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法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打仗要有英國作盟邦。要保證做到這一點，就要使它的英國朋友能夠克服他們內閣和國內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習性，法國務必要把誰是被進攻者、誰是進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沒有任何懷疑。侵略的實際行動，侵略所招致的義憤，都必須讓德國去做，去承擔。法國政府期望德國會履行它的職責，而又唯恐法國的巡邏隊或邊境部隊會過分情急而踩過界線，於是採取了一個大膽而異乎尋常的步驟。7月30日，法國政府下令在瑞士和盧森堡之間沿德國邊境的所有部隊後撤十公里。

勒內·維維亞尼（renéviviani）總理是一位口若懸河的社會黨雄辯家。他過去關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勞工，而這次後撤便是他的主張。他是法國政界一位少見的人物，一位從未做過總理的總理，此刻還兼代外交部長的職務。他上任只不過六個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萊總統剛從俄國進行國事訪問歸來。奧地利是等到他們兩人行舟海上後才發出給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的。他們得到這個訊息，便立即取消了預定對哥本哈根的訪問，匆匆回國。

在巴黎，他們獲悉德國邊防部隊已在離邊境幾百米處佈防，但對俄國和奧地利的動員還一無所聞。通過談判謀求解決辦法仍屬大有希望。維維亞尼「則是驚魂未定，生怕一簇樹叢、兩隊巡邏兵的相遇、一個威脅姿態……一個不友好的眼神、一句粗話、一聲槍響，都可能爆發成為戰爭」。由於還有不動干戈而和平解決危機的一線希望，同時也為了萬一戰爭爆發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國內閣同意後撤十公里。命令用電報發給了各軍司令，告訴他們此舉的用意是為了「保證取得英國鄰邦的合作」。電告英國和實行撤退，是在同時進行的。就在敵軍入侵的大門口實行撤兵，這是故意在軍事上走的一著險棋，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效果。維維亞尼聲稱，如此冒險是「史無前例的」，也許他還應該加上一句，像西拉諾說的那樣：「啊，這是何等氣概！」

法軍總司令是一位深受進攻理論薰陶的將軍，他除了進攻不知其他。現在要他撤退，誠是痛心之舉。這件事何嘗不可以使霞飛將軍從此一蹶不振，就像毛奇在戰爭中的第一個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樣，然而霞飛將軍卻不曾因此心灰意懶。

從總統和總理返抵國門時起，霞飛將軍便催政府下令動員，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準備措施：召回休假軍人——許多人被准假回去收割莊稼——以及在邊境一帶部署掩護部隊。他把紛至沓來的有關德國已經採取動員前措施的情報一件件地全都轉報給政府。他在這屆新內閣面前，儼然是個權威人物。這次組閣是五年內的第十次，上屆內閣的壽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內閣之所以令人矚目，主要是它把法國大多數的強有力的人物都摒於內閣之外，白里安（briand）、克列孟梭、卡約（caillaux）這三位前任總理現在都是反對派。維維亞尼，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時處於「惶恐不安，緊張異常」的狀態。據再次出長陸軍部的梅西米說，這種狀態「在整個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軍部長戈捷（gauthier）博士是位醫學博士，他是因為前任部長被一場政治醜聞攆下臺去才給推上這個海軍職位的。他被接踵而來的事件壓得透不過氣來，連下令艦隊駛進海峽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當下讓位由教育部長來接替。

然而，總統身上倒是具備著智謀、經驗和堅強的意志，雖然根據憲法他未必具有權力。普恩加萊是一位律師、經濟學家，又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擔任過財政部長，1912年曾出任總理兼外交部長，1913年1月被選為總統。性格產生權力，危急關頭尤其如此，所以這個沒有經過風雨的內閣便甘心情願地仰賴這位在憲法上無足輕重的人物的才幹和堅強意志了。普恩加萊生於洛林，他還記得他在十歲那年，戴著尖頂頭盔的長長的德軍行列經過他的故鄉巴勒迪克（bar-le-duc）市鎮的情景。德國人說他最為好戰，這是因為他在阿加迪爾事件期間擔任總理時態度強硬，也因為他在1913年以總統身份施加影響，不顧社會黨的猛烈反對通過了三年兵役法。這種情況，再加上他舉止淡漠，不知譁眾取寵，不會見風使舵，使他在國內也難以博取人心。選舉的程式對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幾乎遭到否決，勞工事件此起彼伏，農民的不滿情緒比比皆是，7月的天氣酷熱多雨，風暴屢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約夫人因槍殺《費加羅報》的主編在因謀殺罪受審。每天的審訊，對財界、新聞界、法庭和政府種種不體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國人一日清晨醒來，不期而然地發現有關卡約夫人的審訊報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來的則是法國正面臨戰爭的噩耗。於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動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國家裡，頓時便為一種感情所主宰了。訪俄歸來的普恩加萊和維維亞尼驅車進入巴黎時，一片經久不息的呼喊聲，反覆地呼喊著「法蘭西萬歲！」。

霞飛告訴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結五個軍的陸軍和騎兵的掩護部隊運往邊境，德國人便會「不費一彈進入法國」。他之同意把已駐守在邊界的部隊後撤十公里，倒不是出於他對文官政府的順從——霞飛與愷撒一樣，都是天生不甘心順從的人——而是由於他另有打算，想在掩護部隊問題上全力相爭。此時，外交上的討價還價還在電報往來，和平解決危機還有一線希望，所以政府只同意給霞飛一個「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說，不徵召後備役兵員。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時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銀行界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德國發布了「面臨戰爭危險」公告的訊息。一小時後，來自柏林的報告正式證實了這一訊息。梅西米氣沖沖地告訴內閣，這是「變相的動員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說，仗是必打無疑的了，「整個德國，上自皇帝下到每個百姓」，全已做好準備。接踵而來的是駐倫敦的法國大使保羅·康邦的來電，報稱英國的態度「半冷不熱」。康邦擔任此職十六年來，每天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證到時候英國會積極支援，然而，此時此刻他卻不得不來電說明英國政府似乎尚有所待，還在看看會有什麼新的發展。此次爭端到目前為止「尚未為英國關注」。

霞飛一到，帶來一份關於德軍行動的新備忘錄，堅持要實行動員。他奉準可以發出全面的「佈防命令」，但也僅此而已，因為這時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發出最後呼籲的訊息。內閣繼續開會，按照「綠臺毯程式」（greenbaizeroutine）的規定，每位部長必須依次發言。梅西米焦急異常，已經不耐煩了。

當晚7時，馮·舍恩男爵來到外交部，這是他七天裡的第十一次來訪。他提出德國想知道法國意欲採取何種方針的要求，並聲言次日1時再來聽取答覆。內閣會議仍然在對財政措施、議會復會、宣佈戒嚴等等問題爭論不休，而整個巴黎都已在惴惴不安地佇候訊息。一個狂熱的青年忍受不了這樣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館的玻璃窗開槍，射殺了讓·饒勒斯。由於饒勒斯在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地位以及在反對三年兵役法的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在那些過分愛國的人們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義的象徵。

9時，一個臉色嚇得發白的副官闖進內閣，報告了這個訊息。讓·饒勒斯遇刺殞命！這是一樁可能釀成內亂的事故，內閣為之大驚失色。大戰已經迫在眉睫，此刻又將出現內亂的景象：街壘，騷動，甚至暴動。部長們重新展開唇槍舌劍，是否要請出「另冊」。所謂「另冊」，乃是一份名冊，上面開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動分子、無政府主義分子、和平主義分子，以及間諜嫌疑分子，這些人都得在動員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廳長和前總理克列孟梭都建議內務部長馬爾維（malvy）先生把這份「另冊」付諸實施。維維亞尼和另外幾位同僚希望維持國家的團結，反對付諸行動。他們態度堅決，寸步不讓。最終只逮捕了若干有間諜嫌疑的外國人，而沒有一個法國人被捕。為了防範騷動，那天晚上軍隊作了嚴密戒備，但第二天早晨卻只見一片深切的憂傷和深沉的寂靜。「另冊」上開列的2501人中，最後有80%都志願參軍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時，普恩加萊被按捺不住的俄國大使從床上喚醒，來者便是先前做過外交大臣的過度活躍的伊茲沃利斯基。他「非常傷心，非常焦慮」，要求知道「法國作何打算」。

伊茲沃利斯基對普恩加萊的態度毫不擔心，他本人和俄國的其他政治家們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軍事同盟，以其條款從未向法國議會透露過，到時候議會可能不予批准。條文中言明：「德國或在德國支援下的奧地利進攻俄國時，法國將竭盡全力進攻德國。」不論德國或奧地利，一經動員，「法國和俄國，無須事先有任何協議，應立即同時動員它們的全部軍隊，並將各自的軍隊調往儘可能靠近邊界之處……兩國軍隊應火速開始全力作戰，迫使德國在東線和西線同時應戰」。

這些條款看來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茲沃利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詢問普恩加萊那樣，法國議會會承認此項義務嗎？在俄國，沙皇擁有絕對權力，所以法國「對我們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國，沒有議會的支援，政府便無能為力。議會對於1892年文本又毫不知情……我們憑什麼可以相信你們的議會會跟著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談話中，普恩加萊回答說，「如果德國進攻的話」，議會「無疑」是會聽從政府的。

現在普恩加萊又在這深更半夜當面向伊茲沃利斯基保證：幾小時內就會召集內閣會議，給他一個答覆。在同一時刻，身著外交禮服的俄國武官也出現在梅西米的臥室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梅西米打電話給總理維維亞尼。維維亞尼雖然夜間政務繁忙，已精疲力盡，卻尚未就寢。「天哪！」他一聽之下，大為發作，「這些俄國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嚴重失眠的人。」他激動地勸告對方：「鎮定，鎮定，再鎮定！」

俄國人逼著他們表態，霞飛逼著他們動員，然而為了向英國表明法國只是出於自衛才採取行動，而又不能有所動作，法國政府感到要保持鎮定真是談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時，霞飛來到聖多米尼克大街陸軍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鎮定的常態，言辭哀婉動人」，懇求梅西米迫使政府應允動員。他指出最遲不得晚於4時，這樣命令就可以送往郵政總局，及時用電報發往全國各地而於午夜開始動員。上午9時，他和梅西米一起來到內閣，提出他自己的最後通牒：要是再耽誤總動員，那麼每耽擱二十四小時就等於失去15到20公里的國土，他作為總司令，將拒絕承擔這個責任。他走了，把問題留給了內閣。普恩加萊主張行動起來；維維亞尼代表著反戰的傳統，仍然希望時間會提供一個解決辦法。11時，他到外交部去會見馮·舍恩，後者迫不及待地已經提早兩小時到達外交部，聽取法國對德國前一天所提法國在俄德戰爭中是否保持中立問題的答覆。「我的問題未免過於天真，」這位怏怏不樂的大使說，「因為我們知道你們已有一個同盟條約。」

「不消說，」維維亞尼應聲說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萊事先商量好的答覆，「法國將按它的利益行事。」馮·舍恩剛走，伊茲沃利斯基就奔了進來，帶來了德國給俄國最後通牒的訊息。維維亞尼回到內閣，內閣終於同意動員。命令簽署好後交給梅西米，但是維維亞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幾小時內能出現扭轉局勢的變化，執意要梅西米將命令放在口袋裡等到3時30分再掏出來。同時，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當晚，梅西米親自打電話給各軍司令，「奉共和國總統令，各部隊、巡邏隊、偵察隊、各種分遣小隊，都不得向東越過規定的國界。違者一律軍法論處。」此外，出於關懷，還特地給福煦將軍率領的第二十軍下了一道禁令，因據可靠報告，有人看見該軍的一個胸甲騎兵中隊曾跟德國一個槍騎兵中隊處於「劍拔弩張」狀態。

3時30分，霞飛部下的埃伯內（ebener）將軍由兩名軍官陪同按約來到陸軍部領取動員令。梅西米默不作聲，把動員令遞給了他們。「我們四個人都意識到，這張小小的紙片將產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後果，因而我們的心絃都繃得緊緊的。」梅西米和三位軍官一一握手，他們舉手敬禮，走出陸軍部，將命令送往郵局。

4時，第一張佈告出現在巴黎的牆頭（在協和廣場和皇家路的轉角，至今還被儲存在玻璃框裡）。在阿默農維爾，在布洛涅公園這個上流社會的宴遊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經理走上前，招呼樂隊停止演奏，並向大家宣佈：「動員令已經頒佈，午夜開始動員。奏《馬賽曲》。」市內街上，車輛已經絕跡，都被陸軍部徵用去了。一隊隊的後備役軍人，帶著包裹和送別的花束前往東站，市民們沿途揮手歡呼。一群人在協和廣場停了下來，把他們的花束放在披著黑紗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腳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爾薩斯萬歲！」，並且拉下了從1870年以來一直披在它身上的喪裝。在所有的飯店，樂隊都高奏著法國、俄國、英國國歌。「想不到演奏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發過這樣的議論。演奏這些國歌，彷彿是在表示一種希望，但這弄得人群中的英國人很不自在，最不自在的莫過於膚色紅潤、身軀肥碩的英國大使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bertie）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禮服，頭戴灰色高頂禮帽，撐著一把綠色遮陽傘，走進法國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噁心而且可恥」。他命令使館把大門關上，據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今天是‘英國萬歲’，也許明天便是‘英國背信棄義’。」

在倫敦，在一間充塞著沉悶空氣的房間裡，身材矮小、留有白鬍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愛德華·格雷爵士相對而談。格雷告訴他，必須等待局勢出現某種「新的發展」，因為俄、奧、德三國的爭執所涉及的問題與英國「無關」。康邦在他無懈可擊的口才和彬彬有禮的莊重儀態中也微露了一點怒火。英國是否「要等到法國的領土受到侵犯之後才出面干預」？他問道，並且示意對方，要是那樣，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過晚」。

格雷儘管守口如瓶，鼻如鷹爪，內心裡卻同樣憂心如焚。他熱切相信，出於英國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國；事實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國不予援助，他便辭職；他相信未來的事態發展會迫使英國表態。但是，目前他既無法以官方地位對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沒有那麼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態度，在英國公眾看來是令人寬慰的，他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堅強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國同僚看來則是「冷酷無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話：「比利時的中立也許會成為一個因素。」格雷——並且不僅是他——所要等待的局勢發展正是這個因素。

英國的困境源出一種人物性格的分裂對立，這在內閣之中和政黨之間都是顯而易見的。布林戰爭遺留下來的裂痕造成了內閣中的派別——以阿斯奎斯、格雷、霍爾丹和丘吉爾為代表的自由黨的帝國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小英格蘭派」。格萊斯頓的後輩，跟他們已故的領袖一樣，對於在國外的糾葛都疑慮重重，他們認為，給被壓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務中唯一的正業，要不然，外交事務就會被視為對於改革、對於自由貿易、對於國內管理，以及對於上院否決權的惱人的干擾。他們傾向於把法國視為頹廢、輕佻的蚱蜢，並樂於把德國看作勤勞而值得尊敬的螞蟻，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軍國主義者趾高氣揚，咆哮如雷，不免給這種看法澆了冷水。他們本來是絕不會站在法國一邊支援一場戰爭的，不過比利時這個「小小的」國家如果發出正義的呼聲，要求英國給它保護，可能使情況有所變化。

另一方面，內閣裡的格雷派則是和保守黨同持一個基本前提：英國的國家利益和維護法國的生存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語似平淡但內容精彩的話最好不過地說明了這個道理：「德國主宰歐洲大陸，是我們和別的國家都不願意看到的，因為我們勢必會被孤立起來。」這個史詩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國的全部政策，據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國果真受到挑戰，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現那個「不願意看到」的結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則又勢必引起內閣和全國的分裂，從而在戰爭開始之前就使任何從事戰爭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擊。

在歐洲唯獨英國不實行義務兵役制。戰時，它得依靠自願應募。如果在戰爭問題上有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著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將領導成立一個反戰組織，募兵工作就會因此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如果法國的首要目標是要與英國結盟開戰，那麼英國參戰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一個聯合一致的政府。

這便是問題的試金石。內閣會議上，反對干預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們的領袖莫利勳爵是格萊斯頓的老朋友和傳記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個人可能贊同我們」，反對丘吉爾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熱的直率態度」所公然為之奮鬥的解決辦法。從內閣的討論來看，莫利覺得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比利時的中立「比起我們在德法爭鬥中的中立來是處於第二位的」。在格雷眼中，同樣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時的中立遭到破壞才會使主和派相信德國的威脅，相信需要進行戰爭以保衛國家的利益。

8月1日，內閣裡和議會里的裂痕已現，並且在擴大中。那天，十八個內閣閣員中，有十二個人宣告他們反對英國保證在戰爭中給予法國支援。下午，在下議院會客廳裡，自由黨議員決策委員會以十九票對四票（雖然有許多人棄權）通過一項動議：「不論比利時或其他地方發生什麼事情」，英國都應保持中立。那個星期的《笨拙》（punch）週刊發表了《表達一個普通的英國愛國者意見的詩》：

憑什麼我要奉行你們的打仗路線，

就為了一樁與我無關的事件？……

到時候我將被徵召作戰，

全歐洲烽火遍地，

捲進了一場別人的戰爭，

為的是要履行兩家協約的規定。

普通愛國者在當時的愛爾蘭危機中，已經洩盡他們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憤怒。「克拉兵變」（curraghmutiny）便是英國的卡約夫人事件。《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影響所及，北愛爾蘭要以武裝叛亂相威脅，反對愛爾蘭自治，而駐紮在克拉軍營的英軍則拒絕向北愛爾蘭親英分子開火。克拉的駐軍司令高夫（gough）將軍和他部下的軍官全體辭職，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隨後辭職，繼霍爾丹之後任陸軍大臣的約翰·西利（johnseely）上校也接著辭職。陸軍情緒激憤，全國鼎沸，國家陷於分裂狀態，國王和各黨領袖舉行了御前會議，但也無濟於事。勞合·喬治不祥地談到這是「斯圖亞特王朝以來我們國家發生的最嚴重的事件」，「內戰」和「叛亂」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還有一家德國軍火公司滿懷希望地把4萬支步槍和100萬發子彈運進北愛爾蘭。在此期間，陸軍大臣的職務繼任無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無時間，更無興致過問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卻有一位特別活躍的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聞到遠方戰爭的火藥味，就像《舊約·約伯記》裡的那匹戰馬，不因刀劍退回，而是「一聽角聲就不耐站立，角每發聲，它說，呵哈」。在英國大臣中，只有他對於國家應該如何行事成竹在胸，並能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7月26日，也就是奧地利拒不接受塞爾維亞復照內容的那天，同時也是英國政府下定決心前的十天，他釋出了一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命令。

7月26日，英國艦隊正在完成一場動員和作戰演習。這次演習，參加的艦艇一律按戰時定員配足，但與當前的危機無關。各中隊定於翌晨7時解散，有些將去公海進行各種訓練專案，有些將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員遣回訓練學校，有些將進塢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據海軍大臣日後的回憶，是「風和日麗的一天」。他獲悉來自奧地利的訊息後，便拿定主意，決心「使海軍的形勢不落後於外交的形勢，所以大艦隊必須在德國人能夠知道我們是否參戰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話，也必須在我們自己作出決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戰位上」。他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親王磋商後，便命令艦隊不得解散。

接著，他把採取的措施告訴了格雷。經格雷同意後，他向報界釋出了海軍部的命令，希望這個訊息會對柏林和維也納產生「一種清醒劑的作用」。

單把艦隊集結起來是不夠的，還必須使之處於「戰位」，這兩個字丘吉爾都是用大寫字母寫的。艦隊的首要職責，根據海軍上將馬漢（mahan，他是海戰理論方面的克勞塞維茨）的規定，是保持「艦隊的存在」。在戰時，英國作為一個島國所仰仗的艦隊，必須確立和保持對海上貿易航線的控制權；必須保護不列顛諸島不受侵略；必須保護海峽和法國海岸，以履行英法協約；必須集中足夠的實力，在德國艦隊討戰時能每戰必勝；而尤為重要的，則是必須防範自身不致受到其潛在威脅力量尚未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魚雷——的襲擊。海軍部纏繞於懷的，是生怕突然遭到一場不宣而戰的魚雷攻擊。

7月28日，丘吉爾下令艦隊開赴遠在北海濃霧瀰漫的奧克尼群島（orkney）尖端的斯卡帕灣（scapaflow）的作戰基地。29日，艦隊駛出波特蘭（portland）港，夜幕降臨時，長達18英里的戰艦行列便已向北駛過多佛爾海峽。此行與其說是為了尋求戰功的光榮，還不如說是為了尋求審慎的安全。海軍大臣寫道：「無論如何，突如其來的魚雷襲擊已成為一場噩夢，一去不復返了。」

艦隊的臨戰準備佈置完畢，丘吉爾便將他的旺盛的精力和鉅變臨頭的直覺轉到為整個國家做好戰前準備。7月29日，他說服阿斯奎斯授予拍發報警電報的許可權，這是預先安排好由陸軍部和海軍部發出宣佈進入預警階段的訊號。英國沒有德國的面臨戰爭危險的公告或法國的戒嚴令可以作為實施戒嚴的根據，因此這一預警階段的設定便被說成是「天才的發明……在時間已經成為決定一切的因素時……可以讓陸軍大臣無須通過內閣而徑自採取一定的措施」。

生龍活虎的丘吉爾深感時機緊迫，他認為自由黨會分裂，於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經投身過的保守黨接觸。聯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維持政府的團結一致。誰都不會認為七十六歲高齡的莫利勳爵能在戰時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為充沛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這是因為他在任職期間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對選民具有影響的緣故。勞合·喬治精明幹練，雄心勃勃，又有威爾士人令人著迷的口才，他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跨向任何一邊。他的盛譽新近遭到幾次挫折。他看出一個人已成為和他爭奪黨魁的新對手，那就是莫利勳爵所說的「海軍部的那個傑出的僱傭兵隊長」；他的一些同僚認為，「打和平牌」來對付丘吉爾也許會在政治上得到好處。勞合·喬治完全是個難以捉摸的危險人物。

阿斯奎斯無意領導一個分裂的國家投入戰爭，他以煎熬難忍的耐心繼續等待，以便讓事態的發展使主和派認識錯誤。他在7月31日的日記中，以絲毫不動感情的筆調寫道，當前的問題是「我們要投身其中還是袖手旁觀。當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觀」。在7月31日內閣會議上，格雷的態度倒並不這麼消極，而近乎開門見山。他說，德國的政策「是跟拿破崙一樣兇惡的歐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崙的名字在英國只有一個意思），他告訴內閣作出決定的時刻已經到來，是支援協約國，還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說，倘內閣選擇中立，他絕不是執行這種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爭，其影響幾乎跟明言直說一樣。

一個在場的人寫道，「內閣好像發出了一聲浩嘆」，好長一陣子，舉座「鴉雀無聲」。大臣們面面相覷，頓感他們這個政府的繼續存在現在已成問題。他們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就休會了。

那個星期五，正值8月份銀行假日週末的前夕，證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風潮中於午前10時宣告停市；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的訊息首先在紐約掀起了這場風潮，全歐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繼關閉。倫敦城人心惶惶，預示著末日將臨，外匯暴跌。勞合·喬治說，銀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戰爭就「大驚失色」，戰爭將「使以倫敦為中心的整個信貸體系陷於崩潰」。英格蘭銀行總裁於星期六晉見勞合·喬治，告訴他整個倫敦城「全都反對我國插手」戰爭。

就在這個星期五，保守黨的領袖人物全都從他們的鄉間別墅被召回到倫敦會商這一危機。亨利·威爾遜，一會兒衝到這個人面前，一會兒衝到那個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勸告，又是大發議論，說明如果猶豫不決的自由黨在這當口退縮不前將會使英國蒙受怎樣的恥辱。威爾遜此刻正是英法軍事會談的心臟、靈魂、精神、脊樑和支柱。兩國總參謀部給他們的聯合計劃商定了一個委婉的用詞，稱之為「會談」。霍爾丹首先確定了「不承擔義務」的措辭。這一措辭，曾引起坎貝爾―班納曼的憂慮不安，曾為伊舍勳爵所摒棄，但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採用，如今仍然代表著官方立場，雖然它並不具有什麼意義。

它確實沒有什麼意義。克勞塞維茨說得好，如果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續，那麼，軍事計劃也同樣如此。英法聯合計劃是花了九年時間才把全部細節擬訂完畢的，它不是逢場作戲，不是幻想的馳騁，也不是為避免軍事人員惹是生非的紙上游戲。這些軍事計劃如不是政策的繼續，那就什麼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間的安排或德奧之間的安排絲毫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後還有明知不符事實而仍按習慣採用的法律上的假設，說什麼英國無須因此「承擔義務」，採取行動。不喜歡這個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議員，只是閉上雙眼，自行催眠，而對這樣的假設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與格雷進行了痛苦的會見之後，再去拜訪反對黨領袖時，連外交辭令也棄置不顧了。「我們所有的計劃都是雙方共同擬定的。我們兩國的總參謀部都曾進行過磋商。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全部計劃和準備工作。請看我們的艦隊！由於我們和你們所作的安排，我們的整個艦隊都在地中海，因而我們的海岸對敵人敞開著。你們把我們搞得門戶洞開！」他告訴他們，如果英國袖手旁觀，法國是永遠不會原諒它的，他最後滿含悲憤，厲聲責問：「那麼榮譽呢？英國知道什麼是榮譽嗎？」

在不同人的眼中，榮譽有著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須使榮譽穿上一件比利時的外衣，才能說服主和派考慮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給法德兩國政府分別去電，要求它們正式保證：「在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國家破壞時」，它們準備尊重比利時的中立。法國在7月31日深夜接到電報一小時內，就回電錶示同意；德國則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內閣討論了這個問題。勞合·喬治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了一條他認為德國人會經過比利時的進軍路線，這條路線正好穿過靠近法比邊境的一個小角落，是直達巴黎的最短直線路徑；他說，這不過是對中立的「小小的破壞」。丘吉爾要求授權他進行艦隊動員，就是說，徵召海軍的後備力量，內閣在經過一番「激烈交鋒」後拒絕了。格雷要求授權他履行對法國海軍承諾的義務，莫利勳爵、約翰·伯恩斯（johnburns）、約翰·西蒙（johnsimon）爵士和劉易斯·哈考特（lewisharcourt）便要求辭職。內閣外邊，謠傳四起，都在議論德皇與俄國沙皇之間最後一分鐘的較量和德國的最後通牒。格雷走出房間去和利希諾夫斯基通電話——他的話被後者誤解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最後還引起了毛奇將軍一場虛驚。他還會見了康邦，告訴他「此時此刻法國必須獨自作出決定，不要指望我們眼下所無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內閣會議室去了，康邦則是臉色發白，渾身哆嗦，癱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務次官阿瑟·尼科爾森（arthurnicolson）爵士辦公室的椅子上。「他們要拋下我們不管了。」他說。一位《泰晤士報》編輯問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說：「我要等著瞧，‘榮譽’這個詞是不是會從英語詞典裡刪去。」

內閣裡誰也不想破釜沉舟，雖然有辭職的傳聞，卻還沒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繼續穩坐不動，絕少開口，等待局勢的發展，好讓這種電報往來頻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結束。那天夜間，毛奇拒絕東進，費爾德曼中尉的連隊佔領了盧森堡名叫「三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電話中重申了後撤十公里的命令；海軍大臣在海軍部殷勤款待反對黨的朋友們，其中兩位是未來的比弗布魯克（beaverbrook）和伯肯黑德（birkenhead）勳爵。他們吃罷了晚飯便打橋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時光。就在打牌的當兒，一員信使送來一隻紅色公文遞送箱——恰巧還是最大號的。丘吉爾從衣袋裡取出一把鑰匙，開啟箱子，裡面只是一紙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國已向俄國宣戰。」他告訴了在座的人，便換下晚餐禮服，「徑自走出去，就像是去處理習以為常的事務一樣」。

丘吉爾穿過皇家騎兵衛隊閱兵場，來到唐寧街，從花園門進去，上樓見到格雷、現已出任大法官的霍爾丹以及印度事務大臣克魯（crewe）勳爵都在首相這兒。他告訴他們，「不管內閣如何決定，必須立即進行艦隊動員」。阿斯奎斯一言不發，但是丘吉爾認為他似乎「十分滿意」。格雷陪同丘吉爾出來時對他說：「我剛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對康邦講了，我們絕不允許德國艦隊進入海峽。」或者這是丘吉爾在與格雷交談中感到難於捉摸他說話的要領的情況下，對他的話的理解。這話意味著現在艦隊已承擔了保衛海峽的義務。到底格雷是怎麼說的，他是已經作了保證，還是如學者們後來所肯定的那樣準備翌日作出保證，其實都無關係，不論何者屬實，都不過是對丘吉爾已作的決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爾回到海軍部後，便「立即發出了動員令」。

丘吉爾的命令，以及格雷要信守同法國的海軍協議的保證，都是與內閣的多數意見背道而馳的。第二天，內閣勢須批准這些行動，否則就得解散，格雷則預計到那時比利時會出現某種「發展」。他跟法國人一樣，認為這個「發展」會由德國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