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和法國的聯合軍事計劃是1905年誕生的，那一年俄國在遙遠的戰場上敗於日本人之手，它在軍事上的積弱無能已公諸天下，歐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國政府都在同一瞬間突然意識到，不論哪一國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時機開啟戰端，法國勢必要在一無盟國的情況下單獨作戰。德國政府立即抓住這一時機檢驗一番。1905年俄國兵敗盛京（今瀋陽）之後只過了三個星期，德皇即於3月31日御駕親臨丹吉爾（tangier），舉世為之轟動，此行不啻是給法國下了一紙戰書。在法國人看來，這等於說德國在窺測時機，以便「舊事重演」，而且它是會找到時機的，即使現在尚非其時，為時當也不遠。「我跟大家一樣，是那天上午9時來到巴黎的。」夏爾·貝璣（charlespéguy）如此寫道。他是詩人、編輯、神秘論者和反社會黨的社會主義者和反天主教會的天主教徒，他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法蘭西的心聲。「我跟大家一樣，在11時30分知道了就在那兩小時中間，我個人的一生，我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都已開始了一個新時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貝璣的這些話確是言之不虛。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願從軍，並於9月7日在馬恩河戰役陣亡。

英國也同樣對丹吉爾的挑戰作出反應。它的軍事體制當時正由伊舍勳爵主持的委員會進行全面重新整理。這個委員會除他本人外，還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他已經接二連三地大發雷霆，對海軍進行整頓；此外還有一位陸軍軍官喬治·克拉克（georgeclarke）爵士，因對帝國戰略見解新穎而著名。「伊舍三巨頭」建立了一個帝國國防委員會，其職責是主管有關軍事政策，伊舍擔任常務委員，克拉克任秘書，並給陸軍新設了一個總參謀部。正當德皇提心吊膽地騎著一匹白色悍馬在丹吉爾的大街上走過的時候，英國總參謀部正在地圖上研究一場假想性的模擬戰爭，它設想德軍借道比利時在馬恩河以西和以北進行大幅度的翼側行動。這一圖上戰術作業，向作戰處長格里爾森（grierson）將軍和他的副手羅伯遜（robertson）將軍表明，如果英軍不能「迅速到達戰場並具有充分實力」的話，就難有堵截德國人的機會。

那時候，英國人所考慮的是獨自在比利時作戰。保守黨首相貝爾福當即吩咐給他提交一份報告，說明德國一旦入侵比利時，英方至少要多少時間才能動員起四個師的兵力並在比利時登陸。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機聲中，格里爾森和羅伯遜這兩位將軍還在大陸上沿法比邊界觀察地形之時，貝爾福的政府便告倒臺了。

各方面人士神經都極度緊張，擔心德國會利用俄國正經歷著一場大難的時機，而在當年夏天挑起戰端。這時英法兩國還未訂出一份共同作戰計劃。英國的局面因為大選而動盪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國各地奔走競選，法國人只得進行非正式的接觸。他們駐倫敦的武官於蓋（huguet）少校接觸了一位積極主動而求成心切的中間人雷平頓（repington）上校。上校是《泰晤士報》的軍事記者，他經伊舍和克拉克首肯之後，便開始談判。雷平頓上校在遞給法國政府的一份備忘錄中問道：「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是一條原則：除非在德國首先侵犯了比利時領土而迫不得已時，法國將不會侵犯比利時領土？」

「當然是這樣。」法國人答覆說。

「法國方面是否知道，」上校問道，「任何侵犯比利時中立的行動都要自動地招致我方參戰以捍衛我們的條約義務？」上校此問，既意在警告，又是為了預先表明態度。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一屆英國政府自行承擔責任要對某一事件「自動地」採取行動，但是這位上校卻置一切約束於不顧，任性馳騁，遠遠越出了雷池。

「法國一向是這樣看的，」對方深感愕然地答覆說，「但是從未得到一個正式的保證。」

上校在作了一些誘導性的提問之後，便證實法國並不認為英國在比利時獨力作戰是上策，他還相信統一指揮——法國負陸上指揮之責，英國負海上指揮之責——乃屬「絕對必要」。

與此同時，自由黨人當選執政。他們歷來反對戰爭，反對在國外冒險，他們也有信心可以用他們的一片善心去維護和平。新政府的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上任一月便遭喪偶之痛。新任陸軍大臣是個律師，名叫理查德·霍爾丹（richardhaldane），此人狂熱崇拜德國哲學，防務委員會里的一些軍人問他打算建設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時，他答稱：「一支黑格爾式的軍隊」。「交談就此中止」，他在記錄中這樣寫道。

法國人小心謹慎地與格雷接觸。格雷表示凡是他的前任已經向法國作出的保證，他都無意「收回」。他就職後的第一個星期就碰上一次重大危機，於是問霍爾丹是否有過什麼安排，要求英國人在遇到緊急情況時跟法國人並肩作戰。霍爾丹查閱了檔案，沒有找到這樣的檔案。但是通過他的這番查詢，發現要把四個師送到大陸得要兩個月時間。

格雷提出，兩國總參謀部之間現在是否可以舉行會談，作為「軍事上未雨綢繆之計」，而同時又無須使英國承擔責任。霍爾丹請示了首相亨利·坎貝爾―班納曼（henrycampbell-bannerman）爵士。首相雖然是個自由黨人，但就本人愛好而言，對於法國的事物卻是無不衷心喜愛，他有時還會搭乘渡輪往返海峽作一日之遊，為的是在加來（calais）吃一頓午飯。他同意兩國總參謀部舉行會談，但是對以「聯合準備工作」作為會談重點則不免有所顧慮。他覺得那樣一來就「非常接近於一項需要尊重的諒解」——而事實也確是如此——使協約國之間不即不離的美好現狀有遭受破壞之虞。為了避免造成這種不愉快的後果，霍爾丹作了佈置，由格里爾森將軍和於蓋少校會同簽署一封信，言明雙方的會談不代表英國作出任何承諾。他安排妥帖這麼一個格局之後便授權開始會談。他和格雷以及首相本人，都未將此事告知內閣其他大臣，而讓它作為一樁「部內事務」交由軍方掌握其今後的發展。

從此總參謀部就接管了這項工作。英國軍官參觀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國軍事演習，約翰·弗倫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員，他是一位騎兵將軍，曾在布林戰爭中一鳴驚人。格里爾森和羅伯遜在於蓋少校陪同下，重訪了法比邊界。他們徵求了法國總參謀部的意見，選定了幾處登陸基地，並在沿沙勒魯瓦到那慕爾一帶的正面以及進入阿登山區的地方選定了幾處中間整備區域，因為他們估計德軍會通過比利時入侵法國。

然而，「伊舍三巨頭」根本不贊同把英國陸軍只作為法軍的一支偏師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機的緊張局面趨於緩和之後，1905年開始的聯合計劃的制訂工作也就沒有進展。格里爾森將軍的職務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舍勳爵為代表的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見，主張在比利時採取獨立行動，不受法軍總部的節制，認為掌握安特衛普及其附近一帶海岸乃是英國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約翰·費希爾爵士則強烈主張英國必須以海軍作戰為主。他信不過法國的軍事能力，算準了德國人將在陸戰中打敗他們，所以認為把英國陸軍送過海峽去一同吃敗仗是無謂之舉。他所贊成的唯一的陸上行動是在德國的背後來一次大膽的強攻，他還選定了一個精確的地點——東普魯士沿波羅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堅實的十英里長灘」。這地方離柏林不過90英里，是從海路抵達德國首都的最近地點，由海軍送去登陸的英軍部隊可以奪取這塊地方並建立一個作戰基地，「使百萬德軍無暇他顧」。此外，陸軍的作戰必須「絕對限於……對沿海一帶的突然襲擊，收復黑爾戈蘭島（heligoland），並駐守安特衛普」。費希爾認為，陸軍在法國作戰的計劃是「自取滅亡的愚蠢行動」，陸軍部的不知戰爭為何物是出奇的，陸軍應當作為「海軍的配屬部隊」來支配。1910年初，費希爾於六十九歲時被授予爵位，同時被解除了海軍部的職務，但是他對國家的作用卻遠未告終。

1905—1906年的緊急狀態過去後，和法國的聯合軍事計劃在此後數年間進展甚微。但在這段間歇期中，有兩位人士締結了跨越海峽的友誼，這一友誼後來成了締造友誼之橋的第一條鐵索。

當時的英國參謀學院院長是亨利·威爾遜（henrywilson）准將，他是個身材瘦長、熱情奔放的英國血統的愛爾蘭人。他的一副尊容，據他自己認為，堪與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經常處於思潮澎湃、談吐幽默、熱情奔放、想象豐富的狀態中，特別是精力尤其旺盛。他早年在陸軍部供職時，慣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園跑步鍛鍊身體，隨身帶去晨報，只要減速到慢步的時候，便邊走邊看。把他帶大的幾個保姆都是法國人，所以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對於德語，則不那麼感興趣。1909年1月，施利芬在《德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對他的繼任者毛奇給他的計劃所作的某些改動表示異議。他為包抄法國和英國陸軍所準備的「龐大的坎尼之戰」，在文章中雖未露細節，但基本輪廓已暴露無遺；與此同時，文章的作者是誰也不言而喻。參謀學院的一名學員將這篇文章送給院長過目，威爾遜在歸還的時候只是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爾遜將軍心血來潮，要去拜訪他的法國同仁——法國陸軍大學校長福煦將軍。他旁聽了四節講授課和一節討論課，福煦將軍優禮相待，請他吃了茶點。主人雖然因為每有貴賓來訪就得中斷工作而感到不勝其煩，不過還是認為對這位英國同行應該待之以禮。威爾遜將軍對此間所見所聞興致勃勃，坐下來一談便是三小時。當福煦終於能夠把客人送到門口，以為這下子總算可以最後道別的時候，誰知威爾遜意興仍濃，當下宣佈他第二天還要再來敘談，並要再看看這裡的課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欽佩英國客人的這種勇氣，併為他的關切感到高興。兩人再度晤談時便肝膽相見了。不出一月，威爾遜又重臨巴黎再次聚首商談。福煦還接受了他的邀請，來春去倫敦訪問，威爾遜也同意夏天再來，觀摩法國的參謀野戰實習。

福煦來到倫敦，威爾遜介紹他與霍爾丹和陸軍部的其他人員相見。威爾遜一頭撞進一位袍澤的房間，張口就說：「我請來了一位法國將軍，就在外面，是福煦將軍。你聽著，大戰到來的時候，這傢伙就會是盟國聯軍的司令。」此時此地的威爾遜，不僅已經接受了統一指揮的原則，並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選，不過他的預言要見諸事實還得再經過四年苦戰，經過戰局瀕臨敗北的危境之後。

由於1909年以後的頻繁往還，兩位院校首長結成莫逆之交，威爾遜甚至成了福煦將軍家庭的座上客，還被邀請參加他愛女的婚禮。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幾小時，據一位目擊者說，所談的都是「聳人聽聞」的閒話。他們經常換戴軍帽，一高一矮，並肩散步，有時熱烈爭論，有時諧謔談笑。在威爾遜印象之中，最為深刻難忘的是陸軍大學的學習方式，既緊張活躍，又大膽果敢。教官不斷地要求當學員的軍官「快，快！」或者「幹，幹！」。這種緊張快速的方法一經英國參謀學院採用，便立即被命名為威爾遜氏的「‘幹’的行動」（allezoperation）。

威爾遜在1910年1月第二次訪法期間，曾向福煦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話，但它充分表達了法國人對於跟英國結盟的看法。

「英國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對你們有所幫助？」威爾遜問道。

福煦的答覆好像是利劍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國大兵一人——不過我們一定要看到他戰死沙場」。

威爾遜也一心要使英國作出承諾。他深信對德戰爭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頭的迫切之感灌注給他的袍澤和學員，而他自己，對於這件大事則是全神貫注。1910年8月，他的機會來了。他被任命為作戰處處長，格里爾森將軍先前就是以這個身份同法國方面開始兩國總參謀部的會談的。於蓋少校立即前來拜見新任處長，當他嘆息英法軍事合作這一重大問題自1906年以來毫無進展時，威爾遜回答說：「重大問題！而且是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再也沒有別的問題比得上它了。」

聯合計劃的工作當即有了起色。除了法蘭西和比利時，威爾遜什麼都不想去看，哪裡都不想去。1909年首次訪法期間，他就曾坐火車、騎腳踏車，走訪了從瓦朗謝訥到貝爾福之間的法比邊界和法德邊界。他那時就覺察到，福煦「對於德國通過比利時進軍的重視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樣，從凡爾登到那慕爾之間是重要的一線」，換句話說，也就是默茲河以東的一線。此後四年間，他每年都要去三四次，每次都要騎腳踏車或駕駛汽車遍遊1870年的戰場舊地，以及預計會成為未來戰場的洛林和阿登山區。每次來訪，他都要和福煦會商，在福煦調離以後，便和霞飛、德卡斯泰爾諾、迪巴伊，以及法國總參謀部的其他人員會商。

陸軍部的威爾遜辦公室裡，有一整面牆的大幅比利時地圖，圖上每一條他認為德軍有可能通過的道路都用濃墨塗得黑黑的。威爾遜到陸軍部履新之後就覺察到，經過素有「將軍中的叔本華」之稱的霍爾丹的一番整頓，正規陸軍在新體制下業已進行了周詳嚴密的訓練、準備和組織工作，一旦有事，立即可以成為一支遠征勁旅，並且已經做好一切安排，動員令下之日，即可達到戰時定員。但是有關橫渡海峽的運輸問題、宿營問題、給養問題、到達法國後的集結地區問題，以及和法國軍隊共同建立防線問題的計劃，卻還一個都沒有。

威爾遜覺得總參謀部在這些問題上顯得顢頇因循，他也因此陷於週期性發作的憤懣之中，他在日記中寫道：「……令人很不滿意……沒有鐵路方面的安排……沒有馬匹供應方面的安排……情況糟不可言！……沒有安排通往港口的火車，沒有安排港口工作人員，沒有安排海軍……壓根兒未作醫療救護方面的安排……馬匹的困難尚未解決……萬事未備，真是糟不可言！……這樣毫無準備真是丟臉……馬匹問題處於叫人丟臉的狀態！」然而，到了1911年3月，他便在這樣毫無安排——以及毫無馬匹——的情況下拿出了一份動員時間表，規定好「全部六個步兵師在動員的第四天上船，騎兵在第七天上船，炮兵在第九天上船」。

時間表來得正是時候。1911年7月1日，德國「豹」號炮艦駛抵阿加迪爾。全歐洲各國的首相府或總理署，竊竊私議的都是一個詞：「戰爭」。威爾遜急忙趕往巴黎，也就在這個月裡，法國最高軍事委員會撤掉了米歇爾將軍的職務，從此將防禦戰略拋到九霄雲外。威爾遜和迪巴伊將軍共同起草了一份備忘錄，寫明英國一旦出兵介入，出動的兵力將為六個正規師和一個騎兵師。威爾遜和迪巴伊於7月20日簽署的檔案，明確規定從動員第四天至第十二天，總數為15萬人和6.7萬匹馬的兵力將在勒阿弗爾（havre）、布洛涅（boulogne）以及溯河而上在魯昂（rouen）登陸，改乘火車開赴莫伯日地區的指定地點集結，而在第十三日即可投入戰鬥。

迪巴伊——威爾遜協議，就其實效而言，已將英國陸軍在戰爭到來和英國參戰之時配屬於法國陸軍，那時英國軍隊部署的地區將是法軍防線的延伸地區，擔負警戒法軍翼側的任務，防範敵方的包抄。這就等於說——於蓋少校也是如此欣然記載的——法國人已經說服威爾遜和英國總參謀部不要去另搞一個「次要戰場」，而應在「主要戰場，也就是在法國戰場」上共同作戰。事實上，對於這個決定，英國海軍所要負的責任並不比法國人小，因為它對能否在多佛爾——加來（dover-calais）一線以北的港口登陸不肯擔保，因此排除了在距離比利時更近的或在比利時境內的港口登陸的可能性。

威爾遜返抵倫敦時，據他在日記裡所寫，面臨的突出問題乃是德國是否會向「法國和我國」開戰。所以，當格雷和霍爾丹兩人在午餐桌上徵詢他的意見時，他便提出了一個加強語氣的三點計劃：「第一，我們必須和法國聯合；第二，我們必須和法國人在同一天動員；第三，我們必須把六個師全部派去。」

這兩位文官對局勢的理解使他「深感失望」，不過他立即得到一個天賜良機，給政府上了一堂有關戰爭真情實況的講解課。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他自1908年起接替坎貝爾―班納曼擔任首相）於8月23日召開了一次帝國國防委員會的秘密特別會議，確定戰爭爆發時的英國戰略問題。會議開了一整天，上午由威爾遜將軍闡述陸軍的意見，下午則由費希爾的後任、海軍上將阿瑟·威爾遜（arthurwilson）爵士提出海軍的意見。出席會議的除阿斯奎斯、格雷和霍爾丹外，還有三位內閣成員：財政大臣勞合·喬治（lloydgeorge），海軍大臣麥克納（mckenna），還有一位是內政大臣。這位大臣年紀不大，才三十七歲，卻是個不可等閒視之的人物，他在危機期間便已越俎代庖，曾就海軍和軍事戰略問題接連不斷地向首相提出許多意見。他的陳言全是真知灼見，對未來的戰爭程式所作預斷準確無誤，令人驚服，對需要採取怎樣的措施，毫不含糊。這位內政大臣便是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churchill）。

威爾遜在這批被他稱為「無知的人們」面前，在他的一位袍澤和日後的首長，「對所談問題一竅不通」的約翰·弗倫奇爵士的幫助下，將他那幅比利時大地圖在牆上釘好，然後作了兩小時的講解。他對德國將如何利用俄國的動員遲緩而將它的主力派去對付法國人，而在兵力上取得對法軍的優勢問題，作了詳細的說明。他這一講驅散了許多幻想。他正確地陳述了德國將實行右翼包抄的進攻計劃，但是由於他深受法國理論的薰陶，把德軍直下默茲河以西的兵力估計為不會超過四個師。他聲言，如果在戰爭爆發時將英軍六個師全部派到法軍戰線左翼，則頂住德軍的攻勢便大有希望。

等到下午由海軍上將發言時，那幾位聽得出神的文官們不禁大吃一驚。他們發現海軍的計劃和陸軍的計劃竟無共同之處。他所建議的遠征軍登陸地點不在法國，而在普魯士北方海邊的一段「沙土堅實的十英里長灘」上，在那裡登陸的英軍將會把「比它自身大幾十倍的德軍調離其正面作戰的前線」。他的論據受到兩位陸軍將軍的猛烈攻擊。費希爾勳爵未在場，這就給阿斯奎斯以勇氣來拒絕它，陸軍成了這次交鋒的勝利者。從此以後，費希爾的厭惡之情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咆哮發作一次。「英國海軍，所向無敵……乃是牽制德軍不使其攻進巴黎的唯一依靠。」他在數月後給友人的信中說，「咱們計程車兵對於戰爭有著莫名其妙的想法，真是荒誕不經，不過，幸好他們都是無權之輩。我們將要奪取的是安特衛普，而不是在孚日山脈邊境上去做傻事。」在奪取安特衛普的想法中，有著某種不可避免的邏輯性，直至1914年戰爭到來之前的最後一分鐘，甚至在那以後，這種邏輯性還在不斷地給英國的軍事計劃拖後腿。

1911年的8月會議，跟數週前清除米歇爾將軍的那次法國最高軍事委員會一樣，既對英國的戰略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副產品。釋出命令，對制定海軍政策的人選進行調整，報國心切的內政大臣欣然奉調擔任海軍大臣，到1914年，他將被證明是擔負這一重任的不可缺少的人才。

帝國國防委員會的秘密會議引起的反響，激怒了那些被關在門外的內閣大臣和黨內主張恪守和平的那一派。亨利·威爾遜聽說他本人已被看作這次會上的大壞蛋，聽說人家「都要我的腦袋」。以此為開端的內閣分裂行將在關鍵性的最後時日里演變成為異常危急的局面。政府始終保持著一種言不由衷的態度，聲言有關軍事問題的「談話」，用霍爾丹的話來說，「不過是我們與法國親密友誼的一種自然而非正式的結果」。說是自然的結果，也許是對的；說是非正式的，卻不見得。伊舍勳爵對首相說過的話並非空談，他說兩國總參謀部共同作出的計劃「不論內閣歡喜與否，顯然已使我們承擔了參戰責任」。

阿斯奎斯是怎樣答覆的，或者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他的內心深處究竟有何看法，現在都無記錄可查，何況內心深處的事情，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是難以探索的。

下一年，1912年，英國跟法國締結了一項海軍協定，這是一個負有重大使命的代表團——但不是前往法國而是前往柏林——所取得的結果。為了盡力勸阻德國人不要通過新的海軍法案去擴充艦隊，霍爾丹銜命前去和德皇、貝特曼―霍爾韋格（bethmann-hollweg）、蒂爾皮茨海軍上將以及其他領導人會談。這是英德雙方謀求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達成諒解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但這次努力同樣失敗了。德國人對於要他們的艦隊繼續屈居英國之後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要求英國答應在德法一旦開戰時保持中立。英國人拒不答應這一要求。霍爾丹此行歸來，便已深信德國野心勃勃，覬覦歐洲霸主地位，遲早非要抵抗不可：「我對德國總參謀部作了一番研究，我認為，一旦德國的主戰派掌權，這場大戰就不僅僅是要打倒法國和俄國而已，而且是要主宰世界。」這一結論既然出自霍爾丹之口，對於自由黨的思想和計劃的影響也就非同小可。它的第一個結果是和法國訂立海軍協定，規定在出現戰爭威脅時由英國人保護海峽和法國海岸的安全，防範敵艦攻擊，使法國艦隊得以不受牽制而專注於地中海方面。法國艦隊所作的安排是出於協定的規定，否則它絕不會如此安排的，因而這一協定也就給英國定下了一個明確的義務。

協定的內容沒有讓內閣全體知道，儘管如此，不安之感卻已不脛而走，普遍認為事情搞過了頭。反戰派不以「不承擔責任」的說法為滿足，堅決要求把它見之於書面。愛德華·格雷爵士採取了給法國大使康邦先生去一封信的形式以滿足它的要求。此信由內閣起草並予通過，算得上是一篇故弄玄虛的傑作。信中說：兩國的軍事談判容許雙方可以在今後任何時間自行決定「是否用武力相互支援」；海軍協定「並非以約定戰時進行合作為基礎」；在遇到戰爭威脅時，雙方將對兩國總參謀部的計劃「給予考慮」，「然後作出決定，應該賦予該計劃以怎樣的效力」。

這份古怪的檔案使大家都感滿意：法國人滿意，因為整個英國內閣政府現在算是正式承認聯合計劃的存在了；反戰派滿意，因為檔案上說了，英國並未「做出承諾」；格雷感到滿意，那是因為他的一番苦心推敲出來的一套說法，既保全了計劃，又使反對者無話可說。他說，如果當初聽從了某些方面對他的敦勸，用明白宣佈跟法國結盟來代替這套說法，那就會使「內閣解散」。

阿加迪爾事件之後，每年夏天要鬧一場危機，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勢日趨緊迫，兩國總參謀部的協同工作也更形緊張。亨利·威爾遜爵士的出國旅行愈益頻繁。他已經看出，新任法國總參謀長霞飛將軍是一位「品質超群、器宇軒昂、冷靜沉著的軍人，有著堅強的性格和堅定的意志」，而德卡斯泰爾諾則是「非常聰明，富有才智」。他繼續對比利時邊界進行實地觀察，騎了車子往返於那一帶的大小道路，經常來到梅斯附近的馬斯拉圖爾（mars-la-tour），憑弔他具有特別愛好的1870年的戰場。他每次看見那座紀念當年鏖戰的「法蘭西」雕像，心頭便是一陣痛楚。據他自己的記載，有一次去看望雕像的時候，「我把隨身帶著的一小張地圖攤在她的腳下，地圖上標明瞭英國軍隊在她土地上的集結地區」。

1912年，他對德國新建的鐵路作了一番研究，所有這些線路都彙集到亞琛（aachen）和比利時的邊界。那一年2月，英法聯合計劃的進展程度已經可以使霞飛告訴最高軍事委員會，他有把握指望英國人派來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外加兩個騎兵旅，總數達14500人。這位法國將軍把這支英國部隊稱為「w」部隊，以示對威爾遜的崇敬。該部隊將在布洛涅、勒阿弗爾和魯昂登陸，在伊爾松―莫伯日地區集結，動員第十五天即可投入戰鬥。後來，威爾遜又和霞飛、德卡斯泰爾諾以及俄國的尼古拉大公一起觀看了1912年的法軍秋季演習，然後前往俄國，同俄國總參謀部會談。1913年，他每隔一月總要去巴黎同法國總參謀部首腦人士會商，並參加防守邊界的福煦的第二十軍的演習。

正當威爾遜在步步加緊和日益完善他跟法國人的安排時，英國的新任帝國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卻是時至1912年還在想重彈在比利時獨立作戰的舊調。只是事經駐布魯塞爾的英國武官謹慎小心地作了幾次探詢，方才不了了之。他們發現，比利時人態度堅如鐵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國武官問起，在德國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聯合安排，讓英軍在比登陸。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國還是必須等到向它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時方可安排登陸。英國公使本人也作了探詢，而告訴他的結果是，如果英國部隊在德國入侵之前或未經比利時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陸，比利時人便要開火。

比利時的守身如玉，證實了英國人所不厭其煩向法國人反覆申說的一點——一切都取決於德國人首先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伊舍勳爵在1911年就已鄭重告誡於蓋少校：「不論你們有怎樣的口實，都絕對不要讓法國的將軍們首先越過比利時的邊界！」如果法國首先越過邊界，英國就絕不和它站在一邊；如果德國人首先越過邊界，那就要挑起英國去與他們為敵。法國駐倫敦大使康邦先生從另一方面表達了這一條件；他發回了許多函電，一箇中心主題便是唯有德國侵犯了比利時，法國才有把握得到英國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