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松
1
要是老托爾斯泰還活著，估計也會贊成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克洛採奏鳴曲》和《魔鬼》結集的。因為在這三個晚期小說代表作裡，探討的都是他終生為之困擾不已並不斷反思的婚姻、愛、慾望，還有死亡等問題。
說實話，它們令人窒息。晚年的托爾斯泰雖熱衷於道德反思與說教，但寫起小說時，他就立即展現出一個偉大作家的藝術自覺與強悍之力——無論是描述那些人物的可悲命運，還是對他們靈魂的無情拷問，他都讓讀者不時震驚甚至到不寒而慄的地步。閱讀它們，就像是慢慢吞下莫名的毒藥，味道苦澀而又複雜，還混雜著某些刺激心神的奇妙味道，它們煎熬著你，讓你感同身受，又引誘著你，讓你欲罷不能。
托爾斯泰夫人可能不喜歡它們。《伊凡·伊利奇之死》那麼陰鬱晦暗，充滿了平庸之輩的絕望氣息；《魔鬼》也可能有托爾斯泰自己的影子，正像他在婚前拿給她看的日記裡寫的、曾讓她三觀盡毀的那些東西；儘管為了讓《克洛採奏鳴曲》通過檢查機關的審查，她曾特地去彼得堡覲見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但在情感上，她根本無法接受它。因為它幾乎不加掩飾地透露出作者對婚姻、愛情、家庭的巨大質疑，尤其是對女性的那種顯而易見的蔑視，那個波茲德內舍夫的一些情形跟從她日記裡出現的言論極為相似，而她也確實喜歡過一位到家裡做客的年輕捷克音樂家，但那完全是因為之前托爾斯泰對她的冷漠與排斥。
在幫托爾斯泰謄抄《克洛採奏鳴曲》的手稿之後，她會跟他說點什麼？她會直率地表達自己對小說的不滿，比如，他對婚姻與家庭的敵意，對女人的輕蔑，她會告訴他，他對年輕女人在性慾方面的描寫完全是錯誤的……他們會爭論，她會強調必須維護家庭、孩子們的利益，而他則認為，一個人腦子裡只想著自家利益就是精神墮落。於是他們爭吵，最後當然都會憤怒，互相說最狠毒的話，彈無虛發，擊中要害。於是，她會又一次陷入最深的痛苦與絕望，想自殺解脫，而他呢，則會又一次想離家出走……然後，或許次日早晨，或許隔上兩天，他們會選擇和解，在彼此都疲憊不堪的狀態下。在他們那漫長婚姻的最後二十來年裡，這一切幾乎隨時都會發生。
實際上，從她1887年（也就是托爾斯泰開始寫《克洛採奏鳴曲》的那一年）的日記中，我們已能清楚地感覺到，他們夫妻的矛盾之所以不斷激化，主要還是由於觀念衝突，他們的生活悲劇也隨之悄然拉開帷幕：
「3月6日。抄寫完了《論生與死》，方才又仔細讀了一遍。我聚精會神地尋找新鮮的東西，我找到了許多中肯的表述，美妙的比喻，但其基本思想對我來說並不新鮮，老調重彈。就是說仍是號召人們為了精神生活而放棄個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在我看來有一點是辦不到的，也是不公道的——那就是為了博愛，為了愛整個世界而放棄個人生活。我以為，有些職責是上帝安排的，天經地義的，誰也沒有權利放棄，這些物質的東西不會妨礙，甚至有助於精神生活。」
2
晚年的托爾斯泰越來越專注於精神世界、關注整個人類世界的困境問題，曾給他帶來很多幸福感的婚姻與家庭，卻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讓他焦慮厭倦卻又無法擺脫的大問題。被稱為「世界的良心」的托爾斯泰，登臨了歐洲文學巔峰的托爾斯泰，在世界各地擁有無數信徒，生命力、思想力和創作力依舊旺盛的托爾斯泰，在這些問題面前，似乎只是一個惶惑不安、焦慮易怒甚至不時絕望的老人。否則的話，他也不會在生命的最後時段選擇離家出走了，更不會在彌留之際仍拒絕與陪伴其一生的妻子見上最後一面了。
托爾斯泰夫人說過：「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到底也沒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但是，她也曾咬牙切齒地斷言：「誰也不瞭解廖瓦奇卡（托爾斯泰的愛稱），只有我瞭解，他是個有病的、不正常的人。」她的理由是：「如果一個幸福的人忽然像廖瓦奇卡一樣，只看得見生活中醜惡可怕的東西，而閉眼不看美好的東西，那麼他一定有病。」接著她就對托爾斯泰說：「你應該去治病。」而托爾斯泰在晚年的日記裡卻極為無奈而又意味深長地寫道：「我周圍的人不理睬真實的‘我’。」
儘管他們曾有過最美妙的幸福——新婚不久，托爾斯泰甚至為這幸福感像個孩子似的含淚拉著妻子的手說，「我們怎麼辦啊？」儘管托爾斯泰夫人熱情率真、氣質非凡，是個集靈魂伴侶與理想的生活助手於一身、令屠格涅夫等人都對托爾斯泰羨慕不已的女人，儘管她為他生了十幾個孩子（有四個夭折了），在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裡，她出色地承擔了他的管家、秘書的角色，不僅要操持整個家庭的生計，還要幫他謄抄作品草稿，打理他的作品出版事務，更要負責那一大群孩子的教育成長，但是，他們之間的分歧與誤解卻是與日俱增的。
托爾斯泰家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富裕，這就要求負責操持家務的托爾斯泰夫人必須是個現實主義者，否則這個家的生活就會陷入混亂。因此她認為自己所爭取和捍衛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家庭，為了孩子們，這是上帝賦予她的神聖職責。但在托爾斯泰看來，這種凡事只想著自家利益的狀態是極其自私、可恥的，是令人厭惡的。而在托爾斯泰夫人看來，托爾斯泰對家庭毫無責任感，他根本不愛這個家，不愛她，也不愛孩子們，他對她只有肉慾的需求，而沒有愛的需求，他只知道貪慕虛榮、沽名釣譽，否則的話他怎麼竟會想到要放棄作品的版權呢？說到底他根本不在乎她跟孩子們將來怎麼活。
也正因如此，在《伊凡·伊利奇之死》和《克洛採奏鳴曲》中，我們才可以看到，在托爾斯泰筆下，家庭生活幾乎都是灰暗的，令人絕望，沒有愛，互不瞭解，也沒有理解，更沒有彼此的同情與憐憫，有的只是冷漠、誤解與怨恨。而在《魔鬼》中，雖然婚姻生活看上去美好，卻彷彿只不過是脆弱而又虛假的表象，輕易就被男主人公那無法自控的肉慾所毀掉。
3
這三篇小說所涉及的問題以及素材，應該是托爾斯泰醞釀了很多年。
《伊凡·伊利奇之死》遠沒有《克洛採奏鳴曲》和《魔鬼》那麼激烈，它壓抑，極度的壓抑。讀它的感覺，有點像進入漸行漸深、空氣稀薄的隧道，一直走到無路可走，最後窒息的過程。作為那個時代裡典型的「三觀正確」的人，伊凡·伊利奇以他認為正確的上流社會言行模式為參照，把握住了機會，穩步爬上了高等法院審判委員這一高位。他是上司眼中的優秀官員，為人穩重、品行端正、奉公守法、恪盡職守，還是謙恭有禮、處事公正的人。他辦理公務「不僅輕鬆、愉快和體面，而且甚至可以說技藝精湛」。他還有意「採取了一種對政府略有不滿的、溫和的自由主義和強調公民權益的調子」。總之，他就是個各方面都沒什麼明顯缺陷的職場贏家。哪怕是婚姻無愛、家中無趣，在他看來也是沒什麼的，因為他不僅學會了無視這一切，還知道用工作、打牌來平衡疏解。當然，他不文藝，品位平庸，但對切身利益卻精於算計，從不做吃虧的事，他家裡也只接待有用的「上流人士」。
但是，意外降臨的絕症病痛轉眼就打破了他精心營造的平衡，逐步將他逼入了絕境。令他絕望的不只是病痛本身帶來的困擾與恐懼，更主要的還是周遭的冷漠，以及隨之而來的觀念顛覆——他意識到自己過往的一切都是不對的，周圍的一切都是虛偽的，「他就這樣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邊緣上，沒有一個人理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
托爾斯泰為何要以如此細緻的筆墨去描寫伊凡·伊利奇病中那複雜痛苦的心理活動？是為了呈現病痛與對死亡的恐懼如何毀掉一個「輕鬆、愉快和體面」的人嗎？他想傳達給讀者的應該是，像伊凡·伊利奇這樣一個平庸的正常人在痛苦與絕望中開始的追問！開始追問，一個人才會有覺悟的可能，才會有自我救贖的可能，尤其是獲得精神上的「重生」的可能。是，他確實不懂得什麼是愛，既沒有真正愛過誰，也沒被誰真正愛過，可是在來到生命的終點之前，他開始追問了，並因此醒悟了，否定了自己曾信奉的一切，接受了過去的一切都「不對頭」這個事實，他不再怨恨，也不再恐懼，他希望被原諒，並原諒了所有人——哪怕是那些正等著他死掉好騰出位置的人，因此他解脫了，「任何恐懼都沒有，因為死也沒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來是這麼回事！’他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啊！’」
作者「列夫·托爾斯泰」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