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飢寒交迫的人們旁邊拍電影

有一種荒誕的感覺

有一次，威尼斯電影節上主辦方讓我發言，我說了一段略帶譏諷的話。

「全世界還有那麼多人正在為今天的飯食犯愁，為怎樣才能活下去苟延殘喘，可我還在悠哉遊哉地拍電影，而且還能拿到這樣的大獎，我的運氣真是好得沒話說了。因此，我打心底裡對你們表示感謝。」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是個討人厭的傢伙，但我說的是真心話。

即便沒有了藝術，人還是能活下去的。

讓我不由自主說出這番嘲諷話來的，是梅第奇家族。

說到梅第奇家族，人們首先會想到他們是達·芬奇的贊助人。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一直到現代的威尼斯電影節，他們作為各類藝術家的贊助人，在藝術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錢。

在電影節的招待宴會上，可以看到來自義大利各地的像梅第奇家族那樣的顯赫貴族。

所謂貴族，也就是無需勞動的人。不管怎麼說，勞動是我們這種平民的事，對於貴族來說，要他們親自勞動大概是一種罪惡。

古希臘時代的醫生，是光動口不動手的，治療過程中的那些動手術綁繃帶的活，全都交給奴隸們做。歐洲的歷史本身就反映出了這種思想：勞動是奴隸的事。

經過數百年的悠悠歲月，祖祖輩輩都不勞而食的人們依然在這片土地上大辦宴會，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總之宴會的豪華程度令人咋舌。

一邊吃飯一邊東張西望，無意間看見了牆上掛著的一幅畫。我覺得這畫很眼熟，結果是拉斐爾的畫。我不禁問道：「這是真畫嗎？」他們回答說：「當然是真的。」拉斐爾的真跡，對他們來說不過是食堂裡的一件小擺設。

因為是他們的祖先出錢請拉斐爾畫的，所以你滿可以說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我還是覺得頭暈。歐洲的歷史和我們完全不同。我想，像他們這樣的確實是不需要勞動了。

簡而言之，做有錢人對他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屬於特殊的權力集團。從中世紀開始，大權在握者的出身門第就幾乎沒怎麼變過。而且，這種門第往往與歐洲的王室或貴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不久前，有個匈牙利的王室成員來到了日本，他說自己還是義大利某個貴族的侄孫。

再說了，他們雖然不用勞動，但讓他們費腦子的事還是不少的。從國外請來像我這樣的電影導演啦，為初出茅廬的設計師做贊助人啦，在當時，宴會該如何安排也是令他們頭疼的事，比如，請哪位廚師來掌勺之類。

我不是在嘲笑他們。他們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東方島國的電影導演會表示出如此的敬意，也是為了對電影文化做出自己的貢獻啊。他們知道自己的使命。我感謝他們的話也並非虛言。

不過，我的理想是就算上了年紀也能在大庭廣眾下做自己的工作，就像城鄉結合部的小壽司店老闆。對這樣的我來說，這種貴族的氛圍實在令我吃不消，於是乎，在不知不覺間就把自己不合時宜的情緒從嘴裡漏了出來。地中海的對面就是非洲，那裡有數萬人在忍飢挨餓，而且，他們的悲慘處境也不能說和歐洲人毫無關係。

在藝術家們譜曲繪畫的時候，他們的腦子裡是全然不會去想世界上還有人在捱餓的。

要創造某樣東西的人，腦子裡只會想著這樣東西。當然，也有人以世界上的可憐人為主題創作作品，不過，這是另一回事。

什麼是藝術的本質？是一種壓倒一切的任性吧，是一種純粹的浪費吧。正因如此，藝術家可以隨性亂來。

據說，達·芬奇的作品留下來的只有十多幅，他當然畫過很多作品，但基本都半途而廢了。我聽人這麼說的時候忍不住笑出聲來，但仔細想想，他這十多幅作品養活了多少人啊。就比如盧浮宮，不就靠他養著嗎？

由於《達·芬奇密碼》一書的影響，全世界的人似乎都跑到佛羅倫薩來集合了，大街小巷裡，跟在揮舞旗幟的導遊後面走的遊客絡繹不絕，把條條街道都擠得滿滿當當。

金字塔不也一樣嗎，數千年前耗費大量錢財造出來的雄偉建築，直到21世紀的今天依然在養活著埃及人。要是沒有了金字塔，估計沒多少人會想去埃及吧。按照吉村作治的說法，那就是歷史上最大的一項公用事業工程。據說，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戰爭期間由於煤炭短缺，在埃及的英國人為了開動蒸汽機車，就將木乃伊連帶棺材一併焚燒了。

你瞧瞧人類做過的那些事，真是不可思議，真是荒誕不經。就拿我來說吧，非洲數萬人正掙扎在飢餓的死亡線上，而我還在拍電影。

當然囉，我從沒想過我拍的電影會像蒙娜麗莎或金字塔那樣對幾百年後的人產生作用。拍電影無疑是一種純粹的浪費，但我就是喜歡拍電影。

「你看的第一部電影是什麼？」

自從我有了電影導演這個頭銜，來採訪我的記者們就常常提這個問題。

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鐵路員》，是跟我大哥兩個人一起去上野的電影院看的。這部電影非常沉悶，孩提時的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看。而且，我們在回去的路上還被一幫小流氓欺負了一頓，一路哭著鼻子從上野走回了北千住。

所以，第一次看電影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美好的回憶。《鐵路員》到今天仍是我心頭的一塊陰影。

說老實話，我是從參加歐洲電影節開始才關注到黑澤明的。

對歐美人來說，提到日本電影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澤明，所以他們也像看待那位大師一樣來看待我。不是說我覺得慚愧什麼的，而是那些歐美的記者總喜歡問我：「你怎麼看黑澤明的電影？」回日本後，我趕緊把以前的黑澤明電影全部重新看了一遍。

看了黑澤明的電影，再加上自己也是個拍電影的，自然就會對這位大師產生敬意。

電影膠片是每秒鐘放映24幀影像，使這些圖看上去在動的一種構造。

兩小時的電影就是120分鐘×60秒×24幀，它的意思就是，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裡有17萬2800幀影像以嘩啦嘩啦書頁翻動的方式呈現在你眼前。

黑澤先生電影的偉大之處在於，不論你從這17萬2800幀影像中擷取哪一幀來放大沖印，你都能得到一張無比精美的相片。這就是說，他的電影裡沒有一個鏡頭是多餘的。

沒有別的話可說，就是了不起。我也是最近才剛剛認識到這種了不起的。

黑澤先生在正式開拍前，要反覆彩排幾十遍。有人說哪怕演員站位偏了十公分他都會光火，我相信這是真事。

黑澤先生說我的電影「拍得很乾淨」。

「一般的導演會往裡面加更多內容，會在一些無足輕重的地方拍很多鏡頭，而你會把不需要的地方統統剪乾淨。」

世界級的電影大師對我說這樣的話，那我得趕緊拍他馬屁呀。

「《姿三四郎》裡的那個橋段拍得真好啊。」

黑澤先生搖了搖頭。

「那一段是另一個導演拍的。」

「不過，在《天堂和地獄》裡，老闆的兒子和傭人的兒子調包這個主意真是絕啊。」

黑澤先生哈哈大笑。

「那是副導演想出來的。」

聽他這麼說，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和黑澤先生碰面，是在他位於御殿場的家中。當時，我就是這麼一邊冒著冷汗一邊陪他喝了很多酒。後來時間很晚了，我準備起身告辭，但黑澤先生想留住我：「今晚就住這兒吧。」

他說這句話並非社交辭令，因為我走出他家時，他還特意跑到陽臺上對我喊：「真沒勁哦，你就住下吧。」

我偶爾會這麼想，那時要是再和他多說點話就好了。因為那是我和黑澤先生之間的最後一次交談。

媒體方面認為，黑澤先生待我不薄。黑澤先生也曾給我寫過很長的信，我不知道這是否就代表他待我不薄。不過，他在信中寫了這麼一句——「日本電影的未來就拜託你了。」這句話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所以，每次在佛壇上焚香時，我不僅為我的父母祈禱冥福，也會為黑澤先生祈禱。

「如果您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電影想拍的話，就讓我代您拍吧。您就把我當替身為您拍電影好了。」

要是黑澤先生在天堂裡聽到我這麼說，一定會苦笑著說：「你這個傢伙淨揀好聽的說。」

我覺得，所謂的天才也是時代的產物。黑澤先生是個才華橫溢之人，我想即便他出生在另一個時代，也一定能幹出一番了不起的事業來。

不過，話說回來，要不是他碰上了那個時代，他是不會成為黑澤明的。力道山先生和長島茂雄先生也是一樣道理。所以，我雖然尊敬黑澤明先生，但我從沒想過要去模仿他。

再者說，我和黑澤明先生本來就屬於兩類人。

按照剛才17萬2800幀影像那種說法，我拍的畫面那就叫空洞無物。黑澤明先生的電影裡沒有一個廢鏡頭，而我的電影裡則全都是廢鏡頭。

就算是彩排，也總是一次就ok了。而黑澤明先生是，如果背景裡有一根礙眼的電線杆，就非把它拆掉不可；如果天氣不合適，那無論誰怎麼說，他都可以讓整個劇組等上一個月。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拍了再說。

比如，場景原本設定在晴天拍攝，但在實際拍攝時不巧碰上了陰天，那我就拍成陰天裡的場景。心裡雖然也在嘀咕其實不該在這樣的天氣下拍攝，但我還是會拍下去。

說得好聽點，我是個隨機應變的天才。

要說到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劇本，我相信沒有一個導演比我更拿手的。不過呢，這也會導致我拍出來的電影有時和當初的設想完全不是一回事。有時連自己都會覺得，「我拍出來的是什麼東西呀？」但是呢，我的電影這樣就可以了。

拍自己喜歡的電影和喜歡自己拍的電影

不是一回事

我是為我自己拍電影的。

為我自己拍電影，然後只要問一句：「你也要看嗎？」

做電影導演的，基本上都是喜歡電影的人，不過呢，就像喜歡喝酒一樣，這種喜歡可以分為兩種型別。

將電影導演視作目的的人，和只將它視作一種手段的人。

總之，將電影導演視作目的的人，只要有電影可拍就會感到幸福。這樣的人因為太喜歡看電影了，所以無法客觀地評價自己拍出來的電影。就像一個已經喝醉的人，被別人一勸酒，仍會繼續喝。在日本的電影導演中，這一型別的人似乎特別多。因為太喜歡自己的電影，所以不會發覺很多地方只是在做無用功。

對於將拍電影視為手段的導演而言，電影只是一種表現手段。這樣的導演能夠客觀地評價自己拍出來的電影。

有一次，鈴木一郎擊出了一記安打，觀眾席上一片歡聲雷動，但他本人卻歪著腦袋顯出一副無奈的樣子。他說：「那記安打沒打好。」不管觀眾們多麼起勁地歡呼鼓掌，他都能客觀冷靜地評價自己的擊球。

作為世界第一紀錄的創造者，作為廣有人氣的棒球手，一郎的棒球人生在外人看來是幸福無比的，但實際上肯定沒有別人想象的那麼幸福。

就像擊球一樣，如果你客觀地評價一部電影，就會發現裡面都是缺陷。不可能有什麼完美的電影。拍電影的時候總想著這是我的最高傑作，等到拍完後從看試映的那一刻開始，腦子裡就已經在考慮接下來要拍一部怎樣的電影了。

接下來，我一定要拍出一部傑作來。

有次我問黑澤先生：「你覺得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他的回答是：「下一部。」如此看來，他也不是一個以拍電影本身為樂趣的導演。

能夠客觀地看待自己的作品，指的就是這麼回事。

為了自己拍電影和因為喜歡而拍電影不是一回事。

不僅是電影，繪畫、小說，無論什麼作品都一樣，你無法超越自己認為好的作品。那是因為你自己覺得好，就無論如何都無法明白別人對此的感受了。

客觀地審視自己的電影，意味著不要去想我拍得多麼辛苦，或者是我有多喜歡這部電影，而是以一個觀眾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拍出來的電影。市場調查的結果如何如何，社會上現在流行什麼什麼，和這一類話都毫無關係的。

說到底，相信的還是自己的感覺，而不是他人的感覺。像這樣為了自己拍出來的電影公映後，相信別人也會像自己一樣覺得有趣。只要世界上六十多億人口中有百分之幾的人覺得我拍的電影挺有趣，我就會繼續拍下去。

拍自己喜歡的電影和喜歡自己拍的電影，不是一回事。

最大的問題是，這兩者的區別就像一根頭髮一樣細，它們就像背靠背坐在一起的兩兄弟。

雖然它們面對的方向正相反，但因為是人都會自戀，所以很容易把兩者混為一談。

如果畫畫總是畫同樣的題材

那不論畫得多出色，總不會有太多感動

要說在拍電影的時候，我還意識到除了自己以外的觀眾的話，那就是別的電影導演了。「怎麼樣，你能理解我這麼拍嗎？」在我的電影裡總有像這樣的感覺。

說得難聽點，別的導演用的那種一眼就能看穿的技巧，我是無論如何都不好意思用的。這和在漫才或小品裡不願用誰都能猜出來的噱頭一個道理。就像《水戶黃門》裡的印籠，如果有一百個觀眾，那一百個觀眾都會說：「看吧，他要亮出印籠了。」在觀眾們都知道這裡該亮出印籠的時候亮出印籠，這當然也算是一種技巧。不過呢，我拍電影可不是因為想做這樣的事。這樣的事別人也會做。

不要亮出印籠，亮出陰囊如何？之類的……這，冷笑話嗎？

「喂，助三郎先生，格之進先生，我們差不多可以收場了吧。」

在觀眾們屏氣等待的時候，水戶黃門一邊這麼說，一邊一百八十度向後轉，飛奔著逃入了後臺。這樣的設計行不行？你這個傢伙啊，總喜歡考慮這種無聊的事情。這個嘛，不過是演小品的一種噱頭而已，如果把電影也拍成那樣，那估計有的觀眾看得懂，有的看不懂吧。

拿著手槍的殺手，從路的那頭往這邊走。這條路的設定，也許是某個垃圾場後面的小巷，也許是某幢大樓的屋頂，有幾個警察埋伏在那裡準備狙擊。那樣的話，觀眾們自然會料到接下來將是一場激烈的槍戰戲。但是，我不想這麼拍。比如，我會考慮這裡可不可以做因式分解，就是我們在數學課上學過的因式分解。

殺手和手槍用x表示，警察用abcde來表示。一般的槍戰用方程式來表示，就是這樣的：ax+bx+cx+dx+ex。然後，考慮直接提取公因式x，結果就變成了：x（a+b+c+d+e）。如果用這種形式來表現電影，結果就是這個樣子的。

第一個鏡頭，持槍的殺手從道路的另一頭往這邊走過來。在這條路上，埋伏著警察隊伍。下一個鏡頭，離開這條道路的殺手的背影。路上到處可以看見，abcde警察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死掉了。雖然沒有一個槍戰的鏡頭，用這種處理方式照樣能表現槍戰和殺手的本事。

對死掉的警察的姿勢下點功夫，可以搞出喜感，也可以表現出殺手的殘酷。讓殺手在離開的時候以稍微帶點踉蹌的步伐走，這樣會看上去更真實。正是這樣那樣的想法使拍電影成了一件趣事。

說到底，即便把電影鏡頭比作因式分解，那也是拍電影這門學問中入門級別的問題。如此簡單的因式分解，相信大部分觀眾都能看懂。這樣的話，接下來就會躍躍欲試，想把這道因式分解題設計得更復雜一點。

先拍一部像《水戶黃門》那樣的情節的起承轉合非常清晰易懂的電影，然後再把它們拆散，把時間順序全部打亂後再剪輯在一起，這樣能不能拍出一部觀眾們看得下去的電影呢？一般的電影是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情節的，如果把這些情節一股腦攪在一起，把分鏡頭的順序全部打亂，觀眾們在看完電影后仍能說句「嗯，這部電影蠻有趣的」，那就可以說它是一部像畢加索的畫一樣的電影。畢加索就是用這種方法繪製不會動的圖畫的。如此說來，這樣的電影也可以叫做電影裡的立體派。

這種手法當然可以拍出各種新奇的效果，但這樣的電影註定不是老少咸宜的。

提到畢加索，我就忍不住要說我也常常畫著玩兒。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但要說一本正經地畫畫，那還是我出事故之後的事了。事故後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閒來無聊，就在不知不覺間拿起了畫筆。

只要看到想畫的東西，我就會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它畫下來。有一次，在錄製節目時，有個著名的糕點師現場製作了一隻奶油蛋糕。一看到那隻蛋糕，我的視線就離不開它了，我的腦子完全被那隻蛋糕佔領了，只想著要放下工作放下一切，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去把那隻蛋糕畫出來。

在這種時候，我會一邊畫畫一邊淌口水。儘管聽上去有點髒，但我在這種時候畫出來的畫一定是好畫。如果畫畫時沒有淌口水，不論我畫得多麼嫻熟，也未必能畫出好畫。

在我漫才說得很精彩的時候，事後會忘記當時說了些什麼。在我拍攝一部很好的電影時，精神會高度緊張。在我畫一幅好畫時，口水會不由自主地淌下來。

那是因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緣故，可是，在什麼情況下我會注意力高度集中呢？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也不是我自己能夠控制的事。

我只知道，在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時，我覺得自己用盡了全部的腦汁。就像開動了渦輪引擎，腦汁會以不同凡響的方式開始執行。這樣的話，可能腦神經就無暇再關照到唾液腺，於是就淌出了口水。

要是每次都能這樣就好了，但不可思議的是，我的這個願望往往不能實現。

在我的大腦裡，很可能有一種省電模式。稍微有點習慣後，就想要偷懶。

從畫畫的角度說，就是習慣了畫畫。

比如說，我要畫大猩猩。一開始，我會去動物園裡看，或者是查詢各種動物圖鑑，然後認認真真地畫猩猩。這種畫，剛上手時是畫得不熟練的，但完成的畫卻並不壞。就像小孩子畫的圓圈，開始的地方和結束的地方銜接不起來，儘管畫裡面有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地方，但整幅畫卻是一幅有氣勢的好畫。

但是，如果你把大猩猩的畫一口氣畫上好幾張，手上就會越來越熟練，完成一幅畫的時間也會越來越快。這樣，畫出來的畫就沒意思了。從腦細胞的角度說，就是隻使用所需最低程度的腦細胞，與此無關的神經突觸就處於休眠狀態。這樣就不會淌口水，有時一邊畫畫一邊甚至在考慮著別的事情。說得極端一點，這個不叫畫畫，它更接近於畫漫畫人物或簽名。

對於畫習慣了的畫，無論怎麼看都不會有多少感動。

拍電影時也會發生同樣的事。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因為拍了像《大佬》那樣的黑幫電影，所以有了很多粉絲。這種電影我拍習慣了，拍起來也相對容易些，但這樣很容易把風格固定下來。我覺得，這樣的固定風格反而是必須捨棄的東西。

我拍的每部電影都能成功，到了我這把年紀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如果別人對我說「你這次拍的電影也蠻有趣的」，我是不會天真地沾沾自喜的。

我一心想要拍出誰都沒有拍過的電影。

從這個意義上說，最近拍的那兩部（2007年拍的）對我都是一種挑戰。

有人說《雙面北野武》是我的最高傑作，也有人說完全看不懂。我自己的看法是，怎麼說好呢？我感覺胸中鬱積的塊壘都被我盡情地吐了出來。

拍完這部電影后，我的肉體與精神都陷入了一種虛脫狀態，在那段時間裡，我一直都是恍恍惚惚的。後來，我發覺按照《雙面北野武》這個電影名的讀音，你也可以理解為是「北野武之死」，我甚至想到這也許會成為我的遺作吧。

如果一定要說，那是一部類似於排洩物的電影。雖說是排洩物，但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味道，就像松茸，有的人就喜歡這股味兒。

《導演萬歲》是一部否定自我的電影，通過這部電影你能明白我是一個多麼糟糕的導演。這是一部批評我之前拍過的所有電影的作品。這就像黑澤明拍攝批評自己電影的作品，這樣的電影大概只有我自己才能拍吧。

雖然這部電影不像《雙面北野武》那麼複雜，但我覺得觀眾們還是分成了覺得有趣和覺得無聊這兩類。這樣蠻好，因為我本來就不想拍那種人人都會喜歡的電影。

因為連著拍了兩部這樣的電影，所以我想接下來要拍一部娛樂性的電影。說句老實話，拍這種帶有挑戰性的電影，導演在精神上的消耗也是相當大的。「接下來我要放鬆一下」這個說法或許不太好，但有時也確實需要拍一些開心的電影。

比如，《座頭市》就是那種典型，我在這部電影裡大量使用了之前的電影裡從未使用過的所謂正宗的攝影技巧，拍出了一部口味純正的娛樂電影。拍這部電影就像是釋放了平日裡累積起來的種種壓力，所以就我個人而言也是樂在其中，享受在其中。

而且，既然我是幹拍電影這一行的，當然就有自我推銷的必要，也要把自己推銷成是一個有票房號召力的導演。對於北野武劇組的成員，有時也需要給他們打打氣鼓鼓勁。

就這樣，我偶爾也涉足娛樂電影。我的理想是能夠拍出全新式樣的電影。不管觀眾們會不會表示看不懂，也不管我為此要消耗多少精神，我都會繼續拍下去的。

就像流著口水畫著畫，為了能做到心無旁騖、集中思想地拍電影，哪怕連自己都覺得有點牽強的時候，我也要強迫自己不斷改變風格。

歐洲的影迷們以為，

我真的是一個黑幫分子

我的電影被說成是有偏執狂傾向的，我在歐洲的影迷俱樂部比在日本的還多，大概都是因為這個。不管怎麼說，那裡可是戈達爾和費里尼的故鄉啊。在歐洲，影迷的層次更為多樣，心胸也更為開放。有一次，在某個連名字都沒怎麼聽過的小國，碰到了一個人對我說「我收藏了您拍的所有電影」，令我驚詫不已。

與此同時，不知道是因為我是日本人呢，還是因為大家都固執地認為我拍的就是黑幫電影，外國的記者在採訪我的時候，總喜歡提到東方的神秘性。

所以，我在接受採訪時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

「你在採訪日本的藝術家或電影人時，如果那人大談什麼‘武士道’或‘侘寂之美’之類的，那你就可以判斷這是個冒牌貨了。」

有很多日本人在日本的時候根本不會去考慮這種事情，但不知為何面對外國記者就喜歡說這種話。「武士道」或「侘寂之美」什麼的，無非是他們的遁詞而已。

法國的北野武粉絲俱樂部的會長和副會長是兩個很有意思的人，曾來日本拜訪過我幾次。會長出身於法國的偏遠鄉村，到日本來拜訪我時還是他這輩子頭一回乘飛機，他母親還自豪地把他乘過飛機這事告訴了親朋好友。他父親一年一次去巴黎賣乳酪或培根什麼的，這就是他們家一年的現金收入，他就是這麼一個純粹的農家子弟。副會長的父親是在阿爾及利亞革命時期移民法國的穆斯林。

這兩個人都不算特別有錢。來東京時是住在淺草的膠囊旅館裡的。我在淺草有個老相識，一個名叫齋藤的媽媽桑，她是個脾氣豪爽的女人，她說「我家阿武的粉絲我怎麼能不管呢」，就讓他們兩個免費住在她自己開的一家膠囊旅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