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三個晝夜，總算盼來了真正的押送人員，帶卡賓槍的。他們命令我們在領取路費和伙食費的單據上簽字。路費立即被押送人員收去。（說是去買火車票，其實，他們一嚇唬查票員，就可以免費乘車了，路費落入他們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們排成兩行，拿著各自的東西走向火車站。我們又走過那條楊樹林蔭路。鳥兒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氣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們都還穿著棉衣，很熱，但都為來到南方而高興。不說別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難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車又把我們往回頭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後我們在楚站下車，步行了大約十公里。隨身帶的東西和皮包使我們都出了一身透汗。我們跌跌撞撞地走著，但還是拖著自己的東西。要知道，從勞改營裡拿出來的每一塊破布都會對我們這可憐的軀體有用！我身上穿著兩件棉衣（一件是清點物資時撈到的），還有我那件飽經災患的軍大衣，它在前線和勞改營的地上已經磨得不像樣子，但現在我怎麼忍心扔掉這件滿是灰塵的褐色軍大衣呢？
天黑下來了，我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那就是說，今夜又得住在監獄裡，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監獄。我們早已是自由人，可還老是住監獄，監獄。牢房、硬地板、窺視孔、放風、倒剪手、涼水……一切照舊，只是不發給口糧了：我們是自由人嘛！
早晨開來一輛卡車，昨天的押送人員也來了，他們當然沒在營房裡過夜。我們還得往草原深處走六十公里。卡車在窪地拋了錨，大家不得不跳下車（從前當因犯的時候沒有權力下車），從泥濘中往外推它。我們都用力推，為的是早些走過這是致多少有些變化的路程，儘快到達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員則在周圍站成半圓形，「保護」著我們。
草原迅速從車旁掠過。放眼望去，兩旁是望不見邊際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薩克人村莊，它們孤零零的，周圍只有幾棵樹。終於在地平線上出現了幾棵楊樹樹梢（哈薩克語「科克切列克」，就是「綠色的楊樹」的意思）。
到了！卡車在車臣人和哈薩克人的土坯房中間穿過，揚起滿街塵土，招來一群怒氣衝衝的狗。拖著小小的四輪車的溫順的小驢急忙閃到一旁。一家院子裡的駱駝慢慢地回過頭來，隔牆向我們投來輕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們的眼睛只看到婦女，這些不尋常的。被遺忘的婦女。看，那個黝黑的女人站在門口手搭涼棚注視著我們的汽車；看，那裡還有三個穿紅花連衣裙的正朝這邊走來。她們都不是俄羅斯人。「沒關係，會找到未婚妻的！」——當過遠洋輪船長的四十歲的維·伊·瓦西連科對著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時就一直是很順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現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領，尋找自己的輪船了。
汽車經過區百貨商店、茶館、診療所、郵局、區執委、木板牆圍起來的區黨委會的瓦房和區文化館的草房，停在國家保安部和內務部州分局的大門前。我們滿身是土，從車上跳下來，走進房前的小花園，大家也顧不得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脫下上衣開始洗臉擦身子。
內務部州分局機關的對面有一所平房，很高，顯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圓柱莊嚴地支撐著房前的假柱廊，柱腳下還有兩層光滑的石階，但是，往房頂上一看——草屋頂卻已經發黑了。禁不住心臟劇烈地跳動起來：這是一所學校！十年制中學！但是，討厭的心臟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別出聲：這學校與你沒有關係！
一個捲髮的、穿得乾乾淨淨的少女穿過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羨慕的學校大門走去。她的短上衣緊緊裹住纖細的腰身，看去象一隻黃蜂。她的步態是那麼輕盈，甚至令人懷疑她的腳是否踏著地面。她是教員！很年輕，不像是大學畢業的。也許，她是七年制中學畢業後又讀了師專？我真羨慕她！她與我這個壯工之間的鴻溝有多麼深啊！我和她屬於不同的階層，我永遠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這時候已有人在替我們這些新來的人辦手續了。我們依次被叫進安靜的辦公室。是誰問話？當然是「教父」，是行動特派員！流放地也有行動特派員，他就是這裡的首腦人物！
第一次見面非常重要：因為今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個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現在，我跨過他的門坎，我們彼此仔細地審視著對方。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哈薩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禮貌把自己包住，我則用一副傻頭傻腦的面孔把自己藏起來。我們雙方都明白：我們之間將要進行的、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對話，諸如，「請你把這張表填一下」，「我該用什麼筆寫呢？」之類，實際上也就是一場決鬥。這時，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表現出：我連這點小事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看，我平常就是這樣的，大大咧咧，沒什麼心眼兒。而你這個青銅怪物則應該記住：「對這個人不必特別監視，他會安分守己地過日子的，看來這些年的勞改營生活對他有所幫助。」
我應該填寫什麼？當然，是一張調查表，還有自傳。新檔案就要從這調查表開始建立，卷宗已經準備好，就放在桌上。今後關於我的告密情和官員們對我的鑑定、評語等將會源源不斷補充到這個卷宗裡來。等材料積累到大致夠立一個新案時，便會從上級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這所房子後面就是監獄的土坯房），再給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張紙呈上去。行動特派員看了一遍，把它裝進活頁資料夾。
「對不起，您能不能告訴我區教育局在哪兒？」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氣地問道。
他也很客氣地告訴了我，並沒有驚奇地揚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結論：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門不會反對的。（自然，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囚犯，我不會便到直接去問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統找工作嗎？」）
「訪問，我什麼時候可以自己到那裡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聳了聳肩膀：
「一般地說，今天，你們還得在這……最好不出這個大門。不過，要是為了工作問周，也可以去一趟。」
現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這個偉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後都沒有人端著衝鋒槍了！我回頭看看，確實沒有！我高興的話，可以靠右邊的路走，順著學校的院牆走，院牆內有一口肥豬正在用嘴拱地；高興的話，也可以沿著左邊的路走，那邊區教育局的院牆外面正有幾隻雞在尋找食物。
我走向區教育局。走過了大約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彎著的腰有點直起來了。走路的姿勢也不那麼拘謹了。通過這二百米，我從一個公民等級進入了上一個等級。
我穿著從前在前線穿的舊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條很舊的斜紋布褲子，腳上還是勞改營發的豬皮皮鞋，勉強把包腳布的兩個角塞進去。我就這樣走進了區教育局。
裡面坐著兩個胖子，哈薩克人，座位旁邊擺著兩個小牌，表明兩人都是區教育局的視察員。
「我想在學校找個工作。」我對他們說，覺得自己的信心越來越強，甚至感到很輕鬆，好像我是在問他們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裡似的。
他們有些緊張。畢竟不是常有新教員到這草原上的土房裡來找工作的。雖然這科克切列克區的面積比整個比利時還大，但這裡具有七年級文化水平的人卻屈指可數，他們彼此全都認識。
「您是什麼學校畢業？」他們用相當純正的俄語問我。
「大學物理數學系。」
他們甚至嚇了一跳。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接著便用急促的哈薩克語談起來。
「那麼……您是從哪兒來的？」
好像還不清楚，還必須找自己對他們解釋似的。哪個傻瓜會跑到這種地方來找工作呢、何況現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時前被流放到這裡的。」
兩人立即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面孔，先後鑽進局長辦公室去。他們走了，我這時才發現旁邊的打字員在注視著我。她是二位五十來歲的俄羅斯婦女。眼神一閃，像一個火花，我立即感到我們是同鄉：她也是從古拉格群島來的！哪兒的人？為什麼？從哪一年起？這位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於新切爾卡斯克的哥薩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這個普通打字員在內務部機關的各種手段的「幫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個臆想的恐怖組織的成員。於是，十年勞改。而後是再次判刑。然後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著局長辦公室虛掩著的門，壓低聲音簡短扼要地向我介紹了學校的情況：有兩個十年制學校，還有幾個七年制學校；區裡非常缺數學教員，這裡沒有一個教員受過高等教育；至於物理教員，這裡從來沒有看見過。辦公室的鈴聲。打字員雖然很胖，卻霍地站起來，迅速向門口跑去——這也是她的職務呀！她很快轉身回來，用「官腔」高聲叫我進去。
正面桌上鋪著紅色檯布。兩個胖視察員舒適地坐在旁邊的長沙發上，局長坐在斯大林畫像下的大安樂椅上。局長是個哈薩克女人，小巧玲瓏，挺討人喜歡。她的舉止和派頭像是貓與蛇的結合。畫像上的斯大林不懷善意地向我微笑著。
讓我在門口坐下了，離得遠遠地。像個受審的人。我們開始了無聊而冗長的談話。每次同我用俄語談上一兩句，他們自己就得用哈薩克語談上十分鐘，這時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們詳細約問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教過書，擔心我已經把自己的專業辨識和教學法忘掉了。接著便吞吞吐吐地說：現在沒有空缺，區裡各學校的數學和物理教員都滿員，真遺憾，連半個教員的工資經費都不好籌措，而教育我們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項責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後，終於歸到主題：問我是為什麼坐牢的？我的具體罪狀是什麼？沒有等我回答，那個貓蛇已經提前把眼睛眯縫起來，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紅閃光已經刺痛了她那黨員的眼睛。我把目光從她的頭上移向上面撤縣那張兇惡的臉，就是這個撒旦毀掉了我整個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樣談我和他的關係呢？
我只好嚇一嚇這些教育家了。在這種情況下囚犯們是會用這一招兒的。我回答說：你們所問的問題屬於國家機密，我無權在這裡講。我想知道的事很簡單：這裡要不要我這個教員？
他們又用哈薩克語長時間地討論起來。誰有膽量把個國家罪犯僱到學校來？不過，他們找到了出路：他們叫我寫份自傳，填張表格，一式兩份。這是早已習慣的！紙上什麼都可以寫。我不是一小時前才填過嗎？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機關的大院。
我懷著莫大的興趣在大院裡繞了一圈，看了看他們自己設立的監獄。我看到，他們也學著大人的樣子在圍牆上挖了個小洞作為給犯人轉遞物品的「視窗」。其實，圍牆很矮，完全可以從牆上把籃子送過來。可是，如果沒有「送飯口」、還算什麼國家保安部？我在院子裡漫步，覺得這裡呼吸起來比在那發了黴的區教育局反倒更輕鬆些。從區教育局的角度看來，保安部顯得高深莫測，它能使教育視察員聞聲喪膽。現在，我就在這裡，這個部是我最親愛的部呀。這裡有三名警備司令部的官員（其中有兩名校官），他們奉命公開監視我們。我們就是他們的謀生手段。這裡沒有什麼悶葫蘆要猜，彼此之間的關係一目瞭然。
幾個警備司令部的官員倒還和氣。他們允許我們夜間不睡在上鎖的屋子裡，可以睡在院裡的乾草上。露宿！我們已經忘記這意味著什麼了！……多少年來一直是上鎖，一直是鐵柵欄，看到的是四壁和頂棚。怎麼能睡得著！我在院裡，在監獄旁邊的院裡，沐浴著柔和的月光踱來踱去。已經卸下的馬車、水井、飲牲口槽、一小垛乾草、馬棚頂下面的馬影——這一切顯得那麼和平、古老，看不到一點保安部的殘酷印記。剛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後卻毫無涼意，幾乎和白天一樣，微風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時而響徹叫驢的吼聲，聲音時起時伏，充滿激情，它向母驢表明自己的愛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驢的叫聲中也表達著同樣的感情吧。我是不善於辨別聲音的。聽，這種低沉有力的聲音是不是駱駝在叫？假如這時我能放聲高呼，我也會對著月亮怒吼的：我要在這裡呼吸！我要在這裡活動！
我會通不過那幾張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這充滿號角般叫聲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於那些膽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書！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進教室，以熱情的目光環視孩子們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圖——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鴉雀無聲！圖上加了一條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學生如釋重負地籲一口氣。
我不能睡。我來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驢子在歌唱。駱駝在歌唱。我的整個身體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後，我躺到敞棚下的乾草上，和其他難友並排躺著。離我們兩步遠的牲口槽旁，幾匹馬站在那裡整夜地嚼著乾草。我感到，對於我們這半自由的第一個夜晚來說，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這嚼草聲更親切的聲音了。
嚼吧，沒有惡意的生物！嚼吧，馴良的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許我們去租賃私人住房。我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找到一間雞窩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戶，很低，甚至在當中屋頂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來。雖然我在監獄裡幻想流放時說過：「我只需一間低矮的土房」，但連頭也抬不起來還是未免不大愉快。不過，總算是間獨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勞改營的棉農銷在地上就成為我的「床鋪」。這時，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師，鮑曼專科學校的教師亞歷山大·克利緬季耶維奇·茲達紐克維奇幫了大忙，他借給我兩隻木箱，我把衣服鋪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還沒有煤油燈（什麼也沒有！每一件需要的東西都得自己買，彷彿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上）。不過，我並不因為沒有燈而難過。這些年來，在牢房、禁閉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燈光下睡覺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適。看，黑暗也能成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靜中躺在兩隻木箱上，細細玩味著這黑暗中的寧靜！（很可能會從廣場上的擴音器中傳來廣播聲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廣場上的擴音器不知為什麼已經三天不響了。）
我還能有什麼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願望！我的女房東，從諾夫哥羅德被放逐來的信多娃老大娘，跑過來小心翼翼地對我耳語道：
「你去聽聽廣播！他們對我說了，可我真不敢重複。」
確實，廣播又開始了。我向中央廣場走去。廣場上。在裝著擴音喇叭的柱子周圍，陰沉沉的天空下已經集聚了大約二百人，這對於科克切列克村來說已經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薩克人。許多老年人從禿頭上脫下華麗的棕黃色小帽，拿在手裡，樣子都十分悲傷。年輕人們則冷淡得多。有兩三個拖拉機手沒有摘帽子。我當然也沒摘帽子。我還沒有聽清楚廣播員的聲音（他的戲劇性表演使他的聲音顯得特別傷心），但我已經有些明白了。
這是我和我的朋友們早在大學時代就祈求盼望的時刻！是古拉格群島上全體囚犯（除正統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時刻！亞洲的獨裁者死掉了！這個惡棍「蹬腿兒」了！啊！這時刻在我們那裡，在特種勞改營，會發出什麼樣的公開歡呼啊！可是，現在站在我旁邊的是中學女教員，俄羅斯族的女孩子，她們卻在失聲痛哭：「我們往後可怎麼活呀？……」她們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個廣場，向她們大聲喊叫：「放心吧，你們會照樣活下去！不會再槍斃你們的父親了！不會再把你們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們自己也不會再作為反革命家屬被捕了！」
真想在這擴音器前面大聲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遺憾啊，歷史長河的水流是緩慢的。因此，在我的臉上，在這張已經訓練得能夠應付一切場面的臉上，立即出現了一副謹慎的悲哀表情。目前還需要暫時裝假。還應該像從前一樣裝成一個竭盡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樣，這總算以最好的方式慶祝了我這流放生活的開始！
剛剛過去十天，共同執政的「七諸侯」在明爭暗鬥、互相戒備中就完全撤消了國家安全部！這麼看來，我原先的懷疑是正確的嘍：國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麼，這個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還布什麼能是永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