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國給俄國的最後通牒限期截止，俄國沒有答覆。不出一小時，一份電報發給了駐聖彼得堡的德國大使，令他於當天下午5時宣戰。5時整，德皇頒發了總動員令，但一些先遣部隊在前一天根據「面臨戰爭危險」公告已提前動員。5時30分，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手裡拿著一份檔案，整個心思沉浸在這份檔案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jagow）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臺階，招呼了一輛普通出租汽車，向皇宮疾駛而去。不多久，憂鬱怏悒的總參謀長毛奇將軍，口袋裡帶著德皇簽署的動員令，在返回總參謀部途中，座車突然被攔住，乘著另一輛車子帶著皇宮緊急命令的信使趕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宮，聆聽德皇作最後一分鐘鋌而走險的建議。這個建議弄得毛奇潸然淚下，這個建議也幾乎改變了20世紀的歷史程式。
儘管參謀部保證在俄國完成全面動員之前，尚有六週時間的迴旋餘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丟失東普魯士的風險的時刻現已到來。他曾向一位奧地利軍官承認：「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這樣做是一種罪惡，我們不應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還是要恨他們。」不管怎樣，聖彼得堡的罷工、騷動，暴徒搗毀窗戶以及「警察和革命黨人之間的激烈巷戰」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訊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駐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萊斯（pourtalès）伯爵斷定，並一再向政府保證：俄國畏懼革命，不會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複要到1916年才會備戰就緒之說的信條，及至俄國已經開始動員，他還報稱俄國計劃的「不是採取頑強攻勢，而是像1812年那樣逐步退卻」。在德國外交官愛犯錯誤的問題上，這些判斷開創了紀錄。這些判斷鼓舞了德皇，所以時至7月31日，根據使節們提供的跡象，他還寫了一份「指導」參謀部的手諭，猶得意洋洋地嘲笑籠罩著俄國宮廷和軍隊的情緒，有如「患病的雄貓」。
8月1日，柏林街頭人群擾攘，皇宮前哄聚了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焦慮不安，情緒緊張，心境沉重。柏林多數工人承認，社會主義在他們思想上，還比不上他們對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於本能的恐懼和仇恨那樣深刻。前一天晚上德皇在陽臺上宣佈進入「面臨戰爭危險」狀態的演說中已曉諭他們「我們已被迫拿起武器」，不過他們仍抱著最後一線希望，等待俄國答覆。最後通牒的截止時間過去了。人群中一位新聞記者感到氣氛緊張，「謠傳四起。人們奔走相告，說俄國已要求延長時間。證券交易所則驚恐萬狀，人心惶惶。整個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無法忍受的憂慮焦急中度過的」。貝特曼——霍爾韋格發表的一項宣告結尾說：「如果鐵骰子滾動了，願上帝保佑我們。」5時整，一名警察出現在皇宮門口，向人群宣讀了動員令，人們便開始恭敬地唱起了國歌：「讓我們大家感謝上帝吧！」站滿著軍官的車輛沿著椴樹下街飛馳而去，他們揮舞著手帕，高呼著「動員起來！」。人們頓時從馬克思變成了馬爾斯，他們歡欣若狂，並且一鬨而散，衝向那些有俄國間諜嫌疑的人去洩憤去了。之後的幾天中，有數名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腳踢，死於非命。
動員的電鈕一經按動，徵召、裝備和運送200萬人員的龐大機器便整個自動地運轉起來了。後備役軍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領取制服、裝備和武器，先編成連，再編成營，然後加上騎兵、腳踏車兵、炮兵、醫療隊、炊事車、修理車以及郵車，按預定的鐵路時刻表，被送到鄰近國境的集結地點。在那裡，他們再編成師，再由師編成軍，由軍而集團軍，待命出征。單是調運一個軍——德軍共有40個軍——軍官就需要火車車廂170節，步兵965節，騎兵2960節，炮兵和給養車1915節，總共需要6010節，分別組成140列列車，同時還需要同等數量的列車運送軍需品。從命令下達那一時刻起，一切都在按預定時間表規定的時間執行，時間表訂得非常精細，甚至對於多少對火車輪子將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橋樑，都作了具體規定。
副總參謀長瓦德西（waldersee）將軍對他這宏偉不凡的組織系統滿懷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機開始時也沒有返回柏林，只是寫了一封信給雅戈說：「我將留此準備猛攻，我們的總參謀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現時我們在那裡將無所事事。」這是從老毛奇或「大」毛奇繼承下來的光榮傳統。1870年動員那天，老毛奇還躺在沙發上閱讀《奧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audley’ssecret）呢。
但老毛奇的這種令人景仰的鎮定自若，今天並不見之於皇宮。兩面作戰已不再是幽靈般使人憂懼，而已成為現實。面對這種情況，德皇也同樣接近陷入他認為俄國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種「病貓」情緒。他比起地道的普魯士人，更見識廣博也更膽怯。他從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權力、更高的聲望，尤其是要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更多的權威，而且只想用恐嚇別國而不是攻略別國的手段以遂其圖。他想不戰鬥而獲得鬥士的獎賞。所以每當到了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就像阿耳赫西拉斯（algeciras）和阿加迪爾事件爆發時那樣，他就畏縮不前了。
當危機終於到達沸點時刻，他在電文上的批語愈來愈激動：「哈！恬不知恥的欺騙！」「胡說！」「他撒謊！」「格雷先生是條騙人的狗！」「廢話！」「這個無賴不是瘋子就是白痴！」俄國動員了，他突然間衝口發表了預感大難臨頭的激動的長篇大論，他不是針對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遺恨於他念念不忘的那個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說：「全世界將捲入極為可怕的戰爭漩渦，這些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想毀滅德國。英國、法國和俄國狼狽為奸，圖謀消滅我們……這就是愛德華七世慢條斯理、踏踏實實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圍德國終於成為事實。我們已把腦袋伸進絞索……愛德華已死，但比我這個活人還強！」
一想到死去的愛德華的影子，任何可以擺脫要與俄、法兩國，以及與在法國背後至今尚未公開露面然而已隱約可見的英國交戰的出路，德皇總是歡迎的。
就在最後時刻，一條計策獻上來了。貝特曼的一個同僚，前來懇請他儘可能設法使德國不致陷於兩線作戰境地，並向他提出一個辦法。幾年來，對於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將阿爾薩斯作為德意志帝國的一個聯邦國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討論。這個辦法如果提出來併為阿爾薩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國收復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腳。近在7月16日，法國社會黨大會還公開宣佈贊成這一辦法。但德國軍方始終堅持這些省份必須駐防，其政治權利必須服從「軍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准予制定憲法，自治更無從談起。貝特曼的同僚現在敦請他立即公開正式建議召開會議討論阿爾薩斯自治問題。這種會議可以讓它一無結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義上它的影響將可迫使法國不得進攻阿爾薩斯，至少使它在考慮這一建議期間有所剋制。德國就此可以在西線保持平靜無事，並使英國置身局外，從而贏得時間將兵力調過去對付俄國。
提這一建議的人，至今姓名不詳，也許是個偽託，但這無關緊要。這種機會本來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設想到的。但要抓住這個時機得要有膽略，而貝特曼，儘管器宇軒昂、目光深沉、髭鬚整潔，但如西奧多·羅斯福對塔夫脫（taft）的看法那樣，「是個軟弱的好人」。德國政府非但不向法國投之以餌，誘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國遞交最後通牒的同時也向它遞交了最後通牒。他們要求法國在十八小時內答覆它在俄德戰爭中是否保持中立，並說如果法國保持中立的話，德國「要求將圖勒和凡爾登兩地要塞交由我方佔領作為保持中立的保證，待戰爭結束後歸還」。——換句話說，就是要法國把大門的鑰匙交出來。
德國駐巴黎大使馮·舍恩（vonschoen）男爵感到難以遞交這份「蠻橫」的要求。在他看來，此時此刻的法國如果保持中立，對德國具有莫大好處，本國政府大可以為此主動付出酬謝而不應採取懲罰手段。他遞交了要法國宣告中立的要求，而沒有提出對要塞的要挾。但法國人截獲並破譯了給他的指示，對實情還是清楚的。所以當舍恩於8月1日上午11時要求法國答覆時，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國「將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時剛過，外交部的電話鈴響了，副外交大臣齊默爾曼（zimmermann）接了電話，隨即轉身對坐在他辦公桌旁的《柏林日報》編輯說：「毛奇想知道可否開始行動。」可在這時，剛譯好的一份倫敦來電，一下子打亂了計劃部署。它帶來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對法國的行動，德國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戰。貝特曼和雅戈就是帶著這份電報乘上出租汽車奔向皇宮的。
這份電報是由駐倫敦大使利希諾夫斯基（lichnowsky）親王發來的，彙報英國的一份提議。據利希諾夫斯基的理解，這個提議是說「如果我們不進攻法國，英國將保持中立，並保證法國也保持中立」。
這位大使，在德國屬於講英語，模仿英國人的舉止、消遣方式、服飾，千方百計要成為英國式紳士的那類人物。與他同儕的貴族，如普萊斯親王（princeofpless）、布呂歇爾（blücher）親王和明斯特爾（münster）親王，都娶了英國夫人。1911年，一位英國將軍在柏林為他舉行的宴會上發現在座的四十位德國人，包括貝特曼―霍爾韋格和海軍上將蒂爾皮茨在內，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感到驚訝。利希諾夫斯基還跟他的那類人物不同，他不僅在舉止上，而且在內心世界也是一個誠摯的親英派。他是決心到倫敦來使自己、使祖國都博得英國人的歡心的。英國社會是個恣情鄉間歡度週末的社會。對這位大使來說，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鍾愛之邦發生戰爭，所以他抓住一切時機避免兩國兵戎相見。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在內閣會議休息時間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出於自己的迫切願望，將格雷的話理解為英國的提議，即如果德國答應不進攻法國的話，英國願在俄德戰爭中保持中立並使法國也保持中立。
事實上，格雷根本沒有那麼說。他說話一向簡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過是：如果德國答應對法國和俄國保持中立，就是說對兩國都不發動戰爭，靜待各方為解決塞爾維亞事件努力的結果，英國將答應使法國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稱之為慢性病的「波斯尼亞問題」時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後，已把他那種極盡迂迴模糊的說話方式錘鍊得爐火純青；據他的一位同僚說，他那種迴避直截了當的說話方式，幾乎已成為一種方法。那天被即將來臨的悲劇弄得暈頭轉向的利希諾夫斯基，在電話中也就不難誤解他的話了。
德皇緊緊抓住利希諾夫斯基的這個通向一面作戰的通行證。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候。已經大軍輻輳，在無情地開赴法國邊境。盧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國在內的五大國保證的，而第一個敵對行動就是奪取它的一個鐵路樞紐站，並將按照預定時間表於一小時內開始行動。這必須停止，必須立即停止。但如何著手？毛奇又在哪裡？毛奇已離開皇宮。於是派了一名副官，乘著汽車一路上響著刺耳的報警器，將他半途找回來。毛奇被找回來了。
德皇恢復了常態，這個塵世的至尊、軍閥又心花怒放，有了一個新的設想，又籌劃，又擬議，又安排。他給毛奇唸了電報，並且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們可以只同俄國作戰了。我們乾脆全軍揮戈東進！」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動員機器將要倒車逆轉，不禁愕然失色，他斷然抗旨。毛奇這十年來，先是施利芬的助手，隨後又是施利芬的繼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計劃這一天的到來，為這一天，已把德國的全部力量集中起來了，在這一天，要開始向最終主宰歐洲進軍。這是個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幾乎難以肩負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偉，禿頂，現年六十六歲。他常常愁眉苦臉，使得德皇總是稱他為「憂鬱的愷撒」（dertraurigejulius，也可稱為「憂鬱的古斯」，實際上他的名字是赫爾穆特，helmuth）。他健康狀況不佳，每年都得去卡爾斯巴德（carlsbad）治療，以及他偉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許是他憂鬱的原因。從坐落在國王廣場上的總參謀部紅磚大樓——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與俾斯麥同是德意志帝國奠基人的與他同名的老毛奇的躍馬塑像。而他這個侄兒，則是個不高明的騎手，在參謀人員乘騎進行戰術作業時，常從馬背上摔下來。更糟的是，他是個主張信仰療法的基督教科學派信徒，此外，對於人智主義和其他一些迷信也感有興趣。身為一個普魯士軍人，有了這些不相稱的弱點，也就被認為是「軟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繪畫，拉大提琴，口袋裡常帶著歌德的《浮士德》，而且還在著手翻譯梅特林克的《卑麗亞與梅麗桑德》。
他善於反省，又是個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時，他曾稟告德皇：「一旦發生戰爭，我不知道將如何是好。我對自己很不滿意。」不過不論在個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個懦夫。
1911年，他深惡德國在阿加迪爾危機時的退縮，寫信給康拉德·馮·赫岑多夫說，如果事態惡化的話，他就辭職，建議解散軍隊，「並把我們置身於日本保護之下；這樣我們就可以太平無事地去掙錢，索性做無能之輩」。他曾毫不猶豫地犯顏極諫，1900年他曾「相當蠻橫地」對德皇說，他的遠征北京之舉是個「瘋狂的冒險」。當被提名為總參謀長時，他問德皇是否奢望「一張彩票中兩次頭獎」——這種想法肯定影響了德皇的選擇。他拒不任職，除非德皇丟棄凡進行軍事演習都想得勝使演習成為兒戲的惡習。出乎意外，德皇竟順從了。
現在在這8月1日深夜，毛奇不願再讓德皇干預重大軍務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線的百萬大軍，在開拔的關鍵時刻一百八十度地轉過頭來調運到東線，需要更大的、遠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鐵的毅力。他腦海中浮起一個幻影——整個部署垮了，一片混亂：這裡是軍需給養，那裡是士兵，中間是丟失的彈藥，連隊沒有軍官，師部沒有參謀，那些都作了精確安排的每隔十分鐘將通過某條指定軌道的11000列火車，則是紊亂不堪；有史以來計劃得最完善的軍事行動就此荒謬地毀於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這時進諫說，「這不可能辦到。成百萬大軍的調動部署是不可能臨時急就的。如果陛下堅持要把全軍帶往東線，那這支軍隊將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軍隊，而將是一群帶槍而沒有給養供應的烏合之眾。單單安排他們的那些給養，就花了整整一年艱鉅複雜的勞動才完成的。」毛奇的最後一句話則更為僵硬：「凡事一經決定，就不能變動。」這句話是德國每次犯大錯誤的根源。正是由於這句話，發動了對比利時的入侵，發動了對美國的潛艇戰，這句話在軍事計劃支配政策的時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實是可以變動的。德國總參謀部雖自1905年以來就在從事擬訂首先攻打法國的計劃，但在它的檔案裡卻另有一份所有列車東進攻打俄國的計劃。這份計劃在1913年以前還年年修訂。
「不要再築要塞了，要多鋪設鐵路。」老毛奇下令說。他把戰略部署放在鐵路分佈圖上，併為後人留下了鐵道是戰爭勝負關鍵的教條。德國的鐵路系統是軍方控制的，每條線路都派有一名參謀；不經總參謀部許可，不得鋪設或改變任何線路。每年的戰事動員演習，使鐵路官員經常受到訓練，並考驗了他們根據線路被切斷、橋樑被毀壞的電報隨機應變，更動運輸線路的能力。據說軍事學院培養出來的腦子最靈的人，都被送到鐵路部門工作，最後在瘋人院歸天。
毛奇「這不可能辦到」的話，在戰後見載於他的回憶錄之後，鐵道部門負責人馮·施塔布（vonstaab）將軍認為這是對他主管的路局的譴責，非常氣憤，特為此寫了一本書，證明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圖表和圖解，說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可以在七個集團軍中留下三個集團軍守衛西線，把餘下的四個集團軍於8月15日前調運到東線。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erzberger），這位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和天主教中央黨領袖，提出了另一個證明。他說，在事發後半年裡，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認，一開始就襲擊法國是個錯誤，「應該先將我軍大部分兵力派到東線粉碎那部俄國壓路機，而把西線的軍事行動限於擊退向我國境進犯的敵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氣，死死抱住既定計劃不放。「你的伯父肯定會給我一個不同的回答。」德皇無可奈何地對他說。這一譴責「深深地刺傷了我」，毛奇後來這樣寫道：「我從沒有自命可同這位老元帥相提並論。」但他當時還是繼續抗命。「我堅決認為德法兩國既然都已動員，要維持兩國之間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這異議沒有收到效果。大家愈來愈激動，只有我孑然一人堅持己見。」
最後，毛奇終於說服了德皇，動員計劃不能變動，由貝特曼和雅戈參加的小組起草了一份給英國的電報，表示了歉意，說德軍開向法國邊境的行動已「無法改變」，但提出一個保證，在8月3日下午7時前將不越過邊境線。這對德國是毫無損失的，因為時間表上並未安排在這時間以前越境。雅戈還趕緊給駐巴黎大使發了一份電報——巴黎已在4時頒發了動員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請他「務必暫時穩住法國不動」。德皇還加發了一封給英王喬治的私人電報，對他說，因「技術原因」，要撤回動員令已為時過晚，但「如法國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當勒馬不進攻法國，而將軍隊用於別處，但英國必須以海陸軍為它擔保。深望法國不必緊張」。
現在離第十六師向盧森堡挺進的規定時間7時只有幾分鐘了。貝特曼很激動，堅持在等候英國答覆時，不管怎樣都不得進入盧森堡。德皇沒有徵詢毛奇意見，也立即命令副官用電話和電報通知設在特里爾（trier）的第十六師司令部取消這一行動。毛奇又一次看到計劃破產。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盧森堡的鐵路事關至要。「那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想我將五內俱裂。」
德皇對他的請求無動於衷，寸步不讓，反而在給英王喬治的電報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電報電話命令我國境線上的部隊停止行動，不使越境進入法國」。這裡，對事實真相玩了一個微小但重要的手法，這是因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認他所企圖的和正在阻止的是侵犯一箇中立國的行為。而且那也會流露他侵犯比利時的企圖，而這會成為英國參戰的原因，何況英國當時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該是他的事業登峰造極的這一天，不禁自我哀嘆，並在回到總參謀部後，「悽慘失望之淚奪眶而出」。當他的副官將取消盧森堡行動的命令拿來要他簽署的時候，「我把鋼筆扔到桌上，拒絕簽字」。這是動員令後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一旦簽署了這道會使精心準備的一切工作化為烏有的命令，將被認作「猶豫不決和優柔寡斷」的證據。「這份電報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罷，」他對副官說，「我是不會簽字的。」
晚上11時了，他還在苦苦思索，這時皇宮又來召見。德皇在宮中的臥室接見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軍大衣，是特地為這次接見穿的。原來是利希諾夫斯基的電報來了。他和格雷進一步交談之後，發現自己錯了，現在傷心地來電說，「英國的積極建議已基本無望」。
「現在你可以為所欲為啦。」德皇說完就去睡了。毛奇，這位現時勢必要指揮一場決定德國命運的戰爭的總司令，從此就永遠心緒不寧。「這是我對戰爭的第一個感受，」他事後寫道，「我一直沒有從這次事件的震動中恢復過來。我的機體一定有所失靈，從此以後與過去就判若兩人。」
他還可以加上這麼一句——整個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給特里爾的電話命令還未及時到達。7時正，部隊按預定時間在這次戰爭中首次越過國境，這個榮譽屬於一個叫費爾德曼（feldmann）的中尉所率領的六十九團的一個步兵連。在盧森堡境內不遠，離比利時的巴斯托涅（bastogne）僅約12英里的阿登山脈的山坡上，有一個德國人稱為烏爾弗林根（ulflingen）的小鎮。它周圍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場；斜坡上的鵝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穫季節，也不容許有一小捆乾草失落在地，否則就有違這個大公國嚴格的市政清潔條例。小鎮下面是個車站和一個與德國、比利時電報線路銜接的電報局。這就是德國的目標，費爾德曼中尉的那個連駕著摩托車按時佔領了這個地方。
德國人對付不圓通的人有著毫不留情的才能，他們選中了一個當地名稱和正式名稱都叫做「三貞女」（troisvierges）的地方入侵盧森堡。「三貞女」實際上代表著忠信、希望和仁愛，但是歷史以其切合實際的聯絡，為這時機作了安排，使這「三貞女」在人們心目中代表了盧森堡、比利時和法國。
7時30分，第二批士兵乘著摩托車來了——他們也許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來的——他們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們說：「犯了一個錯誤。」在這期間，盧森堡的國務大臣艾申（eyschen）已將訊息電告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並向柏林提出了抗議。「三貞女」已經表明了她們的立場。午夜以前，毛奇糾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即8月2日終了時，按照德國動員第一天的預定計劃，佔領了這個大公國的全境。
倘若德國人在1914年出擊東線，而對法國採取守勢，那會是什麼樣的結局？從那時起，史學年刊上對這一問題總是糾纏不休。馮·斯塔布將軍表示，掉轉頭來攻打俄國在技術上是可能的。至於在「那一天」已經到來的時刻，德國人能否在精神上剋制自己而不進攻法國，則是另一回事了。
7時整，就在德國人進入盧森堡的同時，在聖彼得堡，普塔萊斯大使水汪汪的藍眼睛眼眶發紅，花白的山羊鬍子顫動著，兩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遞交了德國的宣戰書。
「全世界將咒罵你們！」薩佐諾夫大聲嚷著。
「我們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榮譽。」德國大使回答說。
「這與你們的榮譽無關。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萊斯喃喃自語，「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蹣跚走向視窗，倚著窗，不禁潸然淚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結束了。」說到這裡，他就再也說不下去了。薩佐諾夫拍著他的肩膀，相互擁抱。普塔萊斯踉蹌地走向門邊，顫抖著的手好容易才把門拉開，出去的時候，低聲地道著：「再見，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