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劍釗
關於死亡的沉思是俄羅斯文學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托爾斯泰在一部哲理性隨筆集《生活之路》中如是宣稱：「銘記死亡將有助於靈魂的生活。」在他看來，人如果忘卻了死亡便等同於動物，而只要時刻意識到死的存在，也就接近於神聖。這位文學巨匠以自身的睿智賦予死亡以積極的含義，提請人們熱愛生命，自覺地生活在至善至性中，才能最終帶著一顆純潔的靈魂去面對上帝。因為，「只有真切地想象到你正處在死亡的前夜，你就肯定不會狡詐，不會欺騙，不會撒謊，不會指責、謾罵、仇視他人，不會搶奪他人的東西。在死亡的前夜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最簡單的善事：幫助和安慰別人，對別人待之以愛。而這些事永遠都是最需要而最快樂的事」。這段話令人想起中國的一句俗語，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雖說後者在《論語》中的原意在釋緩曾子與孟敬子相互的齟齬，但也揭示了死亡對人的警示。
在那本隨筆集中，托爾斯泰進一步闡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點燃著一支蠟燭，在這燭光下他曾讀過一本充滿了焦慮、欺騙、苦澀和罪惡的書，此刻這蠟燭爆發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隱沒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給他看，然後噼啪響過，閃動了一下，便歸於永久的寂滅。」這種對生死的參悟也不可避免地貫穿在作家同時期的小說創作中，它們的真義便也程度不同地滲透在本書收入的三個中篇小說中。《伊凡·伊里奇之死》曾被選入美國麥克米倫圖書公司出版的《世界小說一百篇》，被西方各大學文學系當作教材。小說刻畫了一個虛度年華的小官吏形象。小說第二節的開端，作者如是界定他的主人公：「伊凡·伊里奇過去的生活經歷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這句話堪稱整部小說的題旨所在。伊凡的一生被認定為「最普通」和「最平常」，這非常容易為讀者所理解。但為什麼要說「最可怕」呢？托爾斯泰在此寓藏了深意，它意味的是潛伏在日常生活中的鄙俗與麻木，那種隨波逐流的放縱與不負責任，以及如同「蒼蠅愛光」的趨炎附勢。伊凡的生命一直被平庸和虛偽所籠罩，循規蹈矩，恪盡職守，唯上命是從，始終踩著他人的足跡前進。小說中，作者也暗示他曾經受到自由主義思想的薰陶，但只是淺嘗輒止了。另外，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也幹過一些卑鄙、下作的事情，但獲悉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也有類似的行徑且不以為是「壞的」，也就放棄了懺悔，心安理得地在既有「軌道」上前行。如果沒有一場意外的疾病和最終的死亡，伊凡可能就會平淡而無為地度過這一生。但疾病和死亡打破了這種平靜，它們就如同鏡子，既映照著周圍人等的面目，也在瞬間照亮了主人公自己晦暗的人生，他發現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對頭」。事實上，伊凡在他的死亡來臨之前便已死去，他的生活早已被蛀蝕一空。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出現了某些神秘主義的象徵，「黑洞」與「光」的對比頗為耐人尋味，它們意味著虛無、死亡和最終的復活。
托爾斯泰曾在1890年的一則日記中認為，「理想的女人」就是「生兒育女和按照基督教義來培養他們，也就是說，使他們成為上帝和人們的僕人，而不是生活中的寄生蟲」。應該說，晚年的托爾斯泰由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為起點，愈益傾向於一種保守的婦女觀。《克洛採奏鳴曲》講述的是一個因嫉妒而殺妻的故事，「充滿著一種絕望的悲傷，一種極端不相信人與人之間將來有可能建立起正常、和諧的關係的心情」。有人將之看作俄羅斯版的《奧賽羅》。小說的名字取自貝多芬創作的一首a大調小提琴奏鳴曲，故事的主人公波茲德內舍夫曾經是一個放浪的紈絝子弟，最後因妻子的不貞而殺死了她。但作家關注的則是故事背後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愛情的獨佔性，愛與慾望的關係，道德與責任的衝突，男權中心主義，等等。托爾斯泰借小說中人物感慨道：「女人本來應該是人類邁向真理與幸福的參與者，可是男人卻為了自己的享樂把所有的女人都變成了仇敵，而不是助手。」但是，女人呢，「女人把自己變成了一種對男人的肉慾具有影響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靜地與女人相處。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會被她麻醉，失去理智」。這兩段話中的潛臺詞就是男女間的情愛不利於人的正常生活，而婚姻「在我們這個時代」也不過是一場「欺騙」。因為，情感是脆弱的，它的爆發力遠遠超過了耐受力，並非如人們所宣稱並嚮往的永恆。小說中，作家藉助音樂的力量，再一次審視了肉慾與精神的關係，既感到了它們之間的差異，也體會到其中無法分割的關聯。正是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托爾斯泰否定了人的本性之一：「性慾，不管它怎樣喬裝打扮，也是一種惡，一種必須與之鬥爭的可怕的惡，而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去鼓勵它。《福音書》上說，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人，他心裡已經跟她犯奸淫了，這話不僅是對別人的妻子而言，實際上，這話主要是針對自己的妻子說的。」作為讀者，我們自然不能將主人公的表述直接等同於作者的觀點，但也不能不認識到，它們也代表著托爾斯泰的一部分看法，他期盼的是「一種通過節慾和貞潔而達到的善的理想」。
如上所述，性愛的引誘與剋制是托爾斯泰終生關注的一個問題。作為曾經放浪不羈的青年，作家在晚年仍然處在性慾亢奮的折磨中，但另一方面卻有著強烈的負罪感，因此表現出了異常的禁慾主義傾向，意圖在各個層面上殺死這個「魔鬼」。《魔鬼》來自一個真實的故事，其中一部分素材甚至取自托爾斯泰早年的經歷。小說最初的名字是《伊爾捷涅夫》，最後定稿時改作《魔鬼》。它處理的是人的本能如何左右生命的問題，慾望與理性的爭鬥，道德與魅惑之間的拉扯，主人公在縱慾和禁慾之間的搖擺。伊爾捷涅夫為了滿足自己的生理需要與農婦斯捷潘妮達發生了關係。隨後，他像許多花花公子一樣，另娶富家小姐而成家立業，將此前的歡愛拋諸腦後。但命運弄人的是，在妻子麗莎懷孕以後，伊爾捷涅夫又回到了這個令他曾經墮落的村莊，重新遇見了那位令人神魂顛倒的農婦。如此，以往被時間和距離所阻隔的那種本能又開始蠢蠢欲動，並且逐漸吞噬著他的意志力，而身心似乎被一種毀滅的力量所徹底掌控。托爾斯泰細膩地刻畫了伊爾捷涅夫瀕於分裂的心理活動，他的焦慮、懺悔、恐懼、仇恨等等。這一切，最後以死亡而告終。托爾斯泰在小說中說道：「如果說葉甫根尼·伊爾捷涅夫在殺人時神經有毛病，那麼，所有的人也都同樣有精神病。」顯然，在他的心目中，伊爾捷涅夫事件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實際具有普遍的意義，它凸顯的是時代的病症。
作為思想家，托爾斯泰無疑有其獨到的深刻之處，儘管他也曾被稱為「天才的小說家，糟糕的思想家」。他對人類的現實處境和未來前途的思考，生死問題的糾纏，倫理與道德的困境，這些都是通過高超的語言藝術和卓越的敘事能力體現出來的。托爾斯泰以長篇小說聞名於世，他的鉅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無疑為其偉大的聲譽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是，他在藝術和思想上的探索並不限於這幾部作品，而是滲透於所有的創作，在他眾多的中短篇小說、戲劇、政論和隨筆中。僅就這三部小說而言，我們便能窺豹式地感受到一位敘事文學的大師的魅力，他那出色的結構能力和對詞語的熟稔運用。《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檢察院的庭審為楔子，繼以葬禮為引子，在娓娓的倒敘中回顧主人公的一生；《克洛採奏鳴曲》的敘事入口是火車的車廂，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程式模擬對事件的回憶，在敘述中插入數次列車的停靠，既增強了敘述的逼真性，又使對話不至於因冗長而令人產生倦意；《魔鬼》則採用了先揚後抑的手法，以「錦繡前程正在等著葉甫根尼·伊爾捷涅夫」一句引發讀者的閱讀期待，繼而在瑣事的鋪展中描摹暗流般湍急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這部小說的結尾，作者給出了兩個結局，一個是主人公伊爾捷涅夫的自殺，另一個則是他槍殺了自己的情婦斯捷潘妮達。托爾斯泰彷彿在書稿上分別給出了一個句號和一個逗號，從而把男女主人公生死的審判權留給了讀者。這種筆墨是如此不動聲色的寫實，卻在冷靜的字裡行間透顯著詩性的智慧和對世事的洞明。
歷史已跨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後期。今天，我們何以還要閱讀托爾斯泰？這是因為他思考的問題仍然存在，他追求的答案似乎仍然沒有標準答案，而他由語言的火炬所點燃的真理之光還在閃爍。托爾斯泰早年曾創作了一箇中篇小說《三死》，本書選譯的這三篇小說彷彿是它的一個迴響。在死亡這面鏡子的映照下，人的塵世生命暴露了它的各種缺陷，瑣碎、平庸、重複、虛幻、脆弱、易朽等等。我們面前似乎重新出現了一位貴婦死後建造的教堂、一個農民沒有墓碑的孤墳和一株無辜被砍伐的死樹。太陽照常升起，新綠在枯枝上綻放。與此相對應的是，死亡再次分別舉行了三種儀式，從而接納了故事裡的主人公，在時間的輪迴中，血肉之軀抖落如一片片秋天的樹葉，告別浮華、喧囂的俗世，以便讓靈魂平靜、自然地找到自己的歸宿。沿循托爾斯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死亡作為一種否定的存在，攜帶著自己的使命。它是惡的中斷，也是墮落的抹除，實際是為復活作出的一個準備。在這個意義上，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為人們開啟了另一個視窗。一個人經歷了塵世的種種苦難，那屬靈的生命最終將脫離肉體的羈絆，獲得精神的解放，藉此進入一個至善而自由的王國。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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