這位早先也是騎兵的王儲說，他們「經常把自己駐紮在」原來準備安頓步兵的地方。他還說：「每當前面開始出現險惡的情況時，他們總是止步不前，成為步兵的障礙。」王儲的這些話構成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證詞。

9月1日，克盧克的軍隊在窮追猛趕英國人時，遭到一次難對付的突然襲擊。克盧克曾在他的公報中聲稱，英國人撤退時「旗靡轍亂，潰不成軍」，而今他們居然能夠掉頭反撲，給德國人以迎頭痛擊，誠屬不可思議。在貢比涅和維萊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的森林裡及森林四周，經過一天殊死戰鬥，英國遠征軍的後衛部隊頂住了敵軍，使主力部隊得以再次遠遁，因此克盧克大為惱火。他推遲了部隊「迫切需要的」休整，下令第二天繼續進軍，並把進軍方向重又略為西移，企圖包圍英軍。但是，英軍又一次成功地「及時」擺脫了他的追擊，並在9月3日渡過馬恩河。克盧克消滅他們的時機已失之交臂；既喪失了時間，增加了傷亡，又拉長了行軍路線，克盧克在絕非愉快的心情下重新開始他的內圈包抄行動，繼續跟蹤追擊法軍。

「我們計程車兵已經精疲力盡，」克盧克的一名軍官在9月2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他們踉踉蹌蹌，滿面塵土，衣衫襤褸，瘦骨嶙峋，活像一具具會行走的稻草人。」在那彈坑累累，遍地都給炸倒的樹幹阻塞得難以通行的道路上，以平均一天24英里的速度連續行軍了四天之後，「他們索性閉上眼睛，邊走邊唱著歌，這樣才可以不至於睡著。……使他們繼續前進的唯一動力是早日勝利和進入巴黎的信心。要是沒有這個，他們就會癱倒下來，就地入睡」。這篇日記還證實了德軍在行軍途中出現的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更東面，在比洛和豪森的部隊行經香檳（champagne）的途中，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他們縱酒無度，但酩酊的狀態使他們得以繼續前進。今天，將軍在視察之後，大發雷霆。他要制止這一普遍酗酒的現象，不過我們設法勸阻他不要釋出嚴厲的命令。如果我們執法過嚴，軍隊就不能行軍了。必須有異乎尋常的興奮劑才能克服異乎尋常的疲勞。」這位軍官最後滿懷希望地寫道：「到了巴黎，這一切就會好了。」顯然，他也不知道這次行軍已變換方向。

德國人經過法國時，就像經過比利時一樣，沿途留下一片焦土廢墟。村子被焚燬，平民遭槍殺，住宅被洗劫糟蹋，戰馬闖過內室，炮車曳過庭園，普恩加萊在尼貝庫爾（nubécourt）的家族墓地也被挖成廁所。9月2日，克盧克的第二軍經過距巴黎25英里的桑利斯（senlis）時，槍殺了市長和六名平民人質。就在這個市鎮的郊外，在埋葬這些人的墓地邊上，一塊石碑上刻著他們的姓名：

歐仁·奧代納（eugèneodène）市長

埃米爾·奧貝爾（emileaubert）硝皮匠

讓·巴比埃（jeanbarbier）馬車伕

呂西安·科特羅（luciencottreau）餐館侍者

皮埃爾·德韋爾特（pierredewerdt）司機

j-b.埃利澤·波米埃（j-b.elyséepommier）麵包師傅的助手

阿爾蒂爾·雷岡（arthurrégant）石匠

對馮·豪森將軍來說，9月2日是個幸運的日子，他發現自己在埃納河畔的蒂尼（thugny）宿營的地方原來是夏布裡隆（chabrillon）伯爵的一幢別墅。這位將軍佔用著伯爵夫人的閨闥，他檢視了她的名片，發現她本人是萊維―米爾普瓦（lévy-mirepois）女伯爵，滿心喜悅，睡在她的床上也感到格外心蕩神馳。他在晚餐時吃了一頓野雞，那是他的軍需官在別墅花園裡打獵弄來的。飯後，豪森清點了伯爵夫人的銀餐具，並且開列了一份清單，交由村裡的一個老人保管。

也就在這天晚上，毛奇經再次考慮，對於克盧克的內圈包抄行動使其翼側暴露於巴黎之前的情況，越來越感到不安，於是下了一道新的通令。如同他在處理左翼問題時一樣，這道通令顯示了他的舉棋不定。通令叫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偏離巴黎朝東南方向追逐法軍」，就此批准了克盧克的轉向。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可能遭受襲擊的危險，通令又要求克盧克的軍隊「列成梯隊，尾隨第二集團軍之後」，並「負責掩護兩軍的翼側」。

好一個列成梯隊！這對克盧克說來，是個莫大凌辱，比之統帥部早先要他聽命於比洛，更使他受不了。這位一手挎著步槍、一手握著左輪手槍，面容嚴峻的阿提拉王，德軍右翼的帶步人，是不會甘居人後的。他自己給第一集團軍發出了一道命令：「第二天（9月2日）繼續前進，跨過馬恩河，以便向東南方向追趕法軍。」至於掩護暴露於巴黎面前的翼側的任務，他認為只消留下他兩支最弱的部隊就足夠應付。這兩支部隊是第四後備師和第四騎兵師；前者實力不足，有一個旅留駐布魯塞爾，後者在9月1日與英國人的一仗中曾受重創。

8月31日，即克盧克轉變方向後的第一天，索爾代騎兵軍的一名軍官勒皮克（lepic）上尉上午在貢比涅西北偵察時，發現不遠處有一支德軍騎兵縱隊，計有九個中隊；十五分鐘以後，跟著又來了一支步兵縱隊，其中有炮兵連、彈藥車隊和一個腳踏車連。他注意到他們不是朝南直趨巴黎，而是在沿著去貢比涅的道路前進。勒皮克上尉沒有意識到自己正是目擊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然轉向的第一個見證人。他津津有味地報告了德國槍騎兵如何丟掉他們與眾不同的鋼盔，換上布軍帽，以及「他們如何用拙劣的法語向當地居民問路，用德語連聲說著‘英國人、英國人’」。他的這份有關德國人進軍路線的情報，當時並沒有引起法軍總司令部的任何重視。人們認為，可能是貢比涅這個城市和城堡吸引著這些德國人，而且他們仍然可以取道貢比涅前往巴黎。況且，勒皮克上尉所看到的兩個縱隊，也不一定表明克盧克全軍的動向。

8月31日，法國人也注意到戰役正在進入高峰。他們的第二個計劃——擬將重心移至左翼以阻遏德軍右翼前進的8月25日的計劃——已告失敗。第六集團軍原應同英軍和第五集團軍一起在索姆河畔穩住陣腳，組織反擊，但這一使命也未能完成。霞飛承認，第六集團軍眼下的任務該是「掩護巴黎」。至於英軍，正如他私下所說那樣，「不願前進」，而第五集團軍則由於克盧克正在從其側面進行追擊，仍然沒有擺脫被包圍的危險。果然，令人驚駭的訊息傳來了，克盧克騎兵的先頭突擊部隊已突破第五集團軍與巴黎之間英軍撤退後留下的那道缺口。現在已很清楚，正如霞飛的作戰處長蓬（pont）上校對他所說那樣，「要以足夠的兵力擋住德軍右翼，遏制它的包圍，看來已不復可能」。

勢必制訂一項新的計劃。儲存實力是當務之急。在法軍總司令部裡，霞飛和他的兩位副職——貝蘭和貝特洛，以及作戰處的高階軍官一起討論了對策。戰局急轉直下，迫使進攻派學說的「門徒」採取一個新的主張——「堅持抵抗」，直至法軍能夠穩住一條戰線，然後從那裡重新發動攻勢。當時，大家都認識到，德軍由於前進將沿著一條從凡爾登到巴黎的巨大弧線疏開。這次計劃，不是阻擊德軍正在進犯的一翼，而是通過襲擊德軍的中路，切斷這一翼，也就是仍舊按照第十七號計劃的戰略行事。只不過這一回戰場是在法國的心臟。法軍一旦敗北，將不像當初在邊境那樣只是一時的挫折，而是定局了。

問題在於應在什麼時候重新開始「前進行動」。最早的時機是不是在與巴黎成一直線的時候，從馬恩河流域開始？還是應該繼續後退40英里，一直退到塞納河後面的防線？繼續後退意味著把更多的國土拱手送給德國人；但是塞納河的天然屏障可給法軍提供一個喘息時機，使他們在沒有敵軍直接壓力的情況下得以重新集結力量。德國人的主要目標既然是摧毀法國的軍隊，因此我們的「主要目標」，按貝蘭的主張，就必須是「儲存我們的有生力量」。採取「謹慎的」態度，在塞納河後面整編隊伍，這在當前既是國家的職責所在，也是挫敗敵人目標的上策。貝蘭力主此議，貝特洛則鏗鏘有力地予以支援，霞飛聽從了他們的建議，第二天就發出了第四號通令。

9月1日，色當戰役紀念日的前夕，法國的前景看來像當年一樣暗淡悲慘。來自法國武官的訊息，正式證實了俄國人在坦嫩貝格的敗績。第四號通令與邊境潰敗後那號語氣堅定的通令顯然不同，它反映了總司令部在敵騎縱橫一週後樂觀心情的動搖。它飭令第三、第四、第五各集團軍「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繼續撤退，以撤至塞納河和奧布河為限，「但並不是說必須撤退到這個限度」。「一旦第五集團軍擺脫被圍的威脅」，各集團軍「當即重新發動攻勢」；但不像前令，它沒有指定具體時間或地點。雖然如此，在這號通令裡，人們可以看到未來戰役的發軔，因為它談到要從南錫和埃皮納勒抽調增援部隊前來參與這次攻勢，並稱「巴黎築壘兵營的機動部隊也可參加這次全面行動」。

支援霞飛的一派和支援加利埃尼的一派，後來在他們就馬恩河戰役的發端問題所展開的痛苦而長期的論戰中，對第四號通令，以及對該令下達後四天中的每一行動、每項命令，都有大量爭議。毫無疑問，霞飛雖然對交鋒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並不確定，但對總的戰役有個大體輪廓。他預見到這個戰役將發生在德軍五支追兵來到「巴黎與凡爾登兩犄角之間」，法軍在法國中部形成一個淺弧形或網狀陣線的時候。霞飛認為他有一週時間可以用來部署，所以當梅西米9月1日前來向他告別時，他說，他預期在9月8日重新發動攻勢，並預言這一戰將被稱為「佈列訥堡之戰」（thebattleofbrienne-lechâteau）。佈列訥堡是馬恩河後面25英里的一個市鎮，到馬恩河和到塞納河的距離相仿。它曾是拿破崙戰勝普魯士的布呂歇爾元帥的戰場。這對霞飛說來，或許是個吉兆。在繼續強制退卻的一片愁雲之中，在敵軍日益逼近的陰影籠罩之下，霞飛臨危不懼、泰然自若和滿懷信心的神態，再一次給梅西米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巴黎眼看塞納河各軍後撤，使自己失卻掩護，感到不是滋味。霞飛打電話給米勒蘭，毫無保留地告訴他當前戰局概況。他談了英軍「使勁的」撤退已使朗勒扎克的左翼暴露，以致各軍必須繼續撤退，直到朗勒扎克脫離戰鬥為止。他已令莫努裡朝巴黎方向撤退並與加利埃尼「保持聯絡」，但他沒有提到將第六集團軍置於加利埃尼指揮之下。他說，敵軍各縱隊正在朝稍微偏離巴黎的方向前進，這可能提供一段「稍事喘息」的時間；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為政府應該「立即」離開巴黎，不在當晚，就在明天，事屬「至要，刻不容緩」。

加利埃尼得到驚惶失措的政府關於情況發展的通知之後，立即打電話給霞飛。霞飛避不與他說話，加利埃尼請人轉告：「我們無法抵抗。……霞飛將軍必須知道，如果莫努裡不能堅守陣地，巴黎就無法抵禦敵人。必須給這個築壘的兵營增撥三個現役軍。」當天下午較晚時分，霞飛給加利埃尼回了電話，通知他說，正在把莫努裡的軍隊調歸他指揮。這支軍隊將成為巴黎這個築壘兵營的機動部隊。按照慣例，機動部隊不受野戰集團軍指揮，並且可由衛戍司令做主不參加一般的戰役。事實上，霞飛並無意放棄這支部隊。就在這一天，他以巧妙的手法要求陸軍部長將巴黎這個築壘兵營及其所有軍隊全部歸他這位總司令統轄，「以便在情況需要時我能動用這支機動衛戍部隊作戰」。米勒蘭像梅西米一樣對霞飛衷心折服，9月2日便照此下了命令。

此時，加利埃尼終於有了一支集團軍。現在可由他調遣的莫努裡的這支部隊，是由第七軍的一個現役師、一個摩洛哥旅，以及四個後備師組成。這四個後備師即：埃伯內將軍率領的，原來從巴黎抽調出去的第六十一師和第六十二師，以及曾在洛林英勇奮戰的第五十五師和第五十六師。霞飛還同意再增派精銳的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第四十五師；這支部隊反正不在他管轄之下，當時正在巴黎下火車。此外，他還同意增派野戰集團軍中的一個現役軍。像克盧克一樣，他挑了一個殘缺不全的軍，即曾在阿登山區遭受慘重損失的第三集團軍的第四軍。不過，這個軍正在得到補充，而且，把它從第三集團軍防守的凡爾登前線調來增援巴黎，在克盧克看來，這是法國人所做不到的。加利埃尼接到通知，第四軍將在9月3日和4日乘火車到達巴黎。

加利埃尼一接到霞飛將第六集團軍調撥給他的口頭通知之後，立即驅車北上跟他的新部隊聯絡。沿途盡是從四面八方朝巴黎涌來的難民。他們競相逃離步步緊逼的德國人，滿臉「驚恐絕望之色」，看到這幅景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為時已晚。在巴黎西北不遠，第六十一師和第六十二師正在開進蓬圖瓦茲；那裡是一片驚惶混亂。部隊在撤退途中曾被迫苦戰，人困馬乏，血汙斑斑。當地居民聽到轟鳴的炮聲和德國槍騎兵已在左近的訊息，驚恐萬狀，手足無措。加利埃尼同埃伯內將軍交談之後，又趕到巴黎以北30英里瓦茲河畔的克雷伊（creil）去找莫努裡。他命令莫努裡在退向巴黎時炸燬瓦茲河上的所有橋樑並設法阻滯敵軍前進，無論如何在他與首都之間不能讓德軍揳入。

在匆忙趕回巴黎途中，加利埃尼看到威武雄壯的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第四十五師列隊經過大街，前往他們的駐防地區。這一景象比他看到難民的情景時要寬慰得多。士兵們身穿鮮豔的上衣和肥大的燈籠褲，動人心絃，多少使巴黎人再次精神振奮起來。

然而，政府各部情緒低落。米勒蘭已把「令人痛心的」情況向總統做了彙報，他說：「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已破滅，我軍在前線全面撤退；莫努裡的軍隊正在退向巴黎。……」作為陸軍部長，米勒蘭拒絕承擔讓政府於第二天（9月2日）傍晚以後在巴黎多逗留一個小時的責任。普恩加萊面臨著「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變」。於是經決定，全部政府機構必須作為一個整體遷往波爾多，一個也不留在巴黎，以免公眾對部長們作出容易引起惡感的比較。

那天傍晚，加利埃尼一回到城裡便從米勒蘭那裡得到訊息，歐洲這個最重要的城市，在它受圍期間的一切軍政大權全都由他一手掌管。如果沒有塞納省的省長和巴黎警察總監，「我將是光桿一個」。他發現他不得不倚為股肱的這位警察總監上任還只剛剛一小時。原來的警察總監埃尼翁先生（m.hennion），一聽到政府將要遷移，便斷然拒絕留下。當接到命令要他留守崗位時，就以「健康為由」辭職不幹了。對加利埃尼說來，政府遷離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此可以使主張巴黎成為不設防城市的人啞口無言；他們的法律根據已不復存在，加利埃尼從此可以放手把巴黎作為一個築壘的兵營來保衛了。儘管他「寧願沒有部長們在場」，不過他認為，「要是有一兩個留下來裝點一下門面也是好的」。這種看法，對於那些本來願意留下來的部長們來說，是不太公平的，可是加利埃尼對政客的蔑視，一無例外。

加利埃尼預料兩天之內德軍可能兵臨城下，他和他的參謀徹夜不眠，進行「我的整個部署，準備在巴黎以北即蓬圖瓦茲至烏爾克河（ourcg）一帶出擊」，也就是說，將在寬約45英里的一個地區作戰。烏爾克河是一條小河，在巴黎東面注入馬恩河。

那天深夜，總司令部得到一份大可以叫政府不必逃跑的情報。白天，一隻手提包送到了第五集團軍的情報官法加爾德（fagalde）上尉手中。這隻手提包是在一名隸屬克盧克的騎兵軍官的屍體上發現的，這位軍官在乘坐汽車外出時被法國巡邏兵擊斃。包裡的檔案中有一張沾滿血跡的地圖，上面標明瞭克盧克各個軍進軍的路線以及這天各應到達的地點。全軍的進軍路線都標向東南，從瓦茲河出發直指烏爾克河。

總司令部對法加爾德上尉的發現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認為克盧剋意圖悄悄地穿過第六集團軍和第五集團軍之間地帶，繞過巴黎，席捲法軍主力陣地的左翼。即使他們也認識到這意味著克盧克將放棄進攻巴黎，他們卻沒有盡其最大努力使政府相信這種看法。當總司令部與總統之間的聯絡官佩內隆上校翌日上午前來向普恩加萊報告克盧克改變進軍方向的訊息時，並沒有從霞飛那兒帶來政府可以不必遷移的任何建議。相反，霞飛卻要聯絡官告訴總統：政府必須遷離，克盧克的意圖無法捉摸，他的縱隊現已到達20英里外的桑利斯和尚蒂伊（chantilly），巴黎可能很快就要遭到炮轟。至於普恩加萊和米勒蘭對於克盧克轉向的重大意義究竟有多少認識，那就很難說了，因為在戰爭時期和緊急關頭，任何事情都不能像事後那樣看得清楚或確有把握。當時是一片緊張氣氛，甚至是恐慌氣氛。既然經歷了一番痛苦做出了決定，政府覺得很難再貿然改變。不論情況如何，米勒蘭仍然堅持撤離，毫不動搖。

9月2日，色當紀念日那天，「令人痛恨的時刻終於來到」。當普恩加萊知道安排政府在半夜三更，而不是在白天眾所得見的情況下撤離時，更加感到「悲痛和羞辱」。內閣堅持，按照法律，總統必須坐鎮政府所在地。即便是普恩加萊夫人要求讓她留在巴黎繼續她的醫院工作，以安定人心，也未獲準。美國大使邁倫·赫裡克前來送別時，則是「愁容」滿面，熱淚盈眶。

對於局勢，赫裡克跟當時留在法國首都的人都持有同樣看法。他在給他兒子的信中寫道：「德國人攻勢兇猛，看來是抵抗不住的了。」他曾從德國人那兒接到警告，勸他離開首都避往外省，因為巴黎的「整個市區」可能被徹底摧毀。然而，他決心留下，並且答允普恩加萊，他將「代表全人類執行保管任務」，把巴黎的博物館和紀念碑置於美國國旗保護之下。他已胸有成竹，打算採取與此時此地所需的奮不顧身、仗義執言的崇高境界相稱的做法：「如果德國人來到城外並勒令巴黎投降，就挺身而出，找他們軍隊司令談判，如有可能，就找德皇本人。」赫裡克既已應德方請求代為照管德國大使館，也就可以憑此要求他們會見。後來，每當那些曾在巴黎度過9月份頭幾個星期的朋友們誇耀自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了不起的人物時，加利埃尼總是提醒他們：「別忘了，還有赫裡克呢！」

7時，加利埃尼前來給米勒蘭送行。聖多米尼克街的陸軍部裡是「一片悲傷、陰鬱、悽寂」，院子裡停滿了巨大的搬運篷車，正在裝載準備運往波爾多的卷宗檔案。留下的部分全都焚燬了。收拾包裝的過程產生了一股「陰鬱」的氣氛。加利埃尼沿著沒有燈光的樓梯攀登而上，發現陸軍部長獨自一人在一間空蕩蕩的房間裡。既然政府正在撤離，米勒蘭也就毫不遲疑地容許巴黎以及這裡的每一個人進入炮火之下了。他給加利埃尼的命令是：「殊死」保衛巴黎。對加利埃尼來說，這根本是無須別人關照的。

「部長先生，你懂得‘殊死’這個詞的意義嗎？」加利埃尼問道，「這意味著破壞、毀滅、炸掉市中心的所有橋樑。」

「殊死，」米勒蘭重複了一遍。告別時，他注視著加利埃尼，似乎此後再也見不到他了。加利埃尼感到「自己也幾乎相信留下來是等死」。

幾小時後，部長們和國會議員們，在黑夜間，在使他們很多人感到羞愧的鬼鬼祟祟的氣氛中乘上了開往波爾多的火車，而以翌晨向公眾發表的一篇冠冕堂皇的宣告來掩飾這個不光彩的時刻。宣告說，當前的任務必須是「堅持到底，決一死戰」。法國將堅持到底，決一死戰；英國將在海上切斷敵人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絡；俄國人將「繼續前進，直搗德意志帝國的心臟」！（這個時刻，透露俄國人戰敗的訊息看來是不合時宜的。）為了使法國的抵抗具有最大的「衝勁和力量」，政府應軍方要求，已「暫時」遷移到一個它能與全國經常不斷保持聯絡的地方。「同胞們，讓我們在當前這樣悲慘的情況下不愧為法國人。我們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持久的耐力、頑強的精神，總之，我們有不甘滅亡的決心。」

加利埃尼搞了一份言簡意賅的公告，頗為躊躇滿志。措辭是經過一番精心推敲的，意在消除關於巴黎已被宣佈為不設防城市的謠言，讓人民對事態發展有所準備。他的公告第二天早晨出現在巴黎各處牆上：

巴黎守軍、巴黎市民：

為進一步推動全國防務，共和國政府人員已撤離巴黎。本長官兼司令業經受命負責抗擊入侵之敵，保衛巴黎。此項命令本長官兼司令將貫徹執行不渝。

1914年9月3日，巴黎

巴黎軍事長官、巴黎守軍司令

加利埃尼

這份公告在公眾中引起的震驚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因為總司令部發布的公報在此以前都是採取措辭極其含糊的方針，不使老百姓瞭解軍事情況的嚴重性。政府看來是毫無理由地逃亡了。它的宵遁留下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印象，儘管法國人民對波爾多抱有歷久彌堅的感情，但他們還是耿耿於懷。人們用雙關諧語來嘲弄政府，把政府官員們稱為「tournedosàlabordelaise」，那些跟著他們逃難湧向火車站的人群即興作了一首模仿《馬賽曲》的打油詩：

到火車站去，公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