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計劃

h2第1章「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h21891年至1906年期間的德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國軍官一樣,是深受克勞塞維茨「法國的心窩在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這一訓示薰陶的。但這句名言令人掃興。它指引的那條路,由於比利時的中立,是條涉足不得的禁途。何況比利時的中立,又是德國同另外四個歐洲大國所永遠保證的。既深信戰爭必不可免,又認為德國必須在最有利的情形下開戰,施利芬於是決心不容這個比利時的難題成為德國的路障。普魯士軍官有兩類——頸粗如牛和腰細若蜂,而他屬於後者。戴著單片眼鏡,老態龍鍾,冷漠難近。他專心致志於職務,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東普魯士一次通宵野外參謀見習結束後,旭日東昇,朝陽下普雷格爾河波光閃耀,景色絢麗,一個副官指給他看的時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說:「一個不足道的障礙。」比利時的中立,他認定,也是這麼一回事。

一箇中立的、獨立的比利時,是英國的傑作,或者可說是它那個雄才大略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頓(palmerston)勳爵一手建立的。比利時的海岸是英國的邊境;在比利時平原上,威靈頓曾挫敗自有無敵艦隊以來英國遇到的最大威脅。嗣後,英國便決心把這塊敞開無阻、容易跨越的彈丸之地變成一箇中立地帶,並且根據維也納會議解決拿破崙戰後問題的決定,徵得其他列強的同意,將比利時劃歸了尼德蘭王國。比利時人滿腔憤怒,反對跟一個新教統治的國家合併,他們群情激昂,充滿著熾烈的19世紀的民族主義狂熱,在1830年初起而反抗,並就此引起一場國際爭奪。荷蘭人力爭保持他們的屬地;法國人急於重新吞併他們一度統治過的地方,也插手進來;至於俄、普、奧這些一心想把歐洲始終置於維也納會議鉗制下的專制君主制國家,則是磨刀霍霍,準備哪裡有反抗跡象初露就殺向哪裡。

帕默斯頓勳爵運籌帷幄,智勝了各國。他懂得,一塊屬地總是這個、那個鄰國垂涎的目標;他懂得,只有成為一個堅決維護其完整的獨立國家,才能生存,才能成為一個安全地區。經過九年剛柔相濟和矢志不渝的努力,以及必要時的不惜動用海軍,他終於擺佈了逐鹿比利時的各國,並促成一份國際條約,保證比利時成為一個「獨立和永遠中立的國家」。這項條約由英、法、俄、普、奧五國於1839年簽字生效。

1892年,法俄結成軍事同盟。此後的局面顯然將是上述五國中的四個自然而然地以二對二的形式參加施利芬為之策劃的戰爭。歐洲成了好似撤棒遊戲中疊得盤根錯節的木棒,抽動一根就不能不牽動其餘。根據德奧同盟的條款,在奧俄的任何衝突中,德國負有支援奧國的義務;按照法俄同盟的條款,任何一方捲入對德「防禦戰爭」時,雙方均有義務對德採取行動。這些規定將不可避免地使德國在它從事的任何戰爭中不得不同法俄兩面作戰。

英國將扮演什麼角色,並無定準。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師出有名,它也可能參與對德作戰。比利時有可能成為事因,已不是什麼秘密。1870年普法戰爭時,德國還是個崛起中的國家,所以俾斯麥一得到英國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時的不可侵犯。格萊斯頓(gladstone)曾從交戰國雙方爭取到一項條約,規定倘若交戰國任何一方破壞比利時的中立,英國就將與另一方合作,及至協同保衛比利時,不過,將不參與全面作戰。這條格萊斯頓公式最後拖的這句尾巴雖不無不切實際之處,但德國沒有理由可以認為制定這個公式的動機,在1914年不如在1870年那麼起作用。然而施利芬卻作出決定,一旦發生戰爭,將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

他的理由是「軍事需要」。他寫道,在兩面作戰的戰爭中,「整個德國必須撲在一個敵人身上,撲在最強大、最有力、最危險的那個敵人身上,而這個敵人只能是法國」。施利芬在1906年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計劃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六週時間擊潰法國,而以八分之一兵力守衛東部國境抗擊俄國,直至大部分軍隊可以調過來迎擊這個居於第二位的敵人。他之選擇法國作為打擊的第一個敵人,是由於俄國有廣無窮盡的縱深,只要不斷後撤,讓德國人像拿破崙那樣陷入一個漫無止境的戰役,就可使德國的速戰速決之計不能得逞。何況法國近在咫尺,動員起來又較為迅速。德國和法國都只需兩週時間就可動員完畢,在第十五天就可發動大規模的攻勢。而俄國,按德國的算術,它四面八方相距甚遠,軍隊眾多,鐵道窳陋,得要六週時間才能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但到那時法國大概已被打敗了。

讓東普魯士這個容克(junker)地主邦國和霍亨索倫家族的老家只用九個師來守衛,是個難於承受的風險。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說過:「寧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賴以取勝之兵。」所以,沒有什麼能像這位偉大的、已經物故的將軍的箴言能如此寬慰軍心。只有在西線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國迅速完蛋。按施利芬的意見,只有採用包抄戰略,利用比利時作為過道,德國才能攻略法國。他的論證,從純軍事觀點來看是無可非議的。

當時德國準備用以進攻法國的軍隊達150萬之眾,六倍於1870年,在行動上需要縱深。1870年以後法國沿阿爾薩斯和洛林邊境構築的要塞,使德國無法越過共同邊境作正面進攻。只要法軍通向後方的道路暢通無阻,長期圍攻就提供不了將敵人迅速網入殲滅戰的戰機。只有採用包抄戰略,才能從背面襲取法軍,一舉殲滅。可是法國防線不論哪端都是中立國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時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繞到法軍背後,又要不出法國國境,這對為數巨大的德軍就沒有足夠的空間。德國人在1870年確曾繞到法軍背後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當時雙方軍隊都為數很少,而今則是調動一支成百萬的軍隊包抄另一支成百萬的軍隊的戰爭。地盤、公路和鐵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蘭德(flanders)平原則無一不備。比利時既有施利芬克敵制勝方案(側翼包抄運動)所需的空間,也有規避他視為自取滅亡方案(正面進攻)的途徑。

德國軍事思想的先知克勞塞維茨曾規定,以「決戰」迅速取勝是進攻戰的要旨。佔領敵人領土和掌握敵人資源均屬次要,儘快早日決戰定局事屬至要。時間重於一切,拖延戰爭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勞塞維茨的譴責。「逐步削弱」敵人和消耗戰,他都畏如地獄。這是他在滑鐵盧之戰那個十年裡的論述,其著作自此被奉為兵法上的「聖經」。

為了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施利芬決定採用得自漢尼拔坎尼之戰的戰略。這位使他入迷的將軍早已是一抔黃土。自漢尼拔在坎尼對羅馬人採取著名的兩面包抄戰略以來,已時過兩千年。野戰炮、機關槍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施利芬寫道:「可是戰略原則不變。敵人的正面不是目標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敵人的側翼……以攻其後方完成消滅敵人。」在施利芬的思想指導下,包抄成了德國總參謀部崇拜的神術,正面進攻淪為可鄙的邪道。

施利芬侵犯比利時的第一個計劃制訂於1899年。該計劃要求橫切默茲河以東的比利時一角。這個面積以後逐年擴大,及至1905年,已擴充套件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區域,德軍將經此穿越比利時,從列日奔向布魯塞爾,然後揮戈南下,利用佛蘭德曠野直搗法國。一切決定於同法國的速戰速決,雖經佛蘭德作長途繞道,但畢竟較包圍共同邊界對面的要塞為快。

施利芬沒有足夠兵力可資用以對法國採取坎尼式的兩面包抄。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包抄的方式,從默茲河兩岸鋪天蓋地越過整個比利時,像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樣橫耙全境,而後沿整個比法交界線進入法國,再循瓦茲(oise)河谷直下巴黎。德國大軍將插入首都與調回應戰的法軍之間。這些法軍離開它們的防禦工事,就會在決定性的殲滅戰中被吃掉。特意在左翼阿爾薩斯―洛林一線部署較弱兵力,在施利芬計劃中是個要著,這會誘使該地區的法軍進入梅斯和孚日山脈之間的「口袋」。法國人一心想收復失地,預料他們會在這裡發動進攻;要是他們果真進攻,德國人認為,對於他們的計劃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過的,因為可由左翼把他們捆在口袋裡,而由右翼從他們背後取得決定性勝利。施利芬的思想深處,總是隱隱約約地希望在戰役展開以後,也可以由左翼發動反攻,實現一個地道的兩面包抄——他夢寐以求的「龐大的坎尼之戰」。但他為右翼保留最大實力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因而他在計劃中沒有遷就這躍躍欲試的野心。可是左翼這方面的引誘卻依然吸引著他的那些繼任者。

就這樣,德國人來到了比利時。決戰決定了採用包抄戰略,包抄決定了使用比利時國土。德國總參謀部聲稱這是軍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來。至於它是否可取,就其對世界輿論,特別是對中立輿論可能產生的影響而論又是否得計,都被視為不相干的問題。判斷的唯一標準在於看上去是否為德軍的克敵制勝所需。德國人從1870年普法戰爭中取得經驗,認為德國之偉大,武力和戰爭是其唯一源泉。他們從陸軍元帥戈爾茨(vondergoltz)的著作《武裝的國家》(thenationinarms)一書中得到的教誨是:「我們是以刀劍的銳利,而不是以思想的銳利贏得我們的地位的。」破壞比利時中立的決定遂不難隨之產生了。

希臘人認為性格決定命運。破壞比利時中立的這個決定,孕育著自我毀滅的種子;而作出這一決定,則是百年來的德國哲學造成的。這個決定,言出施利芬之口,但事出費希特(fichte)之手,他認為德國人是蒼天選來在宇宙史上居於最高地位的驕子;也是事出黑格爾之手,他認為他們是領導世界走向德國文明勢必普及的光輝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訴他們超人不受制於常人;也是事出特賴奇克之手,他將擴大權力作為國家最高道義責任;還事出整個德國人民之手,他們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稱為「至尊」。促成施利芬計劃的不是克勞塞維茨,不是坎尼之戰,而是日積月累起來的唯我主義的整體,它哺育了德國人民,建立了一個民族國家,一個由「自詡是絕對意志的極端幻覺」餵養成長的民族國家。

決戰這個目標,是1866年和1870年戰勝奧、法的產物。這些已成史蹟的戰役,像已逝的將軍一樣,死死地纏住軍人的頭腦。德國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樣,準備作一決雌雄的一戰。他們仿效漢尼拔那樣將一切賭注都押在決戰上。可是,甚至漢尼拔的幽靈可能也會提醒施利芬,迦太基雖贏得了坎尼之戰,但是羅馬卻贏得了整個戰爭。

陸軍元帥老毛奇在1890年曾預見下次戰爭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為現代國家資源巨大,絕不會由於僅僅一次軍事失利而認輸罷休。他的同名侄兒,接替施利芬任總參謀長的小毛奇也曾有見於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對克勞塞維茨離經叛道的那個片刻,曾向德皇陳言:「這將是一場全國性的戰爭。這場戰爭不是跟一個國家通過一場決戰可以解決的,必須同它進行長期艱苦地搏鬥,而這個國家在其舉國力量崩潰之前是征服不了的。這場戰爭且將是縱然勝利也將耗盡我國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場戰爭。」然而,要將自己預言的哲理貫徹下去,那是違揹人類本性的,而且有違總參謀部的本性。長期戰爭,在概念上,既難以名狀又漫無邊際,既不像正統的、可預卜的、簡單的一戰定局的那種結束戰爭的辦法,也不像短期戰爭,它是無法預為科學計劃的。小毛奇發表他的預見時已身為總參謀長,可是無論是他或是他的參謀部,還是其他國家的參謀部,都從沒有作過任何努力來計劃一次長期戰爭。除了一個已經物故、一個意志不堅的這兩位毛奇以外,別的國家的某些戰略家也曾預感到長期戰爭的可能。但是他們跟銀行家、實業家們如出一轍,全都偏於相信一場歐洲大戰會由於經濟生活的失調而不可能支援三四個月以上。1914年各種因素中的那個不變因素,同任何時代一樣,是所有人都不傾向於為更其棘手的可能預為綢繆,都不傾向於按他們疑為真實的情況行事。

施利芬既抱定「決戰」戰略,遂將德國的命運拴在這個戰略上面。他預料德國一經陳兵比境暴露了戰略意圖,法國就會立即入侵比利時,因此他策劃德國應搶先下手。他的立論是:「比利時的中立必將為這方或那方所破壞,誰先到那裡,佔領布魯塞爾和徵收十億法郎左右的軍費,誰就居於上風」。

賠款是克勞塞維茨訂下的第二個目標。這可使一個國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敵人承擔戰費進行戰爭。他的第三個目標是爭取公眾輿論,通過「取得巨大勝利和佔領敵人首都」以竟其成。爭取到公眾輿論就會有助於結束抵抗。他懂得物質上的勝利將會如何贏得公眾輿論,但他卻忘了道義上的失敗將會怎樣失去公眾輿論,而這也可能成為從事戰爭的一種風險。

這種風險法國人可從沒有忽視。正鑑於此,他們作出了同施利芬的預料相反的結論。比利時也是他們進攻的過道,縱不是路經佛蘭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ardennes)山區的通途;可是他們的作戰計劃禁止他們的軍隊在德國侵犯比利時之先使用比境。問題的邏輯在他們是清楚的:比利時不論朝哪一方向都是敞開的通途;是德國利用它還是法國利用它,取決於兩者之中誰更需要戰爭。一位法國將軍說得好:「誰更決心要戰爭,誰就勢必要破壞比利時的中立。」

施利芬及其參謀部認為比利時不會作戰,不會以它的六個師為法軍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施利芬討論問題時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麥的警告: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個與我為敵的對手,那是違反「簡單的普通常識的」。施利芬習慣性地把單片眼鏡在眼圈上轉動了幾下說:「當然,從那時以來,我們並沒有變得更蠢些。」接著他又說,不過比利時是不會用武力相抗的,它只會抗議了事。

德國人之深信這一點,是由於他們過分地看重了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2)——施利芬在世時的比利時國王——臭名昭著的貪得無厭。他身材高大,長著一把黑黑的鐵鍬似的大鬍子,滿身一股由情婦、金錢、在剛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種種可恥行為交織成的歪風邪氣,在奧皇弗朗茨·約瑟夫看來,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奧皇說,可以這樣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利奧波德的貪婪成性是他的種種罪惡之尤,而德皇又認為貪婪會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設想了一條妙計——給他一份法國領土,誘他結盟。德皇每當對一個方案入迷的時候,總想把它立即付諸實施,要是行不通,則又往往愕然失色,懊傷不已。1904年,他請利奧波德前來柏林,他以「世界上最溫存的方式」同他談論他尊貴的祖先勃艮第公爵,並表示願意為他在阿圖瓦(artois)和法國的佛蘭德與阿登山區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領地。利奧波德聽了不禁「張大著嘴」,兩眼直瞪。他企圖一笑了之,提醒德皇說,15世紀以來已情況大變,他的大臣和國會無論怎樣也不會考慮這種建議的。

這下可說錯了,德皇大發了有數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國會和大臣勝過尊重上帝的意志(威廉往往把自己與上帝混為一談)。「我告訴他,」威廉後來對比洛首相說,「我不是好欺的,誰要是在歐戰裡不站在我一邊,誰就是反對我。」他聲稱他是拿破崙和腓特烈大帝學校裡的丘八,他們都是搶在敵人前面發動戰爭的,「所以,如果比利時不站到我這邊來,我只好唯戰略考慮是從了」。

這個說出了口的意圖,這個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撕毀中立協定的威脅,把利奧波德國王嚇得目瞪口呆。他乘車去火車站時遮陽帽竟前後錯戴,他直瞪著他的隨行副官,「好像受了一場什麼驚嚇似的」。

德皇的計謀雖告失敗,但他仍然認為利奧波德會接受一筆交易,以比利時的中立來換取200萬英鎊。戰後,一個德國軍官把這個數目告訴了一個法國情報官,後者對出手如此大方大為吃驚,不過德國軍官提醒他說:「這筆錢原本是要法國人付的。」施利芬的後繼人,甚至在利奧波德於1909年被和他品質截然不同的侄兒阿爾貝接替之後,依然預料比利時的抵抗將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一個德國外交人員在1911年就曾認為比利時的抵抗也許會以「將它的軍隊在德軍借道之處沿途列隊」的方式出現。

施利芬指派34個師借道比利時。比利時的6個師要是決意抵抗,就在進軍途中把它們幹掉,不過在德國人看來它們是不會抵抗的。德國人也確實急切希望比軍不抵抗,因為抵抗意味著破壞鐵路、橋樑,意味著最終打亂德國參謀部所熱衷的時間表。反之,倘若比利時能默然置之,不僅會使德國避免將幾個師的兵力拴在圍攻比利時的要塞上,而且會消除公眾對德國行徑不滿的輿論。為了勸說比利時不作無謂的抵抗,施利芬部署在入侵之前,讓比利時面對一份最後通牒,責令它交出「所有要塞、鐵路和部隊」,否則就要它眼看著自己的設防城市遭到炮擊。重炮已準備就緒,必要時就將炮擊的威脅變為現實。施利芬在1912年寫道,這些大炮日後在這場戰役中不論怎樣都是需要的,「例如,里爾(lille)這個工業大城市就是可供炮擊的一個極好目標」。

施利芬為了完成對法國的包圍,要他的右翼向西延伸遠及里爾。「你向法國進軍時,」他說,「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而且,由於估計到英國的參戰,他想廣張羅網,好將英國遠征軍和法軍一網打盡。他對英國海上封鎖的潛在力量要比對英國陸軍更為重視。所以,他決心迅速戰勝法、英地面部隊,趕在英國敵對行動還未產生經濟方面的後果之前就使戰爭早日定局。為此,一切力量都必須投入右翼,壯大右翼。他一定得使右翼人眾勢大,因為每一英里計程車兵密度決定著所能控制的領土幅度。

僅僅使用現役部隊,他不可能有足夠兵力既防禦俄國人突破東部國境,又達到他迅速取勝所必需的超過法軍的優勢。但他的解決辦法很簡單,也許還是個創新。他決定在前線使用後備軍。按照當時的軍事學說,只有最年輕而剛經過營房和練兵場艱苦生活與嚴格訓練的人才適合作戰;後備役軍人,已結束他們的義務兵役回到了平民生活,被認為是軟弱的,戰場上用不上的。除了那些二十六歲以下的將編入現役部隊以外,所有後備役軍人將被組成他們自己的師旅,用以作為佔領軍和承擔其他的後方任務。施利芬改變了這一切。他將二十個左右的後備師(這個數目隨著每年計劃的改變而有不同)加入到五十或五十多個現役師進軍的行列。數字上有了這一增加,他縈繞於懷的包抄戰略便成為可能了。

他於1906年退休。以後在其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於坎尼之戰的著述,改進他的計劃,編寫指導他的後來人的備忘錄。他死於1913年,終年八十歲,臨終時猶喃喃地念叨著:「必有一戰,務使右翼強大。」

他的繼承人,憂鬱怏悒的毛奇將軍,多少是個悲觀主義者,他沒有施利芬集中全力於一役的果斷精神。如果說施利芬的座右銘是「要膽大,要膽大」,那他的則是「可別過於膽大」。他既擔心他的左翼力量軟弱不能抗擊法國人,又唯恐剩下來防守東普魯士的兵力單薄,不能抵禦俄國人。他甚至跟他的參謀人員辯論了同法國打一場防禦戰是否可取的問題,只是由於這種主張排除了「在敵人國土上打敵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罷論。在入侵比利時問題上,參謀部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為這場戰事將是「保衛德國和為了德國生存」的一戰。施利芬計劃於是儲存下來了。毛奇在1913年曾說:「我們必須撇開關於侵略者責任問題的一切庸人之見。……只要勝利就師出有名。」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為了萬無一失起見,他每年都要向施利芬的臨終囑咐開刀,從右翼借兵增強左翼。

毛奇計劃在左翼安排8個軍,約32萬人,守衛梅斯以南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陣地;中路安排11個軍,約40萬人,借道盧森堡和阿登山區入侵法國;右翼安排16個軍,約70萬人,借道比利時進攻,先粉碎扼守默茲河通道的著名的列日和那慕爾(namur)要塞,然後飛渡默茲河進入曠野地區,直抵河另一邊的直線公路。進軍的日程已預作安排。預料比利時人不會抵抗,如果抵抗,德軍突擊猛攻的威力可望懾服他們很快投降。日程表要求動員第12日前開啟列日通道,第19日拿下布魯塞爾,第22日進入法境,第31日到達蒂永維爾(thionville)至聖康坦(st.quentin)一線,第39日攻克巴黎,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一戰爭計劃,其嚴格,其完整,猶如戰艦的一紙藍圖。克勞塞維茨曾告誡說,軍事計劃倘不留有餘地以防不測,將會導致災難。因而德國人謹慎備至,對可能發生的意外事項,均一一作了準備。他們的參謀人員,在野外演習中,在軍校課桌上,受過對特定情況作出正確決策的訓練,料定他們對任何不測均可應付裕如。對各種難以捉摸而又充滿危機的複雜情況,都已一一採取了萬全措施;可是全則全矣,唯獨缺一,即缺少靈活性。

盡最大力量打擊法國的計劃確定下來了,這時候毛奇對俄國的擔心也已逐漸減少,因為他的總參謀部在仔細計算俄國鐵路里程之後,得出一個信條,認為俄國不會在1916年以前備戰「就緒」。德國間諜關於俄國人有「1916年將有大事肇始」之說的情報,使德國人在思想深處肯定了這個信條。

1914年,兩件大事使德國人的作戰意願到了摩拳擦掌一觸即發的程度。一是4月份英國開始了跟俄國人的海軍談判,一是6月份德國完成了基爾運河(kielcanal)的加寬工程,它新造的無畏級戰艦就此可以從北海通過該運河直接開往波羅的海。毛奇在5月間訪問奧國總參謀長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franzconradvonhötzendorf)期間,得悉英俄談判訊息後曾對他說:「任何延遲都會造成我們勝利機會的減少。」兩星期後的6月1日,他對埃克哈德斯泰因男爵說:「我們已準備就緒,在我們是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