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也許會糾正我們的錯誤，但是，就我們一般人的平均記憶能力之所及，確實想不起十九世紀、十八世紀、十七世紀有過大批地強迫整個民族遷移的事例。歷史上確曾有對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島嶼上、非洲、亞洲、高加京都發生過勝利者征服土著民族、並掌握政權的事實。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簡單頭腦卻沒有想到應該把土著民族從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使他們離開祖輩居住的家園。或許只有往美洲種植場運送黑人奴隸的事與此略有相似之處，算得上是個先例吧？但是，那也並不是某個國家的政府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進行的：那只是個別的基督教徒——奴隸販子乾的：因為他們突然發現有利可圖，胸中燃起了貪慾的烈火，紛紛奔到非洲，各自為自己捕捉、誘騙、購買單個的或幾十個黑人運走。
只有當文明人類的希望——二十世紀到來的時候，也只有到了民族問題在「唯一正確的理論」基礎上得到最高度發展的時候，那個解決民族問題的最權威的專家才能得到特許，才能夠採取在四十八小時內，二十四小時內、甚至在一個半小時內徹底、乾淨地描整個民族一個個強行遷移出去的辦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並不是立即明確意識到這一點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脫口說出了這樣的話：「在蘇聯，有人會因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為迫害的物件，這樣的事情是不曾有過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這些民族的語言都曾受到鼓勵，那時人們還不斷地對克里米亞人嘮叨說：克里米亞是韃靼人的，是你們韃靼人的！當時甚至還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題詞都是用韃靼語寫的。
可是，忽然，這一切原來……都錯了！……
「偉大舵手」甚至在推行過強制遷移農民的偉大運動之後，都沒有立即想到這個方法原來是可以輕易地應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稱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猶太人和吉卜賽人方面倒是有些經驗，但那是後來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的事，斯大林老爺子考慮這個問題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場農瘟之外，直到強制遷移整個整個的民族之前，我們蘇維埃國家的流放事業雖說也曾擁有幾十萬人之多，但畢竟無法同勞改營相提並論，它還沒有那麼光榮和雄偉，以至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從前也有過移民流刑犯（經法院判決的），有過行政流刑犯（不經法院判決的），但那兩者都限於有數可訂的個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條文及罪狀；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側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夠一絲不苟地幹各種髒活兒的機關才能夠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個個流放區整體。
但自從開始強制遷移特種移民以來，我國的流放事業迅速發展和提高了！前面兩個術語都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而特種移民這個詞可算是我們蘇維埃政權自己親生的了。我們不是有許多最喜歡、最心愛的詞是用這個「特」字開頭的嗎（特別科、特殊任務、特殊關係、特種供應、特別護理一句？在「偉大的轉折」的那一年，特種移民這個詞是用來表示「被剝奪的富農」的，因為這個詞更恰當、更靈活，所以無法挑它的毛病；當時被「剝奪」的不全是富農，所以使用「特種移民」這個詞來概括就無懈可擊了！
於是「偉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對於強制遷移的民族也使用這個詞！
他並不是一下子就發現這一點的。進行第一次試驗時他還相當謹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幾萬名可疑的朝鮮人（從風燭殘年的老人到咿呀學話的小兒）全部從遠東地區強行遷移到哈薩克。（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和哈勒欣河，怎麼能對這些黃皮膚、細眼睛的朝鮮人放心呢！）遷移得十分匆忙，以致這些朝鮮人不得不在沒有窗戶（一下子哪裡去弄那麼多玻璃！）的土坯房裡度過第一個冬天；遷移得那麼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薩克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些移民的事，全國沒有一個人向外吐露過此事，沒有一個外國記者為此寫過一個字的報道。（看，還是把新聞宣傳機構控制在無產階級手裡好嘛！）
他很滿意！他記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搖籃——列寧格勒近郊又一次採用了這個辦法。但是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著刺刀計程車兵趕走強制遷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歡送」到（剛剛被我國爭取到手的）卡累利芬蘭共和國去。正中午，會場上紅旗招展，鼓樂齊鳴，這是在隆重歡送列寧格勒近郊的芬蘭人和愛沙尼亞人去開發新的家鄉的土地。火車把人們帶入偏僻地區後，情況就變了。（維·阿·姆曾談到一批六百名強制遷移者的命運。）在這裡，沒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證，武裝士兵把人們包圍起來，把他們裝進（運囚犯的）所謂「紅色運牛車」。後來又裝上駁船。到達目的地——卡累利阿內地的碼頭後，便把他們分別送去「加強集體農莊的力量」了。這些被「隆重歡迎」來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從分配。只有二十六個人，其中包括給我提供這份材料的人，拒絕到農莊去，而且堅決不交出身份證！這時蘇維埃政權——卡累利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代表來了，他警告說：「這樣下去要死人的！」人們反問他：「你還想拿幾挺機關槍掃射嗎？」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幾挺？！對付包圍圈裡的二十六個人，一挺就足夠了。（沒有人會為這二十六個芬蘭人寫詩的！）但是，一種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遲鈍和優柔寡斷妨礙了政權代表採取這一合理措施。他企圖把二十六個人離間開。行動人員想一個一個地叫人去談話，可是二十六個人一起去了。他們這種沒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終於佔了上風：當局保留了他們的身份證，撤掉了包圍。這二十六個人總算沒有落到農莊莊員或流放者的地步。不過，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還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證。
這一切都還是試驗。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機會大規模地應用這一辦法：這時必須把伏爾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當然是叛逆的共和國連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剷除，並遠遠地拋到東方去，而且要在幾晝夜之內完成這項工作。這時才初次使用了純粹的、富有活力的、強制遷移整個民族的辦法。這個辦法看來既簡便，又有效，它只須符合一個標準——屬於該「民族」就行了，無須過去那套繁瑣手續，每個人立案、審訊、判決等等。在蘇聯其他地區抓日耳曼族人（個個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內務人員有什麼高等文化水平來搞清誰是敵人誰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沒錯。
體制已經試驗過，調整好了。從現在起它就可以鐵面無私地抓走任何一個指定的、規定的、命中註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幹得乾淨利落：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爾卡爾人、加爾梅克人、庫爾德人、克里米亞的檢按人，最後還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臘人，無一倖免。尤其使這個體制顯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決定並不通過繁瑣的法院判決形式向人民宣佈，而是通過現代摩托化步兵的戰鬥行動宣佈；武裝師團夜間開進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區，佔據各個重要地點。犯罪的民族早晨醒來便發現它的各個村莊都已處在機槍和衝鋒槍包圍圈內了。他們聽到命令：限十二小時，每人只帶自己兩手可以攜帶的東西！（但是，十二小時還太多，摩托化部隊的摩托車還得停下來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亞則只規定二小時，甚至縮短為一小時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樣被裝上卡車，屈膝蹲坐在車廂裡。（老太太、帶著嬰兒的婦女，一律坐下！這是命令！）卡車在士兵押送下開往火車站，把人們塞進運牲口的列車直送目的地。或許在中途人們還不得不像縴夫一樣自己用纖繩拉著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進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動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許從空中、從高山上看起來這是一幅十分雄偉壯觀的圖畫吧：整個克里米亞半島（剛剛解放了的克里米亞半島，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時響起摩托車的啥啥聲，幾百輛長蛇一般的卡車隊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這正是果樹開花的季節，正是韃靼婦女從溫室取出蔥秧往菜園裡移栽的季節，還剛剛開始種植菸草（就此結束吧！註定了此後許多年克里米亞地區不會再有人種菸草。）運送人的卡車隊並不直接開進被特種部隊包圍著的村子，車只開到村口，人們到村口來上車。上級命令是給一個半小時收拾東西，但是執行軍官卻把時間縮短到四十分鐘，這樣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務，保證全員提前到達集合地點，同時又可以使特種部隊撤出後留在村裡的善後小隊的收穫更豐富些。有些特別窮的村子，比如畢猶克湖附近的奧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燒光了事。卡車隊把韃靼人運到火車站。在囚犯列車裡人們卻要等待幾晝夜才開車，滿耳是叫苦聲和充滿哀怨的離別歌聲。
整個民族整個民族地放逐，其優越性在於形式整齊劃一！無須照顧什麼「個別情況」！沒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個人的抗議！大家都馴服地走了，因為你、我、他，都一樣。大家全都得走。不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為強制遷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兒。還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為他們註定要在這項命令的掌握下誕生。這與那陳腐的、討厭的刑法第三十五條條文根本不同。（那裡還曾規定什麼「流放不適用於不滿十六歲的人」！）現在，這些人從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腦袋一伸到人世間，他們就成了特種移民，就已被終身流放了。當他們年滿十六歲時，表明他們已經成年的標誌是他們從此也要到警備司令部去登記。
人們留下的一切——敞開房門的、還保留著人體熱氣的住宅，翻弄得亂七八糟的箱箱櫃櫃，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積蓄起來的全部傢俬，如今也全部以整齊劃一的形式落到懲罰機關的行動人員手裡：有些東西要歸國家，有些就被屬於幸運民族的鄰居們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為他的奶牛、傢俱、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議。
尤其使這種整齊劃一顯得加倍莊重而高尚的，是有關的秘密命令對於這些惡劣民族中的共產黨員也並未稍加寬恕。也就是說，無須檢查黨證，又少了一層麻煩！而且還要責成共產黨員們到達新流放地後加倍努力工作。這樣就一切都好了！
整齊劃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異族通婚的家庭。（難怪我們這社會主義國家從來就反對異族通婚！）強制遷移日耳曼族和後來強制遷移希臘人的時候，沒有趕走異族通婚的夫婦。但這種做法帶來不少麻煩，並且在看來已經清洗消毒過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臘婦女偷偷回到女兒這裡來死嘛？！）
把這些民族強行遷移到哪裡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區很多。例如，哈薩克，放逐到這裡的民族人數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約超過共和國總人口的一半，所以，這個共和國滿可以稱之為「哈澤克斯坦」了。分配特種移民的當局也沒有忘記中亞、西伯利亞（許多加爾梅克人死在葉尼塞河流域）、烏拉爾北部和蘇聯歐洲部分的北部地區。
強制遷移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個民族呢？從表面上看，它不夠條件，因為那並不是男女老幼一概遷走，似乎作為一個民族還是留在故土了。（因為那裡距離歐洲太近，否則是可以無所顧忌的！）似乎是留下來了，但卻已被「間苗」間到了無法再稀的程度。
其實，淨化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開始了。一九四0年，我們的軍隊剛剛進入這個地區，興高采烈的當地人民還沒有來得及表決加入蘇聯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淨化了。淨化首先是從軍官開始的。必須認識到，對於這些年輕的國家來說，它們的第一代（也是最後二代）本民族的軍官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他們代表著民族的嚴肅性、責任感和精力。當他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曾在納爾瓦城下學習過如何以自己尚未強健的胸膛去捍衛尚未強健的祖國一。如今鐮刀一揮，就割掉了他們濃縮的經驗和旺盛的精力。這是為了進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項最重要的準備。是的，這是一張根「靈」的「驗方」，在聯盟本土上不是也試驗過同樣作法嗎？就是要把那些將來可能領導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講、著述喚起人們反抗的人統統悄悄地、儘早地消滅乾淨。這樣，表面上那個民族還生活在原來的地方，實際上民族已經不存在了。一顆死牙最初從外表看來和好牙沒有多大區別。
但一九四o年並未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採取強制遷移的辦法，當時用的是集中營，而對某些人則是在石築監獄的院內予以槍決。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時候，儘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響的人物像貴重戰利品似地帶走了，然後卻把他們像糞土一樣棄置到古拉格群島僵硬的土地上。（他們全是在夜間被抓走的，每戶只許帶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車時戶主就與全家人分開，然後被消滅在監獄中。）整個戰爭期間我國一直（通過列寧格勒電臺的廣播）對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進行威脅，說將要對他們進行無情的報復。一九四四年蘇軍回到這裡時實現了這些威脅：把大批的人抓進監獄。不過，這畢竟還不能算流放整個民族。
對波羅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規模強制遷移是從一九四八年開始進行的（首先從剛強的立陶宛人開始），一九四九年使三個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進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這些年代也強制遷移了西部烏克蘭人，最後一次強制遷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帥」是否準備在一九五三年還要放逐誰？是猶太人嗎？除猶太人外還有什麼民族？他的這一設想我們現在永遠無法知道了。不過，據我個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著要把整個芬蘭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國的沙漠地帶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於雷諾發動政變失敗）均沒有能實現這個願望。他還很可能已經在烏拉爾以東選好了地方，要把塞爾維亞人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希臘人強制遷移去。
假如這位「先進學說的第四號柱石」再多活十年，歐亞大陸的民族分佈圖就將變得無法辨認，將會發生一場反方向的民族的大遷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將來就會寫出多少部史詩，它會敘述人們別離故土的悲哀，也會談到在西伯利亞遭到的大規模消滅。這些民族所經歷的一切，只能由他們自己寫出痛切的回憶，我無意在此越俎代庖，更無意跑得太遠。
但是，為了使讀者知道這些民族被趕去的地方也就是讀者所訪問過的那個流放王國，同一個古拉格群島上的汙穢地，我們還是來看看強制遷移波羅的海沿岸人民時的某些情況吧。
在放逐波羅的海沿岸人民這個問題上，不僅沒有強姦民意，而且完全是執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個共和國的部長會議各自作出了自由的決議（愛沙尼亞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議要求把某些型別的本國同胞強行遷移到遙遠的異鄉西伯利亞去。而且是永久性遷移。永遠不許他們再回到祖國來（這就清楚地表明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國家的政府有多大獨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爭氣的、不中用的本國同胞是多麼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型別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屬（只把家長弄到集中營去累死還不夠，還必須把這些家庭的全部種子都根絕掉）2．富裕農民（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羅的海沿岸已經時機成熟的農業集體化）和他們的全部家屬（在里加大學讀書的學生是在他們的父母從農村被抓走的當天夜晚從學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於某種原因逃脫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鐵篦子的、漏網的頭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對現政權抱有敵意而未能及時逃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家庭，或者與當地積極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為了避免損害我們共同的大祖國的聲譽，也為了不給西方的敵人以可乘之機，這項決議未在報上發表，也未在各共和國內部公佈，而且在強制遷移的當時也沒有向被遷移者宣佈。只是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在西伯利亞的警備隊內才對他們宣佈。
放逐的組織工作效率，這個時期比以前放逐朝鮮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時已大有提高，已經總結並且掌握了寶貴經驗，這時已不需要按天計算，甚至不必按小時計算，而是可以按分計算了。實踐經驗表明：從夜間的第一次敲門聲開始，到全家人的最後一隻鞋後跟邁出家門檻，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車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鐘就足夠了。在這幾十分鐘時間內，被叫醒的家庭能夠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遠放逐，在放棄一切財產要求的檔案上簽字，把家裡的老人和孩子們叫到一起，收拾幾個小包袱，然後根據命令走出家門。（不必擔心留下來的財產會發生混亂。押解人員一走，財務局的代表便會立即來清點物資，填寫沒收物品清單，全部財產將由委託商店根據清單出售，售款上繳國庫。我們無權指摘他們清點財物時曾往自己腰包裡裝點什麼或者從「小道」運走點什麼。其實，他們大可不必這樣做，因為人民政權的任何成員只要在委託商店再要一張發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東西拿回家去。）
在這二十到三十分鐘的時間裡人們能夠想到些什麼？怎樣選擇和決定最需要的東西？有一箇中尉奉命強制遷移一戶人家（這家裡有個七十五歲的老奶奶，母親五十歲，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和一個二十歲的兒子）。他向這家人建議說：「一定要把縫紉機帶上！」誰能想到：後來這一家人就靠了這臺縫紉機才得以活命聲
不過，這種快速強制遷移的辦法有時也對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陣旋風，過後就不見了。最好的笤帚也會漏掉一些東西的。有的婦女恰巧那幾夜沒在家裡住，旋風過後又回到本村來了。她便到財務局去請求開啟家門上的封條，財務局也居然就給她開啟了：隨你去住吧，再發布命令時再說！
運牲口的列車車廂並不大，運馬時定額是八匹馬，運士兵時定員三十二人，運囚犯要裝四十八，而運塔林地方的特種移民時則裝五十人。倉促間沒有對車廂進行必要的改裝，人們請求在車廂的底板上打個洞，以備大小便用，但這也沒有及時批下來。只放一個普通水桶當馬桶。它很快就滿了，溢位來弄髒人們的隨身行李。從上車的最初一分鐘起，這些雙足哺乳動物就被迫忘掉男人與女人的區別。最初一天半，他們被鎖在車廂裡，沒有水喝，沒有飯吃，嬰兒餓死了。（這一切我們早已在本書中看到過，在兩章之前，對嗎？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時仍然如此……）火車在尤列密斯特車站上停了很久，車廂外面不斷有人奔跑，敲打著車廂板呼叫姓名，妄想給車裡的熟人送點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這些人馬上就被驅散了。鎖在車裡的人卻在捱餓。等待著這些衣著單薄的人們的是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開始分發麵包。在幾個車站上給了菜湯喝。所有列車都是開往遠方的：新西伯利亞州，伊爾庫茨克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只是巴拉賓斯克一處就運來五十二個車廂的愛沙尼亞人。用了十四晝夜才到達阿欽斯克。
是什麼東西在這絕望的路途中支援這些人活下來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帶來的希望：「這些傢伙快完蛋了！今年就會發生戰爭。秋天我們就能返回故鄉。」
無論在西方世界，還是東方世界，任何一個過著和平生活的人，對於關在鐵籠子裡的這些人的這種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許還不能原諒。前面我已提到，我們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這樣相信過，盼望過。那些年代這個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島的命運已經使忍耐達到最高點，達到了一觸即發的、爆炸性的、武裝警衛也無能為力的最高點。（一般地說，如果一個制度是不講道德的，那麼它屬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對它不承擔任何義務了。）需要把人們的生活糟踏到什麼程度才會使牢房、囚車和運牛車裡的千百萬人把絕滅性的原子戰爭看成是唯一齣路而祈禱它發生啊？！……
但是，沒有人哭。誰也沒有哭。仇恨能夠燒乾人的眼淚。
愛沙尼亞人在路上也考慮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亞人將怎樣迎接他們？一九四0年時期西伯利亞人對放逐來的波羅的海沿岸人是進行掠奪的——勒索他們，一件皮大農只換給半水桶土豆。（當時我國的衣著襤褸的人們確實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來的人看成資產階級分子了……）
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對西伯利亞人進行了宣傳：運來的都是些壞透了的富農分子！但是，從火車上下來的「富農」卻個個衣衫破舊，被折磨得不成樣子。身體檢查時俄羅斯護士們意外地發現這些婦女都很乾癟瘦弱，她們抱的小孩連一塊乾淨尿布都沒有。愛沙尼亞人被分配到人煙稀少的集體農莊去、一當地的西伯利亞農莊婦女揹著領導給這些特種移民送來她們僅有的東西：半公升牛奶、一塊菜餅或者一塊黑麵餅。
這時候，愛沙尼亞的婦女們才流下了眼淚。
但是，當地除了農婦之外，當然，還有共青團的積極分子。他們卻真相信運來的都是法西斯餘孽，而且這些壞蛋還不願意勞動，不願意為把他們從資產階級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出點力氣，真是忘恩負義！（「應該把你們統統淹死！」團員積極分子對放逐者這樣喊叫。）團員積極分子也就成了這些人的看守，監督他們勞動。積極分子早已預先接到命令：一聽見槍響就立即組織對這些人的圍捕。
在阿欽斯克車站上發生過一次有趣的「差錯」。比利留斯地區的領導為了給本區楚雷姆河沿岸幾個農在增加人力，賄賂了押解人員，買了十車皮特種移民，共五百人，並且迅速地把這些人轉運到了距阿欽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區。可是，按計劃這些人是要運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薩拉林斯克礦務局的。礦務局在等待補充人員，可人已經被卸在集體農莊裡了。這些農莊前一年每個勞動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糧食。入春以來這裡的糧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聲，奶牛像野牛一樣衝向半腐爛的乾草。因此，農莊只能給新來的人每人預支一公斤麵粉作為一星期的糧食。這並不是對放逐者的歧視和剋扣，這點預支已經十分合理了，它幾乎等於未來一週的全部工資！剛離開故鄉的愛沙尼亞人不禁大吃一驚……（不錯，農莊附近的波利諾耶村裡就有幾座大糧倉，倉裡的存糧年年增加，一直沒有安排外運。但這批糧食已屬於國家，不是農莊財產。周圍的農民在餓死，卻不肯從那糧倉裡拿點糧食分給大家吃，因為那是國家的、農莊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張從倉庫裡給那些尚未餓死的社員每個人分了五公斤糧，他為此被判處勞改。糧食屬於國家，缺糧只是這個集體農莊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書議論了。）
強制遷移來的愛沙尼亞人在楚雷姆農莊裡掙扎了大約三個月，懷著迷惘不解的心情學習掌握一條新的生活規律：要麼去偷，要麼餓死！他們以為會永久呆在這裡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們全部召集起來趕到哈卡斯的薩拉林斯克區去（礦務局的主人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補充人員）。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幾乎全是流放來的人，每村都有個警衛部。到處是金礦，到處在鑽探，矽肺在蔓延。（這一廣大地區與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莫如叫哈卡斯金礦局或葉尼塞工程局更貼切；這些地方與其說受邊區蘇維埃和黨區委的領導，毋寧說受內務部部隊將軍管轄。區委書記們也得聽命於區警備司令。）
但是，送到金礦場的人還不算是最悲慘的。真正悲慘的是那些被強行編入「淘金勞動合作組」的人。淘金工人！聽起來多麼誘人！像是在閃著金光、散發著金粉。但是，當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國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當局知道這些特種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們趕進這種「合作組」，讓他們去開採那些政府由於無利可圖而放棄的礦場。那裡已經沒有安全裝置，經常像下雨似地流著水，勞動艱苦，掙錢很少。只因為國家捨不得放棄這一點點金子，才叫這些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去把它舔乾淨的。「勞動合作組」屬礦務局「淘金科」領導。礦務局只知道下達計劃指標，要求完成計劃，根本不想想自己還負有其他責任。這些「合作組」的人確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國家約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國法保障的自由：他們沒有帶工資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樣），也許會宣佈一個「斯達漢諾夫運動月」，那就一個星期日也沒有了。從國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兩月派來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處許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強制勞動。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掙到三四個「金盧布」（相當於斯大林時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盧布，僅為最低生活費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