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生時代
我覺得死是一件特別恐怖的事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怕死，說什麼也克服不了這種心態。
從高中到大學的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思考「死」這個問題。那時的我，可說是活在對死亡的恐懼之中。
細微的聲響或什麼東西的影子都會令我這個膽小鬼嚇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獨自行走在墓地裡。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個地方長出了一個小小的瘤，諸如此類的小事都會令我忐忑不安，擔心起自己會不會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這麼一命嗚呼了，那該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
初中的時候，棒球隊裡有名隊友被一輛土方車軋死了。對我來說，那是第一次在現實中接觸到死亡。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京浜東北線發生了一場事故。事故造成了慘重的後果，傷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認識的人。
現實中的死亡，對我造成了超強的衝擊。
我這麼說並不代表我認為死是一件傷心事。
聽到別人說誰誰誰死掉了的訊息，我的心頭只會浮現這樣一種想法：「噢，那個傢伙死掉啦。」不管誰死了，這個世界都不會發生任何改變。日子一天天地過，今天和昨天沒多大區別，只是那個傢伙昨天還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隊的那名隊友也好，我認識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為止分明還是生龍活虎的兩個人，可今天無論到哪裡都找不到他們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無影無蹤了。僅此而已。
我深切地體會到：死是多麼掃興的一件事。
我明白過來，人死了只意味著不復存在。既沒有什麼天堂，也沒有什麼地獄。再就是，死人會非常簡單地消失於活人的記憶中。
話說回來，朋友死了，心裡肯定會覺得悲傷。但是說到底，心頭也只會浮起「哎，他死了啊」，這麼單純的一種想法。
就算再悲傷再悲傷，就算一連三天夜夜流淚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淚水也會幹掉的。不論你對逝去的故人有多懷念，活著的人都生活在一個與死者毫無關係的世界裡。面對如此肅殺的現實，我感覺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哎，他死了啊。」就這麼結束了嗎？
所以，我特別怕死。但是，我要怎麼做才能使自己免於一死呢？我還認識一個人，那天他本該在那輛發生事故的京浜東北線上的，但因什麼事耽擱了沒乘上，結果反倒撿了一條命。人的生死，誰也控制不了，只是命運的撥弄而已。正因為是命，所以沒人知道自己哪天會死。這樣的想法令我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要是我現在死了，肯定什麼也不會留下。世人很快都會忘記，有個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這個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會被隨後一滴又一滴的雨輕而易舉地抹去痕跡。
不是害怕被別人遺忘，而是害怕因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這麼輕易地被別人遺忘了。這樣就太可憐了。
我還什麼都沒做呢。人生的樂趣，我還什麼都沒享受過呢。雖然我打過棒球，但那不等於我打進了甲子園呀。學習也談不上很好，也不記得自己享受過什麼奢侈的生活。既沒有開著車子兜過風，更沒有開車搭訕過什麼女孩子。我不要就這麼死了。什麼都還沒做就這麼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覺。
人死後會變成什麼，有沒有天堂和地獄，使我感到煩惱的並不是這一類哲學性的問題。我只是害怕，還沒有體驗到生的快樂，還沒有留下任何能證明我沒有白活的記憶，就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蹤影。
雖然我說生的快樂，但那並非僅指快樂的記憶。哪怕是殘酷的、痛苦的經歷，只要它能讓我品嚐到活著的滋味，就算是一種快樂。
因為有這種想法，所以當時的我憧憬著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員。
那時正是雅克·庫斯托名氣響噹噹的年代。當時我羨慕的是海洋科學家這類人，因為他們能乘上像「深海6000號」那樣的潛水艇，下潛到水壓高達幾百個大氣壓的黑暗海底，對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細菌進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種和現實利益沒有半毛錢關係、純粹為了學問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的活法。因為我覺得如果能過上這樣的生活，我就能切實地體會到我真的在這個世界上活過。
如此說來，當時我所害怕的，也許並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著。我害怕的是那種既沉悶又無聊的生活。
話雖這麼說，但當時的我其實並沒有想做什麼事，想成為怎樣的人，或者說想過怎樣的生活這類具體的理想。不過，正因為我沒有任何具體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懼了。難道我的一生要在連該做什麼好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隨波逐流、渾渾噩噩地度過嗎？
但是，人生充滿了諷刺。
為了克服對死的恐懼，我選擇了一條相當於自殺的道路。
此前，我已經談過許多關於我母親的事。儘管我無法用片言隻語來概括，但不管怎麼說她都是一個非常勤勞的女人，而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藝術啦，哲學啦，文學啦，她完全不認可這類東西的價值。對她來說，愛好這類玩意兒就是在浪費人生。
現在回過頭去想想，她這種看法其實也是一種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種可稱之為哲學的思想。但是，因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這個家裡，所以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客觀地將母親的這種看法視作是一種思想。
我父親屬於典型的下町區裡的手工匠。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已經入了說漫才這一行，所以說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也不算短了。不過，我從小到大和父親之間有過什麼真正的交流嗎？我一次都想不起來。我只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帶我去江之島看過大海，但那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父親是個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現場、小酒館和家之間做三點一線的往返運動，就像敲圖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時是個膽小如鼠之輩，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後，都會對老媽揮拳頭。他每天都認認真真地幹活，但我想他掙的那點錢基本上都被他貢獻給酒館了。
因為老爸是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媽為中心。日常的吃用開銷啦，孩子的升學問題啦，不管什麼問題都是老媽說了算。她白天在建築工地打臨工，晚上還在家裡接點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樣的年代裡，在如此艱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大學，一個女兒送入了高中。這麼說吧，她就是美輪明宏的《打夯工之歌》的現實版。
老媽為我設計了一條出路：讀完理科大學，然後去大型企業就職。她覺得我不可能有別的出路。而且，老媽的決定在我家裡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因此，我在考取了明治大學理工學部的時候，腦子裡儘想著我就這麼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學，然後去做個循規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說，當時的我是被老媽的各種想法所左右的。
儘管如此，我卻像一隻生下來就待在籠子裡的小鳥，從來也沒覺得自己有什麼不自由，更不會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親的束縛。對母親來說，應該也從來不會去往這方面想。我這樣做都是為兒子好，她肯定是這麼認為的。
再者說，母親是怎樣含辛茹苦地把我撫養大，讓我上了大學，我是再清楚不過了。我也知道，我哥為我犧牲了自己的學業。所以說，除了母親的決定外還有別的選擇，連我自己都不會這麼去想。
不過，我現在覺得，當時自己之所以那麼怕死，也許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被束手束腳地五花大綁著，因為我對自己的人生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所以我體會不到活著的感覺。
而我自己的大腦運作方式，也是相當理科型的。
我到現在還覺得做數學題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每當聽到別人說起尤拉定理、非歐幾里得幾何學什麼的，我的心裡都會湧起一股莫名的騷動。如果我做了數學家，我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呢？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做這樣的白日夢。
幹起了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電影導演這一行後，我有時也會瞎琢磨：那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寫電影臺詞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就像是在無意識地做因式分解題。
如此說來，我學理科是完全對路的。
只不過，對於大學畢業後登上固定軌道駛向未來這一點，我感覺不到有什麼魅力。
我讀大四是在1970年。從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學裡的學生運動搞得如火如荼的時期，運動的起因是安保問題。當時，各所大學都遭到了封鎖，授課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只要你交畢業論文，學校就會給你發一張畢業證書，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而日本社會呢，當時正處於經濟飛速發展期，音樂、戲劇之類的文化演出開始大量湧現。於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學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連在新宿一帶的爵士樂茶室裡。
說到在爵士樂茶室裡聊的那些話題，當時最時髦的是存在主義、薩特和波伏娃，另外還有科林·威爾遜，在當時也有很高的人氣。我記得當時我的書包裡也有一本書，是《次郎物語》，但我沒好意思拿出來。
對於一個理工學部機械系的大學生而言，存在主義什麼的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這反而激起了我的嚮往。再說了，最關鍵的是，談談文學和哲學，聊聊學生運動，可以搭訕到大把的女孩子。要說我能夠順順利利聊下來的話題，那無非是本田汽車的引擎如何如何之類，而這樣的話題女生是一點不感興趣的。說出來很可憐的，我對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另外，成為大學生後，我對這個社會的構造有了一些朦朦朧朧的認識，也明白了接下來如果想事業有成的話，就該想辦法進入官僚階層，還明白瞭如果就職於製造業，那今後的收入就堪憂了。
如果要躋身官僚階層，就必須通過高階國家公務員考試。如果自己大學畢業後，在某家企業裡做個工程師什麼的，那頂多也就混到個二把手的位置。這樣的未來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識到了現實的殘酷。
當時，還有不少人氣劇團（如「狀況劇場」「天井棧敷」之類）裡的演員也會經常光顧爵士樂茶室。這幫傢伙都是熱情洋溢之人，幾杯老酒下肚後會為了不同的戲劇觀爭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還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裡，幹活從來都不是為了維持生計，但他們居然還會上演這麼轟轟烈烈、你死我活的戲碼，這對我來說實在算是新鮮事。
當時的我只知道下町區的生活，只見過與戰後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為了謀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這樣的場面後，就感覺自己進入了高一個檔次的世界。那是因為這個世界有一種令我目眩的文化氣息。母親在戰後對我長期灌輸的價值觀是：理工科大學畢業後，到大企業去就職，這是一條人生的成功之路。但當我在爵士樂茶室裡閒蕩時，每每會覺得這樣的想法實在太老土、太落伍了。
這麼說聽上去很瀟灑，但充其量不過是經常去茶室晃晃，去做一些不那麼光明正大的臨工，去搓搓麻將賭賭錢，用賭來的錢去買醉，就這麼點破事而已。
所以我覺得，生活在那個時代裡的人，總是低著頭走路的。
總是低著頭，總是貪生怕死。
對文學、戲劇什麼的，我充滿了嚮往。但是，我不覺得自己能夠勝任這種行業。那我到底應該做什麼呢？我會不會這輩子都找不到答案，就這麼翹辮子了呢？當時我腦子裡盡是這樣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時一樣朝著歌舞伎町的爵士樂茶室走去，腦子裡還在想著……
現在的新宿alta，以前是一家叫作「二幸」的食品店，有點像現在的大型超市的前身。我從新宿站的東出口出來，穿過「二幸」前面的人行橫道，當時我走路的樣子肯定也和平時一樣：弓著背、低著頭，往前走。
只不過，那天我腦子裡的思路和平時方向不同。
突然之間，我有了一個荒唐透頂的想法：「對呀，我應該退學。」
我記不清自己的這種想法是打哪兒來的。就像萬里無雲的天空裡突然劃過一道閃電，這個想法就這麼突然間閃現在了我的腦海裡。當時我的感覺就像是，站在高樓上準備跳下去自殺。
我的思緒彷彿晃晃悠悠地飄到了天上，就像被毒蛇凝視著的一隻青蛙，我陶醉在「自殺」這種甜美的想法裡。
我很清楚母親為了能讓我上大學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清楚，都已經唸到了大四，如果這時提出退學，會給母親造成多大的打擊。
這樣做，就意味著拋棄了把我撫養成人的母親。對母親來說，哪怕是突然聽到我猝死的訊息，估計也不會比這個更驚訝了吧。對我自己來說也差不多，如果我不是在心裡打定主意自己已經是個死人，這樣的話我是絕說不出口的。所以說，我這裡說的自殺不是什麼文字遊戲，對我而言，它就等同於真正的自殺。雖然等同於自殺，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是唯一明確的答案。
就這樣，我下定決心要退學。
那時候，我一邊走在橫道線上，一邊抬頭望著新宿的天空，湛藍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從沒見過、今後再無緣見到的那樣。我感覺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陣勁風吹散了此前一直盤旋在我頭頂上的那團烏雲。
至少在那一刻，我對死的恐懼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聽說在狼或狐狸之類的動物世界裡，母親一旦完成育兒，就會把自己的孩子趕出巢穴，而且那架勢簡直就像在和想要侵入地盤的敵人交戰一般。在這之前，母親會精心地照料孩子，就像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更寶貴。可是在那一刻，母親甚至會撕咬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母狼或母狐狸這麼做是否是出於對孩子的愛。如果從人類感情的角度來考慮，那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夠獨立地走上社會，而狠下心來這麼做。但真相也許沒那麼複雜，也許只是母狼或母狐狸在某個階段開啟了身體裡的某個本能開關，然後在腦子裡自動生成了將自己的孩子視作敵人的程式。
如果理查德·道金斯的「所有生物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說的沒錯，那麼與其依賴於母愛這種不確定的感情，還不如建立一套本能的機制，這樣反倒能夠確保育兒的成功。因為用這種方法，遺傳基因的存活機率會大許多。
不過，對於狼崽子或小狐狸來說，不管真相是哪一種，其差別都不大。因為不管哪一種，其結果都是到昨天為止還在這個危機四伏的自然界裡保護它們的母親，今天卻成了最兇狠的敵人向它們撲來。它們的心裡，一定會感到一種被全世界拒之門外的驚恐。然後，它們會明白一個道理：要活下去只有靠自己。
遺憾的是，在人類的育兒過程中，這樣的程式已經退化掉了。即便如此，古人還是有行冠禮的儀式的，雖說現在也有取代它的成人禮，但誰都知道它沒有任何用場。
回頭說我自己吧，我覺得，要不是在那個階段對死亡那麼恐懼，我是不會做出那種決定的。那樣的話，也許我這輩子都飛不出我的鳥籠，這輩子都行走在母親為我鋪設好的軌道上。我覺得，青春期的孩子所感受到的死亡恐懼，也許就是他獨立成人的本能開關。至少，我的情況正是這樣。
從根本上說，如果我就這樣走在母親為我設計好的人生道路上，其結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只不過，這樣的話這世上就會少了一個叫作北野武的藝人，只有這一點是明確無誤的。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物體的運動越激烈
摩擦力也就越大
我當時想去淺草，是因為我渴望演戲。渴望歸渴望，但演戲這事以前跟我是完全沾不上邊的。不過，我自認為打小時候起就非常熟悉漫才這門藝術。簡而言之，當時的我就是腦子進水了。
另外，我覺得淺草的劇場很適合我這種等同於自殺的衝動行為。即便在離開了母親的蔭護後，最後的結局是窮困潦倒地客死他鄉，只要能做個淺草的藝人，那死得也風光啊。如果要作為一個藝人落魄而死，那就沒有比淺草更合適的地方了。
之後發生的事，我會在後面再寫，現在先說結果。結果是我運氣不錯，非但沒有落魄而死，反而可以靠賣藝混口飯吃了。而且還掙到了小時候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大錢，還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我甚至還幹起了電影導演這行，算起來到目前為止（到2007年）已經拍攝了十三部電影。說起來真是難為情，有時我去歐洲或美國，那裡的人甚至會稱呼我為「大師」。
我算是克服了學生時代感覺到的那種恐懼，那種對還沒有感受到生的快樂就死掉的恐懼嗎？我算克服了嗎，如此曖昧的寫法正反映出我到現在還對這個問題沒有把握啊。
我不是想說無論我做了怎樣了不起的事，我都感受不到生的快樂。恰恰相反，我覺得不論我過什麼樣的生活，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如果我沒有投身演藝事業，只過著平凡的人生，結婚生子，默默無聞地活著，默默無聞地死去，說不定會活得更輕鬆些呢。
為什麼這麼說？當然是因為我現在的日子過得相當辛苦啦。
作為藝人，作為電影導演，作為twobeat的beattakeshi，作為北野武本人，我對自己現在的人生真的感覺到累了。
物體的運動越激烈，其摩擦力也就越大。這句話也適用於人，如果你做很激烈的運動，就會感覺到熱。在旁人的眼裡，你是顆熠熠生輝的明星，他們肯定對你羨慕得要死。但是，熠熠生輝的你卻覺得酷熱難當。
就說天上的星星吧，從遠隔數千光年的地球望過去，也是個美麗光輝的形象。
「多美啊，要是我能像那顆星星一般閃閃發光就好了。」仰望星空的人或許會這麼說，但那顆星星卻在那裡痛苦不堪。要知道，它正以幾億度的熱量在燃燒啊。而且，它必須一直這麼光輝下去，直至熱量全部燃盡。
這可不是吹的，是真的辛苦啊。
我不是在說什麼漂亮話。我是在換位思考，我真覺得它們夠辛苦的。不過呢，我也不是在說什麼洩氣話，我只是覺得不用那麼辛苦，應該也能夠感受到生的快樂的。
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地工作，愛護家人，撫養小孩，即便只做這點事，也能夠充分獲得人生的滿足感。成了個名人呀，拍了部好電影呀，由此獲得的滿足感和一般的滿足感其實也沒多大區別，到了我這個年齡對此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話雖這麼說，但你這個傢伙到底想選擇哪種人生呢？
如果您這麼問，我會這樣回答：雖然辛苦，我還是會選擇那種滾燙的人生。
即便是有機會讓我的人生重新來過，我想我還是會選擇那種會以幾億度的高溫飛速燃燒的人生。
那場車禍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從此我對活著失去了興趣
我的臉和腦袋裡，植入了大量的鈦合金。
看我頭部的x光片和ct掃描的影像，會看見這種金屬物件的影子零星地散佈在各處。上次，有個醫生看了我的片子後，笑嘻嘻地對我說：「看上去就像芝麻薄餅啊。」醫生問我要不要取出來，我說就讓它去吧。
鈦合金對人體又沒什麼壞處，再說了，要我再動一次手術我是說什麼也不幹了。
當時，《體育報》還登了一篇標題為《北野武半身不遂了嗎？》的文章。光陰似箭，離那場小型摩托車禍已過去了十餘載。
說留下了什麼後遺症未免有點誇張，但是像塑膠薄膜或石油製品發出的那種臭味，一直在猛烈地刺激著我的鼻腔深處。我以為自己是得了花粉症，但同時還伴有劇烈的頭痛與噁心感。我實在受不了了，就去醫院裡看了醫生。醫生說什麼「也許是大腦裡的嗅覺神經搭錯了地方吧」，聽得我寒毛直豎。吃藥後這些症狀消失了，之後也沒有復發過，所以我大腦裡的線路還是原來的樣子。因此，我的嗅覺神經有可能搭在和正常人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一點，這個和後遺症略有不同，就是以那場車禍為轉折點，從此我對活著失去了興趣。
若說那場車禍本身，那真是傻到一定境界了。
某家寫真週刊上登出了一張照片，偷拍到我常去一家風月場所。於是我在一怒之下買了一輛摩托。因為我想，開汽車容易被偷拍，如果是騎腳踏車或摩托車就沒那麼容易了。那天大概也是我喝醉後想到哪家店去吧。不知道怎麼搞的，我只記得自己騎上了摩托車，之後發生的事就完全不記得了。
等到我恢復了意識，發覺自己已經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渾身上下還插滿了打點滴的管子。聽別人說是反向車道上的一個開計程車的司機發現了我，然後為我叫了救護車。後來我出院，專門去感謝了那位司機。
我好像是倒在了路邊的街燈下面。孤零零的一盞路燈的圓形光圈，如聚光燈一般照在了我鮮血淋淋的身上。那裡剛巧是一條黑黝黝的彎道，如果我不是倒在那個地方，那肯定會被後面的汽車軋死了。我的臉被撞得不成人樣，直到被送到醫院，護士看了我的駕照，才知道我就是北野武。我能夠撿回這條命，全憑了細如髮絲一般的運氣。
我的傷勢非常嚴重，一開始連醫生都覺得我沒救了。聽到訊息後，趕來醫院的朋友們都以為我這次在劫難逃，還為我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院方為了救我的命，專門組織了專家會診，隨後馬上進行了手術搶救。術後過了一兩天，我才恢復了意識。從我跨上摩托到那時的記憶，就像被剪輯師一刀切掉了似的。醫生說那條記憶的斷層看來是無法修復了。儘管如此，這還算運氣好的。因為弄不好，可能從小時候起的記憶都會完全喪失掉。
臉上傷痕累累，完全破了相。為了復原塌陷的面骨，一根根鈦合金的棒子從我的右半邊臉穿透至左半邊臉，看上去就像從弗蘭肯斯坦的頭頸裡戳出來一根根鋼釘。藝人的工作是要拋頭露面的，因此就算我有了自殺的念頭也沒什麼不可思議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情一點都不沮喪；非但如此，我的精神在車禍後甚至可說是比之前更飽滿了。
由於我的下巴被鐵板固定住了，所以吃飯只能靠打點滴或灌流汁。肚子餓得沒辦法，一邊嘀咕著「這也太傻了」，一邊打電話到壽司店叫了外賣。老婆趕緊制止我說：「你的嘴巴張不開的。」我用一句「你懂個屁」把她頂了回去，然後張嘴就要吃壽司，可是一陣劇痛差點讓我昏了過去。我還經常半夜裡溜出去散步，每每遭到護士們的叱責。
在拔除從右臉橫穿左臉的器械時，我能感覺到金屬棒在鼻子底下一點一點地挪出去，同時還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那聲音就像金屬棒把我的腦汁也一併帶了出來。我說了句：「我現在完全理解了關東煮的心情。」醫生怒叱道：「別說蠢話！」
不是說捱了罵就萬事大吉了，不過在拔掉了金屬棒後，我臉上只貼了幾張黏糊糊的護創膏就算完事了。術後沒有留下任何疤痕。原先一塌糊塗的臉上，也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傷疤。這當然多虧了先進的醫療技術，但也顯示出院方組織會診的那些專家們的精湛醫技。
我多半是個對痛感非常遲鈍的人，不管有多疼，我都不會感覺很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在住院期間一次都沒感到過疼。但是，我的身體一旦感覺到劇痛，嘴裡就會發出「哈、哈、哈」的急促呼吸聲。據說，按拉馬茲法分娩的孕婦，會被授以這種呼吸法，但這種方法其實不用教，因為身體會自然地做出這樣的反應。「哈、哈、哈」這種急促的呼吸，是我們的身體對疼痛的本能反應，通過這種方法來減輕一點疼痛。每當遭受劇痛發出「哈、哈、哈」的呼吸聲時，我都會感覺到「人類真了不起啊，無論遭遇怎樣的狀況，總會千方百計地保住性命」，並會為自己的這種想法莫名地感動。
住院後的第五十六天，我終於又能在電視裡出鏡了。看過那場記者見面會的人可能還記得，雖說我又出鏡了，但我的那張臉出現了嚴重的左右不對稱，左半邊幾乎完全癱瘓，就連眼珠都不能轉動，左眼與右眼無法對焦，看東西都有疊影，還有強烈的頭痛。
這種狀態還要舉行記者見面會，當然也有儘快為自己給各方面造成的麻煩表示歉意的意思，不過還有更深的一層意思，那就是我想讓世人儘快看見我這張歪歪扭扭的臉。
怎麼樣，你們好好瞧瞧，我變成這副模樣了。
我這樣做一點也沒有挑釁的意思，只是想在被狗仔們偷拍到之前，大大方方地主動將自己展示在人前。
反正，我就這樣死裡逃生了。無論怎麼想，我都覺得自己能保住小命只是靠了運氣。於是，在不知不覺間，我喪失了對活下去的執著。
話雖這麼說，但這不等於說我覺得活著沒意思、我想死。我也不會因為這條命像是賺回來的而胡作非為。
對於這次的大難不死，我覺得自己應該感到由衷的感謝。對於我被搶救過來的生命，我應該好好珍惜、好好活著。自那次車禍後，我再也不騎摩托、也不開車了。連積習已久的吸菸習慣，也因為覺得氣喘而戒了。接下來順便把酒也戒了的話就更好了，但我轉念一想，如果做得那麼徹底，那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因此我並未完全戒酒。有首歌裡這麼唱：「以前有這樣一個傻瓜，他不抽菸、不喝酒，也不要女人，只是一個勁地幹活，就這樣活到了一百歲。」要我過這樣的生活，還不如讓我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