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風險的念頭，1914年在英國海軍部裡是最不得人心的。英國的艦隊是英國最珍貴的財物。丘吉爾在1912年曾存心挖苦德國海軍，說它是一支「奢侈品艦隊」，而英國艦隊，則不是如此。它是生存的必需，「生存」一詞確是言之不虛的。海軍打了敗仗，或是甚至由於艦隻的損失而失去海軍優勢，英國便活不下去。海軍負有重任，它必須捍衛不列顛諸島免受入侵；它必須護送英國遠征軍平安抵達歐洲大陸；它必須把軍隊從印度運回本國以充實正規軍，再把本土軍送去接替海外駐軍；更重要的是，它必須確保海上貿易在全世界各大洋上通行無阻。

英帝國國防委員會業已宣佈，入侵英國是「辦不到的」，海軍部也認為入侵併不是主要危險，「貿易被迫中斷，航運瀕於毀滅」才是主要危險。英國有三分之二的糧食是進口的。它的生計依靠由英國貨船所承運的對外貿易。英國商船在世界總噸位中佔到43%，而且承運了世界海運貿易總額半數以上的商品，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承運量的總和。戰前，英國老是為德國的快速商船有朝一日可以改裝為襲擊商船的驅逐艦而寢食不安。預計德國至少可以拿出40艘這樣的商船來協助它的巡洋艦，損害英國珍貴的海上貿易。英國艦隊不得不四面八方鋪開，保衛通向波斯、印度以及遠東的蘇伊士航線，保衛圍繞非洲的好望角航線，保衛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的北大西洋航線，保衛通向西印度群島的加勒比海航線以及到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航線。海洋上的交叉路口，海運航線彙集，最易遭受敵艦攻擊，是需要控制的樞紐所在。

「海上作戰的全部要旨，就是要使海軍所擁有的一切大小艦艇能夠不受約束地到處活動。」出自費希爾之口的這句話等於是海軍中的一道教皇通諭。用一句日常通用的話來說，這就等於說，海軍必須同時在一切地方都佔優勢，或者是在任何有可能與敵艦交戰的地方都佔優勢。英國海軍負有莫大的重任，它必須竭盡全力在本國領海內集結優勢力量，千方百計避免在本國領海打一場勢均力敵的戰鬥。人之常情都是期望用主力艦去進行一次大會戰，一舉而決定海上的盟主地位屬於誰家，如同日俄兩國的對馬海峽之戰那樣。英國擔負不起冒喪失海上優勢的風險而去進行這樣的一次戰鬥；而德國海軍則不然，不惜冒險取勝。1914年的德國是張牙舞爪的德國。德皇業已公開宣佈，「德國的未來是在海上」。海軍同盟會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大張旗鼓地為購買戰列艦募款，提出的口號是：「英國是仇敵！」「英國背信棄義！」「大戰即將爆發！」「英國危險！」「英國在1911年便計劃襲擊我們！」德國這時已被認為是富有侵略性的，是準備好以寡敵眾訴之一戰的，而這種情況將會使它進行孤注一擲的冒險行為。

敵人的意圖雖尚莫明究竟，但志在必打則已令人生畏，尤其是害怕來去無蹤的潛艇，它致命的潛在力量顯得一年比一年更令人驚恐，英國海軍因此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

斯卡帕灣，幾乎是大艦隊能夠航行抵達的最遠一點，也算得上是英國領土上最荒涼冷落的天涯一角，是不列顛諸島一處最邊遠的戍守之所，比主島的最北端還要向北，它是奧克尼群島（orkneyislands）中一處天生的隱蔽所，它被選中作為英國艦隊的戰時基地，可惜的是被選定得過晚了。斯卡帕灣地處北緯59度，與挪威隔海遙遙相望，位於北海頂端，比德國艦隊出航的出發地點黑爾戈蘭還要朝北350英里，南距英國遠征軍從樸次茅斯到勒阿弗爾橫渡海峽的航線550英里。所以這裡和德國出擊點的距離要比德國人和英國運輸線的距離遠得多，要是他們襲擊的話。英國大艦隊可以從這個陣地保衛本國通過北海的海運貿易航線，封鎖德國經過北海的海運貿易航線，而且還可依仗它所處的地位把敵艦圍困在港口之內，在敵艦離港出海的時候，還可以插入敵艦與其基地之間，迫使敵艦應戰。然而這裡還未準備就緒，不能進駐。

船體每增大一次，船塢和港口也就需要加寬一次，而建造無畏戰艦的計劃，因自由黨政府的意見不一已受到損害。費希爾的熱忱和丘吉爾的積極主張，不由得政府不被說服，從而通過了造艦計劃，然而自由黨人為了補償他們的反戰感情所遭受的這一損害，便在支付費用方面予以刁難。結果是時至1914年8月，斯卡帕灣的幹船塢和固定的防禦設施還沒有造好。

正當政府還在辯論是否參戰的時候，丘吉爾已機警地作了動員，艦隊於8月1日安抵那裡。用這位海軍大臣的話來說，宣戰以後的日子，是一段「心理上極度緊張」的時期。由於滿載部隊的船艦啟程時刻即將到來，敵人每小時都有可能襲擊沿海地區以牽制英國艦隊，或者進行別的軍事挑釁活動，因此丘吉爾認為「一場海上大戰隨時可能發生」。

海軍上將約翰·傑利科爵士的心情和丘吉爾完全一樣，他在8月4日乘火車北上前往斯卡帕灣的途中，拆開一份標有「機密」字樣的電報，得悉他已被任命為大艦隊的總司令。使傑利科感到心情沉重的，並不是這個他所期望已久的任命，也不是他對自己能否勝任有所顧慮。他在1872年進入海軍時，年僅十二歲半，身高只有四英尺半。他早已習慣於自己的才能受到廣泛的賞識。不論是在艦隊的職務上還是在海軍部的各種官職上，他所表現的才能都博得了費希爾勳爵一貫的、熱誠的、共鳴的讚賞。費希爾勳爵看準傑利科「……在大決戰來臨時，將是個納爾遜……」這個日子已經到來了，但是費希爾所看中的這位納爾遜的接班人，從他到達的時刻起，就一直對斯卡帕灣基地毫無防禦的狀況感到「焦急萬分」。沒有岸基大炮，沒有水下柵欄網，也沒有固定水雷陣地，這個基地「對於潛水艇和驅逐艦的攻擊毫無防禦」。

傑利科在8月5日捕獲了幾艘德國拖網漁船，發現船上有幾隻信鴿之後，深感不安，他懷疑信鴿是給潛水艇通風報信用的。德國曾聲言將不受協議規定的限制進行佈雷，因此對水雷的恐懼更增加了他的憂慮。8月9日，英國的一艘輕型巡洋艦撞沉了德國潛水艇u-15，他憂多於喜，趕緊命令他所有的主力艦駛出這個「已受影響的水域」。有一回，在斯卡帕灣港內，一名炮手突然開火，據說目標是一個在移動的潛望鏡，一炮既鳴，頓時便眾炮齊應，驅逐艦也如臨大敵，四處搜尋，他還命令艦隊所轄的三個戰鬥中隊全部駛往外海整夜守候。造成這場虛驚的，就連官方的海軍史學家也承認「可能是一隻海豹」。英國艦隊曾經兩次轉移到較安全的基地，一次到蘇格蘭西岸的埃韋灣（lochewe），一次到愛爾蘭北岸的斯威利灣（lochswilly），而任德國人在北海自由活動（如果德國人知道這種情況的話），而後，又兩次返回原地。在這期間，如果德國人真的發動海軍攻勢，他們是可以獲得輝煌戰果的。

像一匹馬聽到嗖嗖蛇爬而驚恐莫名突然脫韁一樣，英國海軍立即著手封鎖港口，在北海上巡邏警戒，日日夜夜監視著有無敵人出沒的動靜。由於自己具有24艘無畏戰艦的戰鬥實力，也知道德國的實力在16到19艘之間，英國大可依仗它紮實的優勢，而且在次一級的戰列艦中，英國人相信自己的實力「也顯然超過德國的8艘」。但是英國人還是覺得勝敗尚未分曉，心情異常沉重。

丘吉爾在8月8日警告傑利科，在運兵船隻通過海峽的一週間，「德國人有著採取行動的最強烈的動力」。但海面上連一艘魚雷艇也看不見。敵人沒有動靜，反而使緊張氣氛愈加緊張。分散活動的敵方戰列艦依然在遼闊的海洋上自由出沒，地中海上有「格本」號和「佈雷斯勞」號，大西洋上有「德累斯頓」號和「卡爾斯魯厄」號，太平洋上有屬馮·施佩統率的艦隊的「沙恩霍斯特」號、「格奈澤瑙」號（gneisenau）以及「埃姆登」號（emden），都在進行大膽的襲擊，或作更大膽的逃逸。但潛伏在黑爾戈蘭後面的公海艦隊卻是毫無動靜，似乎預示著還有更為兇險的圖謀。

「敵人顯得出奇的安靜，沒有動靜，這可能是重大行動的前奏……說不定在本星期就要大舉登陸」，這是丘吉爾在8月12日向各艦隊司令發出的警告。他建議英國大艦隊向南移動，以便更加靠近「決戰地區」。傑利科卻是遠在蘇格蘭北端與挪威之間一片灰暗的海洋上繼續巡邏，僅有一次，就是在8月16日，在英國遠征軍渡海處於高潮時，他的艦艇曾冒險南下到北緯56度以南。從8月14日到18日，運輸船共進行了137船次橫渡海峽的航行。這時期，整個英國大艦隊及其所屬的中小艦隊也都嚴陣以待地在海上巡邏，監視著魚雷的白浪航跡，監聽著報道德艦出海的無線電訊號。

德國海軍大元帥馮·蒂爾皮茨，是德國的費希爾，德國海軍之父，海軍的締造者，也是德國海軍的靈魂。「名垂史冊的蒂爾皮茨」，有著像海神尼普頓（neptune）那樣鋼叉似的白鬍須，年紀六十五歲，從1897年以來便一直是海軍大臣，自俾斯麥以後，他是在同一個職位上連任時間最長的一人，海軍是他一手締造的，可是人家偏偏不許他知道海軍的作戰計劃。作戰計劃，「海軍參謀部甚至對我也保密」。7月30日，給他看了作戰令，他才發現秘密：根本沒有計劃。德國海軍的存在是導致這場戰爭的一大因素，而當戰爭到來之時竟未給它安排一個用武之地。

德皇讀的書，如果只限於那本放在他的遊艇的床頭小櫃上的《黃金時代》（thegoldenage）的話，那麼，世界大戰可能不會發生。這本書是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grahame）所寫的夢境一般的故事，講的是處身在冷冰冰的成人世界中的英國少年。然而德皇卻不拘於一家之言，他閱讀了一本1890年問世的美國書，此書在它自己的領域中，就像《物種起源》或《資本論》在它們各自的領域中那樣有著巨大影響。海軍上將馬漢，在他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influenceofseapoweronhistory）一書中闡明瞭他的論點，即誰控制海上交通，誰就掌握他自己的命運；控制海洋就等於主宰形勢。一幅宏偉的遠景於是立即展現在敏感的威廉面前：德國在海上必須和在陸上一樣成為一個主要強國。興建海軍的計劃著手進行了，德國雖然不能立刻超過英國，但是用德國人那種全力以赴的精神去幹，最後是會超過的。這樣德國就對英國所賴以生存的海上優勢形成了挑戰，明知這可能引起英國在戰時與德國為敵，從而使用它的主要武器——封鎖——來對抗德國。

只要擁有世界上最多商船的英國能保持中立，那麼身為大陸強國的德國，就可以跟歐洲大陸上可能聯合起來的任何幾個強國作戰，而無海上運輸供應中斷之虞。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沒有海軍的德國，將會比有海軍的德國更為強大。俾斯麥早已反對進行海上冒險多樹一個海上敵人，從而削弱陸上威力。可是威廉聽不入耳，他被馬漢所惑，被他內心的妒火所纏。他對獨步海上的英國又傾慕又懷恨的妒火，在英國考斯港舉行的一年一度的遊艇競賽週中達到了高峰。他把海軍看作突破包圍的一把利刃。他時而堅決認為他絕不想與英國為敵，時而又堅決認為「一支較強大的艦隊會使英國人大驚失色，從而使他們清醒過來」。那時候他們就會「屈從於不可避免的命運，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派去英國的大使們，對於這種政策的令人懷疑的邏輯性提出告誡，可是都未生效。霍爾丹的柏林之行也沒有成功，丘吉爾關於艦隊就是英德關係中的阿爾薩斯―洛林的一番警告，也是徒費口舌。按一定比例建造海軍的建議，或由各國共商海軍裁軍的建議都被拒絕了。

向英國海上優勢的挑戰一旦形成，英國人的敵對情緒就難以避免了。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德國得付出更大的代價，它得從陸軍中抽調大批人員和大量資金——這些人員和資金足夠建立兩個軍。如果德國建立海軍不是無的放矢，那這支海軍就必須起到一定的戰略作用，不是阻止敵人增援部隊的到來，就是阻止封鎖。正如在《1900年德國海軍法案》序言中所承認的那樣：「一場海軍封鎖戰……即使僅僅延續一年，也將使德國的貿易遭到破壞，給德國帶來災難。」

正因為德國海軍在實力和效能上，在訓練有素的官兵數字上，都已有所增長，正因為德國海軍的技術設計人員改善了海軍的射擊技術、炮彈穿甲能力、光學儀器和測距儀的裝置，以及軍艦裝甲的抗彈效能，所以德國海軍已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而不容輕易喪失。雖然以一對一的實力來說，德國海軍已接近於英國海軍，而且在大炮的威力上超過英國，但德皇舉不出歷史上有過像德雷克或納爾遜一類的海軍將領，所以他始終不能真正相信德國海軍能擊敗英國海軍。他不忍想象他的「心肝寶貝」（比洛是這樣稱呼他的戰列艦的）被炮火打得粉身碎骨，血跡斑斑，或終於受到重創，失掉艦舵，沉沒海底。蒂爾皮茨雖曾一度蒙德皇封以「馮」的貴族稱號，但由於他的海軍學說立足於海軍用於作戰的理論，他開始顯得是個危險人物，甚至幾乎成了一個敵人，並漸漸地被擯於核心班子之外。他那種出自他這個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之口，而又尖細得像出自孩童或太監之口從而不免使人感到意外的刺耳聲音，從此便再也聽不到了。儘管他仍擔任行政首腦，而海軍決策，卻已讓由海軍參謀長馮·波爾（vonpohl）上將和德皇的海運內閣大臣、海軍上將馮·米勒（vonmüller）組成的一個小組，以及海軍總司令馮·英格諾爾（voningenohl）上將，在德皇領導下掌握決定。波爾雖支援以作戰為本的戰略，但他在霍亨索倫王朝的德國卻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其默默無聞可能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甚至連集流言蜚語之大成的比洛都沒有提到過他。米勒是那些作為國王顧問，而實際是朝廷裝飾品的性喜男色的馬屁精之流。英格諾爾是個「堅主防禦戰略」的軍官。「我不需要總長，」德皇說，「我自己能擔當這個職務。」

當包圍德國的這個時刻、威脅著德皇統治的這個時刻、死了的英王愛德華赫然「比我這個活人還強」的這個時刻來到的時候，德皇諭示：「我命令公海艦隊現時採取守勢。」德國對他手中這一銳利武器採取的戰略，是通過儲存實力而發揮其作用。讓它待在固若金湯的築壘陣地內，它對敵人就會成為一個經常存在的潛在危險，迫使敵人得時刻保持警戒，不使它有出擊的可能，從而消耗敵人的海軍資源，並使敵人的部分兵力不能從事其他活動。兩支艦隊，處於劣勢的一方如此行事，是普遍認可的，也是馬漢所贊成的。不過，馬漢後來的結論是：一支「存在的艦隊」的作用「被過分誇大了」，因為一支甘心雌伏、不去作戰的海軍，其影響力是勢必日趨削弱的。

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沒有堅強的支援，那麼就是德皇也不會強行實施這樣一項政策的，而他兩者都有。許多德國人，尤其是貝特曼和較有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官集團，一開始就不相信英國是一個真正想認真打一仗的對手。他們一直認為英國是可以被收買而單獨媾和的，尤其是在法國被擊敗以後。埃茨貝格爾對英國殖民地採取謹慎小心避不攫取的政策，就是這種想法的部分表現。德皇的母系親族，德國王公貴胄的英籍夫人以及古老的條頓人的血緣關係，都足以產生一種親屬感。英德兩國之間有可能進行調解，因而兩國之間的戰爭和流血傷亡，雖非不可能，據認為也是難以發生的（不知何故，在他們的思想上，對於把英國遠征軍和法國軍隊同時一舉圍殲的流灑鮮血，居然不當作一回事兒）。此外，德國還希望把它的艦隊保持完整無損，作為迫使英國就範的討價還價的條件。這種理論，貝特曼堅決支援，德皇也樂意接受。隨著時間的推移，勝利的希望日趨暗淡，使德國艦隊安然度過戰爭，以供和平談判桌上討價還價之用的願望也就更加鞏固。

8月份，德國的主要敵人似乎不是英國而是俄國，因而德國艦隊的首要任務被認為是控制波羅的海——至少那些想要延遲和英國較量的人們是這樣認為的。他們說，德國艦隊應防範俄國干擾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海上供應，應防範俄國可能襲擊德國的海岸。他們擔心對英國採取行動會削弱德國艦隊對波羅的海的控制，從而讓俄國登陸，導致德國在陸上戰敗。

要把願望變成政策，總是可以找到論據的。別的不談，8月份，德國海軍之所以被置之腦後，主要是由於相信陸軍可以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時普遍認為戰爭不會打得很久，封鎖不致成為需要多加操心的問題。有「先見之明」的蒂爾皮茨，早在7月29日丘吉爾動員艦隊的那天，便已請求德皇把海軍控制權置於一人手中。因為他覺得「我的一隻小指頭要比波爾的全身都強」（這種思想情緒是他私下對他夫人透露的，而不是對德皇表示的），所以他只能建議把所提的這個職位「託付給我本人」。他的建議遭到拒絕。雖然他考慮過辭職，然而考慮到德皇「不見得會接受我的辭呈」，沒有提出來。他和其他幾位大臣一起被拉到科布倫茨，不得不在陸軍統帥部的勝利氣氛中忍受痛苦，當時「陸軍在各方面都得到勝利而海軍卻一無所獲。積二十年之努力，而今我的處境如此糟糕，誰也不會理解」。

他的公海艦隊計有16艘無畏戰艦，12艘較老式的戰列艦，3艘戰列巡洋艦，17艘其他巡洋艦，140艘驅逐艦和27艘潛水艇，仍然都停泊在港內和波羅的海，同時對英國的進攻也只限於潛水艇在第一週的一次海上搜尋和佈置水雷。德國的商船也已撤回。7月31日，德國政府命令各輪船公司取消一切商船出航。到8月底，計有275萬噸，數佔德國商船總噸位一半以上的670艘德國商船，躲藏在中立國港口，其餘的除了那些往返于波羅的海的商船以外，都停留在國內港口。德國40艘可怕的偽裝成商船的襲擊艦，只出動了5艘，所以英國海軍部環顧四方驚訝不已之餘得以在8月14日報稱：「橫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無阻。英國海運商務照常進行。」除了襲擊快艦「埃姆登」號和「柯尼斯堡」號在印度洋上，以及海軍上將馮·施佩所率領的艦隊在太平洋上外，其餘所有德國海軍和德國商船在8月底前都已從各大洋的水面上引退。

另一場戰役——英國和強大的中立國美國之間的戰役已開始了。引起1812年戰爭的那些老爭端，那幾句老話——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國旗掩護商品——以及中立國的通商權和交戰國的限制權之間不可避免的那些老衝突，又都重新出現了。1914年的所有交戰國，加上美、荷、意及西班牙，曾在1908年舉行會議，試圖制訂一套有關的規章。這次會議是第二次海牙會議的繼續。東道國是世界上海運業務最大和對中立國家的貿易暢通無阻最感興趣的英國，愛德華·格雷爵士雖不是出席會議的代表，但卻是這個會議的推動者和發起人。儘管海軍上將馬漢作為美國的首席代表精力充沛地出席了會議，但會議產生的《倫敦宣言》中，中立國的貿易權比起交戰國的封鎖權來還是佔了上風。甚至連馬漢這位海上的克勞塞維茨和施利芬，也奈何不得英國影響所起的溫和作用。與會者全都支援中立國照常進行商務，馬漢的反對意見遭到他的文官同事們的否決。

貨物被分為三類：絕對禁運品，這包括只供軍用的物品；有條件的禁運品，即既可供軍用也可供民用的物品；非禁運品，包括食品在內。只有第一類貨物在交戰國宣佈封鎖後才可以由交戰國沒收；第二類貨物則必須證實目的地是敵對國家方可予以沒收；第三類貨物則根本不能沒收。但當各國代表簽署宣言回國後，英國的另一種利益——制海權——抬頭了。海軍上將馬漢的旗號又在桅杆上飄揚了。他的一些英國門徒一見到保障英國生存的海上優勢遭到出賣，便發出驚恐的呼號。他們問道，如果允許中立國供應敵人需要的一切，則阻塞敵人的海上通道又有何用？他們使《倫敦宣言》成為巨大的爭議，在報刊上和議會中發動了一場反對它的運動。《倫敦宣言》將使英國艦隊失去作用；它是德國的陰謀；貝爾福反對它。《倫敦宣言》雖在下院通過，但上院卻一鼓作氣根本沒有讓它付諸表決，這也許是他們在20世紀中最有聲色的一個行動。這時政府已經另有考慮，所以欣然任其夭折。《倫敦宣言》遂此始終未獲批准。

同時，海上力量的新的現實情況已使英國傳統的近距離封鎖敵國港口的政策過時。直到當時，英國海軍部的打算是，在與大陸強國作戰時，由驅逐艦隊在巡洋艦乃至戰列艦的支援下，實行近距離封鎖。但是潛水艇、浮動水雷的發展，線膛炮的改進，形勢逼人，勢需改弦易轍，採取遠距離封鎖的政策。海軍部在1919年的作戰令中採用了這項政策，但又波瀾四起，將整個問題重又投入了混亂的深淵。當一艘輪船企圖通過近距離的封鎖線時，它所駛向的目的港是明顯的，因此根本不存在目的地問題。但當輪船在遠離目的地幾英里以外，譬如說在北海之端被攔截時，按照封鎖條例的規定，必須有目的地是敵國或貨物屬於禁運品的證據證明確實後才可扣留。於是問題就像一個帶有許多鐵刺的浮動水雷似的，十分棘手。

戰爭爆發之際，《倫敦宣言》仍然是各國在這個問題上意見集中的一份宣言書。美國在8月6日，即戰爭爆發後第二天，正式要求交戰國公開承諾遵循該項宣言。德奧兩國積極地表示在敵對國家同樣贊同的條件下，支援該項宣言。英國，作為協約國在海軍政策上的發言人，作出了一個肯定的答覆，同時聲言保留對「有效地進行海戰所必不可少的」某些權利。因此這個答覆說是同意，實際上是不同意。英國對於禁運品迄無定策，只是憑經驗覺得《倫敦宣言》的條款需要略加引申。英帝國國防委員會在1911—1912年的報告中曾建議應將貨物的最終目的地，而不是船舶的目的地，作為衡量有關貨物是否屬於有條件的禁運品的標準，因此製作馬鞍的皮革、製作輪胎的橡膠、銅、棉、紡織品原料、紙張等都可以轉為軍用物品，不得僅僅因為它是運給中立國的收貨人就可以自由通行。倘這些物品可由陸路轉運到德國，則封鎖云云，就不值得。該委員會於是建議「連續航行」（continuousvoyage）的原則應予「嚴格執行」。

「連續航行」是那種具有神秘力量的用語之一，它在歷史上時見時隱，它的出現使歷史為之改變。「連續航行」這個概念，是18世紀英法戰爭中英國人的一大發明。它的意思是說，決定的因素是貨物的最終目的地，而不是先到的目的地。這個用語還沒有完全斷氣就被《倫敦宣言》埋葬了，而現在卻像愛倫·坡的那隻已被送入墓穴的貓一樣，又被挖了出來，還有著惹起麻煩的能耐。陸軍部接到通知說，中立國運往荷蘭的糧食是準備供應在比利時的德軍的。8月20日，英內閣會議頒發了一道樞密院令，宣稱有條件的禁運品，今後如系運往敵國或「敵國的代理人」或其最終目的地為敵對國家，均一體視為拿獲物件。至於目的地的證明，從此將不復以提貨單為憑，而將依據——用了一句其伸縮性之大無與倫比的措辭——「任何充分的證據」。

這就是「連續航行」的理論，好不張牙舞爪、氣勢逼人。其實際效果，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塞西爾·斯普林―賴斯（cecilspringrice）爵士承認，是把每樣貨物都視為絕對禁運品。

樞密院令的起草人當時想都沒有想到「繼續航行」原則復活後會導致一系列的重大後果和執行決定時的巨大困難，如命令船舶停駛和登船檢查，x光查驗貨物，設立處理戰利品的軍事法庭和法律上的複雜事務，以及德國最終訴諸無限制潛艇戰及其對美國的影響等等。亨利八世決心與阿拉貢的凱瑟琳離婚時，沒有想到要發生宗教改革運動。大臣們於8月20日在內閣會議桌上聚首時，所關心的是在軍事上有必要制止物資源源不絕地從鹿特丹運到比利時供應德軍。樞密院令是根據軍方意見提出、經大臣們討論後批准的。有關這次討論的僅有記錄，是阿斯奎斯日記中的輕飄飄的一句話：「長時間的內閣會議——關於煤炭和禁運品等各種各樣的零碎事項。」

不只是首相對這類零碎事項漠不關心。當德國政府的某一高階官員預見到戰爭將轉為長期消耗戰，因而向毛奇提出需要建立一個經濟總參謀部的備忘錄時，毛奇回答說：「不要用經濟問題來打擾我——我正忙於指揮一場戰爭。」

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道使人想起1812年戰端的樞密院令，恰恰出籠在英國人把華盛頓市付之一炬的一百週年紀念日。幸好這一奇怪的巧合，以及命令本身都沒有引起美國公眾的重視。他們這時都全神貫注於報章上的通欄大標題，有關布魯塞爾的陷落、美國人在巴黎的困境、德皇和俄國沙皇、艦隊、哥薩克騎兵、陸軍元帥、齊柏林飛艇、西線和東線戰事等等的報道。然而美國政府是感到震驚的。英國這道樞密院令儘管其序言部分措辭溫和婉轉，在提出微妙的保留意見之前也申明瞭信守《倫敦宣言》的態度，但其用心卻瞞不過國務院法律顧問羅伯特·藍辛（robertlansing）的律師眼光。於是他草擬了一份堅定而直截了當的抗議書。也就是這份抗議書引起了一場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爭鬥，一次次的信件往來，一篇篇的訴訟摘要，一樁樁的判案例項，一輪輪的大使會談，一本本的檔案彙集。

8月27日這一天，倫敦的《每日記事報》認為「確實存在危險」，在禁運品和搜查權問題上，英國將捲入和美國的爭執，該報知道搜查權是美國所「堅決反對的」。這個問題，愛德華·格雷爵士也曾認為需要小心處理的。一開始，總認為戰爭可望在短時期內結束，認為至要的問題是以最有力的方法迅速贏得勝利，所以，從時間上看，似乎沒有可能會和美國發生一場嚴重的爭端。在蒙斯戰役和沙勒魯瓦戰役的屍橫遍野後，長期戰爭的前景不可避免地擺在協約國面前。在長期戰爭中，它們就勢需依靠美國獲得糧食、武器和金錢（但尚無人想到在人力上也要依靠美國），勢需切斷德國獲得這些補給的來源。加強對敵人的封鎖和保持與這個強大的中立國的友誼這兩者同時都成為必要——然而又互不相容。在中立國跟德國的貿易上，每加上一道限制，在公海航行自由問題上就引起美國國務院又一陣聲色俱厲的咆哮。因此情況顯然是令人不快的，英國最終也許不得不在兩者之間權衡輕重作一選擇。在眼前，出於英國人不尚極端的本性，愛德華·格雷爵士對於一樁樁事件還能審慎處理，像舵手避開暗礁一樣迴避了大的原則問題，小心地不讓雙方的討論發展成一場針鋒相對的爭端，使任何一方都不致擺出一副使自己無法下臺的架勢。他說，他日復一日的目的就是「在不與美國決裂的情況下，保證實施最大限度的封鎖」。

愛德華·格雷爵士碰到了一個難應付的對手，一個堅持原則的人。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刻板而拘謹地恪守中立，他力求採取並保持中立國的傳統權利。他與其說是為了這些權利本身，還不如說是因為中立國的權利乃是中立國的職責所在，而這個職責是威爾遜在一開始就狠狠抓住不放的。威爾遜上任伊始，就致力於罷黜那些在塔夫脫（taft）總統巨大影響庇護下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團」和金元外交官們，並致力於在國內和拉丁美洲事務中爭取「新自由」。有鑑於戰爭會扼殺革新事業，他遂決心不使美國捲入一場會影響其改革計劃的國外冒險。此外，他還有一個更重要和宏大的理由。在這次戰爭中，他看到一個在世界舞臺上可以取得偉大地位的機會。8月3日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首次發表了有關戰爭的談話，他說，他想要的是這樣的一種自豪感：美國「可以隨時援助世界其他國家」，並說他相信美國「這樣做」可以「獲得不朽的崇高榮譽」。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聲未響之前，便已設想好了美國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隨著事態的演變，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衝擊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這個角色的決心於是越來越大，甚至在美國終於捲進了這場戰爭漩渦之後，也從未死心。

對威爾遜來說，嚴守中立與孤立主義是對立的。他要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目的是要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更大地發揮作用，而不是少發揮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榮譽」，這既是為了他自己，也為了他的國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國在這場爭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當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贏得這種榮譽。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講話中責成他的同胞們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實；公正不阿，言行一致」，並闡明中立的最終目的是使美國能「提出和平的忠言」，「起到公正調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後一篇講話中所說的那樣，他希望在歐洲衝突中，行使「道義上的仲裁」職責。他想「為人類服務」，想運用新世界的道義力量把舊世界從愚昧中拯救出來，並運用「正義和仁慈的準則」，「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人類的旗幟下」，通過調停使和平得以實現。

及至8月底，英國海軍已在實際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權，它跟美國在禁運品方面的爭執，不論是如何認真、如何曠日持久，又往往如何激烈，但還一直是幕後的爭執。對威爾遜來說，公海航行自由並不是壓倒一切的爭端，雖然在問題的爭執變得特別嚴重的時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認為他可能繼麥迪遜之後，成為第二個把國家引向戰爭的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但是他絕不希望把爭端推到1812年那樣的結局。總之，對協約國貿易的飛躍上升，綽綽有餘地抵償了對德貿易下降的損失，從而緩和了勢必執行國家原則的逼人之勢。只要美國商品有人買進，美國便在8月20日樞密院令的肇始過程中逐漸地趨於沉默了。

自那時以後，由於公海被英國艦隊所控制，美國的貿易便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轉向協約國。美國和同盟國的貿易額從1914年的1.69億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100萬美元，而在同時期內美國和協約國的貿易額，則從8.24億美元上升到30億美元。為了滿足協約國的需要，美國的廠商生產了它們所需的商品。為了使協約國能償付美國供應的商品，還為它們安排了信貸。最後美國成為協約國的糧庫、軍火庫和銀行，並和協約國的勝利發生了直接的利害關係，使戰後的經濟決定論的鼓吹者們久久感到茫然。

哪裡有長期建立起來的文化關係的基礎，哪裡就有經濟關係的發展；哪裡有天然的利益，哪裡就有經濟的利益。美國對英法兩國的貿易一直大於對德奧兩國的貿易，封鎖的作用只是擴大了原有條件而不是製造了一個人為的條件。貿易不僅隨著國旗走，還隨著人心所向走。

「一個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walterhinespage）說，「但人卻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個全心全意擁護協約國的人，在他看來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滿感情地向威爾遜談了，也充滿感情地向威爾遜寫去了生動而富有說服力的信。佩奇完全站在協約國一邊的直率講話，使威爾遜產生反感，乃至拋棄了這位最早支援他的人，然而就在威爾遜本人的思想深處，也不能像他要求別人那樣恪守中立。格雷於8月6日致函威爾遜，弔唁威爾遜夫人的逝世。威爾遜對格雷是欽佩的，並因格雷自己也已喪偶而對他尤感親切，所以在覆函中寫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覺得共同的原則和目的把我們聯絡在一起了。」而在德國政府中，威爾遜不會對任何一個人這樣說的。

威爾遜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學，跟美國生活中大多數有影響的人士一樣，可以追溯到英國的經驗和法國的革命。但他出於做世界和平締造者的雄心壯志，總是力圖抑制這些。威爾遜奮鬥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說服手段，促使交戰國通過談判取得和平——一個「沒有勝利的和平」。威爾遜的努力有賴於他的嚴守中立，而這種中立態度是得到強有力的愛爾蘭人思潮或所謂反喬治三世的思潮的支援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學的胡戈·明斯特貝格教授，下至密爾沃基城的酒吧間裡大叫大嚷的親德團體的支援的。如果不是出於一個連威爾遜也為之無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來是可以成功的。這個因素，決定著美國人的思想感情，是協約國最大的本錢——不是英國的艦隊，而是德國的愚蠢。

8月4日戰爭爆發時，這位美國總統在給朋友的信中，對於遠隔重洋的衝突只表示了「全然譴責」，而根本不想在交戰國之間區分是非。8月30日，戰爭在比利時進行一個月之後，豪斯上校寫下這樣一段記載：總統「對盧萬的毀滅心情沉重……他對德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所作所為的譴責甚至較我為甚，他竟允許他的反感廣及全體德國人民，而不僅限於德國領導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德國獲勝，那就會改變我們的文明程式，使美國成為一個軍人國家」。幾天以後，斯普林―賴斯報道說，威爾遜曾向他「神情非常嚴肅地」指出：「如果德國的事業在目前的鬥爭中獲得成功，美國就勢必要放棄它現在的理想而盡其全力於防務，這將意味著美國現行政體的結束。」

威爾遜總統雖持有這些觀點，然而他還是堅持到最後，直到中立政策猶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燒的戰艦，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個卡薩比安卡。但這是在法律基礎上的中立，而不是感情上的中立。他絕不會把協約國勝利的前景視為對美國立國原則的威脅，而德國勝利的前景，特別是比利時的遭遇澄清了這個問題後，就不可能有別的看法了。威爾遜比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關係至大，如果連他都對德國的行為感到反感，那普通的美國人就更不用說了。美國人因火燒盧萬所激起的情緒抑制了英國海上封鎖所引起的憤懣。英國對禁運品每搜查一次、沒收一次，或在禁運物品表上增添一個專案，都會激起美國一陣新的憤怒，而很快德國的一次恐怖行動便會輕而易舉地把注意力轉移開。正當藍辛對樞密院令的強烈指責即將釀成一場大論戰的時候，德國的齊柏林飛艇於8月25日轟炸了安特衛普居民區，殺傷了平民，王宮也險遭命中，比利時王后及其子女剛遷到那裡。結果藍辛只得起草一篇對「這種為害人類的暴行」的抗議，而不是對「連續航行」的抗議了。

在一個痛感前景不妙的時刻，據威爾遜的姻親阿克森博士回憶，約在8月12日威爾遜夫人的葬禮舉行後不久的一天，威爾遜曾向他吐露，「我擔心在公海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會使我們無法置身於戰爭之外」。然而成為決定因素的並不是公海上發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沒有發生事情。福爾摩斯要警官格雷戈裡注意「狗在夜間發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間沒有幹什麼。」

福爾摩斯說：「這就是怪事。」

德國海軍就是夜間的那隻狗。它沒有作戰，被儲存實力的理論和德國會在陸上迅速取得勝利的信念鎖住而沒有讓它去冒險執行海軍的職責——保持本國海上貿易航路的暢通。雖然德國的工業依靠進口原料，德國的農業依靠進口飼料，而德國海軍並不企圖保護這些供應的源源而來。8月份僅有的一次海戰也是出於無心，其作用也只不過使德皇更加不願讓他的「心肝寶貝」去冒險。

這是8月28日在黑爾戈蘭灣的戰役。英吉利海峽艦隊的潛水艇和驅逐艦隊，在戰列巡洋艦的支援下，駛入了黑爾戈蘭灣德國海軍的基地，其用意是想通過突然襲擊來轉移德國人對英國海軍陸戰隊在奧斯坦德登陸的注意力。德國猝不及防，只下令出動幾艘輕巡洋艦應戰，也沒有較重型的戰艦支援。這幾艘輕巡洋艦，用蒂爾皮茨的話說，「以初次上陣時的全部熱忱」，在一片迷霧和混亂中猛衝猛殺。在持續了一整天難解難分、東奔西逐、各自為戰的一連串的戰鬥中，英國艦隊陷入了分不清敵我的混戰，只是叨天之幸才從丘吉爾委婉稱之為「難堪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德國人未能下令出動整個艦隊應戰，所以在戰艦的數量和火力上都是以寡敵眾。這天是英國人佔了便宜。德國三艘輕巡洋艦——「科隆」號，「美因茨」號和「阿里亞德納」號以及一艘驅逐艦被打得粉身碎骨，沉入海底，另有三艘受到重創，一千餘名人員，包括一名海軍上將和一名海軍准將，在炮火下喪命或落水溺斃，另有二百餘人，包括海軍大元帥的兒子沃爾夫·蒂爾皮茨，被從海上救起後成為俘虜。英國戰艦無損失，傷亡約75人。

如此巨創，使德皇喪膽，死心塌地不敢再跟英國較量了，於是下令不得再冒險行事，「務使軍艦免遭損失」，德國北海艦隊司令的主動權也就此進一步受到限制，事先如無德皇陛下批准，不得進行重大調動。

此後，當英國海軍在德國周圍築起封鎖圍牆時，德國海軍只是消極地看著。竭力想擺脫束縛他手腳的鎖鏈的不幸的蒂爾皮茨，在9月中旬寫道：「我們可以取勝的最好戰機是在宣戰後的頭兩三個星期。」他預料「隨著時間的消逝，我們勝利的機會將是更少而不是更多」。是英國艦隊「發揮了‘存在的艦隊’的全部作用：對中立國施加了日益增加的巨大壓力，完全摧毀了德國的海運貿易，實行了最徹底的封鎖。」

德國海軍最後在不得不同它所聽任形成的局面較量的時候，採取了水下活動的政策，在突破封鎖的姍姍來遲的努力中使用了潛艇。在水面艦艇見缺的情況下大量出現的潛艇，終於在公海上造成了威爾遜在8月份戰爭頭幾天所曾瞥見的可怕情景。

註釋

德雷克（sirfrancisdrake，約1540—1596），英國海軍軍官，在對西班牙作戰中取得勝利。——譯註

麥迪遜（jamesmadison，1751—1836），美國第四任總統（1809—1817），在他任內對英宣戰，爆發了美英戰爭（1812—1814）。——譯註

胡戈·明斯特貝格（hugomünsterberg，1863—1916），德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1892年，他應哈佛大學的邀請來到美國，從此終身任該大學實驗心理學教授和心理學實驗室主任。在美國，他可能是德國政策的最明顯的支援者，因此遭到協約國及其朋友們的猛烈譴責；另一方面，對親德分子來說，他幾乎成了一尊偶像。——譯註

卡薩比安卡（casabianca），其父是法艦「東方」號的艦長。在1798年的阿布吉爾對英一戰中，艦隻被擊中起火，年僅十歲的卡薩比安卡拒絕離艦，隨戰艦爆炸而喪生。——譯註

僅本章使用的文獻：

baker,raystannard,woodrowwilson,lifeandletters,vol.v,n.y,doubleday,doran,1935.

consett,rear-admiralmontagu,thetriumphoftheunarmedforces,1914–18,london,williamsandnorgate,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