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比利時當代詩傑埃米爾·凡爾哈倫（emileverhaeren）所寫關於他的祖國被侵略一書，在他流亡中出版了。1914年以前，他曾火熱地獻身於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理想，這些理想在當時認為是可以消除民族界限的。他作為序言的一段獻辭寫道：「本書作者原是個和平主義者，而在此書中，則仇恨躍然紙上……在他，幻想的破滅莫甚於此，其突如其來亦莫過於此，給他的打擊之大，使他感到和過去已判若兩人。然而，儘管此恨綿綿，使他有良知消失之感，但還是激情滿懷地將這些篇章獻給故我。」

戰爭和侵略對他那時代的人的思想究竟起到怎樣的影響，在所有有關的著作中，凡爾哈倫一書的陳詞，最為深刻痛切。邊境戰役結束時，戰爭已進行了二十天。在這期間，交戰國和作壁上觀的中立國，都產生了種種激情、看法、想法和論點，也正是這一切，決定了戰爭的前途和此後的歷史程式。過去的世界和塑造這世界的種種觀念，如同凡爾哈倫故我的靈魂一樣，也在8月和以後歲月的長廊裡消失了。過去人們曾寄希望於社會主義四海一家的思想以及財政、貿易和其他經濟因素交織成的種種遏止力量，會使戰爭欲爆發而不能，但事到臨頭它們卻沒有起到作用。國家觀念猶如狂飆突起，把它們橫掃在一邊。

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情和各種各樣的想法投入戰爭。交戰國中有些人，如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他們從心底裡反對戰爭；但有一些人，像魯伯特·布魯克，則是歡迎戰爭。他不感到有瀆上帝，而在《1914年》的詩裡寫道：「現在該感謝上帝，他賜我們以天時。」對於布魯克，時代似乎——

轉變了，好似游泳人，躍身入清澈，

欣然離開這已老朽、冷酷和萎靡的世界……

榮譽已歸來……

高尚的風格又闊步在我們的大道上，

我們終於回到了我們的傳統。

德國人有著類似的情感。托馬斯·曼（thomasmann）寫道，戰爭是「一種純化，一種解放，一個巨大的希望。德國的勝利將是精神戰勝數量的勝利」。他解釋說：「日耳曼精神是同和平主義者的文明理想對立的，難道和平不是社會腐化的一個因素嗎？」這個概念，是德國軍國主義的基本理論——戰爭使人高尚說——的寫照，跟魯伯特·布魯克的戰爭狂熱幾乎不分軒輊，且在當時為眾多的知名人士所信奉，西奧多·羅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到1914年，除邊緣地區的幾次巴爾幹戰爭外，歐洲大陸已有一代人以上的時間不以兵戎相見了。一個觀察家認為，對戰爭持歡迎態度是由於有些「不知不覺地厭倦和平」。

布魯克崇尚清澈和高尚風格，而曼則注目於一個更明確的目標。他說：德國人是全世界最有教養、最守法律、最愛和平的民族，理應成為最有權勢的民族，理應統治世界，理應通過「這場不論怎麼說都有理由稱之為德國的戰爭」建立一個「德意志和平」。這雖寫於1917年，但他所反映的則是1914年。1914年該是德國的1789年，該在歷史上確立德意志意識的地位，使德國文化登上寶座，完成德國使命的一年。8月，在亞琛的一個咖啡館裡，一個德國科學家跟美國記者歐文·科布說：「我們德國人是歐洲最勤勞、最誠摯、最有教養的民族。俄國代表反動，英國代表自私和背信棄義，法國代表墮落，只有德國代表進步。德國文化將照耀全球，戰後不會再有其他文化了。」

同桌的一個德國商人則有更為明確的目標：應叫俄國喪盡權勢，使斯拉夫人再也不能成為威脅歐洲的危險；英國應化為齏粉，應使它喪失海軍和印度、埃及；法國應繳付一筆使它永遠恢復不了元氣的戰爭賠款；應迫使比利時放棄其沿海地區，因為德國需要英吉利海峽的港口；日本也應在適當時候受到懲罰。「歐洲所有的條頓民族、斯堪的納維亞民族，連同保加利亞人」結成的聯盟，「將握有從北海到黑海的絕對統治權。歐洲將有一幅新地圖，德國將處於這幅地圖的中心」。

這種論調，在戰前談了多少年，沒有為德國增加分毫好感。貝特曼―霍爾韋格承認，由於經常公開聲言德國領導世界的權利，「我們就常常搞得天下六神不安」。這是因為，他解釋說，被人說成是醉心於統治世界，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孩子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感情衝動」。

然而，世界並未如此看待它。德國人的調子裡有著刺耳之聲，流露的是威脅而不是感情衝動。對於德國的刀光劍影，蕭伯納（georgebernardshaw）先生在1914年寫道：整個世界「又頭痛又厭煩」。「我們給普魯士軍國主義及其對我們的蔑視，對人類幸福和常識的蔑視，折磨得忍無可忍，我們只好群起而攻之。」

有些人起來反抗德國軍國主義，他們對問題具有明確的認識，至少他們自信是這樣的；而有些人，對於他們之所以反對只有極其模糊的概念；還有一些人則是完全不知所以。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先生屬於第一種型別。他在8月4日的報刊上宣稱：敵人是德國帝國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是「1870年產生的可怕的虛榮、自負」。德國的「鐵血政策，耀武揚威的條頓式的吉卜林主義」的勝利，將意味著「戰神將永遠主宰著人類的一切事務」。德國的失敗「也許」能——威爾斯先生沒有說「必將」——「為全世界的裁軍與和平開闢道路」。一個英國後備役軍人對問題就不那麼清楚了。在去兵站的火車上，他對一個旅伴說：「我是去打該死的比利時人的，我現在就是到那裡去的。」在通往蘇瓦尼的那條路上打死第一批德國人的那個騎兵中隊隊長、陸軍少校湯姆·布里奇斯（tombridges）爵士，就是第三種型別的人了，只是打仗手癢而根本不問戰爭目的。「對德國沒有什麼仇恨，」他說，「我們本來是準備打任何人的……而且本來也會同樣毫不遲疑地去打法國人的。我們的格言是‘我們一定要幹。幹什麼，不管它’。」

法國既有老賬要算，也就無須作自我辯解，何況德國人兵臨城下已足以說明問題。不過，這裡也有人抱有「巨大希望」。柏格森就認為，雖然協約國的最後勝利需要作出「可怕的犧牲」，但是通過這些犧牲，隨同「法國的復興和擴大，將出現歐洲道德的新生。那時真正的和平降臨了，法國和全人類就可以重新邁步前進，勇往直前，走向真理和正義」。

這些並不是政治家們公開表示的觀點，也不是群眾的集體意見，而只是某些人的個人見解，而且這些個人見解也還沒有像日後那樣成為定見。對德國的民族仇恨還沒有紮根。見於《笨拙》週刊8月12日一期關於戰爭的第一批而且是最令人難忘的漫畫中，有一幅題為《禁止通行》的漫畫，畫的是英勇的小小的比利時——一個穿著木屐的男孩子，鐵板著面孔，擋住德國侵略者的去路。德國被畫成一個樂隊指揮，一個胖胖的老頭兒，口袋外掛著一串香腸。他看上去很滑稽，但不可惡。另一方面，在前些日子，漫畫家們筆下的寵兒是王儲，他們總愛把他畫成一個浮誇的花花公子，緊身背心，又高又緊的硬領，不同一般的帽子，一副傻里傻氣的蠢相。但他好景不長，戰爭局勢嚴重了，他被德國最出名的人物代替了。此人是最高統帥，統帥部的每份命令都要署他的名字，所以看來他像是德國一切行動的主宰——他，就是德皇。他現在也不再被畫成戰前那個惹是生非的黷武主義者了，而被畫成一個陰森森的、魔鬼似的暴君，散發著殘酷惡毒的氣息，每一線條都顯示了他的殘忍。這種變化始於8月，從布里奇斯的那種「對德國沒有仇恨」的冷靜說法以後，逐步地發展到斯蒂芬·麥克納的另一種說法。後者在1921年寫道：「對那些記憶猶新的人，德國人的名字叫人噁心。德國人的出現叫人憤恨。」麥克納不是冒充英雄的超級愛國主義者，而是一位清醒的、有頭腦的教師。他的回憶錄是那時代的一部社會文獻。他記載了當時的情緒變化，也就是這種變化終於堵塞了任何和談的道路，把戰爭一直進行到全面勝利為止。而造成這種情緒變化的正是比利時的遭遇。

比利時事態的演變是德國恐怖論的產物，克勞塞維茨曾把恐怖規定為縮短戰爭的正當手段。他的整個戰爭理論的基礎是必須快打、猛打和決戰。不讓平民百姓感受到戰爭影響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們感到戰爭壓力，並且要以最嚴厲的措施，迫使他們強迫他們的領導人媾和。戰爭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敵人的武裝，「我們就必須置敵人於繼續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難以忍受的境地」。這個似乎言之成理之談，完全適合德軍總參謀部的傑出的人才在整個19世紀所嘔心構思的那種科學的軍事理論。這在1870年法國人在色當之戰以後奮起抵抗的時候，就已付諸實踐。當時德國以法國人進行「自由射手」戰的罪名殺害俘虜和百姓的殘酷報復行為，曾使全世界在欽佩普魯士為時六週就已取得勝利的奇蹟的同時，為之震驚，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認識了德國人的人面獸心。雖然1870年已經證實恐怖理論及其實踐所造成的後果，即加深對立、激發抵抗，最後是延長戰爭，但是德國人對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蕭伯納所說，他們是無視常識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貼出了由馮·比洛將軍簽署的告示，宣稱：默茲河畔靠近那慕爾的昂代訥（andenne）小鎮，其居民以極其「陰險」的方式襲擊他的部隊，「經我同意，統率該部的將領已將該鎮化為灰燼，並槍決了110人」。這就是告訴列日居民，讓他們懂得如果按他們的鄰居那樣行事，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

昂代訥的焚燬和大屠殺——據比利時估計被害221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魯瓦戰役期間發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們，既要遵守時間表，而又受到比利時人炸燬橋樑和鐵路的騷擾，於是就對他們所到的村莊進行無情的報復。跟昂代訥鎮隔河相望的塞耶（seilles），有50名百姓被殺，許多住家遭到恣意搶劫和燒燬。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當晚，戰鬥一結束，洗劫便開始了，搶了整整一夜和整個第二天。通常在准許搶劫任其恣意妄為的情況下，隨同發生的是酗酒，約束鬆弛，並把士兵引導到所希望於他們的那種野性發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圖。塔明鎮淪陷第二天，約400名公民在士兵監視下被趕到教堂前的大廣場，行刑隊先是有計劃地向這群人開槍，槍聲停後，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384個墓碑上刻著：「1914年被德國人槍殺」的墓誌。

比洛的軍隊拿下3.2萬人口的城市那慕爾後，便張貼通告，宣佈：已從每條街取得10名人質，倘有人向德國人開槍，就將槍斃這些人質。人質的取得和殺害，像徵收食品那樣在有計劃地進行。德國人越向前推進，逮捕的人質就越多。最初，馮·克盧克的部隊每到一城鎮，便立即貼出佈告，警告居民說，市長、首席法官和地區參議員均已被扣作人質，並照例警告說，他們的命運將如何如何。

不久，三個有名望的人作為人質不夠了；每條街一個人，甚至每條街10個人也都不夠了。在馮·克盧克軍隊任後備軍官的小說家瓦爾特·布勒姆（walterbloem）——他寫的有關進軍巴黎的報道是非常有價值的——告訴我們，在他的連隊住宿的那些村莊裡，「馮·克萊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戶取一人質，沒有男的，就要女的」。這種辦法有其特有的致命傷，所以越是恐怖，似乎就越需要恐怖。

每當鎮上一有狙擊的報告，這些人質就立即被處決。馮·克盧克部隊的歐文·科布曾從視窗看到兩個平民押在兩排上了刺刀的德國兵中間，被帶到火車站後面。一陣槍聲後，兩副擔架抬著一動不動的人體出來了，上面蓋著毯子，只有他們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還看到了兩次同樣的情況。

維塞是德國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毀了，但不是被剛從火線上下來的部隊摧毀的，而是在戰爭向前推進好多時以後被佔領軍摧毀的。8月23日，德軍一個團從列日調到維塞來了，這是對一份狙擊報告作出的反應。當夜，在荷蘭境內五英里的埃斯登（eysden）都可以聽到槍聲。第二天，埃斯登就被4000名難民的洪流淹沒，維塞的居民，除了被槍殺的和被送到德國去為他們收割農作物的700名男人和男孩外，全部湧來了。放逐是從8月開始的，這在道義上，尤其在美國，激起了很大的反響。美國公使布蘭德·惠特洛克後來在訪問維塞時，見到的只是被燒黑了的斷壁殘垣，「一片廢墟，可能就是當年龐貝的景象」。不見人影，不見有生命之物，不見屋頂。

8月23日，在默茲河畔的迪南，馮·豪森將軍的薩克森士兵正在同法軍作沙勒魯瓦戰役的最後一戰。馮·豪森親眼看到了比利時居民阻礙修建橋樑的「不顧信義」的行為「是嚴重違犯國際法的」。他的部隊於是開始行動，捉了「幾百」名人質，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禮拜天，有50人是從教堂裡抓走的。這位將軍看見「這些人在擲彈兵的監視下，擠作一團，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躺在地上，臉上流露著恐懼和難以言狀的痛苦，並顯示了強烈的憤怒和為遭受的災難激起的復仇心情」。馮·豪森是個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們在發洩著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時一個紳士家裡給弄得很不愉快的那個將軍，吃飯的時候，那個紳士就是兩手捏著拳頭插在口袋裡拒不同他交談。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個負傷的法國士兵，頭上在淌血，躺在那裡快死了，一聲不響，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絕任何治療。馮·豪森到此結束了他的敘述。他很敏感，沒法談迪南公民的下場。事實上，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廣場上，傍晚之後被排成兩隊，女人在一邊，男人在她們對面分成兩行，前一行的人跪著。兩個行刑隊開到廣場中間，各向一方射擊，直到沒有一個站立的目標為止。經驗明埋葬的屍體計612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個星期的費利克斯·菲韋（felixfivet）。

接著便縱使薩克森兵大肆騷擾、搶劫、放火。曾經保衛過這個城市的中世紀城堡，像鷹巢似的聳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視著中世紀的破壞掠奪的重演。薩克森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礫遍佈，坑坑窪窪，灰燼滿地，了無生意。馮·豪森將軍對部下造成的這種慘無人煙的情景「深為觸動」。他撤出迪南這堆廢墟時則確信責任在於比利時政府，是「它同意這種違背國際法的不顧信義的街道狙擊戰的」。

德國人對違反國際法的關注囿於謬見。他們完全無視他們在比利時的存在的非法性，而著眼於把比利時人反抗他們的存在視為違法行為。德意志帝國國會的阿爾薩斯議員——韋特萊神父，一次曾以長期隱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認說：「在拉丁語學校養成的頭腦，是很難理解德國人的心理的。」

德國人的囿於謬見有兩個方面：一是認為比利時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認為他們的反抗是由「上層」組織起來的，是由比利時政府或是市長、神父以及其他可列為「上層」的人物組織起來的。把這兩個方面歸結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德國人的報復行為，不論程度如何，都是正當的、合法的。槍殺一名人質，或是屠殺612人，或是把一個城鎮夷為平地，都得一律歸罪於比利時政府——這就是從迪南事件以後的豪森到盧萬事件以後的德皇，每個德國人都是這麼說的。豪森一貫聲稱：責任必須「由那些煽動居民起來反抗德國人的人承擔」。他還堅持說：毫無疑問，迪南和其他地區的全體居民「是由阻止德國人前進的願望所驅使的——那又是誰下的命令？」；沒有「上層」命令的驅使，人民竟會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難以想象的。

德國人到處看到這些命令。馮·克盧克聲稱，比利時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採取敵對行為的公告，實際上是「煽動平民百姓向敵人開火」。魯登道夫譴責比利時政府「有計劃地組織平民戰爭」。王儲對法國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樣的理論。他指責隆維地區「狂熱」的人民用著「巴黎特地送來的」獵槍「奸詐而不顧信義地」從門窗裡向他們射擊。在法國農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獵槍，就像穿的褲子那樣，是件普普通通的東西。如果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瞭解法國農村的話，那他就會知道是用不著巴黎送槍來武裝自由射手的。

德國人在談論他們在敵人境內的經歷的時候，一談到游擊戰問題，就歇斯底里大發作，出言刺耳了。魯登道夫說游擊戰是「可憎的」。這個時過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詐、暴行、狡獪的別稱的魯登道夫，自稱他是「帶著騎士的、人道的戰爭觀念」上陣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滅」。布勒姆上尉兩週以前自己還是個平民，可是卻為一種「可怕的想法」弄得終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會被一個平民一槍擊中或是打死。他報道說，在一天28英里的精疲力盡的行軍中，沒有一個士兵掉隊，因為他們「認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腳痛更糟糕」——腳痛是向巴黎進軍的另一個極大的痛苦。

對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懼，是出自德國人認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無法紀的想法。歌德曾說，假如在不講正義和目無法紀兩者之間可以選擇的話，德國人寧願選擇前者。一個在臣民對君主的關係以服從為唯一基礎的國家訓匯出來的人，對一個建立在其他基礎上的國家是無法理解的，所以當他來到這樣一個國家的時候，他會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權威面前才感到舒服的人，是會把平民狙擊手視為禍害之尤。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國人，則視為威脅國家生存的異端。在蘇瓦松（soissons），有一座紀念1870年喚起學生和平民起來反抗普魯士人的三位教師的青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1914年，一個德國軍官驚奇地凝視著這塊紀念碑，對一個美國記者說：「你瞧，法國人就是這樣，竟為自由射手樹碑立傳。在德國，是不允許人民幹這種事的，也不能想象他們想幹這樣的事。」

為了使德國士兵處於適宜的精神狀態，據布勒姆上尉的記載，從第一週起，德國報紙就充滿了關於比利時人「反抗的殘酷行為」的種種故事，「……武裝的教士帶領著一幫一幫搶劫掠奪的市民，無惡不作……奸詐陰險地伏擊巡邏兵，哨兵的眼睛被挖，舌頭被割」。類似的「恐怖傳聞」早已傳到柏林，布呂歇爾公主已在8月11日寫進了日記。她向一個德國軍官核實情況時，那個軍官對她說，當時亞琛就有30個德國軍官被比利時婦女和兒童挖掉了眼睛，躺在醫院裡。

被這種種故事激起的情緒，是很容易使德國士兵猖狂的，只要大叫一聲「狙擊手！」，他們便會大肆搶劫掠奪，殺人放火，而軍官們則毫不加以管束。施行暴虐，其意圖就在於不派駐佔領軍而能起到與佔領軍同樣的作用。最高統帥部要從進軍巴黎的部隊中抽調部隊擔任佔領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8月25日，火燒盧萬開始。盧萬坐落在列日到布魯塞爾的公路上，以其大學和無與倫比的圖書館著稱於世，是座中世紀城市，建於1426年，那時，柏林還只是一片木棚。設在14世紀織布工人大廳裡的圖書館，藏書23萬卷，其中有世所罕見的收藏品——750份中世紀的手稿和1000多冊古版書。稱為「哥特式藝術珍寶」的市政廳的門牆上的一組石刻騎士、聖人、貴婦人的圖案，即使在同類的雕刻中，也堪稱精彩。聖伯多祿教堂（churchofst.pierre）祭壇鑲板上的繪畫系出自迪裡克·布茨及其他佛蘭德大師之手。盧萬的火燒、搶劫，連同對平民的槍殺持續了六天，其後就與開始時一樣突然停止了。

盧萬剛被佔領時，一切都很平靜。商店生意興隆。德國士兵的舉止行動堪稱模範，買明信片，買紀念品，買什麼都付錢，並且在理髮店和普通顧客一起排隊理髮。第二天，情況比較緊張了，一個德國兵腿上中了一槍，據說是狙擊手乾的。市長趕緊再次號召市民繳出武器。他和另兩名官員被捕作為人質。在火車站後面殺人成了常事。馮·克盧克的小分隊沉重的腳步聲日復一日地在市內不停地響著。

8月25日，駐在安特衛普壁壘森嚴的防地邊緣的梅赫倫比軍，對馮·克盧克軍的後衛部隊進行了一次猛烈的突然襲擊，把他們衝得潰不成軍，退回了盧萬。天黑以後，就在退卻的混亂之中，一匹無騎士的戰馬，闖過幾道門跑掉了。另一匹馬受驚，欲脫韁而不得，帶著挽具摔倒下來，拖著的車子也翻了。槍聲響了，引起了「法國人來啦！英國人來啦！」的叫喊聲。後來，德國人聲稱是比利時平民向他們開火，又說是平民在屋頂上開槍向比軍發訊號。但比利時人聲稱是德國兵在黑暗中自己打自己。在這震驚全球的事件發生之後，特種法庭對肇事的原因進行了經年累月的調查，德國的控訴遭到比利時反訴的駁斥。究竟是誰打誰的問題始終沒有定案。這反正與後來發生的事件無關，因為德國人火燒盧萬，不是作為對所謂比利時人的不軌行為的懲罰，而是作為對他們所有的敵人的一種威懾和警告——一種在全世介面前顯示德國威力的姿態。

布魯塞爾新市長馮·呂特維茨（vonluttwitz）將軍在第二天上午就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美國和西班牙公使前來公務訪問時，他對他們說：「盧萬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們在那裡的一位將軍被市長的兒子開槍射中了。居民向我們的部隊開了火。」他停了一停，看了看來訪的人們，最後說：「現在，我們當然也就不得不毀滅這座城市了。」惠特洛克先生後來經常聽到這個或那個德國將軍被市長的兒子——有時被市長的女兒——開槍射中的故事；所以在他看來，比利時人肯定把市長的孩子培育成一批像中世紀在敘利亞專事暗殺的秘密教派那樣的特殊人物。

盧萬被焚的訊息早已傳開。逃出來的那些嚇得不知所措、哭哭啼啼的難民，向人們訴說了德軍逐條街縱火和野蠻地搶劫、不斷抓人殺人的暴行。8月27日，當時正在比利時的美國記者之星——理查德·哈丁·戴維斯，乘軍用火車來到盧萬。德國人把他鎖在車廂裡，但那時，大火已燒到車站對面的蒂勒蒙（tirlemont）大街，他可以看到一排排房子上升起的「筆直的火柱」。德國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為。一個士兵從關著另一個記者阿諾·多施（arnodosch）的車廂裡把頭伸出視窗大叫著：「三個城市夷為平地啦！三個！還會有更多的！」

8月28日，美國公使館的一等秘書休·吉布森在瑞典和墨西哥的同僚們的陪同下，去盧萬親自察看了情況。牆黑木焦的房屋還在燃燒，路面發熱，灰燼遍地；到處躺著死馬死人。一個白鬍子平民老頭兒就這麼臉朝天地躺在太陽裡。許多屍體已經發腫，顯然已死了好多天。各種毀壞了的東西以及傢俱、瓶子和撕破了的衣服，還有一隻木屐，扔在灰燼裡。德國第九後備軍計程車兵，有的喝醉了，有的緊張不安、愁眉苦臉、滿眼血絲，在把居民從殘存的屋子裡趕出來，正如他們告訴吉布森的那樣，這樣就可以徹底毀滅這座城市。他們從一幢房子跑到另一幢房子，破門而入，搶著貴重的東西，口袋裡塞滿了雪茄煙，然後揮舞火把。房屋主要是磚石結構，火蔓延不開來。一個主管軍官在街上看得發愁，抽著雪茄煙。他恨透比利時人，反覆對吉布森說：「我們一定要把它毀掉，絕不會有一塊磚石還砌在另一塊磚石上！——你聽著，一塊也不會。我們要教導他們尊重德國。人們將世世代代到這裡來看看我們幹了些什麼！」這就是德國人讓人永世不忘他們的方式。

在布魯塞爾，由美國人設法營救出來的大學校長德貝克爾（debecker）主教，敘述了圖書館被燒的情景。圖書館被燒得蕩然無存，全部化為灰燼。當他要說「圖書館」這個詞時，已不能出聲。他停了一下，想再說時，剛說到前兩個音就說不下去，撲在桌上哭了。

這一損失，成了比利時政府公開抗議的主題，美國公使館也作了官方報道，當烈火還在熊熊燃燒的時候，就已引起整個世界的憤怒聲討。外國報刊以大量篇幅登載著難民親眼目睹的種種事實和記者們所作的報道。除了大學和圖書館外，「所有宏偉壯麗的公共建築」，包括市政廳以及聖伯多祿教堂及其所有繪畫，據說也已全部被破壞無遺；只是到後來才發現，市政廳和教堂雖已損壞，但還屹立著。《紐約論壇報》（newyorktribune）在戴維斯的報道上面列了一條醒目的大標題：《德國人洗劫盧萬；婦女、教士遭槍殺》，在「柏林證實在盧萬的恐怖行為」的副標題下，刊登了德國駐美使館散發的一份柏林廣播宣告，說是由於比利時平民「不顧信義」的襲擊，「盧萬才受到全城毀滅的懲罰」。這跟馮·呂特維茨將軍的說法完全一樣，表示柏林不希望世界各國誤解他們在盧萬的舉動的性質。毀滅城市，蓄意並直認不諱地向平民發動戰爭，對於1914年的世界來說是駭人聽聞的觀念。在英國，一些社論宣稱，這是「匈人的進軍」，是「對文明的背叛」。《紀事日報》（dailychronicle）說，火燒圖書館不僅是對平民的戰爭，「而且是對子孫萬代」的戰爭。甚至連慣常保持沉默、小心保持中立的荷蘭報紙也奮起仗義執言。鹿特丹《新聞報》（courant）說，不論肇事原因為何，但「全城被毀事實俱在」，而且是個「可怕的」事實，「全世界聞此訊息定必毛骨悚然」。

這些報道見於8月29日外國報刊之後，盧萬的焚燬於8月30日告終。8月30日這天，德國外交部還發出了一份正式公報，一口咬定，「事件的全部責任在於比利時政府」，並且沒有忘記那種慣常的說法：「婦女和女孩都參加了戰鬥，挖了我們傷兵的眼珠，使他們成為瞎子。」

為什麼德國人要這樣幹？全世界人們都在提這個問題。羅曼·羅蘭（romainrolland）在給他從前的朋友、德國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的一封公開信中責問道：「你們是歌德的後代還是匈人王阿提拉的後代？」比王阿爾貝在同法國公使的交談中認為，德國人這樣幹主要是出於他們的自卑感和嫉妒心。他說：「這些人心懷妒忌，精神失常，脾氣急躁。他們焚燬盧萬的圖書館，只是因為它是舉世無雙和舉世稱道的。」——換句話說，這是野蠻人對文明事物洩憤的一種表示。這個解釋，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忽視了德國人《作戰守則》中有關蓄意使用恐怖手段的規定。該守則寫道：「進行戰爭，不能僅針對敵國的戰鬥人員，還必須設法摧毀敵方的全部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這對全世界永遠是一種野蠻人的姿態。德國人原來意圖以此恐嚇世界，誘使其屈服，結果卻反而使很多人深信他們有一個不能與之和解、與之妥協的敵人。

比利時的遭遇使問題清晰化了，對許多人來說，比利時也成了戰爭中「最重要的問題」。在美國，據一位當代歷史學家回顧說，比利時問題是各種觀點的「沉澱劑」，而火燒盧萬則又是比利時問題的頂峰。在德國不得不開始政治宣傳工作之後，不久就要負責這一工作的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曾感到比利時「幾乎喚起了整個世界來反對德國」。他的反駁論點——從軍事需要和自衛出發論證德國舉動的正當性，正如他勉強帶著幾分遺憾所承認的那樣，說服力是「不夠充分的」。

盧萬事件後十天，德皇在致威爾遜總統的電報中聲稱，對於「比利時人的野蠻罪行所造成的」比利時的災難，「我感到痛心」。他還解釋說，比利時人的反抗是由他們的政府「公開煽動」和「周密組織起來的」，這就迫使他的將軍們不得不採取最強硬的措施來對付這批「嗜血成性的居民」。可是德皇採取的這個攻勢，並沒有為他帶來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