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路上空蕩蕩，商店門窗緊閉；公共汽車、電車、小汽車、出租馬車，不見蹤影，但見羊群被驅趕著通過協和廣場去東站運往前線。廣場和街道的景象，一掃車水馬龍的紛擾，顯示出當初設計的清淨本色。報紙大多已告停刊，報攤上稀稀拉拉地掛著幾份還在出版的單張報紙。各國旅客都已遠走高飛，麗思酒店闃無一人，默里斯酒店已改為醫院。在這8月裡，巴黎有史以來第一次恢復了法蘭西的風貌，而且悄無聲息。陽光照耀，圓形廣場中的噴泉閃閃發光，樹木蔥鬱，靜靜的塞納河像往日一樣流逝。簇簇鮮豔的協約國國旗，把這座淡灰色的、人間最美的城市裝點得格外絢麗。
在巴黎殘老軍人退休院的寬敞的屋子裡，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礙議事進行、遇事猶豫不決的官員們爭論不休，相持不下。他力爭採取必要的果斷措施，務使巴黎成為名副其實的「築壘的兵營」。他設想的這個兵營，不是一個困守待圍的特洛伊城，而是個作戰基地。根據列日和那慕爾的經驗，他深知巴黎頂不住敵軍新型攻城重炮的轟擊，不過，他的戰略不是消極待圍，而是主動出擊——運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隊——作戰於環形防禦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爾幹戰爭和日俄戰爭，深信深而窄的壕溝——上面護以壘土圓木、兩側密佈鐵絲網，和洞口寬廣、洞底豎有尖樁的「狼阱」這樣的系列工事，由訓練有素、堅韌不拔、配備機槍的軍隊據守，定將堅不可摧。這就是他試圖在炮兵陣地之間各個地段修築的防禦工事，不過他還沒有取得扼守這些工事的軍隊。
每天，他都給總司令部打電話，有時一天兩三次，聲嘶力竭地要求給他增援三個現役軍。他給霞飛打報告，或派專人前往，或向陸軍部長和總統大聲疾呼，一再提請他們注意：巴黎一無準備。幾經敦促，到8月29日，總算迎來了一旅海軍。當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號笛的隊伍在街上整隊走過時，縱然加利埃尼並不為他們的出現感到高興，而老百姓卻為之歡欣鼓舞。
加利埃尼認為，當前任務有三：軍事防衛、精神準備和軍需給養。要完成其中無論哪項任務，都必須對民眾開誠佈公。他對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對政客的鄙視。他認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難時刻不致頭腦發昏、手足無措的。他認為普恩加萊和維維亞尼不願將事實真相讓全國知道，懷疑他們在排演「啞劇」，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准予拆毀擋住炮臺射向的建築，但官方因不願驚動百姓而屢加阻撓。每破壞一處建築，都必須由區長和工兵總監聯合簽署一紙公文，規定給業主的賠償金額，這是一種既引起無限麻煩又拖延時日的手續。每做一項決定，總要陷入更多的空洞無用的爭論中。這些人堅決主張，作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為軍事上可保衛的「築壘的兵營」。伊爾斯肖埃將軍厭惡地說，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大好園地」。他擔心，那些主張巴黎成為不設防城市的辯者們，不久還會振振有詞地證明，即便是軍事長官這個職位也是非法的。他說：「拿不出明文規定，你就不能說服這些法學家。」
加利埃尼畢竟拿出了一條明文規定。8月28日，軍區擴大，巴黎及其兩側直到塞納河一帶的地區都被包括在內，巴黎市政府已置於軍事長官管轄之下。當天上午10時，加利埃尼召集他的軍事和民政的領導班子，開了一個防務會議，這次會議是站著開的，到10點15分就告結束。加利埃尼要求與會者不必討論巴黎應否設防的問題，而只需確認一點：大敵當前，非建立一種「防禦狀態」的體制不可。提供此項法律根據的檔案早已擬就並擺在桌上，加利埃尼請他們各自簽上名字以後便宣佈休會。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會議，也是最後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執行修築防禦工事的任務；對那些持有異議或動搖不定的人，軟弱無能或辦事不力的人，他從不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或給以憐憫。像霞飛一樣，他清除一切不稱職的人員。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隊的將軍，兩天以後又撤了一名將軍。郊區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邁無能的」，都被強迫拿起鎬鍬參加勞動。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徵集一萬把鏟鎬，傍晚時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時還曾下令採購一萬把長獵刀作為工具，軍需官提出異議，說是難以辦到，因為採購獵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兩眼通過夾鼻眼鏡狠狠地盯著他答道：「那就越發有理由了。」於是，這些刀子也如數辦齊不誤。
8月29日，巴黎周圍方圓約20英里的一個地區，南到默倫（melun），北至達馬爾坦（dammartin）和蓬圖瓦茲（pontoise），都劃歸加利埃尼管轄。炸燬這地區所有橋樑的各項工作均已準備就緒。對那些列為「藝術作品」或屬於「民族遺產」的橋樑，則部署了專門崗哨，確保這些橋樑不到最後關頭不得炸燬。所有通往市區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設定了障礙。麵包師傅、屠戶和菜農都已經組織起來，牲口則被趕入市區，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為了加速調集彈藥貯存，加利埃尼徵用了「一切可資利用的」運輸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車，這些汽車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受命擔任這塊築壘兵營的炮兵參謀的，是一位已屬歷史知名人物的前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他在五十五歲時重服兵役，現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區的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在魯普雷希特的炮火猛攻之下仍在殊死戰鬥，堅守摩澤爾河防線。他們的陣腳已亂，防線凹凸不齊，有些地方甚至已被德軍楔入突破。但由於德軍兩側受到法軍反攻的牽制，這些楔子未能擴充套件成為大的缺口。戰鬥在繼續進行，魯普雷希特的軍隊在試探法軍陣地的最薄弱地段；而迪巴伊和德卡斯泰爾諾，由於霞飛的要求向西抽調了部隊，兵力削弱，不知自己還能堅守多久，也不知能否守住。在德軍攻佔的村子裡，見之於比利時的事件又在重演。駐梅斯的德軍總督張貼告示宣稱，在南錫城外的諾梅尼村，「居民向我軍開槍，因此已飭令將該村全部焚燬以示懲罰。諾梅尼村現已成為一片焦土」。
在德卡斯泰爾諾左面，法軍戰線折向西方，呂夫的第三集團軍，由於莫努裡的幾個師給調走了，已失去平衡，正在退向默茲河後面凡爾登的南方。緊靠它的第四集團軍，為了表示這次撤退不是潰敗而是出於「戰略」需要，8月28日在陣地上止步不動。使德朗格勒將軍惱火的是，又接到命令，要第四集團軍在8月29日繼續撤退。再往左，是法軍戰線最吃緊的地帶，朗勒扎克將軍正在調動他的第五集團軍轉向，為反攻聖康坦做好準備，這本非他所願，而是出自霞飛的命令。在戰線左端，莫努裡的第六集團軍正在進入陣地。約翰·弗倫奇爵士明知第二天即將進行一場戰鬥，卻把位於莫努裡和朗勒扎克之間的英國遠征軍撤走。
遠征軍的這次撤退，差點兒為一次迫切需要的英法合作行動所阻。黑格通知朗勒扎克說，他的部隊「已完全做好準備，隨時可以出擊。他希望與第五集團軍取得直接聯絡，在其計劃發動的聖康坦戰鬥中配合行動」。朗勒扎克的一名參謀立即趕去與黑格會晤，只見黑格宛如畫中人物，站在一座小山上，一名勤務兵為他牽著馬，一支旗杆矛豎立在他身旁，上面的白十字三角旗在迎風招展。黑格說，據他的空中偵察報告，敵軍正在聖康坦西南移動，「在前進中暴露了它的翼側」。
「趕快回去將這個情況報告你們將軍。……讓他立即行動。我很願意在這次進攻中與他協力合作。」這一慨然相助的諾言，使朗勒扎克「興高采烈，心滿意足」，感動得「講起讚揚道葛拉斯·黑格爵士的好話來了」。為第二天早晨聯合作戰所做的部署已經同意，只待英軍總司令的最後批准。凌晨2點，英軍總司令部傳下話來，說是約翰·弗倫奇爵士拒不同意，理由是遠征軍已「不勝疲憊，至少必須休息一天」。事實上，即使第二軍確實有此需要，第一軍卻並非如此，其司令自稱可以配合，正在待命出擊。朗勒扎克不禁勃然大怒。「這是背叛！」他大聲嚷道，還加上了一位在場的人後來稱之為「對約翰·弗倫奇爵士和英國軍隊不堪入耳和不能寬恕的痛罵」。
儘管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前有馮·比洛步步進逼，後有霞飛親臨督戰，夾在中間的朗勒扎克再也沒有別路可走，只得發動進攻。可是，馮·比洛從俘獲的一名法國軍官身上繳獲的檔案中，已得悉這次進攻，因此早已嚴陣以待，沒有為法國人所乘。霞飛對朗勒扎克的情緒不大放心，一早來到現為朗勒扎克司令部所在地的拉昂，以他自己那種臨危不懼、無限鎮定的精神給予支援。拉昂修築在一塊高地上，俯瞰著廣及數十英里、綿延起伏猶如碧波海洋的一片田野。北面20英里外，第五集團軍朝著西北方向，以吉斯和聖康坦為目標，展開成一個巨大的半圓形陣式。在那矗立在拉昂城最高地點的教堂尖塔上，石刻的牛頭——不是通常所見的怪獸狀滴水嘴——以遲鈍呆澀的目光凝視著下面的景色。就在這些牛頭雕像之下，端坐著霞飛，以同樣肅穆安詳的神情觀察著朗勒扎克發號施令，指揮作戰。他足足待了三個小時，一言未發。對於朗勒扎克顯示的「權威和方略」感到滿意，於是放心離開這裡前往駐地飯店好好吃了一頓午飯，然後乘上那輛由他的賽車司機駕駛的汽車辦下一項任務去了。
這一任務是去找約翰·弗倫奇爵士。霞飛疑心，此公雙眼盯著海峽沿岸，「也許要撤出我方戰線好長一段時間」。約翰爵士防守的那段戰線，地處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團軍和正在集結的莫努裡的第六集團軍之間，是當前的要衝，但卻非霞飛管轄所及。對待陸軍元帥弗倫奇，他不能像對待朗勒扎克那樣發號施令，也不能坐在他背後默默監視，強他作戰。不管怎樣，他如能說服英國人固守原地就好了，他希望在亞眠―蘭斯（rheims）―凡爾登一線穩住埃納河上的一段陣地，以便由此重新發動進攻。英軍總司令部在前一天又後撤一步，而今約翰爵士已在貢比涅安營駐紮，那裡離巴黎40英里，對於疲憊的軍隊來說，約為三天路程。就在這天，正當緊靠它的法國第五集團軍在吉斯奮戰終日以解除敵軍壓力的時候，這支軍隊卻按兵不動，安然歇息。英軍是在前一天未經追擊而自行撤退的。他們經過八天酷熱中的行軍、掘壕和大大小小的交鋒，現在終於站定下來。英軍的第二軍在傍晚時分短途行軍，越過了瓦茲河；第一軍則在距朗勒扎克左翼只有五英里的聖戈班森林（forestofst.gobain）裡享受了一整天的休息；而經過艱苦跋涉，連續戰鬥了十四天的朗勒扎克部隊，雖然同樣睏乏，卻還在繼續奮戰。
霞飛到達貢比涅後，懇切要求英軍司令堅守陣地，直到有可以重新發動進攻的有利時機為止。他的說服工作看來是徒費唇舌。他「看得一清二楚」，默裡在暗中拉扯這位陸軍元帥的衣服，像是要阻止他聽從勸說。其實這種力氣是多花的，因為約翰·弗倫奇爵士本來就在接二連三地對霞飛說「不行，不行」。他堅稱自己的軍隊遭受重創，不宜作戰，必須有兩天休整。霞飛不能像對待法軍將領那樣把他當場撤職，甚至不能像他在馬爾勒對待朗勒扎克那樣發一通脾氣來達到目的。如果英國人從朗勒扎克和莫努裡之間的那塊地方撤走，這兩支法軍就無一能守住現有防線，執行第二號通令的一切希望就勢必落空。霞飛離開時，用他自己的話說，「心情很不好」。
約翰·弗倫奇爵士的意圖甚至比他向霞飛透露的還要極端。他毫不考慮戰鬥於失敗邊緣的盟軍，命令交通監察羅布（robb）少將部署「經由巴黎東西兩側，朝正南方向，做明確的進一步的退卻」。如此部署，甚至有違基欽納指令的精神，不能由基欽納的指令來為它負責。基欽納的指令，表達他對亨利·威爾遜支援第十七號計劃的深為不滿，其用意所在，是約束過於肆無忌憚的約翰爵士，約束過於親法的威爾遜，以免使英軍在法國人所倡導的、有可能導致全軍覆滅或束手就擒的「殊死進攻」的計劃中遭受風險。指令的本意絕沒有要他們謹慎小心到如今那種臨陣脫逃的地步。然而一害怕就會冷汗直冒，控制不了，弗倫奇爵士現在是惶惶不可終日，害怕喪失他的軍隊，害怕自己的聲名隨之付諸東流。
實際上，他的軍隊並不像他所藉口的那樣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堪再戰。根據遠征軍將士們自己所講，他們毫無氣餒怯戰之意。第三師參謀部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maurice）中校說，儘管精疲力盡，兩腳痠痛，沒有時間舉炊進餐，但是，「一頓熱飯，一宿休息，再洗上一個澡，對於恢復精力，立見神效；要使我軍再次揮戈上陣……首先需要的就是這些」。第十一輕騎兵團的歐內斯特·漢密爾頓（ernesthamilton）上尉說，8月29日休息了一天以後，遠征軍「現在已經精神抖擻，隨時可以掉頭作戰」。遠征軍副總長麥克裡迪（macready）將軍聲稱：「他們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品，有了這些，他們就願意並且切望」向德國人一顯身手。
儘管如此，約翰·弗倫奇爵士第二天給霞飛的最後正式通知卻說「再等十天」英軍也無法進入它在這條戰線上的陣地。如果他是在倫敦城下與敵人決一死戰時要求休息十天的話，他早就當不成司令了。事實是，約翰·弗倫奇爵士還繼續當了一年半的總司令。
那天下午，他急不可待地要將自己的軍隊從靠近敵人的地區撤走，同時也迫切希望朗勒扎克也停止戰鬥，隨同他一併撤退。這並不是出於對朗勒扎克的關懷，要掩護他的翼側，而更多的是為了保全自己。為了取得一道叫第五集團軍停止戰鬥向後撤退的命令，亨利·威爾遜打電話給法軍總司令部。他發現霞飛還沒有回來，便向貝特洛將軍彙報情況，但後者不願承擔責任，而是安排他在晚上7時30分到蘭斯的金獅飯店去找霞飛，因為到了吃飯的時候霞飛的行蹤總是可以知道的。威爾遜找到霞飛後，進行了一番爭辯，但是徒勞無益。霞飛的回答就是這麼一句話：「朗勒扎克必須堅持到實現最後目標。」至於他心目中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卻未作具體說明。威爾遜把這個訊息帶了回來，約翰爵士決定不再等待，隨即下令遠征軍第二天繼續撤退。
與此同時，朗勒扎克向聖康坦的進軍正面臨著困難。第十八軍的一個團奉命攻取途中的一個村子，士兵們冒著冰雹般迅猛襲來的彈片前進。一名倖存的中士寫道，炮彈「把道路炸得千瘡百孔，把樹枝削得大片橫飛」。
「臥倒是愚蠢的；還是繼續前進的好。……遍地都是倒下的人，有撲在地上的，有臉朝天的，都已一命嗚呼。倒在蘋果樹下的那一個，整個面孔已被削掉，頭部血肉模糊。在右方，戰鼓擂起了衝鋒令，接著是號角聲響。藍色的天空映襯出寒光閃爍的刺刀，我們的隊伍在前進。鼓聲咚咚，愈擂愈急。‘衝啊！’士兵們齊聲吶喊著，‘衝啊！’這是個驚心動魄的時刻。我的頭皮像觸了電似的，頭髮根根直豎。戰鼓在怒吼，熾熱的風傳來號角聲聲，士兵們呼喊著——如痴似狂！……突然間，我們給止住了。要突破敵人堅固的防禦，奪取800米外的一個村子，是荒唐的。命令下來了：‘臥倒，隱蔽！’」
對聖康坦的進攻已被擊退，不出朗勒扎克所料，敵人的強大壓力開始向他的右翼撲來。馮·比洛全力出擊，不讓法軍朝他推進，以便克盧克和豪森的軍隊襲擊其後方。比洛認為法軍這次行動只是敗軍的垂死掙扎，因而「對戰果滿懷信心」。在一段戰線上，法軍被逐回瓦茲河對岸，橋樑和小路一時擠塞不通，引起一片恐慌。此時的朗勒扎克，用一位對他最少好感的觀察者的話說，顯示了「最大的機智和敏慧」，他當機立斷，下令放棄聖康坦的戰鬥，重新集結力量，挽救其右翼在吉斯的戰局。
第一軍軍長弗朗謝·德斯佩雷奉命將第三軍和第十軍調集到他左右兩側。這位曾在印度支那的北部灣（tonkin）地區和摩洛哥受過烈日烤灼的個子矮小的將軍，是個熱心奮發、剛毅堅強，被普恩加萊稱為「不知沮喪為何物的人」。軍官們縱馬往返前線，軍樂又一次奏起快速明朗的《桑布林河和默茲河進行曲》，就這樣，德斯佩雷到下午5時30分便重新部署了戰線。經過周密準備，炮兵部隊首先開火，法軍再次前進，大舉進攻。吉斯橋上，敵人屍體縱橫，堆砌成高高的人牆。在橋的那邊，抵抗已見凌亂；法國人可以覺察到，敵人的力量已在逐漸減弱。「德國人在逃跑了，」一個觀察者寫道，法國人「為這一新出現的、渴望已久的激動場面而精神振奮，欣喜若狂，形成一股蔚為壯觀的浪濤，乘勝前進！」
這天終了時，一個曾經參加進攻聖康坦一役的中士，回到他當天早晨離開的那個村子，遇到一位訊息靈通的朋友。「他說，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們的挫折算不了什麼，敵人被趕回去了，我們是勝利者。上校被一枚炮彈擊中，在被人抬走時嚥了氣。泰隆（theron）少校胸部受傷。吉爾貝蒂（gilberti）上尉身負重傷，恐怕活不成了。很多士兵，不死即傷。但是他重複說，這是美好的一天，因為全團將士可以在一個地方連睡兩夜了。」
比洛的精銳部隊禁衛軍的退卻，使它的友鄰部隊也都跟著後撤，因而給朗勒扎克贏得了一個戰術上的勝利，雖然這未在聖康坦贏得而是在吉斯贏得的。可是他現在是孤軍作戰，一無掩蔽，面對著北方。在他左右兩側的第四集團軍和英國遠征軍，本來都已比他先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現在還在繼續後撤，而每後撤一步，都進一步暴露了他的兩側。第五集團軍若要保全下來，就必須立即停止戰鬥，趕上去同夥伴們會合。但是朗勒扎克無法取得霞飛的指示，因為他給總司令部打電話時，霞飛不在。
朗勒扎克向霞飛的副職貝蘭將軍請示：「第五集團軍是否該留在吉斯―聖康坦地區，冒束手就擒的危險？」
「讓你的軍隊束手就擒！這是什麼意思？簡直荒謬！」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奉總司令的明確命令來到這裡的。……我不能擅自把部隊撤回拉昂。得由總司令給我下退卻令。」這一回，朗勒扎克可不願像他在沙勒魯瓦那樣代人受過了。
貝蘭不肯承擔責任，說是等霞飛一回來就向他彙報請示。霞飛終於回來了，儘管表面上依然從容不迫，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遭到衝擊，甚至比邊境戰役潰敗時還要沉重，因為敵人現在已經如此深入到法國腹地。他也無從得知朗勒扎克的一仗已給比洛的軍隊以沉重的打擊，因為這一仗的戰果當時還沒有顯示出來。他只是認識到第五集團軍確實已被棄於危險的境地，英國遠征軍正在退出戰鬥，他「不再指望我們的盟軍留在預期它守住的那條戰線上了」。還在集結之中的第六集團軍受到克盧克右翼兩個軍的猛攻；霞飛希望扼守的戰線已經分崩離析；勢必還會丟失更多的國土，也許一直要到馬恩河，甚至到塞納河。
正如後來一位負責調查工作的官員所說，這個時期是「整個法國史上最悲慘的」時期。但在這段時期，霞飛不像約翰·弗倫奇那樣驚惶失措，不像毛奇那樣動搖不定，不像黑格或魯登道夫那樣頓時氣餒，也不像普里特維茨那樣陷於悲觀失望。他毫無表情，不露聲色。如果說他的鎮定沉著是由於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國的幸運。克勞塞維茨寫過，普通人感到形勢危殆和責任重大時往往意氣消沉；倘若這種形勢能「促使人迅速增強判斷力，則此人必須具有不同尋常的偉大氣魄」。當前的危急情勢縱然未能使霞飛增強判斷能力，可確實喚起了他的氣魄或性格中的某種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時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動聲色，保持著福煦在8月29日見到他後所稱道的「驚人的沉著」，這種沉著使法軍在亟須堅定信心的時刻保持了萬眾一心。就在這些日子裡，一天，亞歷山大上校從第五集團軍執行任務回來，神情憂鬱，他表示歉意地說，這是因為「我帶來了壞訊息」的緣故。
「怎麼啦？」霞飛說，「難道你對法國喪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會看到——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8月29日夜晚10時，他令朗勒扎克撤退並炸燬他後面瓦茲河上的橋樑。達馬德將軍則奉命在亞眠炸燬索姆河上的橋樑，然後隨同莫努裡所部一併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團軍奉命向蘭斯撤退，德朗格勒將軍曾要求讓他的部隊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決於敵人。8月29日夜晚，霞飛採取的最後一項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將「希望已經粉碎、幻想已經破滅的這個司令部」撤離維特里——勒弗朗索瓦的準備。法軍總司令部將後撤至塞納河東支流上的奧布河畔巴爾（bar-sur-aube）。霞飛不滿地注意到，這個訊息在參謀部傳開時，加深了「普遍的緊張與不安」。
由於參謀部的失職，霞飛給第五集團軍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達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擔憂了一整夜。幸而馮·比洛沒有再次出擊，也沒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時跟蹤追擊。這一仗結果如何，德國人和法國人都不清楚。馮·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亂得出奇，他一面向德軍統帥部彙報說打了勝仗，同時又派一名上尉參謀去對馮·克盧克說，他的軍隊「給吉斯一仗搞得精疲力盡，已無力追擊」。可是法國人——霞飛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瞭解這一情況，他們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團軍脫離接觸，在德國人從它左側進行包抄之前，使它脫離險境，從而跟法軍其他部隊會合。
其時，德軍右翼日益迫近，顯然構成對巴黎的威脅。霞飛打電報給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東西兩側的馬恩河和塞納河的各座橋樑底下放置炸藥，並分別派駐工兵排，確保炸燬橋樑的命令得以切實執行。莫努裡的軍隊退卻下來可以掩護巴黎，並就此作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個軍。不過，在霞飛和總司令部看來，巴黎仍然是個「地理概念」而已。為巴黎而保衛巴黎，以及為此而將莫努裡的部隊撥歸加利埃尼調遣並聽從他的命令，並非霞飛的本意。在他眼裡，巴黎的存亡安危，將取決於他打算進行的、由他親自指揮並出動全部野戰集團軍的這一仗的勝負。然而，對於巴黎市內的人們說來，首都的命運對他們更有直接的利害關係。
聖康坦和吉斯一仗的表面結果，加深了籠罩人們心頭的愁雲慘霧。就在這一戰的上午，參議院副議長、北方的一名工業巨頭圖隆先生（m.touron），「一陣旋風似的」衝進了普恩加萊的辦公室，叫嚷著政府「為總司令部所矇騙」，我們的左翼已「被擊退，德國人已到了拉費爾（lafère）」。普恩加萊把霞飛的堅決保證向他講了一遍：左翼將堅守陣地，一俟第六集團軍準備就緒，即將重新發動進攻；可是他內心深處卻在擔心圖隆先生或許言之有理。來路不明的訊息不斷傳來，表明激戰正在進行。每小時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報告。傍晚時分，圖隆先生又闖了進來，情緒之激動為前所未有。他剛和他的同僚、埃納省的參議員塞利納先生（m.seline）通過電話，這位參議員在聖康坦附近擁有一處房產，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頂上觀看這場戰鬥。塞利納先生看到法軍朝前挺進，空中濃煙翻滾，炮彈呼嘯橫飛，接著他又看到德軍增援部隊來了，密密麻麻像灰螞蟻似的蜂擁而上。他眼看到法軍被殺退了。進攻未成，這一仗打輸了。說到這裡，圖隆先生慟哭而去。
戰役的第二階段——吉斯一役——沒有為這位高踞屋頂的參議員所目睹。政府方面對此甚至比總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來似乎只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霞飛為阻遏德軍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敗，巴黎已面臨圍困的危險，也許又要像它在四十年前那樣靠吃老鼠為生。首都會不會淪陷？政府要不要撤離？自邊境戰役以來一直隱藏在部長們心頭的這些問題，現在已公開而緊張地討論開了。總司令部和總統之間的聯絡官佩內隆（penelon）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來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顏開的臉色這回可顯得憂慮重重。他承認形勢「非常嚴重」。身為陸軍部長的米勒蘭立即提議撤離，以免政府與國內其他地區的聯絡被切斷。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來徵詢意見，他建議與霞飛電話聯絡。霞飛也承認情勢不佳；第五集團軍雖然奮力作戰，但未能達到他的期望；英國人「一動也不動」；無法阻滯敵軍前進，因而巴黎「受到嚴重威脅」。他建議政府撤離，以免因為它繼續留在巴黎而吸引敵軍進攻首都。霞飛很清楚，德國人的目標是法國軍隊，而不是政府，但是由於戰場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軍區勢必造成職權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離，可以排除干擾的根源，從而使總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權力。加利埃尼在電話中力圖使霞飛相信：巴黎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戰力量的中樞，保衛巴黎是必要的；同時，他再次要求給他一支軍隊，不待兵臨城下就主動出擊敵軍陣地。霞飛含糊其詞地答應派遣給他三個軍，不過兵員不足額，而且大都是由後備師組成的。他給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犧牲的，因此迄今不願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雖然「冷靜沉著」如常，但卻顯得「心事重重，甚至垂頭喪氣」。他問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應該撤離？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無法堅守，你應儘快做好撤離的準備。」他想甩掉政府這個包袱的心情，並不亞於霞飛，因此對做出這樣的建議毫不內疚。普恩加萊請他過些時候再來向內閣闡明看法。在此期間，內閣召集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辯，這在十天以前法軍發動進攻時，似乎是個不可想象的問題。
普恩加萊、裡博和兩名社會黨人蓋德（guesde）和桑巴（sembat），都主張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這場即將來臨的戰鬥見個分曉。他們認為，如果政府撤離，在精神方面會產生絕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後果。米勒蘭力主撤離，他擔心會有一股德國槍騎兵竄入巴黎南面，切斷南去的鐵路，政府不能冒此風險，像1870年那樣被圍困在首都之內。這次法國是作為協約國的一員作戰的，政府的職責是既要同本國各地保持聯絡，又要同它的盟國、同外部世界保持聯絡。杜梅格的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說：「被人看作懦夫而受眾人唾罵，比之冒生命危險需要更大的勇氣。」眾、參兩院的議長，曾多次感情激動地前來要求重新召集議會，於是，當前的緊急形勢是否有必要召集議會的問題便成了進一步激烈爭辯的課題。
在部長們爭論不休時，加利埃尼則在門外足足等了一個小時，他憂心如焚，急於回去執行自己的任務。終於他被叫了進去，他直接告訴他們：「留在首都已不能確保安全。」他那嚴峻的軍人儀態以及直抒己見時的「明確有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說明，如果沒有一支軍隊在外圍作戰，他就無法防禦敵人攻城炮的襲擊。他警告他們：巴黎並不處於防禦狀態，而且「無法使它處於防禦狀態。……如果幾天內敵人就出現在我們外圍堡壘防線前，還認為這個築壘營地能進行有效的抵抗，那是幻想」。組織一支擁有四個或至少三個軍的軍隊，在他指揮之下轉戰於巴黎城外，作為法軍戰線最左面的一翼，乃是「勢所必須」。至於在他被任命為軍事長官之前造成的防務工作的延誤情況，他認為應由那些主張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以免遭受摧毀的勢力集團負責。他們這樣做是得到總司令部的鼓勵的。
「不錯，」米勒蘭打斷了他的話說，「巴黎不設防，正是總司令部的意見。」
社會黨人蓋德，當了一輩子反對派之後第一次以部長身份發言，他激動地插話說：「你們以為向敵人敞開大門巴黎就不會遭劫了。可是，就在德國人打從我們街上走過的這一天，工人住宅區的任何一扇窗子裡都可能射出一發子彈來。那麼讓我奉告諸位，接著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巴黎將被付之一炬，化為焦土！」
經過一場七嘴八舌的辯論之後，一致同意巴黎必須設防保衛，霞飛務必遵照辦理，否則不惜予以撤職處分。加利埃尼竭力反對在當前這個時期輕率撤換總司令的任何做法。至於政府究竟該遷該留，在這個問題上，內閣依然意見紛紜，爭執不下。
這些部長們，「感情衝動，猶豫不決，已弄得精疲力盡」。在加利埃尼心目中，這些人「永遠也做不出什麼果斷的決策」，於是他便徑自走了。他穿過那些簇擁在巴黎殘老軍人院門口的人群，回到院裡。這些焦慮不安的公民到這裡來是為了申請離開這座城市的許可，帶走他們的汽車，關閉一些必要的企業，或是為了千百條其他原因。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甚於往日。那天下午，一架德國「鴿式」飛機首次轟炸巴黎。有三枚炸彈落在瓦爾米碼頭（quaidevalmy），死兩人，傷數人；此外，這架飛機還散發了傳單，告訴巴黎人：德國人已兵臨城下，像1870年那樣，「你們已無路可走，只有投降！」
此後，每天總有一架或幾架敵機於傍晚6時準時前來騷擾，擲下兩三枚炸彈，偶或炸死個把行人，其目的也許是嚇唬嚇唬巴黎居民。膽怯的人逃往南方去了，至於那些在這個時期還留在巴黎的人們，誰也不知道明天一早醒來，會不會看到頭戴尖頂帽盔的敵人在長驅直入。「鴿式」飛機總是在飲開胃酒的時刻飛來，為人們提供和補償了政府禁飲艾酒所失去的刺激。它首次光臨的那晚，巴黎破題兒第一遭燈火熄滅。普恩加萊在日記中寫道，突破這一片黑暗的唯一的「一線微光」，來自東方。根據法國武官的電報，俄國軍隊正在「以柏林為目標展開攻勢」。事實上，俄國人已在坦嫩貝格一仗敗北，陷入重圍，也就在那天晚上，薩姆索諾夫將軍在森林中自殺了。
霞飛從在貝爾福截獲的一份德軍無線電報中獲得了更為準確的情報。這份電報述及殲滅俄國三個軍，俘獲兩個軍長和七萬名其他人員；電報還宣稱「俄國第二集團軍已不復存在」。在法國人的希望一再破滅的時刻傳來這一驚人噩耗，要不是接著又傳來另外一些表明俄國人並不是白白犧牲的訊息，那麼，即便是霞飛也不免會為之灰心喪氣。情報處的報告表明，至少有兩個德國軍已從西線調往東線。這個訊息在第二天得到證實，據報道有32列軍用火車經由柏林東去。這就是霞飛的「一線微光」，也是法國對俄國施加全部壓力之後所得到的支援。即令如此，仍不足以抵消失去英軍可能造成的損失；英軍司令拒不與敵軍保持接觸，為後者包圍第五集團軍敞開了通道，何況第五集團軍還面臨著敵人通過福煦特遣隊駐守的兵力薄弱的地區，包抄其右翼的危險。
每當一個力量薄弱的戰區需要增援，另一個戰區就勢必遭到嚴重削弱。在8月30日這天，霞飛親自視察了第三集團軍和第四集團軍的陣地，想了解一下有沒有軍隊可調去支援福煦。途中，他碰上幾支在阿登山區和默茲省高地艱苦作戰後撤退下來的縱隊。紅色的褲子已變成了土灰色，上衣被扯得破破爛爛，鞋子粘滿了泥塊，士兵們形容枯槁，神色疲憊，兩眼深凹，鬍鬚滿腮。二十天的戰鬥似乎使他們一下子老了好幾歲。他們拖曳著沉重的雙腿，步履維艱，每行一步都可能跌倒似的。瘦得皮包骨頭的馬匹，給挽具磨破了的創口鮮血直流，往往挽著車轅就倒了下來。炮兵們趕忙卸下馬具，把它們拖到路邊以免妨礙通行。大炮看上去已陳舊不堪，創痕累累，積蓋著的塵土下面只露出幾塊一度是簇新的灰漆。
相形之下，其他部隊卻依然是生氣勃勃；二十天來的戰鬥，使他們成了信心十足的戰士，為自己的能征善戰而自豪，並且殷切希望停止撤退。呂夫集團軍轄下的第四十二師贏得了最高的表彰。這支軍隊一直堅持後衛，併成功地脫離了戰鬥。軍長薩拉伊將軍表揚將士們說：「你們確實勇敢。」霞飛命令將該師調撥給福煦時，呂夫將軍極力反對，理由是他預期敵人即將發動一場進攻。呂夫與第四集團軍的德朗格勒將軍不同，霞飛剛才看到後者鎮定自若，充滿信心，「完全能夠控制自己」，而這正是霞飛心目中一個司令所必具的素質；至於呂夫，則顯得神經質，易於激動，而且「想象力過於豐富」。正如他的作戰處長塔南上校所說，他非常聰明，想得出千百條主意，其中必有一條是了不起的，問題就在於不知道是哪一條。跟留在巴黎的那些議員一樣，霞飛需要為這次進攻的失敗找一替罪羊，呂夫的行為使他做出了決定；呂夫當天就被削去了第三集團軍的指揮權，由薩拉伊將軍接替。第二天，呂夫應邀與霞飛共進午餐，他把他在阿登一役的失敗歸咎於霞飛在最後關頭將兩個後備師抽調給了駐守洛林的軍隊。他說，要是那時這四萬名生力軍和第七騎兵師還在他手裡，他本可以席捲敵軍的左翼，「我們的軍隊就會贏得多大的勝利啊！」霞飛用他特有的那種簡潔而又晦澀的語言答道：「噓，不要這樣說。」他說話時的語調如何已不復能聞，因此，也永遠沒法知道他的原意究竟是「你錯了，你不能這麼說」，還是「你說得對，不過，我們不能承認這一點」。
就在8月30日這個星期天，即坦嫩貝格之戰的這一天，也就是法國政府接到警告，要它撤離巴黎的這一天，英國接到一則後來稱之為《亞眠通訊》的訊息，大為震驚。這篇通訊出現在《泰晤士報》星期日特刊的第一版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渲染逾實的標題《歷史上最激烈的戰鬥》，這可引起了巨大反響。這一版，通常是刊登刻意安排的與新聞報道爭奪讀者注意力的分欄廣告的。大標題下面的副標題是：英軍損失慘重——蒙斯和康佈雷之戰——戰局不利——亟須增援。最後這句是關鍵所在。雖然這篇通訊引起了官場風波，挑起了議會的激烈爭論，還捱了首相的一頓批評，指責它是報界保持的「出於愛國心的沉默」的一個「令人遺憾的例外」。然而，發表這樣一篇通訊，實際上是有其官方目的的。這篇稿子，新聞檢查官f.e.史密斯（f.e.smith，後被授予伯肯黑德勳爵）一看就認為它能起到宣傳徵兵的作用，便立即通過，並敦促《泰晤士報》予以發表。該報作為一項愛國任務發表了這篇通訊，並且加了按語，述及「我們當前任務的極端嚴重性」。通訊是由記者阿瑟·穆爾（arthurmoore）執筆的，他到達前線的時刻，正逢部隊從勒卡託撤退，英軍總司令部陷於一片混亂絕望之中。
他描述了「可稱為蒙斯之戰」的幾次交鋒之後的「一支撤退中的敗軍」；描述了法軍在翼側撤退，德軍「緊跟不捨，窮追猛趕」，而且是「勢不可當」；英軍各團「損失慘重」，但是「並無軍紀鬆弛，驚慌失措，或氣餒怯戰的跡象」。儘管歷盡千辛萬苦，士兵們依然「堅定樂觀」；然而迫於形勢，不得不「後退又後退」。他述及了「極其巨大的損失」，各團已潰不成軍，某些師的「軍官幾全部損折」。他顯然受到英軍總司令部情緒的影響，頗加渲染地描繪了德軍的右翼。他寫道：「據估計，他們在人數上遠遠超過我軍，勢如潮湧，無法阻遏。」他在文章結束時寫道，英國必須面對這一事實：「德軍的首次大舉進攻業已得手」，因而「已不能排除巴黎受圍的可能」。
他在概括增援的必要性時，談到英國遠征軍「首當其衝，頂住德軍攻勢」，為虛構的一套荒誕說法打下了基礎。在他筆下，法軍只是在周圍起個配角作用而已。事實上，德軍擁有三十多個軍之眾，而在第一個月裡，英國遠征軍與之交鋒的，從未超過十分之一。然而，「首當其衝，頂住德軍攻勢」的說法，在以後迭次出現的英國人關於蒙斯之戰以及這次「光榮撤退」的報道中，則是一脈相承。其成功地在英國人的頭腦裡紮下了根，使他們相信，英國遠征軍在其英勇奮戰、喋血沙場的第一個月裡，拯救了法國，拯救了歐洲，拯救了西方文明，或者像一名英國作家面無赧色地吹噓的那樣：「蒙斯，這個名詞可以概括為全世界的解放。」
在交戰國中，英國的參戰，既沒有舉國努力的事先規劃，又沒有做到人人口袋裡都有一份動員令。除了正規軍外，一切都是臨時湊合的。而且在頭幾個星期中，在《亞眠通訊》發表之前，舉國上下幾乎都沉浸在一片安度假日的氣氛之中。在那以前，德軍進犯的真相，用阿斯奎斯先生微妙的措辭來說，給一片「出於愛國心的沉默」掩蓋了。對於英國公眾——對於法國人也是如此——戰鬥一直被描繪成德軍的不斷敗北。然而，無法解釋的是，敵人在敗退中卻從比利時向法國推進，而且，從地圖上看，一天一天地在前進。在整個英國，在8月30日這個星期天，人們在早餐桌上讀到《泰晤士報》時，全都不勝驚訝，為之目瞪口呆。布里特林先生認為：「這就像大衛向歌利亞甩出了石子——卻沒有打中！」
敵人正在節節勝利的訊息來得如此突兀，人們在驚駭之餘，在尋求希望之中，抓住了最近幾天偶然出現的一個傳說，而且繪影繪聲，使它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幻覺。8月27日，利物浦至倫敦一線的火車晚點十七小時，從而引起了謠傳，說什麼這次晚點是由於輸送俄國軍隊所致。據說這些軍隊在蘇格蘭上岸，路過這裡前往增援西線。這些俄國人被說成是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出發，橫渡北冰洋到挪威，然後乘普通輪船來到阿伯丁（aberdeen）的，現在正用軍用火車把他們從那兒送往海峽港口。此後，誰乘坐的火車中途受阻晚點，誰就會自作聰明地說成是「俄國人」造成的。自從《亞眠通訊》大談德軍人數眾多，「勢如潮湧」，並大聲疾呼「士兵，士兵，更多計程車兵」以來，人們陷於一片悲觀絕望之中，不知不覺地都把希望寄託在俄國擁有的無窮無盡的人力上去了。謠言越傳越開，而且有聲有色，言之鑿鑿，見之於蘇格蘭的俄軍幽靈逐漸形成了一支血肉之軀的部隊。
他們在月臺上跺著腳，抖掉靴子上的積雪——時在8月啊！一個愛丁堡的鐵路清潔工因清掃過這些殘雪而出了名。有人從開過的軍用列車裡瞥見過「異國的軍服」。有的說他們將取道哈里奇（harwich）去救援安特衛普，有的說他們將經由多佛爾去救援巴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還有人深更半夜在倫敦看到一萬名俄國人在沿著泰晤士河的堤岸前往維多利亞車站。黑爾戈蘭這場海戰也被聰明人說成是牽制敵人，給運往比利時去的俄國人打掩護的。連最可信的人士也看到了這些俄國人——或者聽說有朋友看到過他們。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就知道一位同事曾被召去給他們當翻譯。一位蘇格蘭軍官在愛丁堡就曾看到他們「身穿色彩鮮豔的長大衣，頭戴大皮帽」，手裡拿的是弓箭而不是步槍。他們自備的馬匹，「跟蘇格蘭的矮種馬一個樣，就是骨骼稍大些」——這種描繪，活像一百年前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金屬版印刷品中所出現的那種哥薩克騎兵的模樣。居住在阿伯丁的斯圖爾特·科茨（stuartcoats）爵士給他在美國的一位姻兄寫信說，有12.5萬名哥薩克在行軍途中曾穿過他在珀斯郡（perthshire）的莊園。一位英國軍官對他的朋友言之鑿鑿地說，有7萬名俄國人已「極端秘密地」取道英格蘭前往西線。關於人數，起初說有50萬之眾，後來說是25萬，再後來又說是12.5萬，經逐次遞減，最後確定在7萬與8萬之間——正好與已開拔的英國遠征軍的人數相等。這種傳說完全是口頭輾轉相告的；由於新聞釋出要經過官方檢查，報紙上並無隻字提及。然而在美國就不是這樣了。那些回國的美國人，大多是在利物浦上船的，那裡正沉浸於一片俄國熱之中，他們的報道，把這種狂熱的現象給子孫後代保留了下來。
其他一些中立國家也撿起了這些傳說。阿姆斯特丹的通訊報道說，一支龐大的俄國軍隊正在開往巴黎，加強防禦。在巴黎，人們簇擁在火車站附近，盼望看到哥薩克的到來。這些俄國人的幽靈來到歐洲大陸後，成了一種軍事因素，因為德國人也風聞了這種謠傳。他們擔心7萬名俄國人可能在他們背後出現；這種擔心，在隨後的馬恩河戰役中，就像他們把7萬名士兵調往東線而未能臨陣一樣，對軍事造成了實際影響。直到9月15日馬恩河戰役之後，官方才在英國報上闢謠。
就在《亞眠通訊》把公眾嚇得喪魂落魄的這個星期天，約翰·弗倫奇爵士撰寫的一份報告，使基欽納勳爵更為震驚。當時的英軍總司令部設在巴黎以北40英里的貢比涅，英軍在前一天就擺脫了追擊，在法軍與敵人周旋的時刻得以安然休息。那天給遠征軍下達的作戰命令也是由約翰·弗倫奇爵士簽署的，命令說，敵軍壓力「已因法軍在我右翼大舉進攻而獲解除，法軍的進攻在吉斯附近已告大捷，德國禁衛軍和第十軍已被擊退至瓦茲河一線」。這份直截了當地承認事實的命令，跟約翰爵士給基欽納的那份報告的內容，互相矛盾，大有出入。我們只能設想，他是未加審閱就簽署命令的。
他在報告中告訴基欽納說，霞飛要求他堅守貢比涅以北地區，與敵人保持接觸；但是他聲稱自己「絕對不能留在前線」，打算撤退到「塞納河後面」，保持「與敵軍相當距離」。這次撤退約需八天行軍，「但不致使部隊疲勞」，撤退時將取道巴黎以西地區，以便接近自己的基地。「我不喜歡霞飛將軍的計劃，」約翰爵士繼續寫道，「我寧願採取一種凌厲的攻勢。」——他所寧願採取的，恰恰是前不久他在聖康坦所拒絕執行的，那時他不準黑格與朗勒扎克配合作戰。
接著，筆鋒一轉，約翰爵士在下一句話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說法。他明確表示，經過十天戰鬥，他認為法國人已一蹶不振，他準備棄之不管，徑自回國。他對法國人的信心，對他們是否有能力「將這場戰役進行到圓滿結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著又寫道：「我把英軍後撤到那麼遠，其真實原因即在於此。」儘管他們「竭力要求我軍即便是在遭受重創的情況下亦須固守前線」，但他根據基欽納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斷然拒絕」，並且堅決要求保留必要時「退守我軍基地」的獨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