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星期天，這天下午，在德國的最後通牒在布魯塞爾遞交之前幾小時，格雷要求英國內閣授權履行英國海軍保衛海峽一側法國海岸的諾言。但是英國政府最為頭痛的時刻，莫過於要它作出斬釘截鐵的具體決定。整個下午，內閣侷促不安，舉棋不定，不願毅然承擔義務。
在法國，儘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夠避免這場戰爭，但是戰爭既已臨頭，他們也就把它作為民族劫數接受下來。過去曾有種種說法，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已經敗壞了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並且預料，一旦發生戰爭，這種影響將會帶來亡國之禍。而今，據一位外國觀察家幾乎近於肅敬的報道，法國人民「民族忠義」勃發，而又「全無騷動不安情事」。在比利時，則出現了一位歷史上罕見的英雄，這位心地純正的國王使比利時聲譽大振，使其在這或降或戰必擇其一的關頭，不出三小時就作出了決定，儘管明知其後果可能就是滅亡。
英國沒有阿爾貝，也沒有阿爾薩斯，雖然武器齊備，但卻鬥志闕如。過去十年間，它已為如今臨頭的這場戰爭作了研究和準備；1905年以來，它還搞了一套名為「兵書」的體系，一掃英國人歷來苟且從事的舊習。戰爭時要發的命令全已準備就緒，只待簽署；信封已經寫好；通告和宣告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國王每次離開倫敦，凡需他立即簽署的檔案，均隨帶在身。辦法可謂條理分明，但英國人的思想卻苟且如故。
德國艦隊如在海峽出現，對於英國的直接挑釁將不亞於當年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因此，星期天這天的內閣會議終於勉強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當天下午向康邦遞交了一份書面保證，聲稱：「如果德國艦隊進入海峽或是通過北海對法國海岸或海上運輸採取敵對行動，英國艦隊將全力給予保護。」不過格雷又加上一句，該項保證「並不約束我們必須與德國作戰，除非德國艦隊採取上述行動」。他還一言道出了內閣的內心恐懼，他說，因為英國不能確保本國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裝部隊出國」。
康邦先生問，這是否意味著英國將永遠不採取這一行動。格雷答道，他是「僅就當前情況」而言的。康邦建議派遣兩個師，以收「道義上的效果」。格雷說，派遣這樣小的一支部隊或者甚至派遣四個師，「都會給他們帶來最大的危險，而效果又將是微乎其微」。他繼而還說，在次日通知議會之前，英國海軍承擔的義務千萬不得公開。
康邦既感失望而猶抱著希望，以「絕密」電報向本國政府報告了這一保證，電報於當晚8時30分到達巴黎。雖然這隻能算半個承諾，遠非法國所望，但他依然相信這會導致全面參戰，因為，如他後來所說，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會「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這項海軍方面的保證，是強內閣之所難作出的。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內閣終於分崩瓦解。莫利勳爵和約翰·伯恩斯兩位大臣辭職；權勢顯赫的勞合·喬治依然「態度不明」。莫利認為，內閣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預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認，「我們處在決裂的邊緣」。
慣於未雨綢繆的丘吉爾，自行擔當起密使角色，準備將他以前所屬的保守黨引入一個聯合政府。內閣一散會，他就趕忙去見前首相——保守黨的貝爾福，這位貝爾福和該黨其他領袖一樣，認為英國應該將導致三國協約的政策貫徹始終，縱然結果辛酸，也是理所當然。丘吉爾對他說，如果宣戰，他預計自由黨內閣的一半成員將會辭職。貝爾福回答說，他的黨準備參加一個聯合政府，不過，即使到了那個地步，他預料退出政府的那些自由黨人領導的反戰運動仍會造成國家的分裂。
這時候，英國對於德國給比利時的最後通牒尚無所聞。丘吉爾和貝爾福，霍爾丹和格雷，這些人思想深處所考慮的是，如果法國覆滅，則有德國稱霸歐洲之虞。但是，必須援助法國這一政策是關起門來搞的，從未公之於眾，沒有充分得到舉國上下的認可。自由黨政府的大多數成員都不接受這一政策。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政府內部還是全國人民，都不可能意見一致地去參加戰爭。這次危機，大多數英國人都認為只不過是德法之間歷史糾紛的又一插曲，與英國毫不相干，縱然不是大多數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認為。要使這個危機在公眾心目中成為切膚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時遭到入侵之時。因為中立的比利時是英國政策的產兒，在那裡，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將是對英國設計和簽字的條約的踐踏。於是格雷決定於次日上午要求內閣將這種入侵視作正式的宣戰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爾丹共進晚餐的時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來一個公文遞送箱，裡面有一份電報。據霍爾丹說，電報的內容是囑請注意「德國即將入侵比利時」。那是份什麼性質的電報，是誰發來的，都不得而知，不過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將電報遞給霍爾丹，問他有何想法。霍爾丹回答：「立即動員。」
他們立即離開餐桌，驅車唐寧街。他們到達之時，首相正在接待客人，於是他們將他請到一個幽靜的房間，給他看了電報，要求他批准動員。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爾丹自薦暫時重返陸軍部任職，以資應急，因為首相第二天勢必繁忙，無暇顧及陸軍大臣職務。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陸軍元帥、喀土穆勳爵基欽納補缺，而他每想到這個獨斷獨行的人，心頭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氣晴朗，是個和麗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並沒有去海濱，而是被危機所吸引，蜂擁到首都倫敦。中午時分，白廳門前人群擁塞，車輛難以通行；熙攘之聲，內閣會議室內清晰可聞。室內幾乎連續不斷地在開會，大臣們正在力圖拿定主意，決定是否要為比利時問題開戰。
陸軍部那邊，霍爾丹已經發出動員的電令，召集後備役士兵和本土軍。11時，內閣得到訊息，比利時已經決定將其六個師投入戰鬥，抗擊德意志帝國。半小時後，他們又收到保守黨領袖們在獲悉德國向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之前所擬就的一份宣告。宣告指出，對法國和俄國的援助如果猶豫不決，就會「使聯合王國的信譽和安全化為泡影」。俄國成為盟國，對大多數自由黨大臣來說已是難於接受。約翰·西蒙爵士和比徹姆（beauchamp）勳爵兩位大臣因此辭職，不過比利時的事態則決定了中樞人物勞合·喬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時，格雷預定要就這次危機向議會宣佈政府的首次正式公開宣告。整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在引領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國家投入戰爭，而且要朝野一致，舉國團結。他必須得到向以和平主義為其傳統的本黨的支援。他必須向世界上歷史最久而又最講實際的議會說明，為什麼英國並非由於承擔義務而要援助法國。他必須說明比利時是緣由而又不隱瞞法國才是根本緣由；他必須喚起英國的榮譽感，同時又要直言不諱地指出英國的利益才是決定性因素；他必須面對的乃是一個就外交問題進行辯論的傳統已發揚了三百年之久的場所，而他既無伯克（burke）的才氣又無皮特（pitt）的威力，既無坎寧（canning）的練達又無帕默斯頓自信的勇氣，既無格萊斯頓的辯才又無迪斯累裡（disraeli）的機敏，可卻必須證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國外交政策是正確的，這場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他必須使同代人心悅誠服，必須無愧於前人，同時又必須為後人所理解。
他沒有時間準備講稿。臨到最後一小時，正當構思幾個要點的時候，有人通報德國大使來訪。利希諾夫斯基焦慮不安地走了進來，打聽內閣決定如何，格雷將對議會說些什麼。是宣戰嗎？格雷回答說：不是宣戰，而是「說明條件」。利希諾夫斯基問道：「比利時的中立是否條件之一？」他「懇請」格雷不要將此提作條件。他對德國總參謀部的計劃毫不知情，但他並不認為計劃之中要「嚴重」侵犯比利時的中立，雖然德國軍隊有可能越過比利時領土的一個小角。利希諾夫斯基這時用了人在無可奈何時常說的一句話，他說：「既已如此，那也無可挽回了。」
他們是站在門口談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於離開，爭取最後幾分鐘的清靜，準備一下他的演說，利希諾夫斯基則是竭力想要推遲公佈這一挑戰的時間。他們終於分手，從此再也沒有作過官方會晤。
下院開會時，議員無一缺席。自從1893年格萊斯頓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為了容納全體議員，過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團席上除德、奧大使缺席留有兩個空位外，座無虛席。上院客人擠滿了旁聽席，長期主張義務兵役制而不見採用的陸軍元帥羅伯茨勳爵也在其中。會場一片緊張的沉寂，沒有人走動，沒有人傳遞紙條，也沒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頭竊竊私語。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咔嗒聲響，議院牧師從議長身邊後退的時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絆了一腳。全場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內閣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溫文爾雅的臉上毫無表情，勞合·喬治蓬頭散發、面無血色，像是突然老了幾年。他們兩人之間，坐著一身淺色夏季西裝的格雷。
顯得「蒼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時站立起來。他雖任下院議員已經二十九年，躋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載之久，可大體說來，他指導外交政策的方針，議員所知不多，而國人則是知之更少。這位外交大臣，不論向他提出什麼問題，都很難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確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換了一個冒冒失失的政治家，這種閃爍其詞的作風是會引起責難的，可是對他，卻無人疑忌相視。他毫無世界主義傾向，而是堅守英國本色；他鄉土氣息如此之濃，一言一行又如此謹慎，因而無人認為他會惹是生非，捲入其他國家的紛爭之中。他對外交業務並不愛好，對於自己的職務也無樂趣可言，只是無可奈何地把它作為應盡之責而已。逢到週末，他從不跑到彼岸大陸度假，而是隱身本國鄉村。他的法語僅及學童水平，除此之外，他不會任何外語。他五十二歲，是個鰥夫，無子無女，不好交際，人常有之的情慾愛好，在他也像對他所任公職一樣，感到索然無味。他的性情，厚牆四堵，如果還有什麼愛好能夠突破這堵圍牆使他動心，那就是鱒魚戲遊的溪流，還有百鳥的啾鳴。
格雷講得從容不迫，但卻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從「英國的利益、英國的榮譽和英國的責任」出發來看待這次危機。他敘述了與法國軍事「會談」的經過，說明沒有任何「秘密協定」束縛議院或限制英國決定其行動方針的自由。他說，法國捲入戰爭是出於它對俄國所負「榮譽上的義務」，但是「我們不是法俄聯盟的成員；我們甚至對於這一聯盟的條款也不清楚」。為了說明英國並未承擔義務，他似乎有些過於推託其詞。一個保守黨人，德比（derby）勳爵，不禁憤憤然對他鄰座低聲說道：「天哪，他們要拋棄比利時啦！」
格雷接著透露了與法國的海軍安排。他告訴下院，根據與英國的協議，法國艦隊都集結在地中海，以致法國北海岸和西海岸「毫無防禦」。他說他「感到」：「如果德國艦隊開進海峽，轟擊法國未加防禦的海岸地區，我們不能視若無睹，袖手旁觀，無動於衷，不採取任何行動！」反對黨議席上爆發出一陣喝彩聲，而自由黨議員則是聽著，「垂頭喪氣，不吱一聲，默然認可」。
為了說明他何以會使英國早就承擔了保衛法國西北部海岸的義務，格雷談起了「英國的利益」和英國在地中海的貿易通道。這是個複雜的論題，好比一團亂麻，於是他匆匆略過，轉到比利時中立的問題，「一個更為嚴重，並且每時每刻愈趨嚴重而必須考慮的問題」。
為了充分闡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格雷頗為明智，他不是憑藉自己的辯才，而是藉助格萊斯頓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們能夠袖手旁觀，熟視這史上最嚴重的罪行玷汙歷史的篇章，從而成為這一罪行的幫兇嗎？」他還援引格萊斯頓的另一句話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英國必須「反對任何大國的無度擴張」。
他接著用自己的話說：「我要求下院能從英國利益出發，考慮這個存亡攸關的問題。如果法國戰敗投降……如果比利時落入同一統治勢力之下，繼而荷蘭，繼而丹麥……如果在這樣一場危機之中，我們逃避根據比利時條約所應承擔的事關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我完全不相信，在戰爭結束時，即使我們持旁觀態度，能夠把戰爭中所已經發生的情況改變過來，防止我們對面的整個西歐陷於一個獨大的大國統治之下……我相信，我們也將在全世介面前喪失尊敬，喪失我們的名譽和聲望，我們將無法逃脫最嚴重和最嚴酷的經濟後果。」
他把「問題和抉擇」攤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專心地」聽了一小時又一刻鐘，最後爆發出一片掌聲，表示響應。一個人能夠駕馭整個國家的時刻是令人難忘的，事實證明，格雷的演說就是處在這樣一種時刻，以後被人們奉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發表了不同意見，下院不同於大陸國家的國會，不會全體心悅誠服，完全一致。拉姆齊·麥克唐納代表工黨議員發言說，英國應保持中立；基爾·哈迪（keirhardie）揚言他將喚起工人階級反對戰爭；後來一群沒有誠服的自由黨議員在下院會客廳裡通過了一項決議，聲稱格雷沒有道出參戰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總的說來「我們那些極端的和平愛好者已經啞口無言，雖然他們不久之後還會說話的」。上午辭職的兩位大臣晚上被勸了回來。普遍的看法是，格雷獲得了舉國支援。
「現在怎麼辦？」丘吉爾在和格雷一道離開下院時問他。「現在嘛，」格雷說道，「我們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牒，要他們停止對比利時的侵犯。」幾小時之後，他又對康邦說：「如果他們拒絕，那就是戰爭。」雖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時才發出最後通牒，但利希諾夫斯基擔心的事情已成事實：比利時果真成了條件。
德國人之所以冒此風險，是因為他們以為這將是一場速決戰，儘管那些文官領袖們到最後一刻還在唉聲嘆氣，擔心英國會採取什麼行動，而德軍總參謀部則已考慮了英國的參戰問題，並且對此毫不介意。他們認為，這對一場他們相信四個月就會結束的戰爭不會有什麼影響，或是根本沒有影響。
克勞塞維茨，一位已經過世的普魯士人，還有諾曼·安吉爾，這位雖然在世卻為人所誤解的教授，已不約而同地用速決戰觀念束縛了歐洲人的思想。速決取勝，這是德國的傳統觀念；一場持久戰在經濟上不可能也不勝負荷，這是人人皆有的傳統觀念。「你們在葉落之前就會凱旋迴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對出征將士這麼說。德國宮廷社交活動的一個記事人員8月9日有這麼一段記載：那天下午，奧佩爾斯多夫（oppersdorf）伯爵走進來說，戰爭不會打上十週之久；而霍赫貝格（hochberg）伯爵認為只需八週，爾後還說：「你我將在英國聚首。」
一名即將開赴西線的德國軍官說，他預期可於色當日（9月2日）在巴黎和平咖啡館享用早餐。俄國軍官也預期在大約相同的時間進入柏林；一般都認為六週時間足矣。一名御前近衛軍軍官徵求沙皇御醫的意見時，就曾問他是把大禮服隨身帶上以便開進柏林時穿著，還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帶往前線？一名曾任駐布魯塞爾武官並被認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國軍官，在重返他的團隊時，有人問他對戰爭可能打多久的看法。這位軍官回答說，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著「財政上的原因，大國因此不可能把戰爭拖長下去」。這是從首相那兒聽來的，「首相對我說，霍爾丹勳爵是這麼對他說的」。
在聖彼得堡，問題不是俄軍能否取勝，而是需要打兩個月還是打三個月；態度悲觀認為需要打六個月的人就被視為失敗主義者。「瓦西里·費多羅維奇（vasiliifedorovitch，弗雷德里克的兒子威廉，亦即德皇）盤算錯了；他是堅持不了的。」俄國司法大臣就是這麼一本正經地預料的。這倒也不是什麼謬誤之見。德國沒有作需要長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進入戰爭時，製造火藥的硝酸鹽儲存僅敷六個月之用。只是後來發明了從空氣中提取氮氣的方法，才得以繼續維持下去。法國人則是孤注一擲，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速戰速決上，竟然出此險著，不派軍隊駐守難以守衛的洛林鐵礦區，聽任德軍佔領。他們的理論是：勝利之時，這個地方也就會自然收復。結果他們在戰爭期間失去了80%的鐵礦，險些因此戰敗。英國人則以含糊其詞的作風，籠統地認為勝利只不過是幾個月的事情，至於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取勝，則沒有言明。
不知是出於本能還是歸功於才智，三個有頭腦的人曾預見到黑暗的陰影將漫長數年而不是數月。這三個人都是軍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預言這將是一場「漫長的疲勞戰」。霞飛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長們的問題時曾指出，法國初戰告捷之時，將是德國舉國抗戰開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論出現哪種情況，其他國家都將被捲入，結果會是一場「漫無限期」的戰爭。然而，不論霞飛還是毛奇，雖然他們自1911年和1906年以來就各是本國的軍事首腦，但在他們的計劃中都沒有為他們預見到的一場消耗戰留有餘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預見行事的人——是基欽納勳爵，但他沒有參與制訂最初的計劃。8月4日，他正準備乘上一艘輪船前往埃及的時候，倉促奉召就任了陸軍大臣。由於內心深處受到奧妙的靈感的啟示，他在赴任時就預言戰爭將延續三年。他對一個不敢苟同輕信的同僚說，時間甚至可能更長些，不過，「暫且說它三年是不會錯的，像德國這樣一個國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徹底打垮，它才會甘心認輸。而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基欽納自從就任之日起，就堅決主張籌建一支數百萬人的大軍，準備打上幾年。但除他之外，沒有任何人訂過三至六個月以上的計劃。至於德國人，短期戰爭已成定見，既然有了這種想法，也就必然認為，在一場短期戰爭中，英國的參戰將無關大局。
「怎麼就沒人事先告訴我英國將會出兵反對我們！」戰爭發生後，德皇一天在最高統帥部午餐桌上曾如此慨嘆。此時有人誠惶誠恐地小聲說：「梅特涅（metternich）事先說過。」他在這裡指的是德國前駐倫敦大使。這位大使1912年被解職，正是因為他老是喋喋不休地預言德國海軍的不斷增長必然會導致與英國發生戰爭，並且至遲不會晚於1915年。1912年，霍爾丹也曾向德皇陳言，英國絕不會容許德國佔有法國的海峽沿岸港口，並且也曾提醒他對比利時的條約義務。1912年，普魯士亨利親王也曾直截了當地問過他表兄英王喬治：「一旦德奧同俄法作戰，英國會不會援助後兩個國家？」喬治回答說：「在一定情況下，毫無疑問會援助。」
可是德皇不顧這些警告，明知事必如此，卻仍拒不置信。根據他身邊一個隨員看到的情況，7月5日，他在同意奧地利可以相機行事之後回到他的遊艇時，依然「深信」英國將保持中立。而他在波恩學生時代的兩個同會兄弟貝特曼和雅戈，則頗像虔誠的天主教徒手捻念珠、口中唸唸有詞那般，不時以英國定會保持中立相慰藉。這兩個戴著黑白緞帶相互以「你」（du）相稱的兄弟會成員，主要是靠與德皇的個人友誼，才得以踏上仕途的。
毛奇和總參謀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麼人向他們說明英國要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早就料到它的參戰是必然無疑的。「英國人來得越多越好。」這是毛奇對海軍上將蒂爾皮茨說的。他的意思是說，在歐洲大陸登陸的英國人越多，在一場決定性的敗績之中落網的也就越多。毛奇天性悲觀，使他不作一廂情願的非非之想。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備忘錄，對形勢闡述之精確，遠非英國人所及。他寫道，如果德軍沒有比利時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時，「那麼，英國將會而且必然會參加我們敵人的行列」，英國既然在1870年就公開表示了這個意圖，當今就更會如此了。他認為沒有哪個英國人會相信德國人所作的諾言，即在打敗法國之後便撤出比利時；他深信，在德法戰爭中，不論德軍是否借道比利時，英國都會參戰，「因為它害怕德國稱霸，而且，為了切實貫徹保持均勢的政策，它將竭其所能制止德國勢力的增長」。
「戰前那幾年裡，我們就毫不懷疑英國遠征軍是會迅速開到法國沿岸的。」這是總參謀部最高將領之一馮·庫爾（vonkuhl）將軍的證詞。參謀部估計，英國遠征軍將於（戰爭爆發後）第十天動員，第十一天在港口集結準備，第十二天開始起航，第十四天向法國運送完畢。這個估計後來證明幾乎絲毫不差。
德國海軍參謀部也沒有抱任何幻想。「一旦開戰，英國可能為敵」，海軍司令部早在7月11日就如此電告了當時在太平洋「沙恩霍斯特」號（scharnhorst）戰艦上的艦隊司令馮·施佩（vonspee）。
格雷在下院演說結束後兩小時，1870年以來萊茵河兩岸人人憂於內心，1905年以來大多數人料於眼前的事終於發生。德國向法國宣戰了。德國王儲說，這在德國人，是對日益緊張的局勢的「軍事解決辦法」，是四面被圍這一夢魘的終結。一家德國報紙那天在以《槍炮的福祉》（theblessingofarms）為大字標題的特刊中欣然寫著：「行動起來，才是樂趣所在。」它還說，德國人「欣喜若狂……這個時刻我們盼望已久……目的未達，疆土未擴充套件到必須擴及之處，強要我們拿起的刀劍絕不入鞘」。但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欣喜若狂。左派議員被召到國會時，發現彼此都很「沮喪」，都很「緊張」。一個議員在表示願意投票贊成全部軍事撥款時曾嘀咕說：「我們不能聽任他們把帝國毀掉。」另一個則嘟噥不已：「真是無能的外交，真是無能的外交。」
法國是在6時15分得到開戰訊號的。那時總理維維亞尼的電話鈴響了起來，他聽到美國大使邁倫·赫裡克（myronherrick）抽噎著對他說，他剛剛接受委託，要他代管德國大使館，並在旗杆上升起美國國旗。他說他已接受代管使館的委託，但沒有同意升旗。
維維亞尼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所以等待著德國大使立即來訪，不一會，通報他來了。馮·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時人——進門時顯然心緒不寧。他一開始就抱怨說，在他到這裡來的路上，一位太太把頭伸進他汽車的視窗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維維亞尼這幾天痛苦已極，神經已緊如弓弦，不禁問道，大使此來是不是就為了抱怨這事。舍恩方說他還另有任務，於是開啟手中檔案，宣讀了內容；他深為檔案內容感到羞愧不安，因為按照普恩加萊的說法，他是個「重視榮譽的人」。檔案說，鑑於法國「有組織的敵對」行動和對紐倫堡及卡爾斯魯厄（karlsruhe）的空襲，鑑於法國飛行員飛越比利時國境從而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德意志帝國認為自己已處於與法國交戰狀態」。
維維亞尼正式否認了這些指控。法國政府十分清楚這些事情並未發生，因此德方檔案列數這些罪責與其說是說給法國政府聽的，不如說是說給德國國內公眾聽的，為的是要他們相信自己是法國侵略的受害者。維維亞尼把馮·舍恩送到門口，然後不願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樓，步下臺階，直到等在那裡的車子門口。這兩位「世代宿敵」的代表佇立了片刻，怏怏相對無言，爾後躬身告別，馮·舍恩乘車消失在暮靄之中。
當晚在白廳，愛德華·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視窗，正值窗下路燈華光初放，他一聲感懷，後來成了那個年代的寫照：「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此生不會看到它們重放光明瞭。」
8月4日清晨6時，赫爾·馮·貝洛最後一次拜訪了布魯塞爾的外交部，遞交了一份照會。照會說，鑑於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議」遭到拒絕，為了自身安全，德國將不得不採取措施，並「於必要時以兵戎相見」。這個「必要時」是有意為比利時改變主意留下的餘地。
那天下午，應邀前往代管德國使館的美國大使布蘭德·惠特洛克（brandwhitlock）到達時，看到馮·貝洛和他的一等秘書馮·施圖姆根本沒有收拾行裝，而是倒在兩張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貝洛一手吸菸，一手抹著額頭，除此之外，不見他有其他動作。兩個年老的官員拿著蠟燭、封蠟和紙條，慢條斯理、鄭重其事地在房子裡轉來轉去，給存放檔案的幾張橡木櫥貼封條。「唉，可憐的笨蛋！」馮·施圖姆喋喋不休地說著，一半也是自言自語，「他們幹嗎不避開壓路機呢？我們並不想傷害他們，但是如果他們擋路，那就得給碾成齏粉。咳，可憐的笨蛋！」
只是後來，德國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問，這一天到底是誰做了笨蛋。奧地利外交大臣切爾寧（czernin）伯爵後來終於發覺這一天正是「我們招致最大災難的一天」；甚至德國王儲在此後很久沮喪地承認這一天是「我們德國人在全世界人心目中輸掉第一個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時剛過兩分，第一陣土灰色的浪濤在離列日30英里的蓋默尼希（gemmenich）衝過了比利時邊境。比利時憲兵從哨所裡開了火。這支由德國主力部隊派出來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隊，是由馮·埃米希將軍率領的，計六個步兵旅和三個騎兵師，各步兵旅都配備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該部日暮前就到達了默茲河畔的維塞（visé），這座城市成了後來一系列廢墟中首當其衝的一個。
直到入侵那一時刻，許多人依然認為德軍從其自身利益出發，也會繞過比利時邊界線。他們為何一定要增加兩個敵人，把他們拉入戰場與自己作對呢？沒有人把德國人當作蠢人，所以出現在法國人頭腦中的答案，也就理所當然是：德國給比利時的最後通牒不過是個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並不真想隨即入侵，只不過企圖「誘使我們首先進入比利時罷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這麼說的。他在這道命令中禁止法國部隊，甚至「一個巡邏兵，一個騎兵」越過邊界線。
不知是否出於這個原因，格雷直到德國入侵時還沒有發出英國的最後通牒。阿爾貝國王也沒有向保證比利時中立的國家發出呼籲，要求軍事援助。他也擔心德國的最後通牒是個「大騙局」。如果他過早地招來法國人和英國人，那他們的出現就會把比利時身不由己地拖入戰爭；同時，在他內心深處還有一個隱憂，擔心這些鄰居們一旦在比利時國土上立足下來，說不定就會不急於離開。只是在德軍縱隊向列日進軍的腳步聲打消了他的一切疑慮，使他不再有任何選擇餘地以後，他才於8月4日中午呼籲各保證國採取「協同一致」的軍事行動。
在柏林，毛奇依然希望比利時人在為了面子起見開了幾槍之後，或許仍會接受勸告，「達成諒解」。唯其如此，德國最後一份照會只是說「以兵戎相見」，暫時還避不宣戰。當比利時大使拜恩斯在遭到入侵那天上午前來索取護照時，雅戈趕忙迎上前去問道：「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似乎在等待著某種建議。他再次申明德國願意尊重比利時的獨立，並說，如果比利時能不毀壞鐵路、橋樑和隧道，在列日不事防禦抵抗而是讓德軍自由通過，德國願意賠償一切損失。拜恩斯轉身要走的時候，他又跟在後面懷著希望地對他說：「或許我們仍有一些話可以談談。」
在布魯塞爾，德國入侵開始後一小時，阿爾貝國王身穿軍服，未作任何佩戴，騎馬走向國會。一輛敞篷馬車上坐著王后和她的三個孩子，後面跟著兩輛馬車，國王獨自一人在馬背上殿後，這個小小的行列沿著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來。一路上家家戶戶掛著國旗，拿著鮮花；街頭巷尾滿是興奮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識的人們相互握手，歡笑與呼號交雜一片，每個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後來回憶所說，「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間的共同的愛和共同的恨的紐帶聯結在一起」。一陣又一陣的歡呼聲朝著國王而來，彷彿人們懷著共同的感情，試圖向他表明，他是他們國家的象徵，是他們堅持獨立的意志的象徵。甚至不知怎麼竟忘了不該出場，也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一起在國會視窗觀看著這個小小行列的奧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淚了。
在大廳裡，在議員、來賓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後，國王一個人走了進來，將帽子和手套莊重地放在講臺上，便開始演說，只是聲音稍有顫抖。他回顧到建立獨立的比利時的1830年國會會議時問道：「先生們，你們是否矢志維護我們先輩留下的這份神聖禮物，使其不受侵犯？」議員們難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國大使在他的日記裡記述了這個場面。他描寫了他如何注視這位國王的十二歲的嗣位人在當時的情形：他身著一套水手服，兩眼凝視著父王，全神貫注地聽著他的演說；描寫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著：「這個男孩的腦子裡現在在想什麼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僥天之倖，對未來稍有微感，不禁暗自問道：「年長日久之後，他還會想起這個場面嗎？又是怎樣想起，何時想起，在什麼情況下想起呢？」但這個身著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奧波德三世之後，在1940年卻向德國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說結束後，街頭巷尾激情高漲，如痴似狂。一向為人瞧不起的軍隊現在成了英雄。人們高呼：「打倒德國佬！處死殺人犯！比利時獨立萬歲！」國王離去之後，群眾又歡呼求見陸軍大臣。在政府中，陸軍大臣不論由誰擔任，由於職務關係，平時總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個人。德布羅克維爾先生雖然是個溫文爾雅、老於世故的人，但是當他出現在陽臺上的時候，也為那天布魯塞爾每個人同仇敵愾的激昂情緒所感動，不禁流下了眼淚。
同一天在巴黎，穿著紅褲子和寬下襬、紐扣在兩邊的深藍色上裝的法國士兵，邁著整齊的步伐穿過街道，引吭高歌著：
這是阿爾薩斯，這是洛林，
這是我們的阿爾薩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後一個「啊」字，歌聲化成一片勝利的歡呼。失去了一隻手臂，因而贏得更多歡呼聲的獨臂波將軍，佩戴著1870年沙場老將的青黑綬帶，騎馬走在前列。胸甲騎兵團計程車兵，身披閃光耀眼的護胸鐵甲，頭盔上垂下長長的黑色馬尾，他們並不感到這有什麼不合時代。跟在他們後面的，是裝著飛機的大木條箱和平板拖車，車上放著細長的75毫米口徑的野戰炮，這種大炮是法國的驕傲。人馬輜重整天川流不息，穿過北站和東站的拱形大門。
車輛絕跡的林蔭大道上，走過一隊又一隊的志願兵，扛著旗幟和橫幅，橫幅上寫著表示決心的口號：「盧森堡人絕不做德國人！」「羅馬尼亞忠於自己的拉丁族母親！」「義大利的自由是法國人的鮮血換來的！」「西班牙和法國親如姊妹！」「英國人願為法蘭西而戰！」「希臘人熱愛法蘭西！」「巴黎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斯拉夫民族和法蘭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衛拉丁美洲文化的母親！」一條橫幅上寫著「阿爾薩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受到人群表示敬意的歡呼喝彩。
在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維維亞尼的面色死一般蒼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說時，仍能勝其力之所不能，熱情洋溢，辯才雄健；這篇演說和這天每個人的一樣，被譽為他一生事業中最偉大的一次演說。他的公事包裡帶著法俄條約的文本，但並沒有人對這份條約提出質詢。當他說到義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獨具的洞察力」宣佈中立時，響起了如痴似狂的歡呼聲。三國同盟中的這第三個成員，在考驗來臨的時刻，果如所料，拔腳走開了。其理由是：奧地利進攻塞爾維亞，是一種侵略行為，從而解除了它對條約所負的義務。義大利的中立使法國無須在南部邊界佈防，也就等於騰出了四個師即八萬人的兵力。
普恩加萊總統因公未能親蒞議會，在維維亞尼演說完畢之後，由人代讀了他的演說詞。宣讀時，全體聽眾均離座肅立。他說，法國在全人類面前代表著自由、正義和理智，表示同情和善意的函電，已從「文明」世界（「文明」兩字，他是有所指而特作此稱的）的各個角落紛至沓來。他特意改動了法國傳統的三個座右銘。就在宣讀總統演說詞的時候，霞飛將軍「鎮定自若、信心十足」地來到總統那裡，向他辭行，奔赴前線。
當帝國國會議員們聚集一堂，準備去聆聽德皇聖諭的時候，柏林正大雨滂沱。他們先到國會大廈來和首相見面。此時大廈窗下的人行道上，馬蹄聲嗒嗒不絕，清晰可聞，一隊隊騎兵正輕捷地馳過水光閃耀的街道。大廈裡面有個房間，飾有一幅大型繪畫，畫的是德皇威廉一世趾高氣揚地騎馬踐踏一面法國國旗的不勝得意的場面：德皇和俾斯麥及陸軍元帥毛奇一起在色當戰場上昂首躍馬，前面一名德國士兵在皇帝的馬蹄下鋪著一面法國國旗。各黨派的領袖就在這個房間裡同貝特曼會晤。貝特曼表示他很關心團結，他規勸議員們在作出決定時要做到「一致」。「我們一定會一致的，閣下。」自由黨一個發言人恭順地回答說。這個無所不知的埃茨貝格爾，不僅是軍事委員會的發言人，還是首相的心腹親信，人家都說他的耳朵能夠通天。他這時候正奔走在他的同僚議員之間，要他們放心：「下星期一這個時候」，塞爾維亞人肯定已被打敗，現在一切都很順利。
議員們在大教堂做過禮拜之後便集體列隊進入皇宮。入口處戒備森嚴，繩柵隔道，這些人民代表經過四道檢查證件之後，才終於在白廳坐下。德皇在幾位將軍陪同之下靜悄悄地走了進來，登上御座。穿著龍騎兵制服的貝特曼從御用公文包裡取出演說詞呈給德皇，德皇離座起立，開始宣讀。他頭戴盔帽，一手按住劍柄，站在首相旁邊顯得身材矮小。他宣稱「我們拔劍出鞘，問心無愧，雙手清白」，但對比利時問題卻隻字不提。他說，戰爭是由塞爾維亞在俄國支援之下挑起的。他歷數了俄國的罪行，激起一片「可恥！」的噓叫聲。預先準備好的演說唸完後，他提高嗓門宣佈：「從今日起，我不承認黨派，只承認德國人！」然後要求各黨派領袖，如果同意他的意見，就上前握他的手。在「狂熱的激動」中，所有領袖都從命不誤，與此同時，在場的其他人員爆發出一陣欣喜若狂的歡呼聲。
3時整，國會議員又在國會大廈續會，先是聆聽首相講話，接著履行餘下的職責，首先是投票通過戰爭撥款，然後是通過國會的休會。社會民主黨同意使投票結果一致，並且緊張地商討了是否要和其他議員一起向德皇「致敬」，他們為此花了身負國會議員職責的最後幾個小時，最後決定改為向「德皇、人民和祖國」致敬，從而圓滿解決了這個問題。
當貝特曼起立講話時，每個人都憂慮地期待著，看他怎樣談比利時問題。一年以前，外交大臣雅戈在國會指導委員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曾保證德國絕不侵犯比利時；當時的陸軍大臣馮·黑林根（vonheeringen）將軍也曾保證，如果發生戰爭，只要德國的敵人對比利時的中立尊重一天，德國最高統帥部也將尊重一天。8月4日這天，議員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軍隊已經在早晨入侵比利時。他們只知道那份最後通牒，至於比利時的答覆，則一無所知。政府從沒有公開這個答覆，它要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比利時已經默許，它的武力抵抗因而是非法的。
「我們的軍隊，」貝特曼通知屏氣凝神的聽眾說，「已經佔領盧森堡，並且或許」——這個「或許」已是事後八小時了——「已經在比利時境內。」（一陣巨大的騷動）確實，法國曾向比利時保證尊重它的中立，但是「我們知道，法國是時刻準備入侵比利時的」，所以「我們不能等待」。他又少不了地說道，這是出於軍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得法律的」。
這時候他總算把他的聽眾，不論是瞧不起他的右派還是不信任他的左派，都俘虜過來了。但他下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陣喧譁。他說：「我們對比利時的侵犯是違背國際法的，但是我們現在正在犯的——我公開這麼說——過錯，在我們的軍事目標一經達成之後，我們是會彌補的。」蒂爾皮茨海軍上將認為這是有史以來一個德國政治家最嚴重的失言；自由黨的一位領袖康拉德·豪斯曼（conradhaussmann），則認為這是通篇演說中最精彩的部分。入侵行為既已有人公開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他和他的左派同僚議員也就覺得自己身上的罪愆被洗刷乾淨了，於是不禁對首相致敬，高呼「非常正確！」。這一天貝特曼雖然已有不少令人難忘的至理名言，可他還要補充一句，好使他青史留名；他最後一句驚人妙語說道：不論是誰，若是也像德國人這樣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他所考慮的也只能是如何「殺出一條血路」。
一筆50億馬克的戰爭撥款獲得一致通過，爾後是表決通過國會休會四個月，或者說，在普遍所預料的戰爭所需時間一直休會。貝特曼在宣佈結束議程時滿懷信心地說道：「不論我們的命運會是怎樣，1914年8月4日將永遠成為德意志最偉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話博得了英勇鬥士們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時，英國終於作出了多少人在焦慮久候的明確答覆。英國政府在上午終於鼓足勇氣，決定發出最後通牒。不過這份通牒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國保證「不執行」它對比利時的最後通牒，並要求對此「立即回答」，但他並未附加時間限制，也沒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將如何制裁，所以這份照會從技術上說並不是一份最後通牒。他一直等到獲悉德軍已經入侵比利時之後才發出第二份照會，宣佈英國感到有義務「維護比利時的中立和堅持遵守德國與我們同樣是締約國的條約」。照會要求午夜之前必須作出「滿意的答覆」，不然英國大使就將索取護照。
為什麼上一夜在國會明確表示同意格雷演說之後，沒有立即發出最後通牒，這隻能以政府的猶豫不決加以解釋。除了德國人俯首聽命，從他們那天上午蓄意而無可挽回地越過的那條邊界撤退回來之外，不知英國政府在指望什麼樣的「滿意答覆」，為什麼英國竟又抱著不切實際的空想期待出現什麼奇蹟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這些問題都是難以解釋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幾小時可關係重大。
在柏林，英國大使愛德華·戈申（edwardgoschen）爵士在和首相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時，向首相遞交了最後通牒。他發現貝特曼「非常激動」。據貝特曼本人說：「促使英國參戰的並不是比利時問題，可卻偽善地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誠使我熱血沸騰。」貝特曼盛怒之下，大發了一通議論。他說，英國竟對一個「聯姻的國家」宣戰，這種作為簡直「不可思議」，這「等於在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生命而與兩個來犯的人搏鬥時，從他背後猛擊一下」。他說，英國要對「這一致命的嚴重步驟」可能產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負責，而「這一切都僅僅是為了一個詞——‘中立’——僅僅是為了一紙檔案……」
戈申當時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句話後來竟響徹全球。不過他後來還是把這句話寫進了他的一份彙報之中。他當時的答對是：如果鑑於戰略原因，借道比利時事關德國生死存亡，那麼履行莊嚴盟約說來也事關英國的生死存亡。「首相閣下是如此激動，得悉我們的行動之後是如此怒形於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進一步爭論。
當他離開的時候，有兩個人乘著一輛《柏林日報》的送報車正穿過街道，散發傳單，宣佈——做得未免過早，因為最後通牒的限期要到午夜截止——英國已經宣戰。繼義大利變節之後，這個最新的「背叛」行為，這個最新的背信棄義行為，這個又給德國增添一個新的敵人的行為，使得德國人怒不可遏，許多人立即成了一群狂吼的暴徒，在隨後的一小時中將英國使館的窗戶用石頭全部砸碎。一夜之間，英國成了最最可恨的敵人，「種族背叛」成了大家最喜歡用的洩恨口號。德皇不勝悲傷：「想不到喬治和尼基竟會背叛我！我外祖母如果健在是絕不會容許的！」在他有關此次戰爭的所有膚淺之見中，可說以此為最。
德國人對於這一背信行為怎麼也想不通。已經軟弱到這種地步——要求參政的婦女竟敢詰問首相，並且公然抗拒警察——的英國人，竟想要打仗，簡直是難以置信的。英國的勢力雖然廣泛而強大，但已日薄西山，德國人對它就像西哥特人對後期的羅馬人一樣，既輕蔑，同時又帶有一種後來者的自卑感。英國人以為他們能「像對待葡萄牙人那樣來對待我們」，蒂爾皮茨海軍上將憤憤不平地說。
英國的背叛加深了德國人缺少朋友之感。他們自知是個不為人愛的國家。尼斯於1860年被法國併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幾年就能忘記他們原是義大利人，而50萬阿爾薩斯人，卻為何寧願背井離鄉也不願生活在德國統治之下？「我們的國家在哪兒都不受人愛戴，而且經常遭人怨恨。」王儲在旅途之中對此深有感觸。
當人群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復仇的時候，垂頭喪氣的左派議員則聚集在咖啡館裡同聲哀嘆。「全世界都起而反對我們，」一個說，「日耳曼主義在世界上有三個敵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而現在他們已聯合起來反對我們。」
「我們的外交已使我們只剩下奧地利這一個朋友，我們必須支援她。」另一個說。
「至少還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會打得很久，」第三個這麼安慰著他們，「四個月內我們就會有和平。經濟上、財政上我們都不能支撐更久。」
「大家指望著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說。
事實上，前一天晚上，當咖啡館裡的顧客聽到遠處街上陣陣歡呼的時候，一個謠言就已傳遍各個咖啡館。有人在日記裡記述了當時的情況：「歡呼聲越來越近。人們聽著聽著，就都跳了起來。歡呼聲越來越大，迴盪在波茨坦廣場上空，勢如狂風驟雨。顧客們放下飯菜，奔出飯館。我隨著人流向前。發生什麼事啦？‘日本對俄國宣戰啦！’他們狂叫著。好哇！好哇！歡呼聲響徹雲霄。人們相互擁抱著。‘日本萬歲！好哇！好哇！’一片歡樂情景。這時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館去！’於是人群一鬨而去，每個人都被席捲到這人流之中，使館給圍得水洩不通。‘日本萬歲！日本萬歲！’人們激動地呼喊著，直到日本大使最後不得不出來。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對這突如其來的並且看來也是受之不當的敬意表示了感謝。」雖然第二天真相已白，這個謠言全屬子虛，但是這種敬意不當到何種程度，那是兩個星期之後才見分曉的。
當利希諾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館人員終於離開倫敦的時候，一個前往維多利亞車站送行的朋友看到這一行人「憂傷和憤懣的情狀」，深有感觸。他們責怪國內的官員把他們拖進一場除奧地利外別無其他盟國的戰爭。
「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我們得勝的機會能有幾何？有誰是對德國友好的呢？」一個軍官悽然問道。
「據說暹羅是友好的。」一個同僚回答了他。
英國剛剛發出最後通牒，內閣又發生了新的爭執：是否派遠征軍到法國去呢？既已宣佈參戰，他們便爭論起應該走多遠的問題了。根據與法國的聯合作戰計劃，一支由六個師組成的遠征軍應於動員第四天到動員第十二天之間到達法國，並應於動員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國戰線左翼末端做好作戰準備。但是這份時間表已被打亂，因為英國動員的第一天（8月5日），根據原計劃應僅遲於法國兩天，可是現在已遲了三天，而且跟著還會進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內閣唯恐遭到入侵，嚇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國國防委員會在對這個問題專門進行研究後曾宣稱，只要國內駐軍保持足夠的實力，使德國入侵的兵力必須多到無法逃過英國海軍，大規模入侵就「行不通」。儘管委員會斷言英倫三島的防務足可由海軍充分保證，而英國領導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氣將常備軍派出英倫三島。有人主張派出的部隊要少於六個師，有人主張不是儘快派出而是遲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張根本不派。海軍上將傑利科（jellicoe）接到通知，「目前」暫不需要他按原計劃派艦護送遠征軍渡過海峽。陸軍部裡沒有一個電鈕能自動將英國遠征軍投入行動，因為英國政府還不能下定決心去按這個電鈕。陸軍部本身也已四個月沒有部長，苦於群龍無首，無所適從。而阿斯奎斯雖然已經邀請基欽納到倫敦來，但卻還不敢毅然請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爾遜，「對於這種狀況深為反感」，他毫無忌諱的日記在戰後問世的時候還使人感到同樣痛苦難堪。可憐的康邦也是這樣，他帶著一份地圖來見格雷，向他指出英國的六個師對於法軍左翼是多麼事關重大。格雷答應提請內閣注意。
威爾遜將軍對於這種拖延大為震怒，認為原因在於格雷的「罪惡的」游移不決，他氣憤地向反對黨內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動員令，這份動員令不是下令「動員和出發」，而僅僅是下令「動員」。他說，僅此一項就要使時間表順延四天。貝爾福應承敦促政府。他在給霍爾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協約的整個宗旨以及根據協約所作軍事安排的整個宗旨就在於保全法國，因為一旦法國被擊潰，「整個歐洲前途就可能朝著我們視為災難性的方向發展」。他進言道，既然方針已定，該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進行打擊，並且要用你們的全部力量進行打擊」。當霍爾丹前來向他說明內閣游移不決的原委時，貝爾福不禁感到他們「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決」。
8月4日下午，大約在貝特曼向德國國會、維維亞尼向法國眾議院發表講話的同時，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讀了一份「由陛下欽籤的上諭」。議長先生離座起立，議員脫帽恭聽「動員公告」。接著，阿斯奎斯照著他拿在手裡微微抖動著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讀了剛向德國發出的最後通牒。當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滿意答覆」這幾個字時，臺下響起了一陣莊重的歡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國時間11點整）。9時，政府從一份截獲到的柏林發出的明碼電報中獲悉，德國政府認為自英國大使索取護照之時起，它已與英國處於交戰狀態。內閣於是趕忙開會，討論是否把那個時間算作宣戰時間，抑或等到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限。他們決定等待。內閣會議室裡燈光慘淡，他們圍坐在綠色會議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慮之中。在命運所繫的以往時刻曾圍坐在這張桌旁的那些人的幽靈，此時在他們面前宛然若現。每雙眼睛都凝視著時鐘，最後通牒規定時限在它的嘀嗒聲中慢慢消逝。大本鐘響起了11時的第一下沉重的報時聲，勞合·喬治有著一副對傳奇劇頗為敏感的凱爾特人的耳朵，此時「鐺——鐺——」（boom）的鐘聲在他聽來宛若在說：「完蛋！完蛋！完蛋！」（d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