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特種勞改營是斯大林晚期思想的一個得意之作。經過教育改造方面和懲罰方面的多方探索，才終於產生了這個成熟的傑作。這是一個色彩單調的、被無情的折磨肢解的、編了囚犯號碼的組織；心理上它早已經脫離祖國這個母體；它只有入口而沒有出口；它吞進來的只是敵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產的財富和屍體。如果那位「高瞻遠矚的建築師」看到自己這一偉大體制如今竟也遭到破產，他這位設計人所感受的痛苦該會有多麼深啊，我們甚至難以想象。其實，他生前這個體制就早已經開始顫動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處出現裂痕。但是，看來，他並不瞭解這些，因為人們出於謹慎而不敢向他報告。特種勞改營這個體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滯少動，趨於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內部溫度卻在迅速升高，幾年之間就達到了火山熔岩的狀態。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載，就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對他隱瞞這些小爆炸了，那麼，這就必然會給他那老邁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項沉重負擔，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擇。要麼放棄這個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種勞改營打亂混編起來，或者相反，有步驟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號的千千萬萬囚犯統統槍殺，從而使這個主意能夠功德圓滿。
但是，這位「大思想家」在人們的失聲痛哭聲中死得稍微早了些。並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變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個老搭檔——當時還是紅光滿面、精力充沛、意志堅定、掌管著最廣泛、最錯綜複雜、最棘手的內部事務的部長貝利亞，並把他咕咚一聲拉倒在地，拖帶走了。
古拉格群島的這位總管大人的倒斃，又災難性地加速了「特種勞改營」體制的崩潰。（這是一個多麼嚴重而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啊！怎麼可以把掌管著最隱秘事務的部長的五臟六腑都翻弄出來呢？怎麼可以往蔚藍色肩章上塗抹瀝青呢？！）
二十世紀勞改營思想中最偉大的發明——號碼布被匆匆撕下來，被扔掉和忘卻了！只這一點就使特種勞改營失掉了它的嚴格劃一性，何況又拆下了工棚窗戶上的鐵格子，拿掉了門上的鎖呢！這樣，特種勞改營就完全喪失了它區別於普通勞改營的、可愛的監獄特點。（拆掉鐵格子這件事可能辦得過於匆忙些。但按當時那種情況，實在是不敢怠慢，必須同過去的作法決裂嘛！）不管多麼可惜，埃克巴斯圖茲的石砌監獄—一加強管制工棚（它當年曾經頂住了暴亂者的圍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既然霎時間把特種勞改營的人紛紛釋放出去，還要它幹什麼？是的，突然間把奧地利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全釋放出去了，不管他們犯了多麼骯髒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還是二十五年。這種作法自然在囚犯眼裡把判決書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訊方面的限制過去曾使特種勞改營的囚犯感到自己猶如被活活埋葬，現在，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還允許接見家屬。接見！連提起它都可怕：接見呀！……（就連發生過暴亂的肯吉爾營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見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義湮沒了不久前的特種勞改營，甚至允許囚犯們留長髮了（致使伙房裡開始丟失鋁盤子：囚犯們偷鋁盤去改制成梳子）。現在囚犯們可以不用特種勞改營裡的內部流通券，不立個人帳戶，可以直接持有全國通用的貨幣，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樣用現錢買東西了。
他們未經深思熟慮就草率地摧毀了自己過去賴以生存的、苦心營造了幾十年才建立起來的體制。
那麼，怙惡不使的囚犯們是否由於這種寬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斂呢？沒有！恰恰相反！他們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墮落和忘恩負義，竟然學會了使用一個根本不準確的、使人難堪的、毫無意義的詞——「貝利亞分子」。現在，只要稍有不稱心的事，罪犯們動不動就用這個詞辱罵那些誠摯善良的警衛戰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員和對他們關心備至的勞改育首長。這種稱呼不僅傷害這些「實際工作者」，使他們寒心，而且在貝利亞倒臺不久時甚至還包含著危險性呢：說不定會有什麼人利用它來作為譴責你的根據。
因此，肯吉爾勞改點的一位首長（這時肯吉爾已經清除了暴亂者，補充進了一些從埃克巴斯圖茲來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講臺上說出這樣的話：「小夥子們！」（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這一短短的時期內，他們曾認為同囚犯打招呼時稱呼「小夥子們」是可以的。）你們常常使用‘貝利亞分子’‘這個詞。這使管理人員和警衛人員覺得很委屈。我想請求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叫了。」對於他的這個請求，當時發言的小個子弗拉索夫卻回答說：「這才叫了幾個月，你們就覺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來我們從你們警衛人員那裡除了‘法西斯分子’這個叫法之外，就沒有聽到過別的。我們不委屈嗎？」少校馬上答應：今後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這也算是等價交換吧。
經過這一切後果不佳的破壞性改革，可以說，特種勞改營的「斷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結束，此後它和普通勞改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間，秩序混亂的整個古拉格群島上出現了一個優待時期，這是一個空前的寬大時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關押所，也許這就是古拉格群島歷史上最自由的時期了。
為了使自由主義在勞改營裡得到無限制的發展，一道道命令，一個個視察員競相大賣力氣。不再迫使婦女參加代木勞動了。現在認識到伐木勞動對婦女來說是過重的（雖然過去持續三十年的經驗證明它一點也不過重）。對服滿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復了提前假釋的辦法。所有勞改營現在都發現錢，於是囚犯們湧向小賣部。這些小賣部竟也沒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實，總的看管制度已經放鬆，限制買東西能起什麼作用呢，囚犯們可以用這些現錢到市鎮商店裡去買東西嘛．所有工棚裡都裝上收音機，訂了報紙，辦起了牆報，每個勞動大隊指定了宣傳鼓動員。此外，還時常請宣講員同志（上校們！）到勞改營來給囚犯們作各種報告（甚至還講了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如何歪曲歷史的問題），但是軍官們要召集大家到禮堂去聽報告卻不那麼簡單：現在不能拿棒子趕了，必須用說服或其它施加影響的間接辦法才行。而且，勉強召集來的囚犯也不認真聽臺上的話，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談論自己的事。現在允許囚犯認購公債，但是，除了那些正統派分子之外誰也沒有興趣。因此，教育員們不得不把每個人的手硬拉到認購簽字單上，以便從他們那裡擠出哪怕十盧布來也好（這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盧布）。每逢星期天還組織男女營區的文娛聯合演出。人們倒是很樂意看這種演出，有人甚至為此買來領帶繫上。
同時，古拉格群島體制的精華中的許多東西又恢復起來了，又重新強調建設大運河時期賴以支援的忘我精神和首創精神了。組織起了「積極分子會議」，它下面還沒有教育生產、文娛活動、生活管理等各組，很像工廠的基層工會委員會的樣子；它的主要任務是：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加強紀律性而鬥爭。重建了「同志審判會」，其職權是：對犯錯誤的人進行批評、處罰，請求領導對其加強管制，直至建議當局對該犯不適用有關「三分之二刑期」的規定。
這些措施過去都曾經是勞改營當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過那是在沒有見過特種勞改營的「屠宰」和沒有經過騷亂訓練的勞改營裡。現在這裡不同了。很簡單：第一任「積極分子會議」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爾），第二任遭到毒打。於是，誰也不敢再去參加積極分子會議。（原海軍中校布林科夫斯基這時就在積極分子會議裡，工作得很自覺，很有原則性，但經常受到刀子的威脅，十分謹慎，而且還要時而參加班傑拉分子們的會議去聽取對自己行為的批評。）
自由主義的無情打擊使勞改營體制越來越軟弱無力。建立了所謂「輕管制勞改點」，（在肯吉爾也建立了這樣的點！）這裡的隔離區實際上只是睡睡覺的地方，因為去勞動時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線和出發時間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儘量早些走，晚些回來）、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離營到城裡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這種散步的權利。
並不是所有地方都這麼鬆散。仍然有一些懲罰性的勞改點。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蘇懲戒營」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奧澤爾拉格的兩手沾滿鮮血的米申大尉就在這裡。一九五五年夏季這裡關押著大約四百名受懲戒的囚犯（包括騰諾）。但是，即使在這裡，隔離區內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員，而是囚犯了。
請讀者投身處地替勞改營的統治者想想：在這種條件下還能夠工作嗎？還能夠指望取得什麼成績？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亞時遇到一個旅伴，他是內務部的軍官。他關於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時期的勞改營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完全的放縱！誰不願意勞動就不去。囚犯們甚至自己出錢買了電視機！」他對這一個短暫時期的印象是極不愉快的。
因為如果教育員背後沒有皮鞭，沒有強管棚，沒有飢餓等級制，反而作為一個請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但是，這一切似乎還嫌不夠！古拉格群島還受到了所謂「營區外拘禁」這個攻城大相的撞擊。按照這個辦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營區外面主，可以自己購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資像自由工人一樣全部發給本人（不再扣除什麼營區費、警衛費、勞改營。行政管理費等等）。這些囚犯和勞改營的關係只限於每隔兩週來報到一次。
這已經是到頭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島的末日，或者就是兩者的末日！而司法機關竟把這種「營區外拘禁」當作共產主義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發明來加以稱讚碑
看來，經過這些打擊之後只有解散勞改營這一條路了。那就得毀掉偉大的古拉格群島；毀掉幾十萬「實際工作者」及其妻室、兒女和家畜，使他們多年服務的工齡、職稱和勤懇而無可指責的工作統統變得一錢不值！
連這個過程似乎也已經開始了：有一些稱為「最高蘇維埃委員會」的，或者簡稱為「卸包袱委員會」的人們陸續來到勞改營。這些人一來便「踢開」勞改營的領導，在營本部的工棚裡直接召開會議，簽發釋放證，而且簽發得那麼隨便和不負責任，就像當年簽發逮捕證一樣。
「實際工作者」的各個階層都面臨著覆亡的威脅。必須設法應付這種局面！應該進行鬥爭呀！
在蘇聯，任何重大社會事件都只可能有兩種命運：或者以沉默將其扼殺，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國內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經逃脫了這兩種命運。
對於古拉格群島的整個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時間是絕口不議它的，如果有時提到它，那就是謊話連篇。關於建造大運河時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員會」，也都是這樣。
關於這些「委員會」，儘管沒有報紙上的喧囂和客觀需要，我們自己還是在感動之餘把它誇大了。是呀，怎麼能不感動呢？要知道，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連辯護律師都對我們進行攻擊了，而現在卻是檢察長在為我們辯護！我們多麼渴望過自由的生活呀，我們覺得在獄外已經開始了某種新的生活，我們從勞改營內的變化中已經看到這一點。就在這個時候，派來一個神奇的、擁有全權偽委員會，它把人們一個個叫去，談話不到十分鐘就立即交給他一張火車票和身份證（某些人還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戶的證明）！面對這種情景，從我們這極端虛弱的囚犯的胸膛中，從我們經常傷風的嘶啞的喉嚨中，除了讚頌之外，還能夠發出什麼別的聲音呢？
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抑制住自己那原為了把破衣爛衫急忙塞進旅行袋而猛烈跳動的心，站得稍微高一點的話，就會很自然地想到：難道斯大林的暴行就應該這樣來結束嗎？難道這個委員會的代表們不是應該站到隊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對大家講下面這樣一段話嗎？
「弟兄們！最高蘇維埃派我們來向你們道歉，請你們原諒。你們沒有犯任何罪過，竟然幾年、幾十年地被關在這裡受折磨，而我們卻在掛著枝型水晶大吊燈的豪華大廳裡開會，一次也沒有想到你們。我們馴順地批准了那個‘吃火魔王’的每一項滅絕人性的命令，我們是他的殺人罪行的同謀者。如果可以的話，請各位接受我們這過遲的懺悔吧！現在，大門敞開著。你們自由了！我們派飛機來了，就停在那邊兒，飛機上備有藥品、食物和冬衣供你們使用。飛機上也有醫生。」
雖然這兩種情形同為釋放。但釋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義也就迥然不同了。現在的「卸包袱委員會」乾的不過是一個細心的清潔工的工作，它是在順著斯大林嘔吐出來的髒東西進行認真的打掃，如此而已。這裡並沒有建立起新的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
現在，讓我來引用一下a·斯克裡普尼科娃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我是完全贊同她這種見解的。囚犯們一個一個（又是互相隔絕的！）被叫到委員會辦公室去。人們提出幾個關於他的案件的問題。這些問題提得很客氣，是善意的，但總的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蘇維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須承認自己有罪。他應該保持沉默，應該低頭，應該處於被寬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寬恕者的地位！這也就是：人們現在企圖以自由為誘餌從囚犯口中得到過去用非刑拷問未能逼出的東西。為什麼要這樣？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時必須謹小慎微；同時，還可以把委員會的記錄提交給歷史，用以說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著力描繪的那些殘暴的、無法無天的事情則根本沒有發生過。此外，也許還打了一個小小的財政方面的算盤——既然不是恢復名譽，就無須發給平反補償款。這樣來解釋釋放囚犯的行動，就既不會毀掉勞改營體制本身，也不會妨礙向勞改營補充新囚犯（這種補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從未中斷過），還可以不承擔必須釋放這些人的任何義務。
那些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絕在委員會面前承認自己有過錯誤的人呢？這些人便被繼續關押在勞改營裡。這類人的數目也並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羅夫特種勞改營就把那些不肯認罪悔過的婦女集合起來，轉押到克麥羅沃州的勞改營去了。）
斯克裡普尼科娃還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個西部烏克蘭人婦女當初只因她丈夫是班傑拉分子便被判勞改十年。現在委員會要求她承認自己是因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這麼說。」「你這麼說，我們就釋放你！」「不，我不能這麼說。他絕不是土匪，他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好吧，既然你不願意，你就在這裡待著吧！」（當時那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索洛維約夫。）過了幾天，她丈夫從北方來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勞改，這次他輕易地承認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見面時，他不但沒有稱讚妻子這種堅定性，反而氣沖沖地責怪她：「你就該說我是魔鬼！說我長著尾巴，還看見過我的蹄子嘛！現在你叫我自己怎麼管這個家和孩子們？！」
我還要指出：斯克裡普尼科娃拒絕承認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勞改營蹲了三年。
這樣，甚至連自由時代來到這古拉格群島時也是穿著檢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實際工作者」們的驚慌失措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間古拉格群島天空的星辰排列確實與從前大不相同，這預示著群島的不祥年代的來臨，說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後年代！
那些握有最高權力而又完全瞭解國內情況的人，在這幾年間還能不能回頭看一下，驚醒一下，哭一鼻子？要知道他們還揹著一個血淋淋的包袱呢，它在滴血，把整個脊背染得血跡斑斑的。政治犯放了，可是成百萬的普通刑事犯又是誰製造的？難道不是生產關係造成的嗎？不是社會環境造成的嗎？不是我們自身製造的嗎？……不是你們製造的嗎？……
還是把你們那開發宇宙的計劃拿去餵狗吧1不要再為什麼蘇加諾的海軍艦隊和恩克魯瑪的近衛部隊操心了！還不如安靜地坐下來，搔搔後腦勺想一想：自己的國家該怎麼辦？為什麼我國的、天下最好的法律意會遭到我們本國千百萬公民的反對？是什麼東西使得這些人硬是去鑽進那意味著死亡的枷鎖？又為什麼那枷鎖越是難以忍受，鑽的人越多？怎樣才能使這支水流枯竭呢？是不是我們的法律不應該這樣？（這裡就難免要想到那使人意志消沉的學校、荒蕪的農村，以及其它許多毫無階級含義、而只能認為是不公正的事情了。）還有那些已經遭殃的人們，我們怎樣才能使他們獲得重生？不能用廉價的「伏羅希洛夫大赦」一揮了之，要誠心誠意地對每個人的案件和具體情況進行調查分析。
那麼，這古拉格群島應該不應該結束？莫非它應該永存？四十年來它一直在我們的軀體上腐爛發臭，夠了吧！
不，原來不行！還不夠！要動動腦筋吧，可太懶了。而靈魂中對這些一點反應也沒有。那就讓這群島再存在它四十年吧！我們呢？我們要去處理建設阿斯旺高水壩一的問題了，還得管管阿拉伯人的重新統一問題呢！
在尼基塔·赫魯曉夫長達十年的統治時期，我們久已習慣的那些物理法則突然間失去了作用，一些物體令人奇怪地朝著場力和重力所指的相反方向運動起來。當歷史學家們研究這一段歷史時。他們不能不為之震驚的是：在一個短時期內，竟有那麼多的可能性和機會集中在赫魯曉夫一人之手，而他竟把這些可能性和機會當成了玩具，利用它們時像在開玩笑，像在作遊戲，隨後便漫不經心地全拋棄了。在我國曆史上，斯大林之後第一個被賦予最高權力的是赫魯曉夫（儘管最高權力這時已經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十分強大的），而他在行使這種權力時卻酷似克雷洛夫寓言中那隻小熊米什卡，只知道在林中曠地上無目的地、無益處地滾動著圓木玩耍。赫魯曉夫本來有可能以三倍甚至五倍的堅定性去籌劃怎樣解放這個國家，但他卻把這件事像遊戲一樣放棄了。他沒有認識到他所肩負的任務之重大，他放棄了這個事業，卻轉身去搞征服宇宙、種植玉米、在古巴設定導彈、為柏林問題發出最後通謀、迫害教會、把黨的州委分為工業州委和農業州委，甚至去同抽象派藝術作鬥爭了。
他這個人從來沒有把任何事情做到底過，而對於自由事業尤其如此！需要唆使他去迫害知識分子嗎？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需要用他那兩隻曾經拆毀斯大林勞改營的手再把勞改營鞏固起來嗎？這也極其輕易地做到了！而且，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呀？
一九五六年，就在召開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那一年，已經公佈了關於勞改營的第一批限制性條令！這些限制到了赫魯曉夫進一步獨攬全部大權的一九五七年又有所發展了。
儘管這樣，「實際工作者」階層並未感到滿足。他們一旦嗅到自己已佔上風的氣味，便開始反攻了。他們宣稱：不能這樣生活下去！勞改營制度是蘇維埃政權的頂樑柱，可是這根頂樑柱正在傾倒！
當然，主要影響是在背地裡施加的——在某處的宴會桌上，在飛機客艙裡，或是在郊外別墅划船的時候。不過，這些活動有時也以公開形式表露出來。例如，有時是以薩姆索諾夫代表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形式出現。據他說，囚犯的生活太好了，他們對伙食很滿意（！）（他們本應該經常感到不滿意才對！……）對待囚犯的態度太和氣了。（而在這個一直沒有承認自己從前的罪過的國會里，當然不可能有人去教訓薩姆索諾夫。）有時則是以《鐵窗裡面的人》這類報刊文章的形式出現（一九六o年）。
赫魯曉夫向這股壓力屈服了。他對任何事都沒有深入瞭解，沒有想一想這五年來犯罪率並沒有增加這個事實（即使增加了，也該在國家制度中尋找原因），沒有把自己的新措施同自己對共產主義勝利進軍的信念聯絡起來看看，沒有細緻地研究事態的詳情，也沒有親眼看一看。這位「一生都在旅途上度過」的沙皇輕易而匆忙地在那張領釘子的單據上籤了字，人們便立即用這些釘子迅速地按照原有形狀把斷頭臺重新牢固地釘起來了。
而這一切正是發生在那個一九六一年。尼基塔就是在這一年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想把自由之車一下子拉到天空去。正是在召開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一九六一年頒佈了關於在勞改營中可以處以死刑的命令，它規定；對於「採取恐怖行為傷害已經改造好的囚犯（也就是眼線）和傷害看守人員（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人」均可處以死刑。而且最高法院全體會議（一九六一年六月）批准了四種形式的勞改營制度——這已經不是斯大林的勞改營，而是赫魯曉夫的勞改營了。
當尼基塔·赫魯曉夫傲然登上代表大會講壇對斯大林的監獄暴政展開新的一輪攻擊時，他其實是剛剛才縱容人們去加強了自己那套毫不遜色的勞改營制度。可是，他卻真誠地相信這兩者不僅可以並行不悖，而且是協調得體的！……
今天的勞改營就是在黨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前鞏固起來的勞改營。從那時起，六年來它一直是這個樣子。
這些勞改營有別於斯大林勞改營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裡面的囚犯構成：這裡沒有千百萬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人。但是，這裡仍然關押著千百萬人，而且很多人仍然是不公正的司法的束手無策的犧牲品，這些人被掃進勞改營僅僅是因為必須使這個制度能夠存在和維持下去。
統治者換了人，但古拉格群島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為這個國家制度離開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島，這個國家本身也將不復存在。
沒有一部歷史是沒有結尾的。任何歷史總要在某個地方斷開。我們根據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點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島的歷史——從它誕生時的血紅色排槍齊射，一直看到了恢復名譽的粉紅色煙霧的出現。現在，就讓我們結束這段歷史吧，以赫魯曉夫使勞改營嚴酷起來和公佈新刑法典之前的寬宏大量的、渙散的光輝時期來結束這部歷史吧。將來一定還會出現別的歷史書，它們的作者，很不幸，會比我們更加了解赫魯曉夫時期的和赫魯曉夫之後的勞改營。
而且這種書已經出現了，這就是c·卡拉萬斯基和阿納託利·馬爾琴科的著作。將來一定還會浮現出更多這類著述，因為俄國不久就將進入一個公開性的時代！
例如馬爾琴科的書，它甚至使一個飽經風霜的老勞改犯觸目驚心，充滿恐怖。它描述了現在的監獄生活，給我們描繪出一個更加「新型」的監獄，那是我們這些過去的見證人所無法設想的。我們看到，監獄的第二隻犄角（參看第一部第十二章）長得更高，它更深地刺入了囚犯的咽喉。馬爾琴科對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的兩座建築物——沙皇時代建的和蘇維埃時代建的——進行了比較，從而通過實物向我們說明為什麼跟俄國曆史上的沙皇時期無法比：沙俄的監獄又幹又暖，蘇聯的監獄又潮又冷（牢房裡耳朵凍僵，呢上衣永遠不能脫）。沙俄的窗戶被蘇聯的磚堵得只剩原來大小的四分之———別忘了窗外還安著「籠口」。
但是，馬爾琴科只描寫了一處杜布洛夫勞改營。那是關押來自全國的政治犯的。而我手頭卻收到很多各地來的關於普通刑事犯勞改營情況的材料。這些來信使我感到自己還欠了他們一筆債，因而不能沉默。而且，一般地說，我是欠了普通刑事犯們的債的，因為在這麼厚的一部書裡提到他們的地方實在太少了。
因此，下面就我所瞭解，扼要介紹一下現在的勞改營情況。
介紹什麼「勞改營」？我們這裡根本沒有勞改營——這是赫魯曉夫年代的主要創新！我們早已放棄了斯大林時期那種極端可怕的遺產！小豬已經改名叫鯽魚了！現在我們這裡沒有勞改營，而是有……移民區（宗中國對移民區）。群島上著民理應住在移民區，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嗎？所以，現在已經沒有所謂「古拉格」，而只是有「古依特克」了。（不過，記憶力好的讀者可能記得從前也這麼叫過。都是「古已有之！」的。）如果再考慮到現在我國政府機構中已經沒有內務部，而只有社會治安部，我們就必須承認，現在已經為法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不能再為此喋喋不休了。
這樣，從一九六一年夏季起實行了四種勞改移民區制度：普通的、加強的、嚴管制的、特種的。（從一九二二年以來我們沒有「特種」是過不了日子的……）對犯人採用其中哪一種制度，則由審理該案的法院「根據罪行性質和嚴重程度以及（似乎還有）罪犯的個人表現」決定。但是為了簡化手續，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都開列了刑法典條文清單，指明犯哪一條應送往哪個地點。這是對後來的新犯人。那麼，群島上原來的「土著民」呢？那些在代表大會前的「赫魯曉夫改革」時期處於「營區外拘禁」的、解除看管的和呆在「輕管制勞改點」的囚犯呢？這些人則由地方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清單（也許還參照當地行動人員的意見），根據具體情節，分別送進各該相應制度的勞改區。
右轉舵九十度！左轉舵九十度！——這種左右搖擺對坐在甲板上的人可能是輕鬆愉快的，但是對於呆在沉寂無聲的陰暗底艙中的人來說，他的胸腔會有何種感受呢？僅僅在三四年前還對人們說：你們安家立業吧！生兒育女吧！好好生活吧！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的陽光現在溫暖著你們！從那時以後，這幾年來你什麼壞事也沒作，可是，突然，你聽到狗叫聲，看到臉色陰沉的押解士兵把你包圍起來，宣佈你的「案件」，於是，你的家屬只好留在那尚未建成的家園裡，而你則被趕進某地新圍起的鐵絲網區內。「首長公民！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呀？……首長，我一直積極勞動呀？……」什麼奉公守法，積極勞動，統統滾你媽的蛋！……
地球上會有哪一個，哪一個稍有點責任感的行政當局能夠這樣急轉彎和這樣跳躍？也許正在誕生中的非洲國家是這樣？……
一九六一年進行改革是為了什麼？當時怎麼想的？是真摯的嗎？還是故弄玄虛？（故弄玄虛地說：「這樣可以達到更好地改造的目的。」）依我看，當時的想法是：剝奪囚犯在物質生活和人身自由方面的獨立性，因為這種獨立性是「實際工作者」所無法忍受的；他們要做到：只須自己動動小手指，就使囚犯的肚皮直接有所感受，也就是說，使囚犯處於一種完全受控制的從屬地位。為此，就必須消滅大批人無人看守的現象（這種現象對墾荒區的人們來說是很自然的），把人們全都趕進營區鐵絲網，使基本食物的供給感到不足，切斷囚犯們的輔助收入來源，不許搞臨時工作掙錢，不許從外界接受郵包。
郵包在勞改犯人眼裡不僅僅意味著郵來食物，它還能掀起某種精神上的浪花，使他心裡喜滋滋的。用你顫抖的雙手接過郵包時，你就感覺到自己還沒有被遺忘，不是孤獨的，人們還在惦念著你！我們在特種勞改營時接受郵包的數量是不受限制的（只是每件重量不得超過八公斤，這是郵局規定的一般限制）。雖然遠不是大家都能收到郵包，而且也不是經常按期收到，但這還是會不可避免地提高勞改營的總的生活水平，不會發生那種殊死的鬥爭。如今，對郵包的分量進一步加以限制——每個不得超過五公斤。而且規定嚴格限額——根據四種勞改區制度，每年允許接受郵包的次數分別限制為六個、四個、三個和兩個！也就是說，最優越的普通制度勞改區裡的人也只能最多每兩個月接受一次五公斤重的郵包，這個重量還包括包裝物在內。寄來的還可能是衣物之類。也就是說，他們每個月能夠從外部得到的各種食物最多不超過兩公斤！而關在特種制度勞改區的人則每月不超過六百克……
即使這點東西，如果真能交給你就不錯了！……實際上這一點可憐的郵包也只是允許那些已服滿一半以上刑期的人接受，而且還得在這期間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行動人員、教導人員、看守和看守餵養的小豬都得喜歡你才行）！還要經常百分之百地完成勞動定額i還必須經常參加移民區的「社會文化活動」（也就是參加馬爾琴科所描寫的那種枯燥無味的音樂晚會，參加強人所難的競賽——在這些「競賽」中人們往往由於虛弱而暈倒。或者，更糟的，還要去幫助看守人員幹活）。
這郵包也夠你嗆的了！為了拿到這個由你的親人包裝的小小木箱，人們要求你付出自己的靈魂呀！
我的讀者，請您清醒一下！歷史我們早已講完了，我們已經結束歷史部分了。這裡講的是現在，是今天，是在我們的食品商店裡（就算是隻在首都吧）塞滿食品的時候，是在你真心實意地回答外國人說「我國人民現在吃得很飽」的時候。是今天人們還在這樣用飢餓改造我們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們（其實他們大部分是沒有任何過錯的，您現在總算相信我國司法機關的強大威力了吧！）。這些同胞們做夢也還只是夢見面包！
（我還要指出：勞改營統治者的胡作非為沒有止境，肆無忌憚！天真的親屬們有時用印刷品郵件或醫藥用品郵件寄一些書、報或藥品來。這些也被當作食品包裹看待！據各地來信反映，這種情況很多！勞改營頭頭的作法活像裝有「電眼」的機器人，他只看到：又寄來一件東西！既然它算「一件」，那麼隨後寄來的郵包就只能「退還原寄」了。）
親屬探望時監視十分嚴密，嚴防利用探視機會交給囚犯任何食物。看守們以發現這類情況為榮，互相炫耀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為此，在探視前竟然對於遠道來探視的自由人婦女進行侮辱性的周身搜查！（是呀，憲法並沒有禁止這樣做嘛！你不喜歡？那你就不必會面。回去好了！）
對幹現款的來路更是堵得嚴而又嚴，絕不許寄現款到移民區來：不管親屬們匯來多少錢，全部替囚犯「存」起來，「直到刑滿釋放」的日子為止（也就是說，國家無息地向囚犯借用十年或二十年）。而且不管囚犯自己勞動掙到多少錢，他也看不到這些錢。
「經濟核算」的做法是：給囚犯的勞動報酬相當於同樣勞動的自由人工資的百分之七十（為什麼呢？難道囚犯生產的產品有特殊味道？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西方，這就該叫做剝削和歧視了）。這工資的一半要由移民區當局扣除（用來維修營區鐵絲網，養活「實際工作者」們和狼狗）。再由剩餘部分中扣除伙食和服裝費（可以想象一下魚頭爛菜湯在勞改營裡會值多少錢）。如果還有餘，這才記入囚犯的個人帳戶，要一直存到「刑滿之日」。按照四種不同的制度，囚犯可以在勞改營小賣部裡花費自己這部分錢的最多限額分別定為：十盧布、七盧布、五盧布和三盧布（但是梁贊州的卡里卡托克的囚犯卻來信抱怨說，東扣西扣之後連五盧布也剩不下，不能去小賣部買什麼）。政府機關報《訊息報》上也說：一個叫伊琳娜·帕皮娜的列寧格勒姑娘什麼都幹——挖樹根、運石頭、卸火車、上山砍柴，落得滿手血泡，但她每月才可以掙到……十盧布！（要知道，那還是一九六0年三月，是「優待」時期，而且當時還在使用斯大林時期通貨膨脹時的盧布呢。）
其次是勞改營小賣部本身實行的「管理制度」。這個制度把當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盤剝二者聚於一身了。由於實行這殖民地制度（「移民區」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語言學家們，這可怎麼辦呢？既然現在群島的正式名稱不叫勞改營，而叫——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於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顛倒黑白的，所以，本來是為照顧人而設的小賣部也變成了懲戒人的機構，變成了給囚犯以打擊的地方。我從西伯利亞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各移民區收到的所有信件，幾乎無不談到利用小賣部處罰人的情況！稍有差錯就罰人不許去小賣部買東西。早晨起床晚了三分鐘？罰你三個月不許進小賣部！（囚犯們把這叫做「打擊肚皮」）晚點名之前沒有及時把信寫完？罰你一個月不許去買東西！有時則只因為「說話不當」就罰你。烏斯特維姆斯克的嚴管制勞改區的人們寫信說：「每天總有幾個人受到不許進小賣部的處罰，罰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三個月。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犯紀律。如果會計處這個月忘記把你算進名單，你也就一個月別想去買東西。」（沒有立即關進禁閉室就不錯。這樣，過去的勞動總算不會白費。）
在老囚犯看來，這些大都不足為奇。對處於無權地位的人來說，這是家常便飯。
還有人寫信說：「如果勞動有成績，每個月可以多得兩個盧布。但是，要想得到這兩個盧布，你必須在生產上作出真正的英雄業績。」
請讀者看看，我國多麼珍視勞動：由於在生產上有突出成績，每月獎賞竟達兩個盧布之多！
人們來信中還談起諾里爾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錯，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適的喘息時期。事情是這樣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經費支配人沃羅寧養的狗宰掉吃了。為了這件事全體囚犯被罰「取消工資」七個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島上發生的事情。
或許，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又會反駁我：這不過是一個笑話，怎麼能以它為例呢？你自己說的，四個人中間才有一個違反紀律的，那就是說，只要能模範地遵守紀律，哪怕在嚴管制勞改區裡也還能保證每月給你三個盧布嘛，這差不多夠買一公斤黃油啦！
說得倒好！大概這位歷史學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寫過幾篇觀點「正確」的文章），所以他才沒有進勞改營呆呆吧。小賣部裡要有面包、廉價糖果和人造黃油就算好事了。實際上，麵包每月只來兩、三次，糖果的價錢很貴。根本看不到什麼黃油、砂糖！就算售貨員積極肯幹，願意進貨（他是不會的），「領導」也會向他示意嘛！所以，小賣部的貨單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還不是到處都有。至於信紙，則哪裡也沒有，因為囚犯們可以用信紙寫申訴書呀！）和高價香菸。親愛的讀者，請不要忘記，這裡不像獄外的小賣部那樣每天清早開門，你可以今天買二十戈比的東西，明天再買二十戈比的。這裡不同！這裡的小賣部每月只營業兩天。你要在門外先排三小時隊。一進去（早在走廊裡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趕緊把你所有的盧布全都買上東西，因為這些盧布並不在你自己手裡，所以，帳上存有你多少盧布，你就得全買上東西：買十包香菸吧，買四筒牙膏吧！
可憐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糧了，即移民區給每個人規定的供應定額（要知道，這移民區位於北極圈內呀！）：麵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路十九克，肉五十克，魚八十五克（而且這只是數字而已，領到的肉和魚質量極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這是數字，在囚犯的飯碗裡不可能有，也從來沒有過。烏斯特聶拉移民區的囚犯提到他們的菜場時說：「那是泔水，恐怕集體農莊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諾里爾斯克的犯人來信說：「直到現在我們這裡還主要是吃糠和碎麥子。」另外還有一種所謂懲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麵包，只許吃一次熱菜湯。
不錯，在北方對於那些「從事特別艱苦的勞動」的人還另外給一點伙食補助。但是，我們既然已對群島有所瞭解，就不難想象列入這個清單的是什麼樣的勞動了（並非所有艱苦勞動都能列為「特別艱苦的勞動」），我們也知道這「補助伙食」多麼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為例，他「還能幹活的時候，每個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運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勞改的第十三個年頭他成了殘廢，於是給他的伙食標準就改為壓縮標準了」。寫信人問道：難道他因傷致殘之後胃便立即縮小了嗎？
我們也要問問：僅僅一個皮丘金就用他掏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養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們的駐尼泊爾大使館是完全靠他養活的吧，蘇聯駐尼泊爾使館的伙食標準也隨之壓縮了嗎？
各地來信都說。普遍飢餓，吃不飽。伊爾庫茨克州來信說：「許多人患胃潰瘍，患肺結核。」梁贊州來信說：「年輕人患胃潰瘍，患肺結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種勞改營裡有時還准許煮點或煎點自己的東西吃，這裡則一律禁止。何況囚犯也沒有什麼可煮的東西。
為了便於控制這些人而採用的正是這種古老的手段——飢餓。
此外，囚犯們還得勞動。勞動定額提高了：據說，這是因為經過改革後（人體肌肉的）勞動生產率就提高了。不錯，是八小時勞動日。還是原先那些班組，還是由囚犯驅趕囚犯去勞動。在卡里卡托克說服一些二等殘廢人去參加勞動，條件是答應對他們適用關於「三分之二刑期」的規定。於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爭著去幹三等殘廢乾的活，三等殘廢則去幹一般勞動。
但是如果活計不夠他們全體幹呢，但是如果勞動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還沒佔用呢，如果「勞動魔術師」不肯給我們改造這些渣滓呢？——那我們手裡還有一個魔術師——制度！
奧伊米亞康和諾里爾斯克兩處的特種的和嚴管制的「移民區」的囚犯來信說：所有私人衣物，如絨絨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說皮大衣了，統統被拿走（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時代的第四十六個年頭啊！），而且「不發給任何錦內衣，也不允許穿任何暖和衣服。違反了就會關禁閉」（列紹蒂，克拉斯特種勞改營）。「除貼身襯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釋出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頂斯大林式無毛棉帽。這是在奧伊米亞康地區的邱迪吉爾卡，那裡最低氣溫達攝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確，怎麼能忘掉呢？除了飢餓之外，還有什麼東西能有效地控制人？當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別好的是所謂特別制度，又稱「獨院」。用勞改營的新詞說，這是「特危累和少校們」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別危險的累犯」，這頂帽子由地方法院給戴）。首先這裡實行的是穿條紋粗布衣服。囚犯們戴「房式帽」，上衣和褲子都是用印著白藍兩色寬條紋的、做床墊用的粗布做的。這是我國的監獄思想家和新社會」的法學家苦思冥想出來的絕招，是他們在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三分之二、「十月」勝利四十多年之後、在即將跨入共產主義大門的時候想出來的！他們認為應該讓自己的罪犯們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對。（從各地的來信中可以看出，這種條紋布衣服給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勞改犯帶來的痛苦和傷害甚至比其它辦法更大。）
屬於特別制度的還有：工棚的窗戶全有鐵格子，工棚全部上鎖。老工棚的木頭開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納很多人的磚石結構的加強管制棚（儘管現在勞改營裡除了喝「契菲爾」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違章事件，沒有胡鬧、鬥毆，甚至打牌的也沒有了）。出入營區必須排隊，而且上身要筆挺，否則既不讓出去，也不讓進來。如果吃得腦病腸肥的看守發現隊伍裡有人吸菸，就會立即衝過來，一腳把人踢翻在地，奪下香菸，拖進禁閉室。如果今天沒有帶出去勞動，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會兒：你應該像看展覽品一樣看著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覺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達了一道技革命令，要求把營區周圍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個別還留下草的地方，則樹起小木牌：「不許躺臥！」（伊爾庫茨克州）
啊！這一切都多麼熟悉！我們在什麼地方讀到過這些？我們不久前還聽到有人談論這類勞改營？這不就是貝利亞時期的特種勞改營嗎？特種。特別……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別制度吧。人們寫道：「只要稍微有點鬧聲，衝鋒槍簡會立即從送飯口伸進來。」
當然，到處都是為了一點小錯誤就會關進懲戒隔離室的。例如，派一個人去單獨往汽車上裝水泥板（每塊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動，拒絕了。為此關他七天懲戒隔離室！
一九六四年，莫爾多維亞的一個年輕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內瓦簽署過一項國際協議。禁止在監禁地點強迫囚犯勞動。於是他不再去勞動了。這一心血來潮的舉動使他蹲了六個月的懲戒隔離室。
「這一切全都是種族滅絕罪。」——卡拉萬斯基這樣寫道。
可是，要是英國工黨的左派分子對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黨左派過不去嘛！要知道，如果連他們也對我們不滿意的話，我們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嗎！……）
但是，怎麼總是說這些沉悶不快的事情呢？為了做得公道，我們讓一位年輕的「實際工作者」來評論一下這個制度吧。這個人是一九六二年從塔夫達的內務部幹部學校畢業的。他說：「從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開報告會時要派十名看守去維持秩序，還管不好。現在呢，連蒼蠅飛的聲音都能聽見。囚犯們互相監督。他們都怕被轉為另一種更嚴的制度。現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頒佈了那項（關於槍決的）命令之後。已經對幾個人適用過了。可不像從前那樣：囚犯拿著刀子跑到崗樓來對你說‘把我抓起來吧，我把那個壞蛋給宰了！’……那時候真是沒法做工作。」
當然，空氣乾淨多了。移民區學校的一位女教員也證實了這一點。她寫道：「誰敢在政治討論課上偷偷地笑，就會丟掉提前假釋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屬於積極分子，那你再鬧厲害點也沒事，你只須注意別人不扔菸頭、迅速脫帽之類的行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幹輕活，拿到一個好鑑定，將來辦戶口時也會照顧你的。」
還有所謂「集體委員會」和「維持內部秩序小組」。（馬爾琴科把這種小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組」，每個字的字頭都一樣。）這些組織很像民團，成員都佩帶紅袖章，任務是監督囚犯違反制度的行為，幫助看守！而且這種委員會有權建議給予懲罰！凡是有條件適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須幫助「維持內部秩序小組」的工作，否則「提前假釋」就不會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須服滿刑期的人則不去，因為他們不需要。阿列克謝耶夫寫道：「比較起來，群眾大都寧願選擇緩慢的死刑，也不想參加這類委員會和小組。」
這不就是某種淨化了的氣氛嗎？是吧？看，勞改營里居然也有社會活動！這種社會活動會培養人們多麼高尚的品質啊（培養人們奴顏婢膝、告密陷害、把鄰人推下火坑）！而這就是那個金光閃閃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這梯子又是多麼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勞改區的奧盧霍夫（共產黨員，曾任商店經理，因貪汙坐牢）就來信抱怨。他在模範生產者代表會議上發了言，揭發了一些人，並「號召那些誤入歧途的祖國兒女認真參加勞動，改造自己」，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但是，當他走下講臺回到自己的座位時，卻有一個囚犯走過來對他說；「假如十年前你這塊臭肉講出剛才這番話，我會當眾在講臺上就把你宰掉。現在不行了，法律妨礙我，保護著你這條母狗！宰了你，我也會被槍斃的。」
讀者會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辯證地聯絡在一起的，會感到對立的統一和矛盾的互相轉化吧？一方面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另一方面則依靠關於槍決的命令，不是嗎？（還有，讀者注意到這個人說的時間了吧？「假如在十年前……」，這就說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舊關在原地。一個時代過去了，它已不復存在，可是這個囚犯卻仍舊關在原地……）
同一個奧盧霍夫還敘述了關於囚犯伊薩耶夫的事。伊薩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現在在莫爾達維亞的第四勞改區，他對「勞改區內違反紀律的囚犯向來是不妥協的，他敢於在‘集體委員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某些囚犯」，這也就等於反對對這些囚犯適用提前假釋的優待辦法，或者等於要求懲罰他們。可是，怎麼樣呢？「第二天夜裡他的牛犢皮大皮靴丟了一隻。他只好穿皮鞋，但又過了一天，皮鞋又丟了一隻。」看，在我們這個時代，被追得走投無路的階級敵人竟然採取這種不體面的鬥爭方式了！……
當然，社會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雙刃的寶劍，它需要認真對待、善於引導。否則就會發生一些對囚犯起腐蝕作用的情況。萬尼亞·阿列克謝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經過是這樣的：領導決定晚上八點召開第一次勞改營全體大會。人們到齊了，但直到十點還只聽見臺前的樂隊奏樂，大會遲遲不開，雖然軍官們早已在主席臺上就座。於是，萬尼亞·阿列克謝耶夫訪樂隊」暫停」一下，請求領導回答：大會究竟什麼時候開始？回答是：不開了。這時阿列克謝耶夫說：那麼。我們囚犯可要自己開會了，我們的討論題目是：《生命和時間》。臺下的囚犯們也鬧鬧鬨鬨表示支援。軍官們紛紛從臺上下去了。阿列克謝耶夫拿著筆記本走上講臺，開始講話，首先談個人迷信問題。這時幾名軍官衝來，把主席臺拆掉，把電燈泡擰下來，並且不斷用力推開那些擁到臺前的囚犯。軍官們奉命逮捕阿列克謝耶夫，但阿列克謝耶夫卻對他們發出呼籲：「看守們，公民們！你們可都是共青團員呀！你們都聽到了，我剛才說的都是真實情況。你們想打擊什麼人？難道想打擊列寧思想的良心嗎？」就算是列寧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謝耶夫藏到自己工棚裡，這天晚上他總算沒被抓住。後來他還是蹲了禁閉室。關禁閉之後，又把他的發言認定為「反蘇宣傳」。「集體委員會」要求勞改營當局把進行反蘇宣傳的阿列克謝耶夫關進隔離室。當局根據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結果阿列克謝耶夫被加判三年嚴格監禁。
為了正確地指導人們的思想，現在移民區裡規定每週上政治課，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課由擔任務大隊（每大隊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隊長的軍官講授，每次圍繞一定的專題，例如：我國制度的人道主義性質，我國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覺醒，等等。據說，移民區的囚犯都非常關心這些問題，他們瞭解這些問題之後便會更好地遵守移民區的各項制度，更賣力地勞動。（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確理解。例如，有人就從伊爾庫茨克寫信來說：「在飢餓的勞改營裡卻向我們講什麼我國的產品極大豐富。我們這裡在勞動中只看見十字鎬、鐵鍬、抬筐、揹簍，但人們卻向我們宣講什麼到處都在實現機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營大會之前，萬尼亞·阿列克謝耶夫還幹過這樣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課上舉手請求發言，然後站起來對講課人說，「您是內務部的軍官，我們這些人是囚犯，咱們都是在個人迷信時期犯了罪的。因此，我們和您同是人民的敵人。如今咱們都應該以自己的忘我勞動向蘇聯人民請罪。所以，我很嚴肅地建議您，少校公民，要堅決地走共產主義的路！」這件事被認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蘇情緒」，後來寫進了他的檔案。
這位阿列克謝耶夫從烏斯特維姆勞改營寄來一封內容廣泛的長信。信紙已經揉搓軟了，字跡也不清楚，我花了六個小時才看完它。這裡真是無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發出的這種一般性議論：「什麼人現在蹲在勞改移民區，蹲在這奴隸的貧民窟裡？這是被社會排擠出來的、人民中間最勇敢而不妥協的那個階層……是官僚集團把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淵的，因為它看到：如果這部分青年用關於社會公正的理論武裝起來的話，那將對官僚集團十分危險。」「囚犯是被排擠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孩子，是勞改營的財產。」
另一個工具便是廣播，如果能正確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樂和愛情歌曲，而是教育性節目！）廣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樣，按制度不同區別對待：對特種制度移民區播音二一三小時，對普通移民區則整日播送聲
此外還有學校！（那還用說！我們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會去的呀！）只不過「一切都是形式主義的。是為了遮人耳目……人們是在棍棒驅趕下去學校的，學習興趣被加強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輕的人們因為自己的衣著破舊「不好意思讓自由人女教師看見自己這副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