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英國人發生了一場爭執和意見分歧，英軍沒有及時前來掩護朗勒扎克將軍暴露的左翼，彼處戰線原定是由英方防守的。8月5日，英方宣戰後的第一天，因亨利·威爾遜詳細制訂的總參謀部計劃，必須首先得到不列顛帝國國防委員會的批准，而不是像大陸國家的作戰計劃那樣能自動生效，該委員會於這天下午4時召集了一次作戰會議，與會者照常是那幾位文職和軍方領袖，另外還有一位既是文官又是軍人的顯赫人物第一次參加這次會議。
陸軍元帥基欽納勳爵就任了陸軍大臣。他本人對於這一任命不感愉快，同僚們對於由他出長陸軍部所感到的不愉快也不相上下。政府也為自效忠於查理二世的蒙克（monk）將軍以來，基欽納作為第一個現役軍人進入內閣而忐忑不安。使將軍們擔心的是，他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或者為政府所利用，來干擾派遣赴法遠征軍的決定。他們的擔心確非杞人憂天。基欽納不久就對英法計劃指定英軍所必須執行的戰略、方針和任務等等表現了極端的輕視。
由於他處於雙重地位，他的具體的職權範圍是不完全清楚的。英國參戰之初，人們模模糊糊地認為最高權力在首相手中，至於首相應聽從什麼人的建議或者以誰的建議為準，則缺乏明確的安排。在軍內，戰地軍官輕視參謀人員，認為他們「既無頭腦，又要故作姿態」。而這兩種人又都同樣厭惡那些被稱為「大禮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擾。文官反過來也把軍人稱為「笨蛋」。出席8月5日舉行的作戰委員會的文官是阿斯奎斯、格雷、丘吉爾與霍爾丹，陸軍方面是十一名將級軍官：內定出任遠征軍總司令的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遠征軍的兩位軍長，即道葛拉斯·黑格（douglashaig）爵士和詹姆斯·格里爾森爵士，遠征軍參謀長阿奇博爾德·默裡（archibaldmurray）爵士，他們都是中將；其次還有副參謀長亨利·威爾遜少將，他的個性易樹政敵，在克拉危機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以致栽了跟斗，失去了一個更高的職位。在文武官員之間，基欽納勳爵究竟代表何方，誰都不十分清楚。他對遠征軍的目的非常懷疑，對其總司令很不賞識。如果說基欽納在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時不如海軍上將費希爾那樣來得暴烈，至少他對總參謀部的計劃把英國軍隊「釘在」法國戰略的尾巴上的做法，則已開始流露出同樣的蔑視。
基欽納沒有親自參與制訂大陸作戰計劃，因而能夠正確地評估遠征軍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在70個德國師與70個法國師之間迫在眉睫的衝突中，遠征軍的6個師能對戰局產生多大影響。基欽納在出任喀土穆戰役的指揮官時，克羅默（cromer）勳爵曾說過，「他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他雖然是個職業軍人，近幾年來處理的事務卻都在宏觀層面。他所關注的只以印度、埃及、帝國等大事為限。人們從未見他與士兵交談過，或注意過他們。與克勞塞維茨一樣，他把戰爭看作政策的延續，並在這個意義上看待戰爭。他與亨利·威爾遜以及總參謀部不同，不埋首於制訂登陸日期、鐵路時刻表、馬匹及營房等計劃表。他站在一個比較超脫的地位觀察戰爭，因此能夠從各個強國之間的關係出發縱觀戰爭的全貌。同時他能夠看到，為擴充國家軍事實力，應付即將開始的長期抗衡，該作出多麼巨大的努力。
他宣稱：「我們必須準備好把數以百萬計的軍人投入戰場並維持數年。」他的聽眾大吃一驚，覺得難以置信，基欽納卻是鐵石心腸。為了參與並贏得一場歐戰，英國必須擁有一支與大陸國家旗鼓相當的70個師的兵力。他估計過，這樣一支軍隊要到戰爭的第三個年頭才能配備足額，這就意味著人們可以從中得出一種令人震驚的推論，即這場戰爭就將持續這麼長的時間。他還認為，現有的正規軍及其職業軍官，特別是士官，是培訓他心目中那支大軍的一批可貴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如果把這支常規部隊投入到他認為處於不利形勢下的眼前的戰役中，或把它部署在從長遠角度考慮是不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地方，他都認為是犯罪的愚蠢行為。在他看來，一旦這支部隊完蛋，就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部隊來代替它了。
英國不實行徵兵制是英國與大陸國家的軍隊之間一切差別中最顯著的一個方面。常規部隊的建立旨在執行海外任務，而不是保衛本土的安全；保衛本土的職責由本土軍承擔。威靈頓公爵當年說過，派赴海外服役的新兵「必須是志願兵」，從此以後這就成了一條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英國也就全靠志願部隊進行戰爭，因此也就弄得其他國家無法肯定究竟英國已承擔或願意承擔多大的義務。已過七十高齡的陸軍元帥羅伯茨勳爵，多年來一直力主實行徵兵制，他在內閣中唯一的支援者不用說就是溫斯頓·丘吉爾。可是工人階級強烈反對，同時也沒有一屆政府甘冒倒臺的風險去支援徵兵法案。英國的軍事建制，其本土諸島的正規軍（regulararmy）為6個師和一個騎兵師，另有派駐海外的4個正規師（6萬人）和14個本土師（territorials）。後備役約30萬人，分為兩類：一類是特別後備役（specialreserve），這一部分僅夠勉強補充正規部隊，使之達到作戰實力，能在戰場上支援得住最初幾個星期的作戰；另一類是為本土軍提供補充的國民後備役（nationalreserve）。按基欽納的標準，本土軍是一批未經訓練、無用的「業餘軍人」。對於本土軍的看法，他跟法國人對他們的後備軍一樣，是完全蔑視的，是不公正的，認為它們的作用等於零。
基欽納二十歲時，曾在法國軍隊中充當志願兵參與1870年的戰爭，講一口流利的法語。無論他是否因此而對法國特別同情，他絕非法國軍事戰略的最狂熱的支援者。在阿加迪爾危機期間，他曾告訴帝國國防委員會，他預期德國人將會「像鷓鴣一樣」穿越法國；他拒絕邀請，不願插手作出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任何決定。據伊舍記載，他曾捎信給委員會，表示「如果委員們設想他將指揮在法國的部隊，他就要他們自己先見鬼去吧」。
英國政府1914年讓他主管陸軍部，從而任命了唯一的一個準備堅持組織長期作戰的人，倒不是出於他的見解，而是因為他有聲望。他不擅長主管一個政府部門所需的官僚手腕，內閣會議的那套「議事程式」又不配他的胃口，他做慣了殖民地總督，一向只知道簡簡單單地叫人「照我說的辦」。基欽納盡他力之所能擺脫命運的安排。他的超人的洞察力，並不如他性格上的缺點那樣為英國政府和將軍們所瞭解，因此他們都巴不得讓他回埃及去，無奈他們又少不了他。他被任命為陸軍大臣，這不是因為考慮到他的高見為他人所望塵莫及，而是因為他的名聲乃是「安定民心」之所需。
喀土穆戰役以後，舉國上下都對基欽納懷有一種近乎宗教徒的虔誠。在他和公眾之間存在著一種後來在法國人民和「霞飛老爹」之間或在德國人民和興登堡（hindenburg）之間發展起來的不可思議的內心的息息相通。「喀土穆的基欽納」，兩個詞的第一個字母（kofk）成為具有魔力的徽號，他的一把寬闊而威武莊嚴的鬍子也成了英國的民族象徵，猶如紅褲子是法國的象徵一樣。基欽納身材高大，肩膀寬闊，濃濃的鬍鬚，一副大權在握的神態，乍看起來儼然是獅心王理查（richardthelionhearted）出現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形象，所不同的只是在他嚴肅的、炯炯的目光背後，隱藏著一種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情。從8月7日起，一份著名的徵兵招貼出現在街頭，畫中的那髭鬚、那眼睛以及那手指「祖國需要你」的形象，都深深射進每個英國公民的心靈。英國要是在沒有基欽納的情況下參戰，就會像禮拜天沒有教堂一樣不可思議。
可是這時候，人人所想的都是把六個師派往法國這個眼前的問題，作戰委員會也不把他的先見之明當作一回事。格雷在很久以後帶著也許大可不必如此迷惑不解的語調寫道，「從未透露過他是怎樣或是根據什麼推理過程而對戰爭的長期性作出這一預測的。」是不是因為基欽納是對的而別人都錯了，或者是因為老百姓難以相信軍人也具有思維，還是因為基欽納從來未能或從來不屑於闡明自己的理由，但不管怎樣，正如格雷所說那樣，他的同僚和同輩人無不認為「他不是憑推理，而是憑直覺中一閃而過的靈機」作出他的結論的。
不管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基欽納還預言了德國即將在默茲河西岸所採取的進攻模式。據一位總參謀部的官員說，人們後來同樣認為，他之能一語中的，應歸功於他的「某種料事如神的天才」而不是出於他「對時間和距離的瞭解」。實際上，基欽納與阿爾貝國王一樣，已看出對列日的襲擊預示著施利芬右翼的包抄行動。他認為，德國侵犯比利時和把英國捲入對德作戰，並非像勞合·喬治所說那樣，是為了通過阿登山區而對比利時的中立進行「小小的侵犯」。基欽納拒絕對戰前的計劃承擔責任，可是，他現在也不能建議扣下這六個師。不過，他認為根本沒有必要讓這六個師去莫伯日那樣遠在前方的地點面臨覆滅的風險，他預料它們在莫伯日將承受德國侵略軍的全部壓力。他建議把它們集結的地點改為亞眠（amiens），也就是退後70英里。
計劃的急劇改變激怒了眾將軍。在他們眼中，這顯得是臨陣畏怯，從而證實了他們原來的最壞估計。即將上陣掛帥的，身材矮胖、面色紅潤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正處於驍勇好鬥狀態的高峰。他平時那種中了風似的呆滯神色，加上系得緊緊的用以代替衣領及領帶的騎兵硬領巾，始終給人一種瀕於窒息的印象。而事實上，他的確是經常感到窒息，如果不是肉體上，至少在情緒上是如此。1912年，他被任命為帝國總參謀長後，就立即通知亨利·威爾遜，說他打算使軍隊作好對德作戰的準備，因為他認為這是「勢所必然」，自此以後，在名義上他負責與法國共同制訂聯合作戰計劃，儘管事實上他對法國的作戰計劃就像他對德國的作戰計劃那樣一無所知。跟霞飛一樣，在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時，他既沒有任何參謀閱歷，又沒有參謀學院的學歷。
他的中選，跟基欽納的出長陸軍部一樣，主要是由於他的軍階和聲譽，而他的內在素質倒在其次。在幾次給英國建樹了軍事聲譽的殖民地戰爭中，約翰爵士表現得勇敢而機智，並像一位權威人士所稱譽的那樣「切實掌握中小局面的戰術」。在布林戰爭中，作為一名騎兵將領，他的功績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他急馳穿過布林人的防線，援救被圍的金伯利城（kimberley）這一傳奇式的行動。這些功績為他贏得樂於擔當風險的勇敢的指揮官的聲譽，並在大眾中為他博得了幾乎與羅伯茨和基欽納相埒的美名。由於英國在與既未經訓練又缺乏現代武器裝備的對手的較量中未能取得怎樣輝煌的成就，此時出了一位英雄，部隊高興，國家感激。弗倫奇的英勇善戰，加上他在社交界的赫赫名聲，使他扶搖直上。跟海軍上將米爾恩一樣，他也是愛德華七世治下的顯貴人物。身為騎兵軍官，他知道自己是陸軍中的精英。他與伊舍勳爵之間的友誼更對他有益無害；同時，在政治上，他與自由黨人結好，該黨於1906年執政。1907年，他任本土防衛軍總監（inspectorgeneral）；1908年，他代表陸軍，陪同國王愛德華到雷維爾對沙皇進行國事訪問；1912年就任英帝國參謀長；1913年被提升為陸軍元帥；到六十二歲時，他是級別僅次於基欽納的現役軍官。他比基欽納小兩歲，雖然外表顯得比基欽納老些。普遍認為，如果戰爭爆發，他將指揮遠征軍。
1914年3月克拉兵變發生後，軍隊首腦受到衝擊之猛烈，猶如參孫傾覆神室一般，弗倫奇引咎辭職，看上去像堂吉訶德一樣突然中斷了他的職業生涯。然而，政府對他的寵愛反而加深，因為在政府的心目中，這次兵變是反對黨策劃的。「弗倫奇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喜歡他。」格雷不勝惋惜地寫道。四個月後，當危急關頭到來時，他又再度受到重用。7月30日被指定在英國參戰時出任總司令。
由於缺乏學習方面的訓練，又因天性不喜讀書，弗倫奇之所以成名，與其說是由於他智力過人，不如說是由於他急躁易怒，至少在他早期立下汗馬功勞之後是如此。「我並不認為他特別聰明，」國王喬治五世向其叔父透露過，「而且他的脾氣壞得驚人。」就像在海峽彼岸的法軍司令一樣，弗倫奇也不是一個憑理智行事的軍人。但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霞飛的突出品質是堅定不移，而弗倫奇則是極易受壓力、人和他人成見影響。有人說過，他具有「愛爾蘭人和騎兵普遍具有的那種反覆無常的氣質」。霞飛在各種處境下都很沉著；而約翰爵士卻是順利時盛氣凌人，不順利時垂頭喪氣。他容易感情衝動並易為流言蜚語所左右；在伊舍勳爵看來，他有「一顆愛作奇想的稚子之心」。有一次，他贈給他以前在布林戰爭中的參謀長一隻刻有「我們的友誼久經考驗，同甘共苦永不變」字樣的金瓶作為紀念。這位久經考驗的朋友就是那位不像他那樣易動感情的道葛拉斯·黑格。也就是這位黑格，1914年8月在日記中寫道：「從內心來說，我認為在我國曆史上這個生死存亡的時刻，讓弗倫奇擔任這個舉足輕重的職務是不太適宜的。」黑格內心的這種看法跟他的某種意識不是沒有聯絡的，那就是最合適的人選就是他本人。他這個人是指揮權不到手絕不肯罷休的。
基欽納重新開啟了關於英國遠征軍的目的地——因此也牽涉其目標——等問題的討論。按照亨利·威爾遜的看法，委員會里「大多數人對問題一竅不通……他們猶如白痴一樣討論著戰略問題」。這時，約翰·弗倫奇爵士突然「插進了一個荒謬的建議，要把部隊開往安特衛普」，說什麼英國的動員既然落後於預定的時間，那就得考慮與比軍合作的可能。黑格也像威爾遜那樣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對他上司改變計劃的「那種不顧後果的方式感到震驚」。新上任的英帝國總參謀長查爾斯·道葛拉斯（charlesdouglas）爵士也同樣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他說：鑑於在法國登陸的事情全都安排妥當，同時法國已撥出運輸車輛準備往前方輸送軍隊，因此，在這最後時刻，任何改變都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最使總參謀部感到煩惱的莫如法英兩國火車車廂容載人數不同這個不幸的問題。要把載運的部隊從一種車廂轉到另一種車廂，牽涉到一個極其複雜的數學上的排列問題。難怪負責運輸的官員聽到計劃行將改變時會感到擔憂。
幸而丘吉爾否決了把部隊轉向安特衛普的決定，使得負責運輸的官員們得以放下心來。兩個月之後，丘吉爾親自到安特衛普去了一趟，計劃派兩旅海軍陸戰隊和一師本土軍去那裡作一次大膽的、孤注一擲的登陸，為拯救這個重要的比利時港口作一番最後而又徒勞的努力。不過在8月5日，他說海軍不可能保護運兵船隊作橫跨北海到比境內的斯海爾德河（scheldt）這樣長途的航行，但可絕對保證船隊安全通過多佛爾海峽。由於海軍已有充分時間作了橫渡海峽的準備，他聲稱時機業已成熟，並主張立即將六個師全部派遣過去。霍爾丹支援，羅伯茨勳爵也支援。接著又產生了究應派幾個師去的問題，爭論著在本土軍有更多時間進行訓練或從印度調回接替部隊之前，是否得留下一個或幾個師。
基欽納又提出了他那個在亞眠集結的想法，並得到他的朋友、未來的加利波利戰役的指揮官伊恩·漢密爾頓爵士的支援。後者感到不管怎樣，應讓英國遠征軍儘快到達那裡。格里爾森發言支援「在要害地點部署優勢兵力」這一觀點。走在激進派最前列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提出了「我們應該立即渡過海峽，隨後再決定目的地」的建議。最後，一致同意馬上調集運輸艦船把六個師全部運過去，目的地待法國參謀部的代表到達後再協商決定。在基欽納的堅持下，已向法國參謀部提出緊急要求，請派一名代表前來就法國戰略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由於一夜之間出現的入侵恐慌鬧得人心惶惶，委員會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了自己的主意，把六個師減為四個師。由於討論遠征軍人數的訊息有所外傳，自由黨的喉舌、有影響的《威斯敏斯特報》譴責了這種削弱本土防務的「魯莽」行為。對立陣營的諾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勳爵也來反對派遣一兵一卒。雖然海軍部重申了帝國國防委員會1909年所作的不可能有嚴重入侵的結論，但仍不能消除人們頭腦中敵人會在東海岸登陸的想法。亨利·威爾遜感到極端厭惡的是，這位目前對英國安危負有重任的基欽納，竟把原來安排好直接從愛爾蘭開往法國的一個師抽調回國，並且從別的師中又抽調了兩旅兵力去守衛東海岸，從而「把我們的計劃搞得一塌糊塗」。因為最後的決定是：立即派遣四個師和騎兵部隊——8月9日起開始上船——然後再派遣第四師而將第六師留在國內。休會時，基欽納以為大家都已同意把亞眠作為集結地，但是別的將軍卻沒有這樣的想法。
法國總參謀部火速派來了陸軍上校於蓋。他一到達，威爾遜就將出發的時間告訴了他。雖然這不是一件需要對遠征軍的法國東道主保密的事情，但威爾遜卻惹怒了基欽納，他指責威爾遜洩密。威爾遜「頂了嘴」，他寫道，他「不想受基欽納的氣」，「尤其在今天像他這樣胡說八道的時候」。於是他們之間產生了，也可說加深了對遠征軍毫無益處的敵對情緒。在所有的英國軍官中，威爾遜與法國人民的關係最為密切，約翰·弗倫奇爵士也最能聽取他的意見。然而，基欽納卻認為他傲慢放肆，就此不理睬他。而威爾遜也宣稱，他認為基欽納是個「瘋子」，並且認為他「對英國的危害不亞於毛奇」，他還把他的偏見灌輸到那位生性好疑、易於激動的總司令的頭腦中去。
8月6日到10日期間，正當列日的德軍在等待攻城炮和法國得而復失米盧斯的時候，配備有軍馬3萬匹、野戰炮315門和機槍125挺的8萬名英國遠征軍在南安普敦和樸次茅斯集結。軍官們的指揮刀都是剛磨過的，閃閃發光，這是他們奉命一律在動員的第三天送修械所磨的。但這些軍刀除在檢閱時用以致敬外，別無其他用場。不過，據這支部隊的軍史纂修人所述，這支部隊，除了這種偶見的騎士遺風的舉止外，確是「歷來踏上征途的英軍中訓練、組織和裝配得最好的」。
8月9日，部隊開始登艦，運輸船每隔十分鐘開出一艘。每艘船離開碼頭時，港內其他船隻汽笛和喇叭齊鳴，甲板上人人歡呼致意。喧鬧聲震耳欲聾，在一位軍官看來，遠在列日城外的馮·克盧克將軍也不可能聽不到。不管怎樣，海軍深信他們已把海峽封鎖起來，可以安全橫渡海峽，而無遭受襲擊之虞。運輸船隊在沒有護航的情況下在夜間渡海。一個在凌晨4時30分醒來計程車兵感到大吃一驚，他發現整個運輸船隊漂浮在平靜如鏡的海面上，發動機全都停了，附近看不見一艘驅逐艦；原來是在等候其他港口開出的船隊前來在海峽中途會合。
第一批部隊在魯昂登岸，受到狂熱的歡迎，一位在場的法國人說，彷彿他們是來為聖女貞德舉行贖罪儀式似的。在布洛涅，另幾批在高聳的拿破崙紀念碑腳下登陸，拿破崙當年便是計劃從這座圓柱形紀念碑坐落所在誓師出發入侵英國的。其他運輸船隻進入勒阿弗爾時，當地的法國駐軍爬上營房屋頂，為在強烈的陽光下走下舷梯的盟軍狂熱歡呼。當晚，遠處傳來隆隆的雷聲，殘陽如血，冉冉西下。
第二天，在布魯塞爾，人們終於看見了英國同盟者，儘管僅僅是一瞥而已。美國公使館秘書休·吉布森（hughgibson）帶著一項使命去找英國武官，他未經通報就步入武官的房間。吉布森發現一個髒乎乎、鬍子滿面、身穿野戰軍服的英國軍官在伏案書寫。武官連忙把他推出室外，後者則不客氣地問其餘的英國部隊是否都藏在這座大樓內。事實上，英軍登陸地點的機密保護得如此之好，德軍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們前，完全不知道英國遠征軍已開抵何處和在何時到達。
與此同時，在英國，各指揮官之間的互不相容日益表面化。國王在巡視時向與宮廷關係密切的黑格詢及他對約翰·弗倫奇爵士任總司令有何看法。黑格認為他有責任這樣回答：「我非常懷疑，他是否具有足夠平和的性情和足夠高深的軍事學識，使他能夠勝任指揮官的職責。」國王離去後，黑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約翰爵士在布林戰爭期間的軍事思想「常常使我震驚」；接著他又寫下了他對阿奇博爾德·默裡爵士的「看法」：默裡是個「老太婆」，為了避免跟約翰爵士發生爭執，他總是「姑息遷就」，明知命令謬誤，還是執行不違。黑格認為兩人「全都不適宜於擔任他們現在的職務」。他告訴另一位軍官說，約翰爵士將不願傾聽默裡的意見而「寧願信任威爾遜，這反而更為壞事」。威爾遜不是一位軍人，而是一個「政客」；對於「政客」一詞，黑格解釋說，與「不正當的交易和錯誤的生活準則同義」。
黑格這個人態度溫和，舉止文雅，看不出有什麼缺點，凡是可能於他有幫助的地方，他都有朋友。行年五十又三，生平事業一向無往不利，如今他傾吐這一番衷曲，是要為更上一層樓創造條件。在蘇丹戰役中，身為一名軍官，他就已慣於養尊處優，在跟隨他一起穿越沙漠的私人包裹馱載隊中就有「一隻滿馱著紅葡萄酒的駱駝」。
8月11日，在啟程赴法的前三天，約翰·弗倫奇爵士第一次獲悉一些使他感興趣的有關德國部隊的實情。他和作戰處副處長卡爾韋爾（callwell）將軍一起拜訪了情報處。情報處長開始告訴他們一些有關德國運用後備兵役制的情況。卡爾韋爾寫道：「他不斷搞出一批批新的後備師和額外後備師，就像一個魔術師從口袋裡掏出一缸又一缸金魚那樣。而且，他似乎是故意為之，讓人感到惱火。」這些情況，法國情報部門的第二處於1914年春獲悉，為時太晚，已來不及說服總參謀部改變它對德軍右翼的判斷。要改變英國人的想法也為時過晚。一種新的想法，如要深入人心並從根本上改變既定的戰略以及更動部署上無窮的具體細節，就得需要時間，而餘下的時間卻遠遠不夠。
在下一天舉行的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基欽納和將領們為了戰略問題展開了一場激戰。到會的除基欽納外，還有約翰·弗倫奇、默裡、威爾遜、於蓋和另兩名法國軍官。基欽納除非憑著心靈的耳朵，他當然聽不到打通穿過列日的道路的420毫米大炮炮彈的爆炸聲。雖然如此，他斷言德國的「強大兵力」將從默茲河彼岸過來，他並揮動手臂，在牆頭的大地圖上比劃了德軍的包圍陣勢。他振振有詞地說，倘若遠征軍集結在莫伯日，在做好戰鬥準備之前就有陷於重圍被迫後撤之虞，這次作戰是克里米亞戰爭以來第一次與一個歐洲國家的交鋒，被迫後撤會給遠征軍計程車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為了取得迴旋餘地，他堅持要以亞眠這個更後一些的地方作為基地。
他的六個對手，三名英國軍官及三名法國軍官，都同樣毫不動搖地堅持原來的方案。約翰·弗倫奇爵士本人原來建議向安特衛普轉移，而今在威爾遜的授意下，則堅決表示任何變化都將「打亂」法國的作戰計劃，仍舊主張向莫伯日進軍。法國軍官強調了填補其戰線左翼末端空白地區的必要。威爾遜對於把部隊集中在亞眠的這種「懦夫之見」則是五內俱焚。基欽納說，法國的作戰計劃是危險的；他說，他們不應採取攻勢，他「完全反對」這樣做，而應等到德軍發動進攻時予以反擊。爭吵持續三個小時，最後基欽納被迫逐步作出讓步，儘管他還沒有被說服。作戰計劃早已存在，五年來，他一直知道這個計劃，而且根本不贊成。如今，部隊已經上船出海，他只能接受這個計劃，因為已沒有時間再擬定新計劃了。
最後，基欽納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或者是一種旨在開脫自己責任的姿態——他帶領約翰·弗倫奇爵士一起去向首相彙報爭論情況。正如威爾遜在其日記中所吐露的那樣，阿斯奎斯「對這事根本不懂」。他所作的決定，不出人們所料。他在聽取基欽納陳述他跟聯合總參謀部的專家們一致意見相左的看法後，表示同意總參謀部的意見。遠征軍由六個師減為四個師，按原計劃行動。這種按既定計劃辦事的勢頭又一次獲得了勝利。
然而，與法德兩國的陸軍大臣不同，基欽納仍保留有指揮本國軍務的大權。他現在給約翰·弗倫奇爵士發出的有關遠征軍在法國行動的命令，反映了他意圖限制遠征軍在戰爭初期所應承擔的責任。丘吉爾預見到英國海軍行將擔負的重任，因而命令地中海艦隊既要同「格本」號交戰又要避開敵人的「優勢火力」。跟丘吉爾一樣，基欽納現在預見到他必須建立起一支數百萬人的大軍，因而給遠征軍規定了不相協調的方針和任務。
他寫道：「你所統率的部隊，其主要目的是支援和配合法國陸軍……並協助法軍阻止或擊退德軍入侵法國或比利時領土。」他帶著某種樂觀情緒繼續寫道：「並最終恢復比利時的中立」——這個計劃好比要為姑娘恢復童貞。鑑於「英軍及其配屬的增援部隊的兵力非常有限」，必須「經常牢記」，「盡最大努力把死亡和損耗減到最低限度」乃屬必要。基欽納的命令反映了他不贊成法國的進攻戰略。命令指出，在被要求參加任何「前方調動」時，如果在此調動中，法軍並未投入大量兵力，或有使英軍「過分暴露易受敵軍攻擊」之虞，約翰爵士應當首先請示本國政府，同時還必須「清楚地瞭解，你的指揮權是完全獨立的，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意義上，你都不受任何盟軍將領的節制」。
這番話毫無模稜兩可之處。基欽納已經一筆勾銷了統一指揮的原則。他的動機是把英軍作為未來的核心力量來儲存。而這樣做的後果，對一個具有約翰爵士那樣氣質的指揮官來說，實際上是取消「支援與配合」法軍的命令。這種思想，即使是在約翰爵士去職和基欽納本人去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還不時露頭，影響盟國在戰事上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