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期間，我沒有聽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講過一句流放地的好話。但是，關於流放生活的幻想卻早在最初關進偵查監獄和遞解監獄的時候就產生了。那時，牢房的六面石壁緊緊地擠壓著你，使你透不過氣，只有關於流放的幻想靜悄悄地閃著顫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樓，使得陰暗潮溼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陣陣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僅沒有擺脫這種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說，我的流放幻想還特別強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採掘場時，我一聽到鄰村的雞叫就幻想流放。我從卡盧加關卡的屋頂望著屬於別人的。龐大的首都，內心也曾禱告：讓我遠遠地離開這裡，把我流放到遠處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蘇維埃提出過申請，請求把我的八年勞改改為終身流放，哪怕去最遙遠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對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當時絕沒有想到終身流放早已註定，不過它不是把勞改改為流放，而是在勞改之後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圖茲關押著三千人的「俄羅斯人」勞改點「釋放」了十個人。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被領出勞改營大門！——這在當時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現象。埃克巴斯圖茲營建立三年來還沒有釋放過一個人呢。何況這些人中間誰的刑期也沒有滿。這麼說，是那些在戰爭初期判刑十年而倖存下來的少數軍人得以釋放了。
我們急切地盼望著他們從獄外來信。有幾個人間接或直接寫信來了。我們得知：他們離開勞改營後幾乎全被流放了，雖然原判決書上根本沒有提流放。但是誰也沒有對此感到奇怪！監獄當局和我們都很清楚：問題並不在於法律條文，不在於判處的刑期，不在於寫在紙上的手續。問題的實質是：政權是強者，它有權對我們這些一旦被劃為「敵人」的人踐踏、鎮壓、扼殺、直至我們死亡。不論是政權當局還是我們，都覺得只有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安於這樣了。
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人們擔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運，而是那些虛假的獲釋者的命運，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勞改營外、沒有警衛看守、已經離開內務部的灰色羽翼保護的人的命運。不知為什麼，政權當局認為流放是一種補充懲罰手段，其實，流放不過是囚犯久已習慣的那種不負責任的生存的繼續，是他賴以繼續頑強地活下去的宿命論基礎。流放可以使我們免除自己選擇居住地點之苦，免於苦思冥想和再犯錯誤。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對你最適當、最好的地方。整個蘇聯國土上只有在這唯一的地方人們才不會責怪我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只有在這裡我們才有無可爭議的最後權利佔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覺。而像我這樣從勞改營出來後任何地方都沒有任何親人等待的孤獨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貼心人。
在我們國家，逮捕時是刻不容緩的，但釋放時就決不會著急了。如果某個不幸的希臘民主主義者或土耳其社會黨人在監獄裡比規定時間多關了一天，那麼恐怕全世界的報紙都要為此喊叫起來吧。而我感到十分高興的卻是：服滿刑期之後只在勞改營裡多留了幾天就把我……釋放了嗎？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後，又押解了一個月，這已經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時間了。
雖然是在武裝士兵押解下離開勞改營，我們還是遵守監獄裡的最後的迷信信條：無論如何絕不能回頭望一眼這最後的監獄，（據說回頭一望，你將來就還得回到這裡！）並且要正確地處理自己在監獄裡使用過的小飯勺。（但是，怎樣才算正確？有人說，應該帶走它，否則就得再回來取；也有人說，應該把它扔給監獄，否則監獄就會追著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親自在鑄造車間鑄的，所以我把它帶走了。）
又一次經過巴夫洛達、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的遞解站。雖然我們已算是刑滿釋放的人，但還是要對我們搜身，沒收不許帶的東西，趕進狹窄擁擠的牢房，塞進黑烏鴉囚車或「澤克」車廂，和刑事犯關在一起。警衛部隊的軍犬照樣向我們狂吠，衝鋒槍手照樣喊叫；「不許回頭！」
不過，在鄂木斯克遞解監獄我們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別的事情時順便向我們五個從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問道：「是什麼神保佑了你們？」「怎麼回事？要把我們往哪兒送？」我們幾個人立即興奮起來。我們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錯。「往南方唄！」看守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確實如此。從新西伯利亞把我們送往南方了。火車朝著溫暖地帶開會！那裡有大米、葡萄、蘋果。怎麼回事？難道貝利亞同忐沒能在偌大一個蘇聯結我們找到塊更壞的地方？難道真的會有這種流放？（我已經在暗自盤算將來寫一組關於流放的詩，題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林市火車站上把我們從「澤克’」車廂卸下來，看管仍然十分嚴厲。上卡車時仍是通過警衛士兵形成的一條走廊，還是叫我們直接坐在車斗裡，彷彿已經服滿刑期後我們還會企圖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彎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輝照著卡車走過的黑暗林蔭路，這是一條真正的楊樹林蔭路！這就算流放！我們不是到了克里米亞吧？剛剛二月底，我們那裡的額爾齊斯河還被堅冰封著，可這裡已是春風拂面了。
把我們送到監獄。監獄接收時沒有搜身，沒讓進浴室。可詛咒的四壁也不顯得那麼陰森了i我們拿著自己的口袋、提包等進入牢房。早晨，管鑰匙的開啟牢門，無精打采地說：「出來！把各自的東西全拿上！」
魔爪逐漸鬆開了……
紅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裡迎接了我們。朝霞溫暖著獄牆。大院當中停著一輛卡車等待我們，車上已有兩個犯人，他們和我們併成一批。應該深深地吸幾口氣，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麼能錯過這結識新交的機會呢？兩個新犯人中有個年紀很大的人，瘦瘦的臉，一頭白髮，一對不住流淚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亂的衣物上，嚴肅認真，象個接見外國使節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聾子或外國人，不大可能同我們找到共同語言。我剛一跨進車斗，就決定同他搭話。於是他用漂亮的俄語作了自我介紹，聲音堅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間，我們之間進發出一個會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內心往往會立即感覺到。這個人是朋友。在監獄裡。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爭。誰知道下一分鐘會不會使你們分手？可我們現在不是在監獄呀！也一樣！……於是，我戰勝汽車馬達的鬧聲，儘量地「採訪」他，因而沒有注意到卡車什麼時候離開監獄的水泥地駛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頭看最後的監獄的戒律。（有多少個「最後的」監獄啊！？）竟也沒有張望一眼我們短暫的自由旅程。卡車很快開進了內務部州分局的寬敞的後院。又向我們發出了禁令：不許離開這裡到大街上去！
看模樣，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足有九十歲，他的眼睛已經昏然無光，勝十分消瘦，頭髮完全白了。其實他是七十三歲。原來他就是俄國工程界早期的一位傑出水利工程大師和水文地理學家！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國工程師協會」的著名重要成員。（「俄國工程師協會」是怎麼回事？我第一次聽說它。這是俄國工程技術界一個陣容強大的社會團體。可是到了蘇維埃時期，這一切就全都被消滅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現在還堅定地以這段經歷為榮，他得意地回憶道：「我們當時就是不肯看風使舵，就是不承認幹手杖上能長出甜美的棗子來。」
當然，他們的協會為此被解散了。
我們被送到一個叫謝米列奇耶的地方。這個廣大地區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遍佈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跡和他的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納裡揚河水電站工程和通過楚伊裡山的隧道工程的技術計算工作。戰前他就已經自己著手實現這一宏偉計劃了。他在一九一二年從國外購進六臺「電力挖掘機」，在這裡展開了工作。（這六臺機器都經過了革命的洗禮，並且在三十年代在奇爾奇克工程工地上被當作蘇聯挖掘機械的新產品而使用。）現在，這位瓦西里耶夫由於「破壞活動」坐過十五年監獄，又在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度過最近三年之後，請求給他恩典——允許他在這裡，在謝米列奇耶，度過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為他一生的事業正是從這裡開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貝利亞本人記得二十年代有過一個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師曾經計劃過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幾個共和國的水利資源的話，肯定連這一點恩典也不會給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車裡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時的神情才會像斯芬克斯那樣深沉而令人難以理解。今天不僅是他獲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時代、回到激勵感召過他的土地上來的第一天。不，人生並不是那麼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幾塊里程碑的話！
不久前，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的女兒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張貼著《勞動報》的報欄前停了下來。勇敢的記者不惜筆墨（這筆墨是有很高報酬的）繪影繪聲地描寫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林什維克建設者們修建的引水工程使這個地區煥發了青春。他描述了納裡揚河階梯式水電站工程的宏偉、水利工程技術的長足發展、農莊莊員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後，（不知誰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這樣幾句話結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實現了一位天才的俄國工程師瓦西里耶夫當年的設想。可惜這位工程師在官僚統治的俄國沒有得到承認。更遺憾的是這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未能活到他的美好願望勝利實現的今天！」這寶貴的幾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兒眼裡變得模糊不清、連成了一片。她從報欄裡扯下報紙，把它貼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聲中匆匆走開了。
當年那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並沒有死，他這時正蹲在上烏拉爾斯克政治隔離營的陰暗潮溼的牢房裡。風溼病（或是別的什麼骨科疾病）損害了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來。幸運的是，當時牢房裡不只他一個人，還有個瑞典囚犯。那個瑞典難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蘇聯監獄裡很少有瑞典人。記得我住的牢房裡也住過「個瑞典人，叫阿爾維德……
「是阿爾維德·安德遜嗎？」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立即高興地問道。（他的講話和動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來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這個阿爾維德！啊，人生的路多麼狹窄，多麼狹窄啊！這又引起了我們對群島的回憶。三年前阿爾維德原來是從那裡被送到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去的。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億萬富翁的父親似乎並沒有出面保護這位可愛的先生。
這時候我們開始單個地被傳到州警備司令部去問話（它就設在州國家保安部機關的院子裡）。那裡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許多尉官，他們管理著整個江布林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當然不會親自問我們話，少校也只是像瀏覽報紙標題似的看看我們的面孔。給我們辦手續的是些尉官，他們都會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
勞改營的經驗一再提醒我：留神！這短短的幾分鐘可要決定你的命運！機不可失！應該要求、堅持、抗議！要聚精會神地應付，要隨機應變。快點把理由想好，說明你為什麼應該留在州中心或者應該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這樣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由於在勞改營醫務所動的手術不徹底，這時我的腫瘤已經轉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了……我已經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種最高雅的、清靜悠閒的心情降臨到我身上，我自己也樂於處於這種狀態。我高興的不是有機會運用在勞改營學到的取巧經驗，我現在不屑於想出一個搖尾乞憐的藉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將來會怎樣的。你處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災禍，而在最壞的地方說不定會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頭上來。而且我這時正在關心地詢問老工程師瓦西里耶夫的經歷，根本沒有來得及打聽哪個州哪個區最好，哪裡不好。
弗·亞·瓦西里耶夫的檔案裡大概有句什麼起保護作用的批示，所以軍官們允許他自己步行到市內去，親自到州水利建設局詢問一下可否在那裡找到工作。而對我們這些人，則一概指定必須去科克切列克區。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帶的一角，接近哈薩克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別特巴克達爾沙漠的邊緣。哼，去找你的葡萄園吧！……
軍官們把每個人的姓名規規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紙張印製的表格，填上日期，遞到我們面前——簽字吧！
我不是在什麼地方遇到過類似的場面嗎？對，那是向我宣佈特別庭判決的時候。那時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務就是拿起鋼筆籤個名字。差別只是：那時候的紙張是莫斯科生產的很光滑的紙。鋼筆和墨水則同樣都很糟糕。
那麼，「今天」對我「宣佈」的又是什麼呢？是宣佈：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遠地流放到某某地區，置於國家保安部的地區部門的公開監督之下；如果擅自離開本區範圍，則根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交付審判，可判處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麼說的，完全「合法」嘛！絲毫不奇怪。我們都心甘情願地簽了字。
幾年之後，我得到了一本《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刑法典》。我十分滿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條是：判處流放的期限為三年至十年；而作為監禁刑的附加刑時，流放期不得超過五年。（這曾是蘇聯法律工作者的驕傲：他們從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開始就已經在蘇聯的立法中取消了無限期褫奪公權以及一般的無限期鎮壓措施，只有最可怕的一項例外，即無限期地驅逐出蘇聯國境。而且據說這一點是「蘇聯立法與資產階級立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性區別」。見：《從監獄到教育機構》一書。）法律固然是這樣的，但為了節約內務部工作人員的勞動，還是寫永久流放比較簡單，這就無須再關心什麼時候滿刑並且再找藉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條還規定：流放只能由法院以特別判決的形式判處。好吧，就算是由特別庭判處也行啊！可是，這裡實際上連特別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筆一揮，我們就被「判」終身流放了。
這時我的腦海裡忽然來了詩興，浮現出幾句諷刺詩，雖然稍嫌長些：
鐵匠的大錘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運砸成爛泥。
要我簽名，我只好揮筆：
接受國家保安部公開監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爾卑斯山、玄武岩、銀河系。
有多少星辰閃爍，向人間示意。
我豈敢同它們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當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滿意。
可你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從城裡回來了。我把這幾行歪詩讀給他聽。我們兩人都笑起來，像孩子，像囚犯，像無罪的人們一樣笑起來了。弗·亞·瓦西里耶夫的笑聲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維奇的笑聲，而且他們的性格也很相像：兩人都深深進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體的痛苦便再也無法破壞他們的內心平衡。
其實，目前瓦西里耶夫並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原來他不是流放到這裡的，當然，是「弄錯了」。只有伏龍藝市的機關才有權派他到原來工作過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處只負責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處處長，一個稍有點文化但卻十分自傲的哈薩克人，賞賜給這位楚伊引水工程創始人的榮譽是：讓他在辦公室門外稍候，等處長向區委電話請示之後方才同意接受這位創始人為「見習水利技術員」，就像安排一個剛從中專畢業的小姑娘一樣。安排到伏龍芝市去嗎？不行！那是另一個共和國。
怎樣才能用一句話來描寫俄國的全部歷史呢？那就是：它是個把一切希望和才華統統扼殺的國家。
但是，這位白髮老人總還是感到了幾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學家瞭解他，也許將來還會把他調到別處去。他也在表格上籤了字，承認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離開，甘願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歲！我幫他把東西拿到大門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過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個善良的人家設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說，有可能的話，就把老伴從莫斯科接到這裡來。孩子們？……孩子們不會來的，他們認為不應該放棄莫斯科的住房。還有別的親屬嗎？有一個兄弟。但是，這個兄弟的命運是十分不佳的：他是個歷史學家，可卻沒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義，竟離開了祖國。現在這個可憐的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拜占庭史。我們又笑起來了，我們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遺憾。我們擁抱告別了。就這樣，我眼前又閃過去一個傑出的人，他永遠地離開了我。
我們這些剩下來的人不知為什麼仍舊天天被關在小屋裡，晚間我們擠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覺，勉強可以伸伸腿，直直腰。這同我八年前開始服刑時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樣。我們已被釋放，可是晚上仍被鎮在屋裡；告訴我們：如果願意，可以拿個馬桶到屋裡來。與監獄不同的只是這些日子再不免費供給伙食了，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錢交給他們到市場去買回東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