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對於囚犯來說，看到一個活女人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說。只有根據戰後斯大林和貝利亞實行的男女分別關押原則，才能對犯人進行正確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對成年犯人，對刑期長達幾十年的人更是如此。這個辦法在古拉格群島已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了。儘管整個人類世界都承認男女兩性間的互相作用是推動改良和發展的因素，但這個原則是古拉格群島所絕不能接受的，因為那樣一來勞改犯的生活就會「像是住療養院」了。而且，我們越是接近已經照亮半邊天的共產主義光輝，就越得堅決地把男女罪犯分開，只有通過這種隔絕才能使他（她）們好好受點苦楚，從而得到改造。
在我們這個不是沒有公開性的、不是人民無權的時代，通過勞改移民區進行改造的這一整套制度也還受到社會的監督。是的，我們有監察委員會。讀者還沒有忘掉它吧，它並沒有被取消。
監察委員會是由「地方組織的代表」組成的。但實際上，在荒僻地區，在自由居民的村鎮上，除了行政領導的夫人們之外誰能參加這類委員會呢？它不過是隻會重複丈夫意見的娘兒們委員會而已。
但是，這個辦法在某些大城市卻有時會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區黨委委派女共產黨員加麗娜·彼得羅夫娜·菲利波娃參加敖德薩監獄的監察委員會。她極力推辭：「我可不願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黨有黨紀呀，她不得不參加。參加之後，她被這項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監獄裡看到了各種人，而且他們中間有多少無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經徹底悔改了呀！於是，她想出了一個辦法：不要監獄當局參加，她要同囚犯個別談話（這自然使監獄當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連幾個月都像仇人似的看著她，但後來終於改變了態度。她從此便常去監獄，一個星期去兩次，三次、四次。在監獄裡一直呆到晚點名，有時甚至假日也不休息。這時，那些派她來的人們當然就不很高興了。她向上級機關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況（刑法典上已經沒有這麼長的刑期了，但是人們卻還在服刑），請求紫刑滿釋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況。上級機關或者對她的報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監禁場所管理局的局長，一位將軍，一九六三年曾極力使她相信，蘇聯國內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這位局長原來是「不知道」！）或者對她談的情況完全瞭解，然而堅決反對她的意見。接著便在烏克蘭共和國政府系統和按黨的系統開始對她進行迫害和誣陷了。她所在的那個委員會也因為不斷提意見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古拉格群島的統治者們！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實際工作者！讀者大概記得吧：「當時在那裡工作的人們現在還在那裡工作，或許人員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十」，這不是我們剛剛從他們本人那裡瞭解到的嗎！？
但是，他們在思想上是否發生了某些變化？他們現在是否對自己看管的人們多少有了些憐憫之心？是的，所有報紙和雜誌都一再強調現在他們確實有憐憫之心了。我並沒有專門去尋找，但我們已在《文學報》上看到（第一章）葉爾採沃村的今天的勞改營主人對犯人是多麼關心備至了。另外，《文學報》還請移民區的首長髮表了談話：（1964年3月3日）
「要批評（在勞改移民區裡）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對他們進行幫助就困難得多。而要選擇合適的人選——積極熱情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養的（還一定得有文化素養！）、對這項工作有興趣而且在這方面有才幹的人選，那就更加困難……應該為這些人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這是我深深瞭解的……」
我們要能在這裡結束本章該多好，就認定是這樣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靜，可以獻身藝術，還可以更安全地獻身於科學。但是，這些可詛咒的來信，這些揉皺了的、磨破了的、通過非法的「小道」從勞改營裡寄出來的信件卻不允許我結束它。那麼，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擔負著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獻給囚犯的人時，是怎麼說的呢？請看：
伊-恩寫道：「你把心裡的話全都掏給教育員，可是，你會覺得你的話像是碰在他的灰色軍大衣上反彈回來。這時，你恨不得想問他：‘對不起，您家那頭奶牛近來挺好吧？’因為這位教育員在牛棚裡花在奶牛身上的時間要比他用於教育物件的時間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種勞改營，列紹蒂。）
列-恩寫道：「還是原先那些蠢貨當看守。勞改營頭頭是個典型的沃爾科伏依式的人物。絕不能跟看守們頂嘴，否則立即關禁閉。」
科-恩寫道：「隊長們跟我們說話，全用勞改營裡那一套詞兒。開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葉爾佐夫站。真湊巧！）
科一伊寫道：「我們這裡的勞改營領導可以說是沃爾科伏依的親兄弟。不錯，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頭打，看人時那兩隻眼活像只餓狼……大隊長是原先的行動人員，他豢養著一個‘壞事報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獎給那人一點麻醉品……那些過去打人、折磨人、槍殺人的傢伙如今只不過是從一個勞改營調到了另一個勞改營，職務稍微有所變動而已。」（寄自伊爾庫茨克州）
帕-夫來信說：「移民區的頭子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產建設單位都在趕走白吃飯的人，於是這些傢伙就跑到移民區來了……原先勞改營裡的那些蠢貨……至今也還在繼續工作。他們在混日子，混工齡，等待達到退休年齡。有的到年齡也不退休。他們一點也沒有消瘦。囚犯在他們眼裡過去不是人，現在也還不是人。」
德-維的信中說：「我們諾里爾斯克第288號信箱這裡沒有一個‘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貝利亞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還是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趕走的那些人）……他們的工齡按兩倍算，工資標準定得很高，休假期間很長，伙食很好。他們幹一年算兩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歲就退休！……」
帕-恩寫道：「我們這個分部有十二三個壯小夥子，穿著幾乎到腳面的熟皮大衣，戴著皮帽，腳上是軍隊發的長筒氈靴。這些人為什麼不到礦山或墾荒地去勞動，去發揮力量呢？為什麼不把這裡的職位讓給年歲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繩索，由順伏爾加河而下的輪船來拖他們，也拖不走！大概只有這批寄生蟲才會向上級報告說囚犯們不易改造。因為犯人一少，他們就會被裁減了。」
可見，囚犯仍和從前一樣在統治者的菜園子裡替主人種土豆，澆地，替他們飼養家畜，做傢俱。
看到這裡，一些缺乏準備的讀者可能會困惑不解地叫起來：那麼，到底誰說得對？到底該相信誰？
當然應該相信報紙上的報道嘍！讀者，你相信報紙吧！永遠相信我國的報紙吧！
內務部人員構成一種力量。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絕不會退讓。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頂住，今後更會站穩腳跟的，會站穩的！
這不僅指勞改機關。也不僅是治安部。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報刊，那些蘇維埃代表們是多麼樂於支援他們。
因為他們是頂樑柱，是許多東西賴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們不僅有力量。他們還有理論論據。同他們爭論並不那麼容易。
我試了試。
其實，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打算。我不過是被這些來信所驅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這些來信是我全然沒有預料到的。今天的群島居民懷著莫大希望請求我：替他們把話說出來！維護他們的權利！使那些人變得有點人性！
可是，我向誰去說？要知道，人家連聽都不要聽……假如有自由的報刊，我會把這一切都發表出去，一旦發表，就會促進大家來討論！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卻只是作為一個不公開的、猶豫不決、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機關的走廊裡轉來轉去，在傳達室的小視窗前躬身等待，承受著值班軍人的不耐煩的和懷疑的目光。一個政論作家要想讓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員們把耳朵騰出哪怕半小時來聽聽他的話，那他得爭取到多大的社會榮譽和照顧才能辦到啊！
但是，這還不是主要困難。我的主要困難，就像當年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隊長會上一樣，是：向他們講些什麼？用什麼樣的語言講話？
把我在這本書裡寫的那些真實思想全講出來，既危險又完全無用。那僅僅會是一個社會聽不到的人在一間寂靜的辦公室裡發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著的人不會知道，實際問題絲毫也解決不了。
那麼，我該怎麼講？我只要一通過他們那大理石的、鏡子般明亮光潔的辦公大樓前廳，一走上那柔軟舒適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碼的絆羈——這是些用生絲製成的繩子，它們好像穿透我的舌頭、耳朵和眼瞼，緊緊地縫在我的兩肩上，縫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碼的絆羈就是：
1．我得承認：過去、現在和將來光榮都歸於黨！（這也就是說，總的懲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確的。我不得懷疑整個古拉格群島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強調「大部分坐牢的人是無辜的」。）
2·我得承認：將要同我談話的那些高官顯貴是忠於其事業的，是關懷囚犯的。我不能指責他們口是心非、冷漠無情、不瞭解情況。（他們既然全心全意為事業工作，怎麼能不瞭解自己的事業呢！）
反過來，我本人干預此事的動機倒值得懷疑；我算什麼人？既然這不是我的職責所在，我為什麼要干預？我是否抱有某些骯髒的自私目的？……既使沒有我，黨也全看在眼裡嘛，會全部正確處理的，那麼我為什麼還要干預？……
為了使自己多少顯得理直氣壯些，我選擇了我被提名為列寧獎金獲獎候選人的這個身份。於是，我就像棋盤中的「小卒」一樣，一步步向前「拱」去，心裡想：說不走過了「河」能當「車」使呢？
於是，我來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來到法案委員會。原來這個委員會正在制定新勞改法典，這項工作已進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將是群島未來生活的規範，它將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確實存在過又從未存在過的、又好像是從來沒有成文的法典。這個委員會同意接見我，想讓我這個在古拉格群島成長起來的人瞭解一下他們的智慧，並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給他們作點綴。
接見我的共有八個人。其中四人年紀之輕使我驚訝：這些孩子們如果能唸完大學就算不錯了，看樣子不像是讀完大學的。他們已升上權力寶座，升得太快了！看，他們在這座大理石的、鑲木地板的宮殿裡顯得多麼悠然自得！而我呢，單單被允許進入這裡就要經過各級極其審慎的考慮。委員會的主席伊萬·安德烈耶維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決於他的話，他明天就會把古拉格群島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務卻是：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講話最多的是兩個小老頭——活像格里鮑耶陀夫筆下的奧察柯夫時代，征服克里米亞時代的小老頭。他們是那種一旦學會點什麼就永遠僵化在腦子裡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證他們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後連報紙也沒有瀏覽過；對他們來說，不論發生過什麼事情，都不能影響他們的觀點！其中一人穿藍色上衣，我總覺得那像是葉卡捷林娜女皇時期的淺藍色宮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擰下葉卡捷林娜銀星章之後留下的痕跡。這兩個老頭從我一邁進房門時就對我和我的來訪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過，他們還是決定表示出應有的耐心。
當你心裡有許多話要說時，往往倒不容易開口。何況這時我還被許多絲繩束縛住，彷彿稍一動作就牽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說還是準備好了的，而且，看來不會被任何絲繩牽扯住。我首先對他們談到：有人認為（我不能說他們認為）現在勞改營有變成「療養院」的危險，似乎如果勞改營沒有飢餓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話從何說起？我請求他們，儘管缺乏親身體驗，也不妨設想一下監禁本身給人造成的痛苦和懲罰：一個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裡，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屬、朋友）們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長；不能自由走動，一般也不能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勞動；他經常感到別人——具有不同生活經驗、觀點和習慣的其他犯人對自己的壓力甚至仇視；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異性的影響（就不必談生理問題了）；甚至醫療條件也壞得同獄外無法相比。這哪裡能同什麼黑海海濱的療養院相比呢？為什麼那麼害怕監獄會變成「療養院」？‘不，這個想法根本不能打動他們。他們穩坐如山，毫不為之所動。
那麼，就談得廣泛些吧。我們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後重返社會嗎？那麼為什麼要讓他們經常生活在嚴酷的環境之中？為什麼現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經常在肉體上折磨他們？使他們變成殘廢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於是他們向我解釋我的錯誤：首先，是我對今天的犯人構成不夠了解，是憑老印象看問題，落後於生活（這確是我的弱點，我的確沒有看見現在坐車的人們）。而對於那些被隔離的累犯來說，我剛才列舉的事根本算不上剝奪權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們覺悟起來（絲繩把我拉痛了！是的，在這一範圍內他們有發言權，他們瞭解現在是什麼人在坐牢）。使他們重返社會？……是的，這當然不成問題。老頭子們象留聲機似地說著，但我從那聲音裡聽見的卻是：不，當然不能，讓他們老死在移民區吧，這樣咱們大家都會太平些。
那麼，現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檢察長回答了，就是那個穿藍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跡的老頭兒，他頭上的白髮已經很稀了，臉型有點像蘇沃洛夫將軍。他回答說：
「實行嚴格管理制度以來，我們已經收到一些效果：殺人事件從每年兩千起（在這間屋子裡是可以談這類數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幾十起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我悄悄把它記了下來。看來，這就是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
什麼人在坐牢？當然，要想談論制度是否得當的問題，必須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麼人。弄清這一點需要幾十名心理學家和法學家，得讓他們去現場調查，自由地同囚犯談話，然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而我那些「勞改營通訊員們」的來信恰恰不寫這些事，他們不寫自己和其他犯人是為什麼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親屬們還在孤單中吞嚥著淚水。莫斯科的自由人還不知道勞改營的詳情（《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描寫的是「過去」），他們還是膽怯的，四分五裂的，還不存在任何社會運動。還是以前的，斯大林時代的死寂。
一般性討論已經結束，我們過渡到專題討論。其實，不用我說，委員會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決定。他們並不需要我，只不過出於好奇，想見一見我而已。
郵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內，而且要按現行辦法分成見等，區別對待。我提議每一等的限額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郵局規定每個郵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內。我說：「他們在捱餓！用飢餓能夠改造人嗎？！」
「怎麼會捱餓？！」委員會對此一致表示憤慨。「我們親自去過，我們看到那裡吃剩下的麵包成汽車地往外技！」（是拉去給看守們餵豬嗎？……）
我該怎麼辦？我應該對他們大聲說：「你們說謊！這不可能！」可是，通過肩膀縫在後臀的絲繩緊緊拉住我的舌頭。我不能違反原定的條件：應該承認他們瞭解情況，是誠心實意的，是關懷囚犯的。把囚犯們給我的信拿給他們看嗎？這些信對他們來說無異於一堆廢紙，何況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樣子的紙片擺到這鋪著紅色天鵝絨的會議桌上來，也顯得可笑，不成體統。而且也絕對不能拿給他們看，他們會記下姓名，這些小夥子們就會遭殃了！
「但是，讓他們多收到幾次郵包，這對國家並沒有什麼損害呀！」
「您知道是什麼人利用這些郵包嗎？」委員們反駁說，「基本上是有錢的家庭。（「有錢的」這個詞這裡可以使用，因為談論現實的國家性問題時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隱藏了財產的人們。因此，允許增加接受郵包的次數，就會相對地使勞動者家庭處於不利地位！」
這樣，我又被繩子拴住了，它簡直勒進了我的肉裡！是呀，這又是一條不能違反的條件：勞動階層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們成天坐在這裡就是為了勞動階層的利益嘛！
我發現自己實在不夠機敏。我不知道該怎樣反駁他們。對他們說：「不，一你們沒有說服我？」他們才不理呢，我算什麼，難道我是他們的上司？！
「那麼，小賣部呢？」我又從另一方面通過去！「我們為什麼不實行社會主義付酬原則？自己勞動掙的錢，讓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還應該積累一些基金供釋放時使用！」他們又反駁我，「否則犯人在刑滿釋放時不名一文，就得靠國家養活。」
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條繩也拉緊了，我的舌頭還是不能動彈。我怎麼能提出要慷國家之慨而給犯人提高勞動報酬呢？！
「那麼，總該保證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這一點早已經佈置下去了。正是這樣執行的。」
「可是，在營區內部還有幾十種方法可以侵佔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請你們特別強調一下，不準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裡不能規定得那麼細膩。」
工作日是八小時制。我有氣無力地說了幾句關於七小時工作日的話，但自己也覺得過分了：現在已經不是十二小時勞動，也不是十小時了。還想怎麼樣？！
「通訊，這是使囚犯同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保持聯絡的一條渠道。（看，我也學會擺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請不要限制通訊吧。」
但是，這一點他們不想重新討論。限額已經規定出來，而且不像從前那麼嚴格……他們還把接見次數規定表拿給我看，其中還包括為期三天的「單獨接見」，而我們那時期則是多年不許接見的。所以，也過得去。我甚至覺得他們在這方面的規定是比較寬大的，差一點兒沒稱讚他們。
我疲倦了。到處都被牽制住，一動也不能動。我在這裡毫無益處。我該走了
從這間節日般輝煌的、寬敞的辦公室看，根據這些軟椅裡的委員們滔滔不絕的談話看，勞改營根本不是什麼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達理的。看，成卡車成卡車地往外拉剩麵包……總不該把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會上來吧？這時，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賊頭們的嘴臉……我已經十年不在牢房了，怎麼知道現在坐牢的縣些什麼人？我的弟兄們，政治犯們，似乎已被釋放。強制遷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個討厭的老頭想聽聽我對於絕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爛菜湯更富有營養的東西，我總不能不贊成通過軟管強制給絕食者灌食吧？
我只好厚著臉皮對他們說：囚犯不僅有權使用絕食這唯一手段維護自己的主張，而且有……餓死的權利。
我的論據使他們驚訝不已。可是我這裡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對他們談絕食與國內社會輿論的關係。
我離開那裡時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擊潰了；我甚至有點動搖，他們卻絲毫沒有動搖。他們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蘇維埃將會全體一致給予批准。
蘇聯社會治安部部長瓦季姆·斯捷潘諾維奇·季庫諾夫。真是異想天開！我這個微不足道的「m字232號」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見內務部長，並且教給他該怎樣管理古拉格嗎？！
要想接近部長辦公室，先要見一些上校。他們一個個養得肥頭大耳、細皮嫩肉的，但動作都十分敏捷。進入主任秘書的辦公室後就再沒有往前去的路了。這個房間裡沒有別的門。可是有一個巨大的玻璃櫃，玻璃裡面掛著縐紗帷慢。櫃子之大足能裝進兩個騎馬的人。原來這就是進入部長辦公室的門斗。辦公室很大，坐下兩百人也寬寬綽綽。
部長本人胖得有些病態，下顎很寬，整個臉是上小下大，成個梯形。全部談話過程中他一直嚴肅而冷淡地打著官腔，對我的話毫無興趣，只是出於職責不得不聽。
我首先擺出一大段關於「療養院」的議論。接著談到上面那些一般性問題：「我們」（我和他們）面前究竟有沒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務？（我對「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裡談過）為什麼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轉變？為什麼要建立四種勞改區？我向他重複著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問題：關於伙食、郵包、衣服、勞動安排、關於違法亂紀、關於「實際工作者」的面目。（至於我收到的信件，這次連帶都沒敢帶來：怕他當場沒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話，而且不提寫信人。）我向他談了足有四十分鐘，或許有一小時，相當長，而他居然會耐心地聽完，這倒使我有點驚奇。
他有時也打斷我，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見。他並不對我一概否定。我原來把他設想成一堵驕傲的牆，但這人卻溫和得多。他對許多問題都表示同意！他同意應該多發些零用錢，好去小賣部買東西，郵包限額應該放寬，不必像法案委員會那樣對包裹內容作具體規定。（但是，這些都不取決於他呀！不是由他這位部長決定的。由新勞改法典規定！）他也同意讓囚犯可以煮點或燒點自己的東西吃。（可是東西哪裡來呢？）通訊和郵寄書報可以不管限制。（這可要給勞改營的書報檢查人員增加負擔。）他也反對阿拉克切耶夫式的過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經常站隊之類。（但是，領導機關去幹涉這類具體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壞紀律容易，要重整紀律可就難了。）他同意營區裡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種營的囚犯竟然在機械製造廠旁邊開闢了私人菜地，機床工們休息時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種些西紅柿和黃瓜之類。部長已經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頗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對他說：「人和土地的聯絡有助於道德教育！」他卻反駁說：「犯人私有菜地會培養私有制的本能！」）當部長聽到又把「營區外拘禁」的人們抓回勞改營時，他甚至為之震驚。這太可怕了！（我沒好意思問他：你當時擔任什麼職務？你是怎樣反對這種作法的？）不僅如此，這位部長還承認：現在對囚犯的看管比「伊萬·傑尼索維奇」那時候嚴厲得多！
既然如此，我還有什麼可以說服他的呢！我們簡直沒有什麼可談了。（一個不擔任職務的人的建議，部長認為是不必記下來的！）
我該提出什麼建議？把群島解散，改為無警戒監禁嗎？說都說不出口，十足的烏托邦！何況任何一個重大問題都不取決於個別人，它總是在許多機關中串來串去，而不取決於其中任何一個個人的。
部長則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堅持說：條紋布囚服對那些累犯來說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這是些什麼人，就不會反對給他們穿條紋布囚服了！」）而聽到我對看守人員和警衛人員的指責時，他覺得很委屈，他說：「這是你弄錯了，要麼就是你的感受與眾不同，這或許是你的個人經歷所造成的。」他極力使我相信現在誰也不願意去當看守，趕都趕不去，因為現在沒有優待了。（我真想對他高興地叫起來：「不願意去，這是一種健康的、人民大眾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頭和眼皮全被預防性的絲繩牽扯住，動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點：不願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軍士，軍官們還是在爭先恐後往那裡鑽。）他說，不得不依靠預備役人員去當看守。相反，部長向我說明，是囚犯越來越放肆了，現在看守同囚犯談話時很有禮貌，規規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們的來信和部長的談話如此大有徑庭，我們應該相信誰呢？很明顯；囚犯們在扯謊。
而且這位部長講話時還說這是他親眼所見。他是部長，當然有機會去勞改營看看，我就沒有機會。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勞改營？（一聽他主動提出這兩處，我就知道這是波將金式的、安排佈置好專供參觀的地方。再說，我以什麼身份去？是部長派來的監察員嗎？那我在囚犯面前連頭也抬不起來……我當然不同意去看……）
部長反過來指責囚犯們不夠通情達理，對給予他們的關懷毫無反響。他來到馬路尼託哥爾斯克勞改移民區問他們：「你們對目前的生活有什麼意見？」他們當著特種勞改點領導的面就齊聲說：「沒有意見！」而他們自己永遠是不滿的。
而且部長從下列各種表現上看到了「勞改區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勞改點首長表揚的機床工臉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勞改區的囚犯得知他們的產品（煮水器）是供應英雄的古巴的，都為此感到自豪；
——勞改營的「維持內部秩序小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組」）按期報告工作並進行改選；
——杜布洛夫勞改營裡有很多（公家的）鮮花。
部長現在主要關心的是：使每個勞改區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地。部長認為，只要各項有意義的工作都開展起來，囚犯也就不會再逃跑了。（至於我對他的反駁，指出「人對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無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了部長辦公室，深信這一切是不會有盡頭的。我認識到自己絲毫未能推動什麼，人們將依舊照章辦理。我離去時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對事物的理解是多麼互不相同啊！除非讓囚犯親身高踞於這間辦公室的寶座，否則他不可能理解部長腦心理；而部長，只要他自己沒有落入鐵絲網裡，他辛辛苦苦開出來的一小塊菜地沒有被衛兵們踐踏掉，只要人們沒有強迫他丟掉自由去學習開機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這裡的談話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談的是兩名知識分子到所長和幾位研究室主任。這些人都很活躍，各有獨立的見解，他們也互相爭論。座談會之後，一名副所長b·h·庫德里亞夫採夫送我出來，在走廊裡他責怪我：「不對，您還是沒有把各種觀點都考慮進去。托爾斯泰就會考慮的……」接著，他突然對我耍了個欺騙手法：「來，咱們順便去看看我們所長吧，就是伊戈爾·伊萬諾維奇·卡爾佩茨。」
原來沒計劃訪問所長。我們什麼都談過了，還有什麼必要？也好，去打個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兩句是抬舉你了；這些副所長們、副主任們竟然是在這樣一個領導手下工作，這裡的整個研究工作是由這樣一個人主持的，真叫人沒法相信。（我還不知道主要的呢：這位卡爾佩茨還是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呢！）
卡爾佩茨見我進屋，便帶著敵意和輕蔑的表情站起來（整個五分鐘的談話好像就是這樣站著進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見，好不容易才如願以償似的。也行啊。他臉上透著躊躇滿志；堅強；厭惡（這是對我的）。胸前擰著一枚像勳章一樣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階西服。圖案是一把直立的創，刺穿了底下的什麼東西，文字是：內務部。（這是一枚很重要由證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別早就有了「乾淨的手，火熱的心，冰冷的頭腦」。）
「你們剛才談了些什麼？談了些什麼？」他住著眉頭問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談，但我還是出於禮貌簡單地重複了幾句。
「噢，」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剛一聽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嗎？放縱囚犯？！」
我曾經帶著各種問題走訪過大理石造的辦公室，穿過大玻璃鏡的門斗，徒勞無益地尋找答案，而現在，他的幾句話就使我意外地豁然開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問題：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為這會使勞改營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這是不能允許的。
允許囚犯接受更多的郵包？不行！這會對看守人中產生有害一影響，因為看守人員也吃不到首都生產的食品。
批評並教育看守人員？不行！我們是依靠這些人來維持的！現在誰都不願意去幹這種工作，可我們又不能給他們很多錢，優惠條件已經取消了。
我們剝奪了囚犯按社會主義原則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不，是他們自絕於社會主義社會的！
「但是，我們不是想讓他們重返社會生活嗎？！……」
「讓他們回來？？？……」佩帶利劍徽章的人感到很驚奇。「勞改營可不是為了這個目的的。勞改營是懲罰！」
是懲罰！——這聲音充滿了整個房間——懲罰！！
懲——罰——！！！．
一把垂直的利劍，它刺殺，它穿透，休想把它移開！
是懲罰！！
古拉格群島過去存在過，這群島今天依然存在，這群島今後還要存在！
不然的話，把那「先進學說」的失算——人們並沒有按照它設想的樣子成長——的責任推到什麼人身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