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經常收到這樣的問題：你會讀什麼樣的書，對你最有影響的是哪本書，你一年讀多少書，請推薦一個書單，等等。這些問題令我感到不安，似乎已經提前假設好我必須讀書，並且已經讀了很多書。

在我小的時候，家裡沒有人要我看書，家裡誰都不讓別人看書。

我媽媽稍微有空就會拿起一本書，沒一會兒就看入迷了。這個時候我和她說話她只會嗯嗯回應，其實什麼都沒聽見。我許多次惱怒地抗議，她就把臉抬起來（但眼睛仍在書上多逗留兩秒）說：「我聽見了，聽見了。」或者完全不把臉抬起來，只心不在焉地回覆「莫吵我噠」。她告訴我，在我還是一個必須抱在腿上的嬰兒時，如果她在看書，我會伸出食指去戳她的眼皮，把手在她的眼前揮舞，試圖把她的注意力引開。

阻止她看書這件事，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做到。2014年我陪她在北京做了一個手術，那個手術涉及了開顱：從左耳後方打一個孔，然後把兩根探針伸進顱腔，用極其細緻的手法把一根碰到了血管的神經撥開，並墊上某種隔離的材料。這個精密的手術治好了她患了12年的面部痙攣。面部痙攣使她的左邊臉頰一直跳動不止，這種跳動牽扯到了她的左眼。所以，儘管她的視力良好，卻由於這連續的跳動感到疲憊不堪。唯一曾阻止我母親看書的事情，就是這個神經性的惱人毛病。手術後她休養了一年才恢復成那個嗓門洪亮的老太太。頭一個月她眼前發黑，走路必須扶住沿路的桌子或牆壁緩緩挪動，以避免頭部晃動帶來的強烈眩暈導致摔倒。但畢竟眼睛和臉頰不再痙攣，她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鋼鐵般的意志頑強地讀完了《冰與火之歌》前兩本。32歲的我仍然無法阻止62歲並且剛剛做完手術的她。

她為新的狀況設計了新的看書姿勢。一種是低頭的：用右手托住腮，左手把書壓在腿上，食指邁出一個很大的跨度，利用摩擦力翻書。不得不說那看起來十分靈巧。另一種是仰頭的姿勢：仰躺在躺椅上，用右手摁住頭頂保持頭部固定，左手把書舉到眼睛前面，需要翻書時，她的右手就慢慢離開頭部，放下來緩緩翻上一頁，用左手小拇指壓住書頁後，再將右手慢慢放回頭頂。還有些時候，她把兩種姿勢進行結合——仰面，按住頭，另一隻手將書放回腿上，摸索著翻一頁。與此同時目光平直，既虛弱又堅定地望向斜上方。

我媽媽出生在小鎮，她的父親和兄長都是木匠，外婆不識字。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因緣際會，讓她成為一個小說迷。1967年的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中一環叫作「大批封資修」，也就是大量的書籍和文藝作品被評價為封建文化、資產階級情調和修正主義，並且被禁止閱讀和傳播。我的媽媽所在的復興鎮「紅衛兵」，在出身不好的人家，也就是那些能夠閱讀的人家，搜出了許多封資修小說古籍，作為批判物件堆在公社禮堂中。我的大舅，也就是媽媽的大哥作為一名木匠在公社裡做木工活，回家時便在禮堂堆放的小說裡偷拿兩本給我的媽媽。

因為白天要下地幹活，所以她在夜裡點著煤油燈，一直看到深更半夜。這種燈的火光十分暗淡，冒著黑煙，玻璃的燈罩可以在一夜之間被燻黑。天亮後下地幹活時，她就把看的故事講給一同幹活的人聽。大隊裡的小孩和婦女們追著她聽故事。有一次，她的手指生了癤子無法使用鍬，只能做肩挑的活計，她就去挑曬乾的牛屎做成的火糞，從一處運送到另一處。她邊走邊講，一大堆孩子跟在後面聽。平時大家只用挑兩擔的火糞，因為聽得太入迷，每個人都多挑了一擔。

她成了一個勞動著的說書人，夜裡點燈看小說通宵達旦，白天賣力地販賣「封資修」。她講全本的《薛剛反唐》，講《薛仁貴徵東征西》，講《岳飛傳》《鏡花緣》《濟公傳》。隊上最有文化的老翁時不時考問：薛仁貴破某某陣用的是什麼陣？她一一對答如流。

應該沒有記錯，我看的第一本中國小說，便是那時起就留在家裡的《薛剛反唐》。那是一本紙頁很黃很軟的、厚厚的小說。書頁的右下角全部微微卷起，封面上畫著一個怒目圓睜、滿臉鬍鬚的壯碩男人。每一張紙的邊緣都泛起柔軟的毛，正是經過了許多時間的樣子。主人公薛剛是一個16歲的少年，他一邊哇哇大喊著發脾氣，一邊砸爛了一座樓。這本小說在我心裡可能埋下了一些黑社會情結，以至於後來我的第一個男朋友，好像正是因為他喜歡惹事打架，後腦上有一道兩寸長的傷疤，才在我眼中格外迷人。

「文革」期間，除馬恩列斯毛之外，大量書籍被列為「四舊」或劃為「毒草」，被封存化漿焚燬。這場運動波及全國各個角落，天涯海角，無遠弗屆，可以想見當時無書可讀的狀況。我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文化出版在我出生前後逐步恢復升溫，但對於無數迫切地渴望著書本的人來說，出版物的品種、數量和速度都遠遠不夠。

新華書店是當時唯一的發行和銷售渠道，即使也有其他的書店，訂購也需要通過新華書店。在那個時期只要有書到，新華書店便排起長隊。對市民來說，如果看到了新華書店在排隊，別管是什麼書，去排就對了，能買到的都買。我對此有一個溫馨的想象：爸爸正在新華書店門口排隊時，我坐在媽媽的腿上，用手指戳著她的眼皮。

我問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部主任宋強老師，那個時候人文社都印些什麼書，一般起印是多少，他用清亮愉快的聲音、字正腔圓地說：「我給你舉個例子，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起印量是十萬。」這在現在看來確實不可思議。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在「文革」期間曾被劃分為「毒草」。從這時起，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一套，包括我家。

那些書都被爸爸用報紙或畫報包上了書皮，封面和書脊上是他用粗頭的書法鋼筆，以隸書字型重寫的書名。翻開扉頁，左下角寫著他的名字。包過書皮的書，比較不會被折角，封面也不會破損。前年我回到母親家，在書櫃中隨意拆開了一本《第22條軍規》的書皮，書頁發黃，封面簇新，爸爸的簽名也已經褪色。我突然意識到，很久沒有見過書角捲曲的書了。上個星期我在自己廈門的家中剛剛處理了大約200本書，我把它們碼成堆拍照發到朋友圈，告訴朋友們先到先得。大部分書都被挑走，剩下的則賣給了收廢品的人。這些書非常新，其中的一些還沒有拆開塑封的包裝。

我小時候挑書有一種技巧：有書皮的那些是爸爸買的書，而另外沒有包書皮的、比較新的那些，大部分來自哥哥。從沒有書皮的書裡挑，準保能找到我喜歡的。而爸爸買的比如《紅樓夢》《古文觀止》，我至今也沒能看完。

不知何故，我被排除在家裡的買書人之外，每到新華書店打折清倉的日子，書店旁邊的空場地上就會支起紅藍相間的陽棚，書堆在簡易搭成的桌子上，書脊向上站立著，從上方就可以瀏覽所有的書名。桌子下面是一箱箱書，桌上的賣掉，營業員便從下面掏出幾本來補上。顧客們的頭頂拉著紅色的橫幅：新華書店清倉處理。

哥哥向爸媽要到一些錢後，匆匆奔向大街，奔向那個棚子，以防有好書被人買光。回來時他至少已經買下了10本。這些書左下角的簽名變成了「張飛」——他的名字。哥哥買的書有意思多了，主要是外國小說和散文集。我從沒有包書皮的書裡挑到了許多喜歡的故事：《哈克貝里·芬歷險記》《木偶奇遇記》《普希金童話詩》《堂吉訶德》《大衛·科波菲爾》。也有時哥哥不借給我。

少年期的家裡，好像沒有一本書扉頁的左下角是我的簽名。不過我對此態度溫和，毫不計較。對我來說，「書櫃」和「書」這兩個詞都有特定的含義。「書櫃」就是指我家那三個櫃子。一個柳木的，沒有上漆，還保持著木頭原來的顏色。兩個樟木的，上了發紅的清漆，使整個櫃子光滑發亮。所有書櫃都有對開的玻璃門，上面掛著紅燈牌和環球牌掛鎖。我至今也沒有問過他們為什麼要把書櫃鎖住，如果是因為有些書不想讓我看，那實在是白費心機。因為我四年級以前就把《肉蒲團》和《金瓶梅》連猜帶蒙地讀過了，憑直覺我便感到這應當偷偷看。

大人多少都有些低估古怪的小孩，家庭的秘密我早已盡收眼底。我不但看完了禁書，還知道大衣櫃第二層的衣物最下有存摺和現金，爸媽床褥下面有避孕套，零食藏在寫字檯的櫃子裡和碗櫥的頂上。這些都沒有上鎖，書櫃卻一直鎖著。

而「書」這個詞，是指三種書：學校發的課本、扉頁左下角有爸爸簽名的書和有哥哥簽名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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