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的一天，里爾市軍事長官勒巴（lebas）將軍來到陸軍部求見法國副總參謀長德卡斯泰爾諾（decastelnau）將軍，對總參謀部所作的不擬在里爾設防固守的決定提出異議。里爾距比利時邊界10英里，離海峽40英里，如果入侵軍隊取道佛蘭德來犯，它便緊挨在進軍路線的一側。德卡斯泰爾諾將軍在聽了勒巴將軍請求設防的理由後，攤開地圖，用尺量了從德國邊界穿越比利時國境直抵里爾的距離。他提請這位來訪者注意，要發動一場強有力攻勢的話，標準的兵員密度是每米五至六人。他指出，如果德國人把戰線向西一直拉到里爾，他們的力量就會分散到每米只有兩人。
「我們會把他們攔腰切斷！」他說道。然後又解釋說，德國的現役軍隊，可用於西線的兵力是25個軍，約100萬人。「這兒，你自己來算一下吧。」他一面說，一面把尺遞給勒巴。「如果他們真到得了里爾，」他語含譏諷而洋洋自得地重複了一遍，「對我方更有利。」
法國的戰略並不曾把德軍實行右翼包抄的威脅置之度外。相反，法國總參謀部認為，德國人在他們的右翼投入的兵力越大，他們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要相應地減弱，法軍就可以計劃在這一帶突破。法國的戰略是背靠比利時邊介面對萊茵河。只要德國人遠道迂迴包抄法軍翼側，法國就計劃發動鉗形攻勢，在德軍設防的梅斯地區的兩側突破德軍中路和左翼，並乘勝切斷德軍右翼和它的基地的聯絡，使其無法出擊。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其源蓋出於一個意願——這一意願是因法國從色當（sedan）之敗的奇恥大辱中恢復元氣而產生出來的。
1871年，法國在凡爾賽唯德國之命是從訂立了城下之盟，備受國土肢解、賠償軍費以及敵軍佔領的苦楚。在被迫接受的條款中，甚至還規定了德軍要舉行勝利閱兵儀式，在香榭麗舍大街雄視闊步，耀武揚威。儀式進行之際，大街上觀者絕跡，闃無聲息，黑紗低垂。在波爾多（bordeaux），當法國國民議會批准和約之際，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議員們淚流滿面，步出大廳，留下了他們強有力的宣告：「我們宣告，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千秋萬代都要保留作為法蘭西民族一分子的權利。我們為我們自己發誓，為我們的選民發誓，為我們的兒女發誓，也為我們的子子孫孫發誓，要採取一切手段在篡奪者面前永遠堅持這一權利。」
併吞這塊領土，是出於老毛奇和他的總參謀部的要求，而為俾斯麥所反對，他說，這會成為新德意志帝國的致命隱患。老毛奇和總參謀部堅決主張，並且也使皇帝陛下相信，這兩個邊境省份，連同梅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及孚日山脈的崇山峻嶺，都必須從法國一刀砍掉，使法國在地理上永遠只能處於守勢。他們還進而要法國償付一筆五十億法郎的不堪負荷的賠款，其用心是要在一代人的年頭裡捆住法國的手腳，同時還要在法國駐紮一支佔領軍，直至賠款償清為止。法國人作出驚人的努力，在三年內籌足款子付清了賠款，於是便開始恢復元氣。
色當之敗縈繞腦際，在法國人的意識中，它是一個歷久恆在的黑影。「你們不要放在嘴邊，而要銘記心間。」這是甘必大（gambetta）的一句忠告。四十多年來，防止「往事重演」是法國政策中獨一無二的最根本的因素。1870年以後的初期階段，戰敗者的本能和孱弱的軍力迫使它執行築壘防禦的戰略。法蘭西倚為屏障的是一個壕塹縱橫、深溝壁壘的防禦系統。從貝爾福到埃皮納勒（belfort-epinal）和從圖勒到凡爾登（toul-verdun）的兩條防線衛護著東部邊界，還有一條從莫伯日經瓦朗謝訥到里爾（maubeugevalenciennes-lille）的防線保衛著比利時邊界的西半段；這兩條防線之間的缺口便是故意留給入侵部隊的通道。
維克托·雨果寫出了他最為慷慨激昂的心聲，主張藉助這一道屏障：「法蘭西將萬眾一心：重建力量，養精蓄銳，毋忘國恥，喚起青年一代組成一支全民的軍隊，發憤圖強，永不懈怠，研究敵國的方略和技術，以便重整旗鼓，再成為偉大的法蘭西，即1792年的法蘭西，亦即胸懷理想、利劍在握的法蘭西。到那時，它定會所向無敵，定會光復阿爾薩斯和洛林。」
經歷了繁榮的再現和帝國的擴張，經歷了年復一年的內部紛爭——保皇派、布朗熱派、教權派、工人罷工，以及空前激烈、創鉅痛深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民族仇恨依然在心頭燃燒，特別是在軍隊裡面。不論是保守派還是共和派，不論是耶穌會會士還是共濟會成員，把他們團結起來的，便是那阿爾薩斯的奧秘。人人都凝視著孚日山脈的那一片蒼翠。一位步兵上尉在1912年便已直認不諱，他常把他的一連人分成三兩人的秘密巡邏隊，帶領他們穿過幽深的松林，潛上山頂，凝神遙望科爾馬爾（colmar）。「經過這種私下的出巡，歸來之後，我們的隊伍便與以前完全兩樣，全連都心潮激盪，哽咽無語。」
阿爾薩斯原先既非德國屬地，亦非法國所有，德法兩家你爭我奪，反覆易手，直到路易十四當朝，才由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ofwestphalia）確定歸屬法國。1870年德國併吞阿爾薩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後，俾斯麥便建議儘可能給當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權，並對他們的地方主義進行鼓勵。他說，他們多想到自己是阿爾薩斯人，就會少想到自己是法國人。他的後繼諸公卻見不及此，未把這批新添的黎民的願望放在心上，不去爭取他們，而把這兩個省份當作「帝國領土」（reichsland）來治理。派去的德國官員，其施政方針幾乎跟對待非洲的殖民地無異，他們唯一的政績是激起了這兩處人民的憤怒，離心離德，直到1911年才恩賜給他們一紙憲法，但已為時過晚。德國的統治在1913年的扎本（zabern）事件中原形畢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駐軍之間的口角，一個德國軍官用軍刀刺傷一個跛腳的鞋匠。這場風波的結果是：徹底暴露了德國對這塊帝國領土的政策，世界輿論掀起一陣反德浪潮，同時軍國主義也在柏林高奏凱歌，扎本的軍官成了譽滿京華的英雄，受到王儲的嘉獎祝賀。
對德國來說，1870年的勝利還不能算是最後的解決。德國人認為，當他們在凡爾賽宮鏡廳裡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之際，德國主宰歐洲的日子已開始出現，可是，這一日子卻始終未到。法蘭西並未成為齏粉，法蘭西帝國實際上還在北非和印度支那開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藝術和美感的人們，追求奢華時尚的人們，仍然拜倒在巴黎腳下。德國人對這個已經被他們征服了的國家依然是妒意難消，隱痛在胸。「法蘭西的富貴豪華有如仙境」，是德國人的一句俗話。同時他們又認為法蘭西的文化已經腐朽，民主政治已經使它軟弱無力。「一個在四十三年中任命過四十二任陸軍部長的國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戰的。」德國的史學泰斗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delbrück）教授曾如此聲言。德國人深信，他們自己的心靈、實力、能量、勤勞，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們感到歐洲的盟主非我莫屬，色當大業必須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國人這項未竟大業的陰影下的法蘭西，隨著精神和實力的恢復，對於年復一年的保持防備警戒，對於領袖們年復一年關於自救圖存的告誡，也就滋長了厭倦情緒。隨著新舊世紀的交替，法蘭西精神便針對三十年來的困處守勢，以及這種守勢所隱含的自卑，起而造反了。法國自知體質不及德國。它人口較少，出生率較低。它需要有一種德國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發奮圖存。「胸懷理想，利劍在握」，滿足了這一需要。用柏格森（henribergson）的話來說，這便叫做「生命的衝動」（élanvital），也就是無攻不克、無堅不摧的意志。法蘭西篤信這種意志法力無邊，從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畢竟無須對天意所歸的進化勢力俯首帖耳，雖然叔本華和黑格爾都曾聲稱進化的勢力是不可抗拒的。法蘭西的精神可以成為制勝因素。它的必勝的意志，它的衝動，足以使法蘭西挫敗強敵。它特異的稟賦在於它的精神——崇尚榮耀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無與倫比的《馬賽曲》的精神，馬格里特（margueritte）將軍在色當戰役中率領的騎兵部隊英勇衝鋒的精神，這種精神，甚至連當時親臨觀戰的威廉一世也不禁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們！」
相信法蘭西的熱血沸騰，相信高盧人的同仇敵愾，這就在1870年以後的一代人的時間裡復活了法蘭西對它自己的信心。就是這股激情，使它的軍旗高高飄揚，它的軍號激越嘹亮，它的戰士鬥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來臨，這股激情便會指引法蘭西走向勝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衝動」經轉譯成軍事術語，便成了進攻的理論。隨著防禦戰略讓位給攻勢戰略，對於比利時邊界的注意也就相應地日趨淡薄，取代它的則是重心步步東移，一直移到法國人可以發動進攻，實行突破，直趨萊茵河的地點為止。對德國人說來，取道佛蘭德的迂迴路線可以通向巴黎；對法國人說來，這條路線卻哪兒也到達不了，他們只能選一條最短的路線前往柏林。法國總參謀部的思路越是向進攻戰靠攏，它集中在出擊點的兵力就越大，留下來防守比利時邊界一線的兵力就越少。
進攻派的學說源出陸軍大學。這一學府乃是法國軍界的英彥駿驥薈萃之所，校長費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將軍是法國軍事理論的一代宗師。他的頭腦彷彿是一顆心臟，有著兩幅瓣膜：其一專供把精神注入戰略之用；另一則司常人識見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傳佈一種關於意志的奧秘的說教，這可見於他的兩句名言：一是「克敵制勝的意志是勝利的首要條件」，或者說得言簡意賅一點，「勝利即意志」；一是「一場勝仗就是一次絕不服輸的戰鬥」。
在實際運用中，這就成了他日後那道蜚聲一時的馬恩河（marne）的進攻令，而當時的形勢要求則是撤退。當年在他身旁的軍官們都還記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奮拳，咆哮如雷地吼叫：「進攻！進攻！」一面像通了電似的一會兒東、一會兒西地衝來衝去。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在按照陳規說來已吃敗仗的時候還要在馬恩河戰線上向前進攻？「為什麼？我不清楚。為的是我部下計程車兵，為了我有一個意志。再加上——還有一個上帝。」
儘管福煦對於克勞塞維茨的學說造詣很深，但他卻不像克勞塞維茨的德國後輩那樣崇信一份事先制訂的萬無一失的作戰時間表。他倒是諄諄教導人家，必須不斷根據情況隨機應變，當機立斷。他常說：「操典條令在操練時確是再好不過的，但在危急關頭就沒有多大用處……你們必須學會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讓主觀能動性有縱橫馳騁的天地，要讓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質的因素，要讓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環境條件。
但是福煦也提出警告，認為那種光憑士氣便能克敵制勝的想法乃是一種「幼稚的見解」。在他的講演裡，以及在他的戰前的《戰爭原理》和《作戰指導》這兩本著作中，他都會從玄學的凌空翱翔中急轉直下，降落到戰術的地面上來，細敘前衛部隊的佈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諸要素，服從與紀律之必需，等等。他所傳授的軍事學中有關現實情況的那一半，可以用戰爭期間傳誦一時的他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問題的實質何在？」
儘管福煦講起戰術問題來也是娓娓動聽，但是最使門牆桃李醉心傾慕的卻是他所啟示的意志的奧秘。早在1908年福煦還在擔任教授的時期，克列孟梭有意要他出長陸軍大學，曾經派了一個私人代表前去聽課，此人聽後大惑不解，彙報說：「這位軍官講授的抽象空論，真是叫人如墮五里霧中，簡直要把學生變成白痴。」克列孟梭聽了這樣的報告還是起用了福煦，不過，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報告倒也是言之不妄。福煦所宣講的原理，不是由於它過於玄妙深奧，而是由於它過於引人入勝，便使法蘭西入其彀中。身任第三處即作戰處處長的格朗邁松（grandmaison）上校，「一位心腸火熱、才華出眾的軍官」，則尤其如痴似狂地信奉他的那些原理。1911年，他在陸軍大學所作的兩次講演起了使其奧秘具體化的作用。
然而，格朗邁松上校所掌握的只是福煦的軍事原理的頂巔而不是基礎。他所大談特談的是衝動，而對安全卻隻字未提；他所闡述的軍事哲學，好似電流，觸動了聽眾的心絃，使之激動，使之傾倒。他在眼花繚亂的聽眾面前祭起了「胸懷理想，利劍在握」的法寶，向他們指明法蘭西的制勝之道。它的精義在於「殊死進攻」（offensiveàoutrance）。唯有這樣的攻勢才能成為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決戰，把決戰「進行到底便是戰爭的根本任務」，這樣的決戰「一經交火，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須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發揮到極限」。奪取主動乃是必要條件。對敵人的意向武斷地作出判斷，並據此預作戰略安排，實屬冒失。要取得行動自由，全靠強使敵人接受我方意圖。「一切指揮上的決斷都必須來自奪取主動和掌握主動的意志。」防禦戰略已被忘懷，已被放棄，已被扔到九霄雲外；唯一可能容它立足之處，是有時「要在某些地點節省兵力以供增強進攻力量之用」。
這套理論在總參謀部產生的作用果然非同凡響，不出兩年，便體現在用作指導實戰的新頒《野戰條例》之內，體現在1913年5月通過的名為「第十七號計劃」的新的作戰計劃之內。格朗邁松講演後沒有幾個月，共和國總統法利埃（fallières）先生便宣佈：「唯有進攻才與法國將士的氣質相稱。……我們的決心已定，要一往直前，迎戰敵軍，毫不猶豫。」
法國政府在1913年10月頒佈的新《野戰條例》，是法國陸軍訓練和指揮的圭臬。這部條例一開頭便是豪言壯語，氣概不凡：「法國陸軍，現已恢復其傳統，自今而後，除進攻外，不知其他律令。」然後開列八條軍令，刀光劍影，殺氣騰騰：「決戰」，「銳意進攻，毫不猶豫」，「勇猛兇狠，堅忍不拔」，「摧垮敵方鬥志」，「無情追擊，不顧疲勞」。條例把防禦戰踩在腳下，不屑一顧，其熱切的心情實不亞於正教會之要把異端邪說一舉除盡。它宣佈：「唯有進攻戰才能達到積極的戰果。」條例的執筆人還給第七條軍令用上了斜體字以便醒目，條文說：「軍心士氣重於一切，一切戰爭都是軍心士氣的較量。一旦失去征服敵人的希望，失敗便不可免。勝利並不歸於蒙受傷亡最少的一方，而是歸於意志最堅強、士氣最旺盛的一方。」
全部八條軍令，沒有一處述及物資、火力，也沒有一處述及福煦所說的安全。整個條例的要旨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法國軍官們所津津樂道的一詞——勇敢，或者說得不那麼文雅——有種。青年人出發攀登山頂，都是高擎一面大旗，上寫：「更上一層！」1914年的法國軍隊則是在「勇敢」的大旗下開赴戰場。
這數年間，儘管法國的軍事哲學已經改弦易轍，法國的地理卻依然如故。國境線上的地理態勢仍舊維持著1870年德國一手安排的原狀。威廉一世向對他提出抗議的歐仁妮（eugénie）皇后解釋說，德國的領土要求，「只不過是把法國軍隊今後可以用來進攻我們的出發點向後推移而已，別無其他目的」。不過這樣也就同時把德國可以用來進攻法國的出發點向前推進了。儘管進入本世紀以來，法國的歷史和法國的發展都使它全神貫注於打進攻戰，其地理形勢卻仍然需要採取防禦戰略。
1911年，也就是格朗邁松上校發表講演的那一年，有人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上作過一次最後的努力，要使法國遵循一條防禦的戰略。力主此議者是身居要職、內定要出任總司令的米歇爾（michel）將軍。他是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如果發生戰爭，也就是總司令的當然人選，因而在那時，他是陸軍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一篇把施利芬意圖反映得一清二楚的報告中，提出他對德軍可能採取的進攻路線的估計，並且提出他的反擊方案。由於德法共同邊界的地形陡峭，加之法國在邊界沿線布有防禦工事，他堅決認為，德國人如在洛林作戰，無法取得速戰速決的勝利。取道盧森堡和默茲河以東貼近盧森堡的一小塊比利時領土，也不能給他們所偏愛的包抄戰略提供充分空間。他說，唯有藉助「比利時全境」，德國人才能搞成那麼一場「即刻的、無情的、決定性的」進攻戰，德國人必須趕在法國的盟軍開始行動之前就發動那樣一場攻勢。他指出，德國人對比利時的大港口安特衛普早已垂涎欲滴，這就使他們取道佛蘭德的進攻又多了一條理由。他建議要在凡爾登―那慕爾―安特衛普一線佈列百萬法軍迎擊德國人，法軍的左翼——跟施利芬的右翼一樣——必須把衣袖拂及海峽。
米歇爾將軍的計劃不僅屬於防禦性質，而且取決於一項他的袍澤強烈譴責的建議之能否實現。米歇爾將軍為了對應他所估計的德國人將要通過比利時入侵法國的兵力，要給每個現役團配備一個後備團，從而把法國第一線的有生力量增加一倍。如果他要建議把名噪一時的女藝人米斯坦格特推舉為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也不見得會比這個配備後備團的建議惹起更大的風波和受到更多的唾罵。
「後備役不頂用！」這是法國軍官們的傳統見解。凡是根據義務兵役制受畢軍訓而年在二十三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男子，都被列為後備役。動員令頒佈後，最年輕的幾屆便被編入正規陸軍部隊，使之達到戰時編制的實力；其餘人員一律根據他們所在地區的情況組成後備團、後備旅乃至後備師。這些後備部隊都被視為只宜擔負後方勤務，或者充任要塞守備，而沒有資格配屬作戰部隊，因為他們缺少訓練有素的軍官和士官。正規軍蔑視後備部隊是右翼政黨所同聲附和的，而對於「全民皆兵」原則的憎惡又助長了這種看法。把後備部隊和現役師混合編組，那就不啻是給陸軍的戰鬥銳氣潑冷水。他們相信，保衛國土只能依仗現役陸軍。
另一方面，對於那位昂首馬背的布朗熱將軍仍然心有餘悸的左翼各黨，頭腦裡都把陸軍和政變牽連在一起，並且認為唯有「全民皆兵」的原則才是共和國的安全保障。他們都主張，短短數月的訓練就足夠使任何一個公民成為合格的戰士，他們也都死命地反對把服役期延長到三年。延長服役期是軍方要求在1913年實行的改革，這不僅是為了要和德國陸軍的延長服役期相頡頏，也是為了隨時有更多的服役受訓兵員，可以減少對於後備部隊的倚重。經過一場大動肝火的辯論——這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裂痕——三年兵役法於1913年8月生效。
關於進攻戰的新理論使後備兵員受到的鄙夷有增無已。這種進攻戰的思想，被認為是隻能正規地灌輸給現役部隊。打好以白刃戰為象徵的使敵人無法抵禦的猛烈的短促突擊，基本的素質乃是衝動，而衝動是不能求之於已經過上平民生活而有家室之累的那些男子的。後備兵員和現役部隊混在一起只會搞成「士氣低落的隊伍」，不可能有徵服敵人的意志。
聽說在萊茵河彼岸有人也有同感。「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線」，眾口一詞都把這句話說成是德皇陛下的上諭。德國人不會把後備部隊和現役部隊混在一起，這是法國總參謀部的一個信條，這一信條又導致他們相信，德國人在前線要同時顧兩頭，即既要在右翼派出一支大軍取道比利時向默茲河以西大舉進攻，又要在他們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充分兵力，以阻止法軍向萊茵河突破，它的兵力是不足的。
米歇爾將軍呈交這份計劃之後，陸軍部長梅西米（messimy）把它當作「有如痴人說夢」。身為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他不但準備扼殺它，並且馬上找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大員商議，罷免米歇爾是否適宜。
梅西米是個生氣勃勃、精力過人而近乎粗野的漢子。他長得脖粗腦圓，一雙農民的眼睛雖戴著眼鏡而依然炯炯有神，說話聲如洪鐘，原先也是一名職業軍官。1899年他是輕騎兵裡的一名三十歲的上尉，為了陸軍拒絕重新審判德雷福斯一案，憤而辭職以示抗議。在那個群情激昂的年代，軍官團作為一個整體，堅決主張德雷福斯既已被定罪，再承認他有無罪的可能，就會使陸軍的崇高威望和一貫正確的名聲毀於一旦。梅西米既不能把他對陸軍的一片赤膽忠心凌駕於公正原則之上，便決心改行從政，並且公開宣佈，他的目的是要「使陸軍和國民消除嫌隙，言歸於好」。他扶搖直上，懷著一腔要補偏救弊、除舊佈新的熱忱進入陸軍部。他發覺有一些將軍，「別說率領不了他們的部隊，就連跟也跟不上」。於是效法西奧多·羅斯福的故伎，下令所有將軍都得騎馬指揮軍事演習。此舉招來了各方非議，說這樣老將勢必被迫引退。梅西米答道，這正是他的目的。他被任命為陸軍部長是在1911年6月30日，在此以前的四個月中，這個部長職位已經四易其人。他上任第二天便碰到阿加迪爾港（agadir）跳出一艘德國「豹」號炮艦的事件，釀成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值此動員令隨時都會頒發的關頭，梅西米發現即將肩負總司令重任的米歇爾將軍竟然是個「踟躕不前，優柔寡斷，不堪勝任那頃刻間就要加委給他的重任之輩」。梅西米認為，這麼一個人處在這樣的位置上，乃是「國家的危險」。米歇爾的這份「痴人說夢」的計劃，正好提供了一個除掉他的口實。
可是，米歇爾卻不肯馬上就走，他要先向最高軍事委員會提出他的計劃。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有著法蘭西的第一流將領：加利埃尼（gallieni），是位在殖民地功勳卓著的將軍；波（pau），是個親身經歷1870年之戰的獨臂老將；霞飛，是個沉默寡言的工程兵宿將；迪巴伊（dubail），豪俠的典型，歪戴的陸軍平頂帽遮沒一隻眼睛，不減第二帝國時代的「俊俏」模樣。這幾位將軍，1914年時都統率重兵，效命疆場，其中兩位還成為法蘭西的元帥。他們誰都沒有支援米歇爾的計劃。有一位出席會議的陸軍部軍官說道：「討論這份計劃是毫無意義的。米歇爾將軍神志不清。」
且不說這一裁決是否代表全體與會者的看法——米歇爾後來聲稱，本來是有人跟他看法相同的，迪巴伊將軍就是一個——梅西米卻是毫不掩飾他的敵意，並且一手左右了整個會議。命運的捉弄安排了性格倔強的是梅西米而不是米歇爾。正確的東西被否決掉，這對那些處於決策地位的人來說是不能原諒的，米歇爾為了他的洞察力付出了十足的代價。他被解除職務以後，被任命為巴黎軍事長官，在行將到來的大考驗的關鍵時刻，他又被證實了果真是「踟躕不前，優柔寡斷」。
梅西米狂熱地扼殺了米歇爾主張打防禦戰的「異端邪說」之後，便運用他陸軍部長的職權為打贏進攻戰盡力裝備陸軍。但是這一回卻輪到他碰壁了，他未能使他最殷切盼望的事情——改革法國軍裝——得到實現。英國人在布林戰爭（boerwar）過後便已採用黃卡其軍服，德國人正在打算把普魯士藍改成土灰色。但是1912年的法國兵卻仍然是1830年的穿戴——藍色軍上裝、紅軍帽、紅軍褲，1830年的步槍火力只有200步射程，軍隊都在近距離交戰，根本用不著隱蔽。梅西米曾在1912年前往巴爾幹前線觀戰，看到保加利亞人因為他們的軍裝顏色暗淡而獲益匪淺，所以他回國後便決心要使法國兵不再穿戴得那麼顯眼。他提出一個方案，要把軍服改成藍灰色或青灰色，但立即惹起了一陣來勢洶洶的抗議。事關陸軍榮譽，他們在換下紅軍褲這件事上寸步不讓，就跟要他們採用重炮一樣。陸軍的威望看來又一次岌岌可危了。陸軍的捍衛者們宣佈，給法國兵穿上不光彩的泥巴一樣顏色的軍裝，那就實現了德雷福斯分子和共濟會分子夢寐以求的願望。《巴黎回聲報》寫文章說，取消掉「一切鮮明的色彩，一切使士兵儀容生氣勃勃的條件，是違背法國人的審美和軍隊職能的」。梅西米指出，這兩者未必具有同等意義，但是他的反對派表明絕不動搖。一位前任陸軍部長艾蒂安（etienne）先生在議會聽證會上便以法蘭西的名義說話。
「取消紅褲子？」他大聲疾呼，「絕對不行。紅褲子便是法蘭西！」
梅西米後來寫道：「那麼盲目、那麼愚蠢地死抱住一種顏色，又是所有顏色中最顯眼的一種，這自當招來慘痛的後果。」
此時，阿加迪爾危機尚未過去，他需要物色一位可以接替米歇爾出任未來總司令的人選。他打算使這一職位具有更大的權力，把它跟總參謀長的職務合併起來，同時還撤銷陸軍部的參謀長編制，當時任此職務的是迪巴伊將軍。這樣，米歇爾的繼任者將是個大權集於一身的人物。
梅西米首先選中的是戴一副夾鼻眼鏡、老成持重、勳業彪炳的老將加利埃尼，可是他辭謝了這一重任，因為他參與罷免了米歇爾，再要由他取而代之，不免有所顧慮。況且，到他六十四歲退休的年齡，也只有兩年好乾了。此外他還認為，任命一個「殖民地」將軍將會招來法國本土陸軍的反感——「有個徽章問題」，他拍拍他的軍徽說道。接下來第二個人選是波將軍，但他提出一個條件：凡是擔任較高階指揮職務的將軍都要由他本人遴選提名。由於他的觀點反動是人所共知的，這樣一來，剛剛平靜下來的右派軍隊和共和主義的國民之間的長期不和就有重被挑起的危險。政府敬佩他的開誠佈公，但是礙難接受他的條件。梅西米再向加利埃尼就教，後者推薦了他從前在馬達加斯加島的一個部下，說此人「處事冷靜，有條不紊，頭腦清晰，準確不誤」。因此，這一重任便託付給約瑟夫―雅克―塞澤爾·霞飛將軍（generaljoseph-jacques-césairejoffre）了，這時他五十九歲，曾經做過工程兵總司令，此時的職務是後方勤務總司令。
身軀魁偉，大腹便便，穿著寬肥的軍服；面容豐腴，點綴著已近霜白的濃濃髭鬚和天生匹配的兩道粗眉；膚色白嫩，兩眼碧藍安詳，目光誠摯恬靜；霞飛的模樣活像個聖誕老人，叫人一見便有慈祥樸直之感——這兩個品質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覺的。他並非出身於縉紳之家，也不是聖西爾軍校的畢業生（而是不那麼貴族化，然而卻更富有科學精神的綜合工科學校的畢業生），並且也不曾受過更高一級的陸軍大學的訓練。他的身份是工程兵軍官，軍界中的這一行不過是搞搞防禦工事和修築鐵路之類毫無浪漫色彩的事情，他所從屬的兵種不是產生將帥之才的地方。他的父親是法國比利牛斯山區（pyrénées）的一個薄有資財的酒桶製造商，共有子女十一人，以他居長。他以往的軍事生涯的特色便是他在每一崗位上都是不聲不響地恪盡職守，幹練有為；他在中國臺灣和印度支那當連長，在蘇丹和廷巴克圖（timbuktu）當少校，在陸軍部的鐵道處當參謀，在炮兵學校當教官，1900年到1905年間在加利埃尼的部下擔任馬達加斯加島上的構築防禦工事的軍官，1905年當師長，1908年當軍長，以及在1910年以來當後方勤務總司令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時，都是如此。
在他的交往中，沒有聽說過有什麼教權主義分子、君權主義分子，或者別的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德雷福斯事件期間他不在國內；他有一個優秀的共和派分子的好名聲，就跟他的精心修剪的指甲一樣，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他為人穩重沉著，絲毫不動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處是習慣成自然的木訥少言，換在他人身上，這樣的性格不免會顯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卻像是霞飛龐大安詳的軀體上散發出來的靈氣一樣，令人一見便會信心倍增。他還得再過五年才到退休年齡。
霞飛自知有一條短處：他未受過參謀業務這門深奧學問的訓練。7月裡的一個大熱天，聖多米尼克街的陸軍部裡，各處房門洞開，官員們瞥見門外波將軍拉住霞飛軍服上的一粒紐子。「聽我的話，親愛的朋友，」他說，「我們會把德卡斯泰爾諾給你。他對參謀工作無所不知，萬事不用你操心。」
德卡斯泰爾諾是從聖西爾軍校到陸軍大學的正途出身，他跟達達尼昂一樣，也是加斯科涅（gascony）人，據說那一帶地方是火熱心腸又兼冰冷頭腦的智勇雙全的人物輩出之處。他的家族與一位侯爵有瓜葛，他自己則跟耶穌會教士相往來，並且篤信天主教教義，身體力行，以至於在戰爭期間為他贏來了穿馬靴的托缽僧的雅號，這一切都使他受累不淺。他在總參謀部裡卻是一個老手。霞飛倒本想選任福煦的，但是他知道梅西米對福煦抱有原因不明的偏見。因此他便一本故習，傾聽了波將軍的進言而不吭一聲，並當即採納了。
霞飛提出要德卡斯泰爾諾出任他的副手。「哎呀！」梅西米抱怨說，「你會掀起左翼各黨的一場風暴，還要給你自己結下一批政敵。」總統同意了，總理也同意了。總理對此是「面有難色」的，不過還是同意了，兩起任命便同時通過。一位袍澤，為了個人目的而鉤心鬥角，向霞飛提出警告，說德卡斯泰爾諾會攆他下臺。「把我攆走！德卡斯泰爾諾絕不會。」霞飛如此作答，心中毫不介意，「我要用他六個月；然後派他去當軍長。」後來的事實證明，他認為德卡斯泰爾諾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將才，因而戰爭爆發後他就任他為集團軍司令，而不是一個軍長。
霞飛有著無比的自信心，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表明了這一點，他的副官亞歷山大少校問他，據他看來戰爭的爆發是否近在咫尺。
「我認為這毫無疑問，」霞飛回答說，「我一向是這樣看的。戰爭是要來的。我要指揮作戰，我要取得勝利。不論幹什麼，我都克竟其成，就像我在蘇丹那樣。這一次也會如此。」
「要是那樣，你就會有一支元帥杖了。」副官說，同時，對此前景有些肅然起敬。
「對！」霞飛承認前景確是如此，措辭簡潔，語氣沉著。
總參謀部託庇於這位巍然屹立、不怕風吹浪打的人物，從1911年以後便全力修訂《野戰條例》，用新條例的精神重新訓練部隊，並制訂新的作戰計劃，以取代現已陳舊過時的第十六號計劃。參謀人員奉為導師的福煦已離開陸軍大學，晉級升遷，在野戰部隊任職，現在坐鎮南錫（nancy）。如他所說，南錫，這段1870年的國境線，「宛如劃在我國胸膛上的一道刀疤」。他統率第二十軍守衛著這一帶國界，不久，他就使該軍名聲大著。不過，他也給總參謀部留下一批「門徒」——法國陸軍是如此稱呼派系的，這批人便構成了霞飛的左右親信；他還留下一份戰略方案，這份方案也成了第十七號計劃的輪廓。計劃於1913年4月制訂完成，未經討論，也未經徵求意見，最高軍事委員會便於5月份把它和新的《野戰條例》一併通過。接下來的八個月便是用來在這個計劃的基礎上改編陸軍，用來準備與動員、運輸、補給，以及部署集結地區與時間表有關的全部指示和命令。到1914年2月，這計劃便已安排就緒，可以按不同情況分別下達給組成法國全部陸軍的五個集團軍的司令，每個集團軍的司令拿到的只是和他本人有關的部分。
計劃的主旨，如福煦所說，在於「我們必須通過美因茨（mainz）到達柏林」，也就是說，必須經由南錫東北130英里的美因茨渡過萊茵河。這一目標只不過是個設想。第十七號計劃跟施利芬計劃不同，它沒有一個見之於文字的總目標，也沒有一個作戰時間表。它不是一個作戰計劃，而是一個兵力部署計劃，指示每一個集團軍根據具體情況可以採取哪幾條進攻路線，但是並沒有提出確定的目標。因為它實質上是一個對德國的進攻作出反應，實行迅速回擊的計劃。德國的進攻路線法國人是無法事先確知的，所以它不得不如霞飛所說的那樣，是個「後發制人，相機行事」的應變計劃。它的意圖是堅定不移的：進攻。除此以外，一切安排都是機動靈活的。
有一份簡單的、只有五句話的總指示，列為機密檔案，這是負責執行這個計劃的各位將軍所僅能共同見到的，並且是不得相互議論的檔案。事實上，指示本身也沒有多少可供議論之處。它跟《野戰條例》一樣，開頭是一句鏗鏘有力、鼓舞人心的話：「在任何情況下，總司令都要求我全軍將士奮勇前進，齊心協力，對德軍發動攻擊。」總指示的其餘部分，僅說明法國的行動由兩方面的重大攻勢組成，即由對梅斯至蒂永維爾一線德軍築壘地區的左側和右側的攻勢組成。右翼，即梅斯以南地帶的攻勢，要直接向東進擊，越過舊日的洛林邊界，同時在阿爾薩斯發動輔攻，以便使法軍右翼立足萊茵河畔。梅斯左面的攻勢，也就是其北面的攻勢，或向北進攻，或在敵人侵犯中立國領土的情況下，向東北方進攻，穿越盧森堡和比利時的阿登山區，但這一行動「只能由總司令發出命令」方可實施。其總的意圖，雖然未見載明，但顯然是要向萊茵河挺進，同時把進犯的德軍右翼從後方予以切斷，使之孤立。
為此目的，第十七號計劃把法國的五個集團軍部署在從阿爾薩斯舊省的貝爾福直到伊爾松（hirson）一帶的國境線上，法比邊界的三分之一是在這道防線內。其餘三分之二，從伊爾松到海邊一段，則不予設防。米歇爾將軍原來的計劃是要在這一地帶捍衛法蘭西。這份計劃，霞飛是在接米歇爾任之後在辦公室的保險箱裡發現的。它把法軍的重心集結在整個防線的外左翼，而霞飛在這裡卻沒有佈下一兵一卒。這純粹是一份防禦計劃，它根本不想奪取主動，霞飛細心研究之後，認定這份計劃「愚不可及」。
法國總參謀部雖然收到所屬第二處——又稱軍事情報處——蒐集的許多情況，表明德國人要用強大的兵力實行右翼包抄，但是該部仍然深信，否定如此用兵的論據要比證實如此用兵的證據有力得多。他們對於德軍行將橫掃佛蘭德的情報未予置信，雖然早在1904年就有過一個德國總參謀部的軍官將施利芬計劃的初期樣本洩露給他們。說起這番經過，還很有點戲劇味道。此人和一個法國情報軍官先後在布魯塞爾、巴黎和尼斯秘密會面三次，他出現的時候頭部完全用繃帶包紮起來，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鬚和一雙犀利的眼睛。他索取了一筆相當大的代價才交出的這份檔案表明，德國人計劃取道列日、那慕爾和沙勒魯瓦（charleroi）一線穿過比利時的國土，經由瓦茲河流域的吉斯（guise）、努瓦永（noyon）和貢比涅（compiegne）一線侵入法國。這條路線果真便是1914年作戰時的入侵路線，檔案完全真實可靠。當時的法國總參謀長龐德扎克（pendezac）將軍認為這份情報「完全符合主張必須採取大規模包抄戰的德國戰略的當前趨勢」，但是他的許多袍澤都持懷疑態度。他們不相信德國能動員足夠的兵力來策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疑心這份情報是一個疑兵之計，為的是把法軍從他們要真正進攻的地區調開。種種無法確定的因素使法國的計劃工作受到阻礙，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比利時。法國人的頭腦是講究邏輯的，在他們看來，如果德國人侵犯比利時，向安特衛普發動進攻，那就顯然要把英國捲進來反對他們。德國人有可能會自找麻煩嗎？或者，他們寧願讓比利時不受侵犯，而重新採用老毛奇的計劃，在動作遲緩的俄國人完成他們的動員之前首先進攻俄國，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
對於德國戰略，有著若干種假設，為了要使第十七號計劃與其中一種假設相吻合，霞飛和德卡斯泰爾諾都認為，最為接近真實的一種假設便是敵軍向洛林高原大舉進犯。他們預計敵人會侵犯比利時的默茲河以東一角。他們估計敵人在無須動員後備役兵員的情況下可以投入西線的兵力為26個軍。以這一點兵力而要把戰線延伸到默茲河的彼岸去，德卡斯泰爾諾斷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樣看法」，霞飛表示贊同。
大名鼎鼎的社會黨領袖讓·饒勒斯（jeanjaurès）卻另有見解。他領導了反對三年兵役法的鬥爭，他在演講中和在他的《新軍隊》（l’arméenouvelle）一書中都堅信未來的戰爭將是一場動員每一個公民參加的投入大批部隊的戰爭，他堅信德國人正在準備的便是這樣一場戰爭。他還認為，二十五歲到三十三歲的後備役人員在體力上正處於頂峰狀態，他們比起沒有家庭負擔的年紀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還說法蘭西若不把全體後備役人員送上前線，就會遭受「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