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已經通過全書看到，在我國，從斯大林時期的最早年代起，從來沒有過政治犯。所有從你們面前驅趕過去的那成百萬群眾，那幾百萬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人，統統是一部刑事犯。
更何況能言善辯的、總是那麼快活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在某處的講臺上不是笑容可掬地一再宣告：政治犯？沒有！！我國可沒有政治犯！
是啊，悲傷痛苦是容易忘卻的，那座山是可以繞過去的，人身上的傷口是容易癒合的。因此，我們幾乎信以為真了！甚至有些老囚犯也信以為真了。明明白白是把幾百萬囚犯釋放了嘛！那麼，政治犯已經沒有了，應該是這樣吧？要知道，我們已經回來，親人們也回到了我們身邊，朋友和熟人也回來了呀。我們城市知識界的圈子也像是擴大和充實了，團結起來了。睡過一夜醒來看看，家裡並沒有什麼人被抓走，朋友們打電話來，也都在各自家裡嘛！倒也不是已經完全相信，但總難免這樣想：現在基本上沒有政治犯坐牢了。即使還有幾百名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人至今（一九六八年）還沒有被放回他們本國，儘管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詛咒還沒有解除，但看樣子也不會拖很久了……從外表上看，總是（斯大林時期也曾是）一切都光潔清淨，什麼也看不見。
而尼基塔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說：「不論我們黨內，還是我們國內，今後永遠不會有這種現象和這類事情！」（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切爾卡斯克事件之前。）
新切爾卡斯克！它可以說是俄國的一個註定會發生最大不幸的城市。好像內戰時期給它造成的傷痕還不夠似的，它又一次鑽到屠刀下面去了。
新切爾卡斯克！整個城市，整個城市的暴動被徹底乾淨地鎮壓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隱藏起來了！赫魯曉夫時代也一如既往，使一切訊息都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使人們全都閉目塞聽。因此，不僅國外關於新切爾卡斯克事件一無所知，西方電臺沒有向我們作出解釋，甚至那口頭傳聞的地火也被完全踏滅在該市的周邊上，沒有蔓延開來。所以國內大部分同胞甚至連這個事件本身也沒有聽說過。這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爾卡斯克事件。
那麼，就讓我們根據蒐集到的一些材料在這裡對它作些介紹吧。
如果我說這個事件是俄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關鍵性事件，我想我並沒有誇大它。除開三十年代初期伊凡諾沃市紡織工人的大規模的（但是和平結束的）罷工之外，新切爾卡斯克爆發的事件要算是四十年來（喀琅施塔得，唐波夫省，西西伯利亞之後）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義，它是一次未經任何人組織的、沒有人領導的、並非有意製造的起義，它是人們心靈的呼聲，它表示：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在全蘇聯宣佈了赫魯曉夫的又一個得意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決議：提高肉和黃油的價格。而根據另一項與提價毫無關係的經濟計劃，恰好從這天開始要在龐大的新切爾卡斯克電氣機車製造廠（簡稱；新電機車廠）實行一項新的、降低計件工資定額的規定（降低幅度達百分之三十）。這一天大清早，兩個車間（鍛造車間和冶煉車間）的工人們，儘管手時報聽話，慣於忍受，尾巴夾得緊緊的，這時在物價和工資兩面夾攻的逼迫下，也實在沒法勉強自己幹活了。大家情緒激動，哇啦哇啦地議論起來，漸漸變成了一個自發的群眾大會。在西方這本是習以為常的事，可是在我國卻是非同尋常的。工程師們和總工程師都來勸說工人們幹活，但無效。這時廠長庫羅奇金來了。工人們問他：「我們今後靠什麼生活？」而這個餵飽肚子的混蛋卻回答說：「從前吃肉餡包子，今後就將就著吃果醬包好啦！」這句話激起了眾怒，要不是他和他的侍從們跑得快，恐怕他早就被工人們撕碎了。（假如他不是這樣回答的話，說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到了中午，罷工已經蔓延到整個龐大的新電機車廠全廠。（工人們還派了聯絡員到其它廠去，其它廠有些動搖，但最後還是沒有支援。）從羅斯托夫到莫斯科的鐵路線就在離工廠不遠處經過。不知是想使莫斯科儘快知道這件事，還是打算阻止利用鐵路運送軍隊和坦克來，總之，許多婦女跑到鐵路線上坐下來，阻止火車通過。同時有些男人便拆下了鐵軌，構起了鹿砦。罷工的規模異乎尋常了，在整個俄國工人運動史上也並不多見。工廠的建築物上掛出了大字標語：「打倒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做成臘腸！」
在這同一時間裡，武裝部隊和民警部隊開始向工廠所在地區集結（工廠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路新切爾卡斯克市區三、四公里，位於圖茲洛夫河的另一岸）。坦克從市區開到了圖茲洛夫河畔，佔據了通往市區的大橋。從當天傍晚到次日早晨橋上禁止通行，市區停止一切交通。工人新村裡這一夜也不平靜；當夜大約有三十名所謂「帶頭閒事」的工人被逮捕，關進了市區的民警局大樓。
從六月二日凌晨起，市區的其它工廠（但遠不是全部）也開始罷工。新電機車廠裡自動召開了全廠大會，決定進城遊行，要求釋放昨晚被捕的工人。遊行隊伍（順便說一下，起初只有大約三百人。人們害怕嘛！）包括婦女和孩子們，舉著列寧的畫像、和平的標語牌從坦克旁邊走過橋去，沒有遭到禁止。隊伍繼續沿著上坡路向市區進發。這時便漸漸有些愛看熱鬧的人、其它工廠的工人和一些孩子們加進來，遊行隊伍迅速壯大了。進入市區後，人們便在這裡或那裡攔住過路的卡車，跳上去發表街頭演講。整個城市沸騰起來了。遊行隊伍沿著新切爾卡斯克市的主要街道莫斯科大街向前行進，一部分遊行工人去衝擊市民警分局的大門，企圖闖進去，他們以為被捕的工人關在這裡。民警局大門緊閉，民警從牆內用手槍向工人射擊。莫斯科大街的盡頭有一座列寧紀念像。紀念像坐落在一個街心公園裡，繞過公園的兩條小馬路通向蘇共新切爾卡斯克市委大樓。（沙皇俄國時代這裡原是哥薩克長官的官邪。白俄將軍卡列金「就是在這裡自殺的。）所有街道都擠滿了人，而這裡，市委大樓前的廣場和街心公園，尤其擁擠。許多孩子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園的樹上去了。
可是，黨的市委大樓裡這時已空無一人：全市的當權者都及時地逃到羅斯托夫市去了。市委大樓內部：玻璃被打碎，檔案亂扔在地上，就像內戰時期撤退一樣。二十來個工人穿過大樓內部，出現在寬大的陽臺上，向集攏在廣場上的群眾發表一些雜亂無章的講話。
這時已是上午十一點。市內已經完全看不到民警，軍隊卻越來越多、（過的確很形象；剛有點風吹草動，民政當局就躲到軍隊身後去了。）武裝士兵佔領了郵局、電臺和銀行。這時整個新切爾卡斯克已被軍隊完全封鎖，任何人一概不許出入。（為了執行這項任務，還動員了羅斯托夫幾個軍官學校的學員，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羅斯托夫，擔任巡邏。）」幾輛坦克從遊行隊伍走過的同一條路沿著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樓轟轟隆隆開過來。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盼望孔。坦克開始空彈射擊，街道兩旁的窗戶和櫥窗響起一片玻璃破碎聲。孩子們嚇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繼續向前開。
那麼，這個城市的大學生呢？新切爾卡斯克是個大學城啊！大學中哪裡去了？……工業大學、其他大學和一些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從清早便被鎖在宿舍和學校建築物裡，不許出來。校長們真機靈！不過，我們還是要說：那些大學生的公民責任感也並不很強。大概他們自己也樂得有這樣一個託詞吧。當代西方國家那些造反的大學生（或者是從前我們俄國的大學生）大概不會是一道門鎖能夠阻攔得住的。
市委大樓裡似乎有人開始扭打了。在陽臺上講話的工人一個一個被揪進樓裡。陽臺上出現了軍人，越來越多。（斯捷普勞改營管理局的軍官們不也是這樣從陽臺上觀看肯吉爾暴亂的嗎？）一隊衝鋒槍手開始從大樓前面的小廣場上逼迫群眾後退，把人們逼向街心公園的鐵柵欄。（不同的目擊者異口同聲地說：這些士兵是少數民族士兵，是從軍區的另一端剛剛調來的高加索人，用他們把剛才守衛在這裡的當地衛戍部隊替換下去了。但是，原先守衛在這裡的那隊士兵是否也接到過開槍命令呢？是否開槍命令末被執行？是否接到這項命令的大尉沒有下令開槍，而是自己在隊前開槍自殺了？關於這些情況，目擊者的說法互不一致。有一位軍官自殺，這個事實是大家都證實的。但是人們講的細節不夠清楚，而且誰也說不出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確切姓名。）人們被士兵們逼迫著向後退，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會發生什麼災禍、這時，不知是誰下了命令民總之。是這些士兵舉起衝鋒槍來，朝著群眾頭頂上射出了第一排齊射。
也許普利耶夫將軍並沒有打算立即向群眾開槍，但是事件卻按照它自己的規律開始發展了：朝著群眾頭頂上射出的第一排槍彈飛向街心公園的樹冠，打中了爬到樹上看熱鬧的孩子們，死傷的孩子紛紛從樹上落下來。這時，自然，群眾發出了憤怒的吼聲。而士兵們，不知是按照命令還是看見鮮血之後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於害怕，便朝著吼叫的群眾開始了密集射擊，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彈。（讀者還記得肯吉爾發生過的事吧？在崗樓旁邊死傷十六人的那次？）人們倉皇逃命d團在街心公園兩旁的小馬路上。但是士兵們卻如若逃跑者的後背繼續射擊。直到街心公園外面的廣場上，列寧紀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帶完全沒有人了，才停止射擊。（一位目擊者說：當時的印象是到處都躺著死屍。當然，其中許多人是受傷的。各種材料都相當一致地證實：當場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接著，士兵們開始尋找並徵用汽車和公共汽車，把死傷的人們抬上去，運進用高圍牆圍住的部隊醫院、（在隨後的一兩天內，公共汽車的座位上仍然留著斑斑血跡。）
這次也同在肯吉爾那次一樣，用電影攝影機把街上的暴亂者拍攝下來了。
射擊停止了。恐怖過去了。又有一些群眾向廣場擁過來，於是士兵們便又對他們開了槍
這是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的事。
一個細心的見證人當日下午兩點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市委前面的廣場上停著八輛不同型號的坦克。每輛前面有一隊士兵。廣場上幾乎空蕩費的，只有幾小撮人，大都是年輕人，他們在那裡對著士兵們喊叫些什麼。廣場的瀝青地面上的低窪處聚著一攤攤血。我並不誇大，在那以前我真沒有想到過血還會積聚那麼多。街心公園的長凳上沾滿了鮮血，那裡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跡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樹幹有的也被血染紅了。整個廣場上佈滿了坦克履帶壓出的痕跡。一面紅旗斜靠在市委大樓正面的牆上，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還掛著一頂灰色鴨舌帽。帽上也濺上了鮮血。而市委大樓的正面依然掛著那幅已掛了很久的紅色橫幅大標語。‘黨和人民是一體！」’
年輕人們朝士兵這邊走近了一些，數說著羞辱他們，詛咒他們：「你們怎麼會幹出這種事問」「你們向誰開槍啊？！」「你們是對人民開槍！」士兵們則辯護說：「不是我們！我們是剛剛調來，剛剛換防的。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看！我國的殺人犯們幹得多麼麻利（可是人們卻說只是些什麼「笨手笨腳的官僚」）：他們已經及時地把那一隊士兵調走，調來了另一批不瞭解情況的俄羅斯人士兵了。看來，普利耶夫將軍對自己的專業確實內行。
漸漸地，到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廣場上又重新集結了許多人。（新切爾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廣播電臺不住地重複一句話：「公民們，不要受挑撥者的影響！回家去吧！」廣場上站著拿衝鋒槍計程車兵。地上的血跡還沒有沖刷掉。可是。人們卻又集攏過來了。）憤怒的喊叫聲。不僅如此，又形成了一個自發的群眾大會。這時人民已經知道有蘇共中央的六名高階成員乘飛機來到了新切爾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擊之前就到了吧？）其中當然包括米高揚（處理布達佩斯之類問題的專家）。弗羅爾·科茲洛夫、蘇斯洛夫（其餘幾個人的名字，人們說的不準確）。她們住在騎兵軍官進修學校（從前是士官武備學堂）大樓裡、就像住進了一座要塞。新電機車廠派了一個青年工人代表團去向他們說明事件經過。人群裡喊著。「讓米高揚到這裡來！讓他親眼看看這些鮮血！」不，米高揚是不會來的。大約下午六點，倒有一架直升巡邏機在廣場上低空盤旋，進行觀察。然後飛走了。
進入騎兵軍官進修學校大樓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來了。一切都已協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進去，然後由軍官們陪同他們登上市委大樓的陽臺。廣場上立刻靜下來，鴉雀無聲。代表們向群眾傳達說：已經見過各位中央委員，向他們說明了這個「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經過，當科茲洛夫聽說孩子們隨著第一排槍聲紛紛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他都哭了。（有誰瞭解這位弗羅爾·科茲洛夫嗎？誰瞭解這個列寧格勒的黨內蠢賊的頭子、最殘酷的斯大林分子嗎？說他哭了？！……）代表們還說：中央委員們答應一定要查清這個事件，嚴懲肇事者。（是啊，在特種勞改營也是這樣答應我們的！）現在呢，大家儘快散開，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內製造混亂！
但是，群眾並沒有散開！傍晚時，人聚得更多了。看，這些無所畏懼的新切爾卡斯克人！（有人傳說，政治局的這個工作組在當天晚上曾作出決議，要把全市居民一個不留地強制遷移到外地去！我相信這一點，因為整個民族都遷移了，一個市的居民算得了什麼！當年強制遷移各民族時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這個米高揚嗎？）一晚上快九點鐘的時候，曾試圖用坦克把市委大樓前面的群眾驅走。但是，坦克手們剛要發動馬達，人們就緊緊地把坦克圍起來，關閉了頂蓋，堵死了瞭望孔。坦克沉寂了。衝鋒槍手們站在一套z並不想幫坦克手的忙。
又過了一小時，幾輛坦克和裝甲運兵車從廣場的另一面開過來。上面配備著衝鋒槍手掩護。（本來嘛，我們是有豐富的作戰經驗的；我們不是把德國法西斯都打敗了嗎！）坦克和裝甲車高速前進（兩旁便道上的青年人們對它們吹口哨。大學生們這時已經放出來了），終於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車道清理出來了。
一直到半夜時分衝鋒槍手才開始對空打曳光彈，群眾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夠多麼迅速地改變一個國家的狀況呀！昨天夜裡，宵禁還顯得那麼威嚴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時卻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著口哨。莫非這就是隱藏在半個世紀的外殼下面的東西嗎？——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氣？）
六月三日，新切爾卡斯克廣播電臺播送了米高揚和科茲洛夫兩人的講話。科茲洛夫並沒有哭。他們也沒有再許諾要查明當權者中的肇事者。他們在講話中只提到：這次事件是由敵人挑動起來的，而敵人一定會受到嚴厲懲。、（是呀。廣場上的群眾早已散開了嘛！）米高揚還說，蘇聯軍隊根本不許裝備達姆彈，所以那些達姆彈肯定是敵人使用的。
（但是，這些敵人是誰？……他們是用什麼降落傘空降來的呢？他們現在跑到哪裡去了？哪怕揪出一個來叫我們看看也好嘛！哎，我們已經太習慣於受人愚弄了。只要對我們說一聲「是敵人」，我們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紀時人們提到魔鬼一樣……）一市區商店裡的商品頓時豐富了：出現了黃油、灌腸以及其它許多本市商店裡好久沒有看到過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買到的商品。
所有受傷的人從此便不知下落，誰也沒有再回來、相反地，死傷者的家屬（他們總一要尋找自己家的人吧！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其他許多有牽連的人、被記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樣命運。對被捕的遊行參加者進行了一連串的秘密審判。也有兩次審判是「公開的」（旁聽證只發給各企業黨的幹部和市委直屬機關工作人員）。其中一次公審是審判九名男子（全判槍決！）和兩名婦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員原班人馬未動。
這個「血腥的」星期六之後的第二個星期六該市電臺廣播說：「電氣機車製造廠的工人同志們保證要提前完成七年計劃！」……如果當初的沙皇不是那麼軟弱無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來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舉著神幡的工人，並且給他們貼上匪徒的標籤的。「那就可以宣佈：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革命運動」。
例如，在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亞歷山德羅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毆打致死，後來又禁止人們抬著死者棺材經過民警派出所l‘帥ij送往墓地。因此，群眾忍無可忍，一把火燒掉了這個派出所。馬上開始了大逮捕。（穆羅姆市也發生過類似情況，時間相隔不久。）那麼，今天該怎樣審理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時期，一個裁縫往報紙上插了一根針，因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條被判了刑。現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時高明多了；搗毀井燒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說成是「一般土匪行為」。上面下達的指示就是這麼寫的：「群眾性的風潮」不算政治行動。（訪問：那還有什麼能算是「政治」行動呢？）
這樣，我們國內就再也沒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內另外還有一股從未枯竭過的水流，它一直在流著，這些「罪犯」從未受到過「能夠起死回生、復活萬物的陽光雨露」的滋潤……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壞了列寧主義準則的時期」，還是在「恢復並遵守了列寧主義準則的時期」，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間斷過，而在赫魯曉夫當政之後變得更加壯闊了。
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輪封閉教堂的惡浪的人。被趕出修道院的修士。頑固的教派分子，特別是拒絕服兵役的，對這些人可就別見怪了，這是直接幫助帝國主義，按照我們這個溫和時期的作法，頭一次就只給你五年吧！
不過，這些人當然更不能說是政治犯了。他們是「宗教犯」，對他們應該進行教育。我們這裡的教育方法是：單單因信仰而被開除工職，派一些共青團員去砸他們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們去聽反宗教的講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門切下來或者用鐵索套住教堂的圓屋頂，然後用拖拉機把它拉倒，用水龍帶驅散作祈禱的老太婆們。（法國共產主義者們，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對話」嗎？）
正如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對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們所宣佈的那樣：「假如我們真按蘇維埃的法律辦事，那就得等待很長時期才能到達共產主義！」一因此，只在萬不得已時，當「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時，才必須藉助法律。
不過，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大大顯示一下我國今天的法律確實像鑽石般光輝燦爛，高貴無比：我們今天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搞秘密審判了。也不搞缺席審判，甚至不搞半公開的（即只允許一部分人旁聽的）審判。
現在我手頭有一份審判記錄。時間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點是頓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禮派教徒。
審判經過是這樣的：先把那些從外地遠道來參加旁聽的浸禮派教徒們關進監獄，關押三天，藉口是必須弄清他們的身份（審判結束之前不放出來，同時也是要恐嚇他們）。把向受審者扔鮮花的人（自由公民！）關押十天禁閉。另一個記錄了審判過程的浸禮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並且沒收了他的記錄（幸而儲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聽者進入審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經過挑選的共青團員從旁門放進去，讓他們佔據前排座位。審判過程中旁聽席上不時有人叫喊：「給他們身上澆上汽油，燒死他們！」法官們並不制止這一類正義呼聲。法庭的拿手好戲是利用有仇的鄰居的證詞和受到恫嚇的末成年人的證詞：法庭讓一個九歲的小姑娘和一個十一歲的小姑娘出庭作證。（只要應付過目前這場審判就行，至於這兩個孩子心靈上會受到什麼影響，今後會怎樣，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筆記本上寫著《聖經》裡的話，這就是「物證」。
受審者之一姓巴茲別伊，是個礦工，家裡有九個孩子。就因為他是浸禮派教徒，礦山工會委員會從來不給予他任何補助。現在，人們對他的小女孩尼娜，一個剛剛讀八年級的學生，採取威脅、收買（礦山工會委員會給予她五十盧布）和許願（答應將來安排她上大學）的辦法，迫使她在預審中捏造了一些關幹她父親的異想天開的證詞：說父親曾企圖用變了質的甜汽水毒害她，還說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裡去集體祈禱（因為在村裡祈禱要受迫害）的時候，她看到森林裡有一個「無線電發報裝置，一棵很高的樹上纏著電線」。在這之後，尼娜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頭痛病，當局便把她送進精神病院，關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裡。儘管如此二開庭時還是把她帶出醫院，希望她還能在法庭上作證。但是她卻完全推翻了：「那都是偵查員親口告訴我的，是他叫我這麼說的！」沒關係！無恥的偵查員什麼都能夠應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證「無效」，而在預審時的作證則是有效的。（這是我國法院經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援公訴的證詞不能成立時，他們就無視當庭審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預審證詞拿來作根據。他們會公然在法庭上說。「哎，你怎麼能這樣說呢？……你原先的證詞裡明明寫著……你在偵查時也說過……怎麼能推翻呢……這是要判罪的呀！」）
審判員們根本不想聽任何實質問題和事實真相。這些浸禮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為他們不願意接受一個由國家特派的無神論者來當他們的傳教士，而要求推選自己的傳教士。（按照浸禮教的教規，任何一個教徒都可以當傳教士。）對於這個問題，黨的州委已經明確指示了：要給這些人判刑，把他們的子女從他們身邊奪走。這個指示是必須照辦的，儘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剛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簽署了「反對在教育方面實行歧視」的國際公約。那裡面就有一條規定：「父母應該有可能保證依照自己的信仰對孩子進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這一點正是我們所絕對不能允許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講一講實質性問題從而把案情真相進一步講清楚，他的活必然會被審判員打斷，轉移話題，擾亂他的辯論水平，就是：「既然我們已經計劃好要建設共產主義，那麼還會有什麼世界末日的到來呢？」
下面讓我從一位年輕姑娘葉尼婭·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後陳述中引用幾句吧。「這些年來，我寧願不去看電影，不去跳舞，而閱讀《聖經》和作祈禱。現在，你們卻只是因為這個就判我徒刑，剝奪我的自由。當然，作為一個自由人而生活確實是幸福的，但是，作為一個無罪的人而生活則更幸福。列寧說過：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國還儲存著諸如宗教迫害之類的可恥現象。我沒有去過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裡怎樣，而在俄國呢，就是你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法庭沒有允許她繼續講下去。
法庭判決是：二名判五年勞改，二名判四年勞改，多子女的巴茲別伊被判三年勞改。被告們高興地接受了判決，立即又作祈禱。於是，「工作單位的代表們」高喊：「判得太輕了！還得加重！」（得澆上煤油燒……）
一些有耐心的浸禮派教徒經過調查和統計，成立了一個「囚犯親屬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發行一種手抄的《會報》，報道對信徒的各種迫害。從這份《會報》上，我們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間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禮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婦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員會還調查了靠這些被判刑者贍養的、如今衣食無著的人口數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學齡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嚴管勞改，（就差沒有送到容條紋布囚服的特種營去了！）然後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爾科夫州奧爾尚地方的茲多羅維茨由於信教被判七年嚴管勞改。七十六歲的阿連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親、母親、兒子）一起被關進監獄。住在哈爾科夫州茲米耶夫區索科洛沃村的葉夫根尼·姆·西羅欣是衛國戰爭時雙目失明的一等殘廢軍人，他因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勞改，他的三個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婭）則根據法院判決必須離開他。
對浸禮派教徒布羅多夫斯基進行審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時，甚至公然利用顯系偽造的證據。被告抗議說：「這麼幹未免太喪良心了吧！」法官則直率地告訴他：「法律就是要把你們這些人揉壞、壓碎、消滅掉！」
這就是法律！這還是「遵循了列寧準則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謂「不經過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們看到了從勞改營裡傳遞到外界的c·卡拉萬斯基的令人心驚膽寒的作品《請求書》。這位作者原被判刑二十五年，他服完了十六年（一九四四—一九六0）就被釋放了（顯然是根據關於「三分之二」的規定）。他結了婚。後來……到大學去了嗎？不！一九六五年突然有人來到他家宣佈：收拾東西跟我們走吧，你還有九年刑期沒有服完！
除了我們國家，世界上別處哪裡會有這樣法律？！給人們套上二十五年刑的鐵枷鎖，要到七十年代才能滿刑！可是，突然，頒佈了新的法典（一九六一年），規定刑期不得超過十五年。那麼，大概法學系一年級的學生也會懂得，原來的二十五年刑期當然該取消了吧！不，我們國家可不取消。在我們這裡，你啞著嗓子叫也罷，拿頭碰牆也罷——反正不取消。對不起，請你繼續服刑！
這類人並不算少。那些沒有趕上赫魯曉夫的「釋放流行病」的囚犯，和我們同一個作業班的人，同牢房的人，在遞解站邂逅的人，現今仍有不少被遺忘在勞改營裡。我們過著恢復原狀的生活，卻忘記了他們仍然是被拋棄的，仍在憂鬱地、呆痴地、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在那一小塊被踐踏的土地上，生活在崗樓和鐵絲網之間。報紙上的照片換了人，講臺上講話換了腔調，人們反對了一陣子個人迷信，然後便不再反對了。而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們，受過斯大林洗禮的人們，依然在坐牢……
卡拉萬斯基的書裡還談到另外一些人的同樣令人震驚的監獄生涯。
啊，酷愛自由的西方「左派」思想家們！啊，英國工黨的左派分子們！啊，美國、德國、法國的進步大學生們！對你們來說，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對你們來說，我這整本書一錢不值。只有當你們自己被人喝令「把兩手背過去！」時，只有到你們自己也蹣跚在我們的古拉格群島上時，你們才會恍然大悟。
不過，現在政治犯人數確實少多了，不能同斯大林時期相比：已經不是按百萬計算，也不是按十萬計算了。
這是不是因為法律改善了？
不是。只因為航船（暫時）改變了前進方向。現在同樣時而發生司法「瘟疫」，有了這些瘟疫就可以大大減輕司法工作者的腦力勞動了。甚至報紙也時而對那些善於讀報的人們暗示一點東西：如果報紙上近來關於「流氓行為」的文章多了，你就該明白：「機關」正在根據「流氓」這一罪狀大規模抓人；報道「盜竊國家財產」的訊息了，那就是說：正在抓「貪汙犯」。
現在的囚犯們從「移民區」寫來的信都是灰心失意的，他們說：
「想找公理和正義是徒勞的。報上寫的是一碼事，實際生活可是另一碼事。」
（維·伊·德．）
「我實在不願意繼續當一個被社會和人民遺棄的人。但是，到哪裡去講理呢？人們更相信偵查員的話，不會相信我。可是，偵查員，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她懂得什麼？她能夠理解什麼呢？難道她能夠想象到人們是怎樣擺佈別人的命運的嗎？」
（維·克．）
「他們不對案件進行復查，因為一開展複查，他們自己就得被精簡掉。」
（列-恩）
「現在只不過是把斯大林時期那一套偵查和審判的手法從政治領域搬到刑事案件領域來了，如此而已。」
（格·斯．）
把這些苦悶的囚犯們的話總結一下，我們就會明白：
l·不可能複審案件（否則，整個審判員階層就要垮掉）。
2．從前是根據第五十八條亂抓人，今天是根據刑事犯條文同樣在亂抓人。（否則，他們靠什麼吃飯？怎麼處置古拉格群島？）
換言之：如果一個公民想把另一個他不喜歡的公民除掉（當然，不是直接把刀子插進他的胸膛，而是合法地除掉）的話，他該怎樣進行才能萬無一失呢？從前，他只須根據刑法第五十八條第10分條寫一封告密信就行了。現在呢？他得先去找工作人員（找偵查人員、民警局的人、法院的人。反正這樣的公民就一定會有這樣一些朋友）去商量一下。打聽清楚今年什麼罪名錄時興？看看現在網是撒在哪一條法律條文上的？問問在哪一方面必須完成司法工作的定額？然後，他就可以在這一方面下手了，不必動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