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駐布魯塞爾公使赫爾·馮·貝洛―扎萊斯克（herrvonbelow-saleske）的保險箱裡鎖著一封由特別信使於7月29日從柏林送來的密封信件，隨附的命令責成：「未奉此處電令，不得拆閱。」8月2日，星期天，電令到達，指示他立即拆封，將封內照會於當晚8時遞交比利時政府，並注意務使對方「感到有關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達」。他務必要求比利時人在十二小時內作出答覆，然後「儘速」電告柏林，同時立即用汽車將答覆送達正在亞琛聯盟旅館內的馮·埃米希（vonemmich）將軍。亞琛，亦名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是德國離比利時東大門列日最近的一個城市。

赫爾·馮·貝洛是個獨身漢，身材高大挺拔，蓄著黑黑的八字鬍子，一隻碧玉菸嘴時刻不離手，1914年初開始擔任駐比利時公使之職。他的辦公桌上有隻銀菸缸，菸缸上有個子彈洞眼。每逢來訪德國使館的客人問及這個洞眼的來歷時，他總是放聲大笑，告訴客人說：「我是一隻不祥之鳥。我被派駐土耳其，土耳其鬧了場革命；我到中國，又碰上義和團。這個洞眼就是他們的一顆子彈從窗外飛來打穿的。」然後就是落落大方、姿態雅緻地把香菸慢悠悠地送到唇邊，再補上一句：「不過現在，我是悠哉遊哉了。布魯塞爾真是一派昇平啊。」

自從那封密封信到達以後，他就不再悠哉遊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時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爾（debassompierre）男爵來訪，告訴他晚報準備刊登法國給格雷的覆信，在這封覆信裡法國保證尊重比利時中立。巴松皮埃爾婉轉表示，鑑於德國尚未作出類似答覆，赫爾·馮·貝洛或許願意發表一項宣告。但是他未經柏林授權這樣做，所以也就只能藉助外交手腕來回避。他仰靠椅背，兩眼盯住天花板，透過繚繞的煙霧，把巴松皮埃爾剛剛對他說的話留聲機似的逐字重複了一遍。然後一面站起來，一面寬慰他的客人說：「比利時對於德國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就此結束了這次會見。

第二天上午，當達維尼翁（davignon）先生——這位比利時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時被德國入侵盧森堡的訊息從睡夢中驚醒的——召他進行解釋的時候，赫爾·馮·貝洛又對他照樣寬慰了一通。返回使館之後，為了安撫譁然的新聞界，他使用了一個後來被廣泛引用的絕妙譬喻。他說：「你鄰居的屋頂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將安全無恙。」

不少比利時人，不論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傾向於相信他的話。有些是出於親德情緒，有些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有些則是因為對比利時中立的國際保證的真誠可靠，天真地篤信不疑。比利時的獨立經有關國家保證已經有七十五年之久，他們由此享受了有史以來持續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自從愷撒攻打比爾蓋人以來，比利時這塊土地就一向是窮兵黷武者的必經之地。勃艮第勇士查爾斯和法蘭西的路易十一這兩個不共戴天的宿敵曾在這裡一決雌雄；西班牙的鐵蹄曾在這裡蹂躪過低地三國；英國名將莫爾伯勒曾在這裡同法國進行了馬爾普拉凱（malplaquet）的「浴血戰」；拿破崙曾在這裡的滑鐵盧迎戰威靈頓；這裡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個又一個統治者——勃艮第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蘭人——直至1830年最後推翻奧蘭治王朝（houseoforange），擁戴維多利亞女王的母舅，即薩克森―科堡公國的利奧波德大公為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從此，比利時逐步走向繁榮昌盛，並致力於解決佛蘭芒人（flemings）同瓦隆人（walloons），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鬩牆，解決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以及法語和佛蘭芒語並用的爭論。他們強烈希望鄰國能讓這種安樂境況長此下去，不受干擾。

如今，國王、首相和總參謀長雖然都已不再有此奢望，但是中立的義務和對於中立的信念卻使他們裹足不前，未能制訂計劃，抵禦外敵進犯。直到最後時刻，他們依然難以相信，保證他們中立的國家之一竟會果真入侵。得知德國7月31日釋出「面臨戰爭危險」公告之後，他們立即下令於午夜開始動員軍隊。當天夜間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戶拉響門鈴，傳達命令，男人們或從床上爬起，或是離開工作崗位，打好背包，告別親人，走向營地。比利時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時此刻並沒有確定任何作戰方案，所以動員並無某一具體敵國為其目標，也不是向某一具體方向揮戈，所謂動員，只是徵召入伍而已，並無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時和它的保證國一樣，負有維護中立的義務，因此未見公開入侵行動之前，不能採取公開行動。

8月1日晚，德國對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滿二十四小時，阿爾貝國王決定以個人名義向德皇作最後一次呼籲。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亞公爵的女兒，德國血統的伊麗莎白王后——共同商討擬就了文稿，並由她逐句譯成德文。她與國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個詞的含義。他們在信中承認，一些「政治上的障礙」可能有礙發表一項公開宣告，但是希望「親緣和友誼的紐帶」會使德皇向阿爾貝國王作出個人的私下保證，尊重比利時的中立。但是親緣關係也沒能打動德皇，使他作出回答。這裡所說的親緣關係，源出阿爾貝國王的母親——霍亨索倫―錫格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瑪麗公主；這個家族是普魯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遠族。

相反，送來的卻是在貝洛的保險箱裡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後通牒；送來的時間是8月2日晚上7時。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開次官的房門，探進頭來，以激動的聲調輕輕地報告說：「德國公使剛剛來了，去見達維尼翁先生了！」十五分鐘後，貝洛驅車駛返法律大街，只見他雙手拎著帽子，滿額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菸，那急促的動作活像一隻機械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氣揚的身影」離開了外交部，兩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間。他們發現，往日總是鎮定樂觀的達維尼翁先生此時看上去面無人色。「壞訊息，壞訊息！」他一面說，一面把剛剛收到的德國照會遞給他們。政務秘書德蓋菲耶（degaiffier）男爵一面念著，一面慢慢翻譯；巴松皮埃爾坐在大臣辦公桌旁，一面記錄，一面推敲著每一個模稜含混的用詞，確定其正確的譯法。而達維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範德埃爾斯特（vanderelst）男爵則坐在火爐兩邊的座椅上諦聽著。以往不論遇到什麼問題，達維尼翁先生最後一句口頭禪總是：「我相信，最後總會萬事如意。」範德埃爾斯特因為對德國人懷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過去一直寬慰政府，說德國軍備不斷增長旨在東進，唯此而已，對比利時絕非不祥之兆。

翻譯工作剛剛完成，身任首相兼陸軍大臣的德布羅克維爾（debroqueville）男爵走了進來。他身材高大，膚色黧黑，修飾考究，是位紳士氣派十足的大人先生，兩撇堅挺有力的黑八字鬍子，加上一雙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為他的神態增添了幾分堅毅。在向他宣讀那份最後通牒的時候，室內每個人對每個字都聚精會神地聽著，一如這份通牒作者擬稿時的全神貫注。德國人擬就這份最後通牒，確實頗費一番心力，可能當時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紀的關鍵性檔案之一。

這份最後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前兩天，奧地利和俄國開始動員前四天，德奧兩國拒絕愛德華·格雷爵士提出的關於召開五強會議的建議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將軍親筆擬就了底稿。毛奇將底稿送交外交部後，經由副外交大臣齊默爾曼和政務秘書施圖姆（stumm）修改，復經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潤色訂正，最後才將定稿密封，於29日送達布魯塞爾。德國人為此不遺餘力，說明了他們對於這份檔案的重視。

照會一開始說，德國收到「可靠情報」，法軍擬將沿著日韋（givet）至那慕爾一線推進，所以「法國擬欲通過比利時國境進犯德國的意圖已不容置疑」。（因為比利時人並未發現法軍向那慕爾移動的任何跡象，事實上也根本沒有這種移動，所以這一指控未能對比利時發生作用。）照會繼而又稱，不能指望比利時軍隊可以阻止法軍推進，因此根據「自衛之需」，有必要「先發制人，以阻止這種敵對性的進攻」。如果比利時人把德國進入比利時國土的行為視為「針對它本身的一種敵對行動」，德國將「深感遺憾」。不過，如果比利時能夠保持「善意的中立」，則德國將保證「一俟締結和約當即撤出其領土」，保證賠償德軍所造成的一切損失，並「在和約締結時，保證其主權和獨立」。在原稿中，這一句還接著說：「並保證以最大的善意支援比利時可能向法國提出的任何賠償要求。」不過在最後一刻，貝洛按指示刪去了這個賄賂。

照會最後說，如果比利時反對德國通過其領土，則將被視作敵國，今後與它的關係則將聽由「槍炮決定」。照會要求比利時十二小時之內必須作出「明確無誤的答覆」。

據巴松皮埃爾後來的回憶，照會念完之後，接著是「一陣長達數分鐘之久的憂鬱的沉默」，室內每個人都在思考國家面臨的抉擇。比利時疆域狹小，獨立不久，唯其如此，確保獨立的決心益發堅決。至於決定捍衛獨立的後果如何，室內每個人都是無須明言的。他們的國家將受攻擊，他們的家園將遭毀滅，他們的人民將遭遇十倍於他們的一支武裝力量的報復，不論戰爭結局如何，直接處於德國人進軍途中的他們，對於自己的這種後果是不存懷疑的。反之，如果他們屈服於德國的要求，那將等於聽任德國佔領比利時，而一個戰勝了的德國，只有很低的可能性會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僅如此，他們還將使比利時成為進攻法國的幫兇，成為自身中立的破壞者。不論選擇哪條道路，他們都要被德國佔領；但如屈服，還得喪盡榮譽。

「如果我們必然要被化為齏粉，」巴松皮埃爾這樣記述著他們當時的情緒，「就讓我們光榮地化為齏粉吧。」在1914年，說到「光榮」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可羞慚難堪的，「榮譽」是為人們所篤信的一個熟悉的概念。

範德埃爾斯特打破了室內的沉寂，向首相問道：「那麼，閣下，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準備好了，」德布羅克維爾答道，「是的，」他重複了一遍，好像盡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過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們還沒有得到重型炮。」政府還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國會勉強准予增加軍事撥款，重型炮是向德國克虜伯（krupp）公司訂購的，交貨也就無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時限期中的一小時已經過去。在其他同僚開始召集全體大臣準備於9時召開國務會議時，巴松皮埃爾和德蓋菲耶便著手草擬復照。應該如何答覆，他們已無須商討。首相德布羅克維爾將此事交由他們辦理之後，便去王宮稟告國王。

國王阿爾貝感到作為一個統治者的責任重大，因此對於外界的壓力也就感覺非常敏銳。他並非生下來就註定日後南面為王的。他是國王利奧波德的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宮偏僻的一角，在一個極平庸的瑞士教師的教誨下長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並非愉快。利奧波德的親生子夭亡之後，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baudouin），也就是阿爾貝的哥哥，又去世，因此阿爾貝在十六歲時便成了王位繼承人。老國王痛喪嫡嗣之後，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愛的博杜安，悲切之餘，對於阿爾貝最初並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這「信封」之內，卻蘊藏著驚人的體力和智力，可以與他同時代的西奧多·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這兩位偉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與他們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們則是性格外向；不過，他雖與羅斯福氣質互異，卻也有許多相同的愛好：他喜歡戶外活動、體育鍛煉、騎馬爬山，愛好自然科學，關心保護自然環境，並酷愛書本。同羅斯福一樣，他每天必讀兩本書，內容包羅永珍——文學、軍事科學、殖民主義、醫學、猶太教義、航空學，等等。他有一輛汽車、一架飛機，專由自己駕駛。他最最熱衷的是登山運動，曾經隱姓化名覓遍歐洲諸峰。身為確定的嗣位人後，他曾旅遊非洲，實地研究殖民問題；作為國王，他又曾親臨現場，研究軍隊，考察博里納日（borinage）的煤礦和瓦隆人的「紅色鄉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說：「國王每次開口，都好像要有所建樹。」

1900年，他和維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的伊麗莎白結婚。新娘的父親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醫院做眼科醫生。這對夫婦顯然相親相愛，他們生了三個孩子，家庭生活堪稱楷模，與舊王朝那種有失體統的生活方式適成對照，這使阿爾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繼承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登基為王，國人普遍感到如釋重負，為之慶幸。新國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講虛飾豪華。合意的人，他們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們就前往舒展獵奇探險之心。危險、禮儀、非議等等，他們始終漠視不計。他們這個帝王之家的生活與其說有布林喬亞的氣派，不如說是波希米亞的氣質。

阿爾貝在軍事學校做士官生時曾與後來任總參謀長的埃米爾·加萊（emilegalet）同學。加萊是鞋匠的兒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去上學的。他後來當過軍事學院教官，不過當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時參謀部無視情況不同生搬硬套法國人那套殊死進攻理論的時候，便辭職引退。加萊還曾脫離天主教會成為一名嚴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觀厭世，苛嚴刻板，忠貞耿直，對於自己的職業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嚴肅認真——據說他每天必讀《聖經》，一向不苟言笑。國王聽過他講課，在演習中和他會過面，並對他的教誨印象深刻。他教導說：不顧客觀情況為進攻而進攻是危險的；「只有在具有重大勝利的前景時」，軍隊才應求戰；而且，「進攻必須具備優勢手段」。雖然他還只是一名上尉，雖然他是個平民的兒子，雖然他是在一個天主教國家而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卻被國王選任為私人軍事顧問，這是個特地為他設立的職務。

根據比利時憲法，阿爾貝國王只有在戰爭爆發後才能成為總司令，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和加萊不能將自己的憂慮和戰略主張強加於總參謀部。而總參謀部則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認為儘管當時法軍若是進入比境就會有足夠的迴旋餘地可以撤退，可是那時不論是普魯士軍隊或是法國軍隊，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過比利時領土。然而，阿爾貝國王和加萊認為，自那時以來，軍隊數量已有巨大增長，因此情況已愈發明顯：如果這兩個國家再度大舉進軍，必將湧向舊日征途，必將再度兵戎相見於舊日疆場。

利奧波德二世1904年與德皇會晤時，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過地表明這一點，當時他曾為之吃驚不已。但他回國之後，這種震驚之感卻逐漸消逝。因為，對於威廉這樣一個變幻無常的人，誰能信以為真？國王曾把此次會見情況告訴範德埃爾斯特，範德埃爾斯特也與國王有同感。1910年德皇回訪布魯塞爾時，其表現確實使人疑慮頓釋。他對範德埃爾斯特說，比利時根本沒有什麼可害怕德國的，「你們將不會有任何理由對德國不滿……我完全理解你們國家的處境……我絕不會使它為難。」

總的說來，比利時人相信了他。他們對於自己的中立保證是認真從事的。比利時忽略了自己的軍隊、邊防、工事，凡屬意味著對那項保護性條約缺乏信心的事情，他們一概置之不辦。社會主義才是風靡一時的論題。公眾對於國外發生的情況無動於衷，國會則被經濟問題所纏，結果是軍隊狀況任其惡化，而與土耳其人的情況毫無二致。部隊紀律鬆弛，懶散拖沓，軍容不整，士氣低沉，軍禮不行，步調不一。

軍官隊伍的狀況也好不了多少。在人們思想上，軍隊是多餘的，甚至還有點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幹、有抱負的青年。而那些確以行伍為業並由軍事學校科班出身的人，則深受法國鼓吹衝動和殊死進攻那套學說的感染。他們得出的一條驚人的公式是：「要使我們不受忽視，關鍵在於我們必須進攻。」

不論這種精神多麼威武雄壯，這一公式則是與比利時的實際狀況格格不入的。一個受中立義務約束而只能制訂防禦計劃的參謀部竟然尊崇這種進攻理論，誠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們與任何其他國家協同制訂計劃，並規定他們必須把踏上其國土的第一步視作敵對行動，而不論這一行動是來自英國人、法國人，還是德國人。因而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於制訂出一項協同作戰計劃。

比利時軍隊包括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而他們所要應付的卻是擬將越過比利時的34個德國師，同時裝備不足，缺乏訓練，軍費微薄，所能提供的彈藥有限，每人每週只能進行兩次實彈射擊，每次又只有一發子彈，因而射擊技術低劣。1913年才實行義務兵役制，而其結果只是使部隊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國境之外已是戰車隆隆，徵兆不祥，國會才勉強將每年服役人數從13000人增至33000人，而且，批准安特衛普防禦工事現代化的撥款時，是以此項開支必須通過縮短義務兵役期所節省的開支覆蓋為條件的。以前根本沒有總參謀部，直到1910年，由於新國王的堅持才設立。

總參謀部由於成員意見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張制訂進攻計劃，遇到戰爭威脅時將部隊集結於邊界前沿。另一派主張防禦，將部隊集結在內地縱深。而主要由阿爾貝國王和加萊上尉組成的第三派，則主張禦敵於盡可能接近受威脅的邊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衛普築壘基地的交通線。

歐洲上空，烏雲密佈，比利時的參謀們卻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未能完成集結計劃。由於他們不得指明誰是敵人，不同意見也就取得了妥協。一項折中計劃總算獲得通過，不過也僅僅是個大綱而已，鐵路時刻表、補給兵站、部隊宿營等等都沒有作出安排。

1913年11月，阿爾貝國王同他伯父九年前一樣，應邀訪問柏林。德皇盛宴招待，宴席上擺滿紫羅蘭，賓客五十五人，其中有陸軍大臣法爾肯海因（falkenhayn）將軍，帝國海軍大臣蒂爾皮茨海軍上將，總參謀長毛奇將軍，以及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比利時大使拜恩斯（beyens）男爵也出席，他注意到，國王在席間自始至終神態嚴峻異常。席散後，拜恩斯又在旁註意著他與毛奇交談，只見國王一面聽，一面臉色越來越陰沉，越來越憂鬱。國王臨走時對拜恩斯說：「明天9時來見我，我必須和你談談。」

次日上午，國王和拜恩斯穿過勃蘭登堡門，經過一排排在柔和的晨霧披裹中閃閃耀目、英姿勃勃的霍亨索倫家族歷代君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步行來到蒂爾加滕（tiergarten）。在這裡，他們可以靜靜交談，「不受打擾」。阿爾貝說，他第一次受到震動是在他來訪不久舉行的那次宮廷舞會上，當時德皇指著一位將軍對他說，這個人就是受命「率師向巴黎進軍」的人——那就是馮·克盧克（vonkluck）。後來，也就是在上一天晚宴之前，德皇又把他帶到一邊個別交談，對法國歇斯底里、滔滔不絕地發作了一通。德皇說，法國從沒有停止過對他的挑釁，法國既然採取這種態度，與法國開戰也就勢不可免，而且已是迫在眉睫。法國報界對德國惡言中傷，「三年兵役法」是蓄謀的敵對行動，法國渴望復仇之心難以遏止，現已舉國蠢動。阿爾貝試圖勸他息怒，於是說道，他比較瞭解法國，他每年都訪問法國，因而可以向德皇保證，他們不是好事侵略的人，他們真誠渴望和平。然而只是徒勞，德皇依然堅持戰爭不可避免。

晚宴之後，毛奇又撿起這個話題。對法國的戰爭即將爆發，「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徹底結束戰爭。戰爭到來的那一天，不可抗拒的激昂情緒定將瀰漫整個德國」。德國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憤怒的條頓人是不可阻擋的；他們足跡所到之處，留下的將是一片廢墟；他們必勝無疑。

談話的內容使阿爾貝惴惴不安，而他們如此意外地吐露秘密，其動機何在，同樣使他憂心忡忡，他不能不得出結論，他們意在恫嚇比利時就範。德國人顯然決心已定，他感到應該向法國發出警告。他指示拜恩斯如實一一轉告法國駐柏林大使朱爾·康邦（julescambon），並敦促大使以最有力的措辭向普恩加萊總統彙報。

他們後來知道，就在同一次宴會上，毛奇將軍也對比利時武官梅洛特少校發洩了一通，語氣更為激烈。梅洛特也聽到他說，對法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要比你們想象的早得多」。毛奇對於外國使館官員向來交談不多，可是這次卻是「開懷暢談」。他說，德國不希望戰爭，但是總參謀部已經「萬事皆備」。他說：「法國必須停止對我們的挑釁和攻訐，否則我們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見，而且越早越好，我們早已不耐煩長此保持戒備。」毛奇列舉了一些法國挑釁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還談了德國飛行員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談了德國駐法武官溫特費爾德（winterfeld）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溫特費爾德的母親——阿爾文斯勒本（d’alvensleben）伯爵夫人，對此曾頗有怨言。至於英國，他說，要知道，德國的海軍可不是為了躲在海港裡而建立的。它會出擊，也有可能吃敗仗，德國會損失艦隻，但是英國將失去海上霸權，海上霸權將落到美國手中，美國將成為一場歐洲戰爭的唯一受益者。英國懂得這一點，將軍如此說道，並且話鋒一轉得出結論：英國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話還遠沒有完。他問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國大軍入侵比利時國土，比利時將何以自處？梅洛特回答說，它將捍衛其中立。毛奇力圖弄清比利時是將如德國人所想那樣僅是抗議一下了事還是將奮起抗擊，於是逼他說得明確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論哪個大國進犯我們的邊界，我們都將全力抗擊。」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願望不行，「你們還必須有一支能夠履行中立責任的軍隊」。

回到布魯塞爾後，阿爾貝國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關動員計劃進展情況的報告。他發現毫無進展可言。根據在柏林聽到的情況，他徵得德布羅克維爾的同意，準備以德國進犯這一假設為基礎，制訂一項作戰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萊提名的一個叫作裡克爾（ryckel）的能幹的上校執行此項任務，預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間，德布羅克維爾已任命另一軍官——塞利耶·德莫朗維爾（deselliersdemoranville）將軍為總參謀長，位居里克爾之上。到了7月份，還在審議四份不同的集結方案。

挫折並未改變國王的決心。緊接柏林歸來之後，由加萊上尉草擬的一份備忘錄就具體體現了他的方針政策。「我們決心向蓄意侵犯我們領土的任何大國宣戰；決心竭盡全部力量和全部軍事資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過疆界，進行戰爭；並且決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進犯之敵敗退之後，仍將繼續打下去，直至實現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時，阿爾貝國王於王宮主持國務會議，他在開幕詞中說道：「不論後果如何，我們的回答必須是‘不’。我們的責任是捍衛我們的領土完整。對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不過，他也堅決要求每一位與會者都不應抱有任何幻想：後果必將是嚴重的、可怕的；敵人必將是殘酷無情的。首相德布羅克維爾也警告一些動搖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國保證在戰後恢復比利時主權的諾言。「德國一旦戰勝，」他說，「比利時不論持何種態度，都將被併入德意志帝國。」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則鳴的大臣，最近還曾把德皇內弟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奉為上賓招待，此時對那位公爵的虛情假意怒不可遏，整個會議期間，他咕噥著罵個不停，猶如會議合唱聲。在總參謀長塞利耶將軍起身說明所採用的防禦戰略時，他的副參謀長裡克爾上校低聲喝道：「我們一定要狠揍他們的要害。」用他們一位同僚的話來說，他和總參謀長的關係是「絕無溫良恭儉讓可言」。當他發言時，他建議先發制人，在侵略者越過比利時邊界之前就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打擊他們。聽者俱感詫異愕然。

午夜休會後，一個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組成的委員會重返外交部草擬復照。正當工作進行之際，一輛汽車駛進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時唯一燈火通明的一排視窗下面。聽說是德國公使來訪，幾位大臣驚異不已。此時已是深夜1時30分，他來有何貴幹？

赫爾·馮·貝洛夙夜奔波，說明他的政府越來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們那道最後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紙黑字，已是無可挽回，它對比利時民族自尊心的影響也已無可挽回。幾年來，德國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時不會反抗。但是現在事到臨頭，他們開始深為焦慮不安，雖然這種不安為時已晚。比利時氣壯山河、響徹雲霄的一個「不」字，定將有如雷鳴，震盪全球，對其他中立國家的影響勢將不利於德國。但是德國最擔憂的倒不在於中立國家的態度，而是比利時的武裝抵抗將會耽誤它的時間表。如果比利時軍隊決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讓路」，德國就必須從進軍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師來。比軍破壞鐵路和橋樑，就可以切斷德軍的進軍路線和給養供應，從而造成極大的麻煩。

德國政府苦思再三之後，不得不遣赫爾·馮·貝洛深夜造訪，進一步指控法國罪行，企圖藉此影響比利時對最後通牒的答覆。貝洛對接見他的範德埃爾斯特說，法國飛機投了炸彈，法國巡邏隊越過了邊界。

「這些事情發生在什麼地方？」範德埃爾斯特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