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流放農民那樣兇殘的流放，把人們趕到荒山僻野公然置於死地，這樣的事從前沒有過，以後也沒有再發生。但是，我國的流放地卻通過其它方式並按照它自身的規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數越來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來越大，流放制度越來越嚴酷無情。

大致可以劃分以下幾個時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設定勞改營之前的過渡階段，或者叫預備階段；那個時期很少有人最後以流放了事，幾乎所有的人後來都被扣進了勞改營。

從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於流放人數太多的緣故，流放這種行之有效的限制與隔離形式開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了。戰爭年代和戰後，流放同勞改營並列，規模日益擴大，地位日益鞏固。流放有優越性：不需要投資修建工棚和營區，不需要警衛開支，而且它可以一次處理大批人，尤其是婦女兒童。（各個較大的遞解站裡都備有經常性的母子牢房，關押帶孩子的婦女，這些牢房從來沒有空過。）流放還可以保證在短期間內可靠而永遠地清洗宗主國本土的任何一個重要地區。這樣，流放制度的地位就鞏固下來了；而且從一九四八年起它開始發揮新的全國性作用，即作為垃圾場和儲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島處理下來的殘渣廢料扔到這裡，讓這些東西永遠不會再登上宗主國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對勞改營下達了一項指令：犯第五十八條的罪犯刑滿之後，除少數例外，一律「釋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說，不能輕率地把這些人釋放到不屬於他們的「宗主國」裡去，而應當把每個人從勞改營的崗樓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備隊部去，從一個籠子移進另一個籠子。由於流放地區是有嚴格劃定的，所以這些地區總起來又似乎構成了蘇聯（「宗主國」）與古拉格群島之間的某個單獨的（雖然層次互相交錯）國家。與其說流放地是洗淨罪惡的「煉獄」，毋寧說它是一個沾染罪惡的汙穢池，從這裡只能進入古拉格群島，而絕不能進入「宗主國」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補充了大批人員，那是從解放了的德軍佔領區押來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從西面的幾個共和國押來許多人。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農民在內）遠遠超過五十萬這個數字的幾倍，甚至幾十倍！須知，曾被稱為「各族人民的監獄」的沙皇俄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流放的人數總共是大約五十萬人。

那麼，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國公民因為什麼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強制遷移」）呢？（「流放」與「強制遷移」之間的區別儘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時常提及的，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區別可以給某些人帶來行政上的樂趣吧。米·伊·布羅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對於未經法院判決就流放他感到震驚。可是，伊萬諾夫中校卻鄭重其事地對他解釋說：「正因為這不是流放，而是強制遷移，所以無須經過法院。我們並不認為您是罪犯，所以並沒有剝奪您的選舉權呀i」也就是說，沒有剝奪他的公民自由權利中這最最重要的一項權利嘛！……）

可以舉出幾條最常見的可判處流放的罪狀：

l）屬於有罪的民族（詳情請看下一章）；

2）已在勞改營服滿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環境中（諸如；叛逆的列寧格勒、西部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之類游擊隊運動活躍的地區等）。

此外，本書開始時提到的各種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位來，沒有流入勞改營，而是進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斷地被拋到流放地來。是些什麼人？一般說來，是勞改犯人的家屬。但他們的家屬也並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僅僅是他們的家屬。要想說明流體的流動問題，就要有流體力學方面的各種知識，否則只好放棄這個想法而單純地去觀看那毫無意義地洶湧翻滾的波濤。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我們沒有可能透徹地研究和描寫各式各樣的動機和原因，來說明為什麼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種不同的人忽而送進勞改營，忽而又流放。我們只能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種移民混成的五色繽紛的圖畫，這裡有從滿洲來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國公民（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圍的流放者結婚，這是蘇聯法律所不允許的，因為對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還是蘇聯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誰也不記得遇見過喬治亞人）；也有中亞地區的人——這些人雖然當了俘虜，卻沒有被判十年勞改，而只判六年強制遷移；甚至還有一些當過俘虜的西伯利亞人被送回老家來，這些人在故鄉西伯利亞可以像自由人一樣生活，不必到警備隊部報到登記，他們只是無權離開家鄉到外地去。

我們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型別和情況，因為我們的訊息只是來自一些偶然的談話或信件。假如沒有a·m·阿勒。夫的來信，讀者恐怕就不會知道下面這個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維亞特卡地區的某村裡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該村的農莊莊員科茹林，一個正在前線作戰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懲戒營，或者就是已經被槍斃了。於是，執行人員（讀者已經對這個詞有所瞭解；它是劊子手的雅號）馬上來到科茹林妻子的住處（她有六個孩子，最大的十歲，最小的六個月。還有兩個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處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趕出家門，裝上雪橇，只允許帶一點點東西，在嚴寒中趕到六十公里外的維亞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這九個人怎麼會沒有凍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遞解監獄裡關了他們一個半月，後來又押到烏赫塔附近的窯場。兩個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裡撈東西吃，後因神經錯亂倒斃街頭。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靠周圍當地人們的幫助（是無思想性的、非愛國主義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蘇維埃的人們的幫助）總算沒有餓死。後來幾個孩子長大了，都到軍隊服役，而且成了所謂「政治思想和戰鬥訓練全優的優秀戰士」。一九六0年母親回到了家鄉，可她家的房子早已無影無蹤，連一根木頭、一塊爐磚也沒找到。

把這樣一個情節編進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花環中去有什麼不好呢？不，他們不要。因為這沒有典型性。

那麼，對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殘廢者的流放又應該編進什麼花環裡去呢7這應該再哪一類流放呢？關於這種流放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確實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請讀者回憶一下，戰爭末期在我們的集市茶館旁和電車裡曾有多少並不年老的殘廢人在遊蕩啊！後來，不知不覺間，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們也曾形成一個洪流，也是在一個運動中被流放到北方的某個小島上去了，因為他們不該為了祖國的榮譽而在戰爭中使自己的樣子變得那麼難看。這也是為了使我們這個民族——在各種田徑賽和球類比賽中都取得輝煌勝利的民族——顯得更加健美嘛！這些在戰爭中不走運的英雄們現在生活在某個無名小島上，當然，無權和廣闊的外界大陸通訊（但畢竟還有極少數的信件送出來了，所以我們才知道），他們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較「簡樸」的，因為他們憑自己的勞動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

這些人似乎今天仍舊在那裡度過自己的餘年。

處於蘇聯和古拉格群島之間的這個巨大的汙穢地，這個流放的王國。既包括大小城鎮，也包括偏僻的鄉村和荒野。流刑犯都儘量爭取到城市裡去，人們堅信城市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更好過些，尤其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那裡的生活也比較像人的生活。

卡拉幹達市可說是流放王國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顆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規模流放結束之前，看到這個城市的。（警備司令部批准我這個流放者到卡拉幹達吉些日子，因為我準備到那裡去結婚，未婚妻也是被流放的。）當時，它還是個飢餓的城市，一進它的大門，離工棚般低矮的火車站不遠，就有一所頗有象徵性的磚房：它的牆壁用許多木頭柱子戳住，以免倒塌。有軌電車當時並不開到車站旁邊，（因為地底下到處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區中心的一面石牆上刻著大字。廣煤炭就是（工業的）糧食！」這裡的商店裡確實每天賣黑麵包，流放到城市就有這點優越性。這裡還可以找到當壯工的工作，還有比當壯工更好的工作。至於其它食品，貨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貨攤，但價錢之高使人不敢問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沒有居民證的、在警備司令部備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會遇見從前勞改營裡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別是從埃克巴斯圖茲營出來的人。這裡的流放者的生活又怎樣呢？他們在工作上受欺壓，工資是被壓低了的，因為人們在走過逮捕一監獄一勞改營這段災難的歷程之後，並不是都可能表現出自己應有的知識水平的，要論資歷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有時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黑人一樣。不高興嗎？你可以不幹！居住條件非常糟糕：流放者大都租賃人家的沒有隔牆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舊倉庫住。房租很貴，因為是私人房。一些在勞改營裡被糟踏得不像樣子的、裝著假牙的中年婦女日夜夢想著能有一件「出門穿的」線呢短上衣或一雙「出門穿的」鞋。

卡拉幹達市面積很大，人們住得往往離工作地點很遠。有軌電車從市中心到城郊工廠區要咯吱咯吱響上一小時。有一次，我坐在電車裡，對面是一位疲憊不堪的婦女，穿著一條髒裙子和一雙破涼鞋，抱著一個嬰兒，孩子的包布也很髒。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從她無力的雙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邊的人對她減：「孩子掉了！」她急忙睜開眼抓住孩子，但沒過幾分鐘又瞌睡了。她在抽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裡跑了一天想買雙鞋，可是沒有買到。

卡拉幹達的流放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據我所知，江布林市比卡拉幹達好得多，它位於哈薩克富饒的南方地帶，物價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還有葉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羅維奇等一批人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遞解站被送到這裡。負責押送的中尉對囚犯們提出的問題給了很肯定的回答。「會有工作嗎？」「會有！」「有住處嗎？」「會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給警備司令部，自己輕鬆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卻不得不鑽到河邊翻過來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覺。他們無法買到麵包，因為麵包按戶口卡片配售，新來的人沒有住處，落不了戶；而要找到住處，則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羅維奇這時已成殘廢，他原先是個畜牧專家，所以他請求警備司令部按他的專業管他安排工作。警備司令嚮明情況後立即想出了一個主意，他馬上掛電話給區地政局：

「喂，給我送瓶好酒來吧，我給你們分配去一個畜牧專家！」

在這裡，「對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條第14分條論處，重新送回勞改營！」這一條對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為威脅，誰也不怕。九五二年葉尼塞斯克發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記的日子到了，絕望的流放者們來登記時一致要求警備司令重新逮捕並把他們送回勞改營。這些成年人們在這裡靠勞動養活不了自己！警備司令把他們驅散了；「內務部不是你們的職業介紹所！」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區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謝耶沃更加荒涼。流放到這裡的是日耳曼人、車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滿的囚犯。這裡不是新開闢的，也不是隨便想出來的地點，它距離曾以製作鐐銬聞名的罕達拉村不遠。但有一點是新的：整個鎮子全是土房，屋裡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來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車是傍晚到達的。下車後把他們領到一所小學校裡。晚間，一個委員會到學校來接收「勞動力」，有內務部區分局局長、林業公司代表和幾個集體農莊主席在場。可是，站在委員會面前的都是在勞改營經過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殘，多數是婦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這些人從危險的城市送到這嚴酷的地區來開發原始森林的呀！來人一致拒絕接收這種「勞動力」。內務部只得強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乾瘦得快死的人留給那個沒有派代表來參加分配的鹽廠（其實那個代表是來遲了）。鹽廠位於馬索爾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這裡自古以來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就曾把一些舊教徒流放到這裡）。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這裡的製鹽技術水平仍然是：馬拉水車把滷水提到鐵盤上，然後熬鹽。燒柴從森林裡取。新來的老太婆們就是去幹這種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專家也被分配在這一批裡，倒是給他安排了一個接近他的專業的工作：把鹽打包裝箱。

有一個叫科尼亞澤夫的六十歲的船工，科洛姆納人，他已經不能工作，只好乞討度日。遇到好人便讓他在屋裡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殘廢收容所不收他，醫院也不留他。在一個冬天的夜晚，他爬到黨的，即工人階級政黨的區委會的臺階上，凍死在那裡了。

把釋放的囚犯從勞改營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時，囚犯確實不明白這種「釋放」有什麼意義。而且是怎樣押送來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中坐著敞篷卡車，穿著釋放時發的！日衣服和破舊的布鞋。押送士兵們則穿著短皮大衣和氈靴。在勞改營時，還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這裡住的卻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來就沒有升過火。勞改營裡有嗡嗡叫的油鋸，這裡也有。兩處都是隻有使用這種油鋸才能掙到你的一份夾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當林業公司副經理列博維奇來到葉尼塞河沿岸蘇和布吉姆區的庫澤耶沃時，新來的流放者們犯了一個錯誤。當健康、英俊、穿得乾乾淨淨的副經理到來時，流放者望著他那皮面大衣和養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禮、一面說：

「您好！首長公民！」

而副經理卻不以為然的搖著頭說：

「不，不！為什麼叫我‘公民’呢？咱們現在都是同志，你們已經不是囚犯了！」

副經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間土屋裡，在瑟瑟抖動的小油燈的微弱光線下開始訓話。他的話每個字都像一顆釘在人們棺材上的釘子：

「你們在這裡不要抱！臨時態度，要作長久打算。你們確實是得永遠住在這裡。所以，你們應該儘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屬的可以把家屬接來，沒有的應該在你們中間找人結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兒育女吧！也可以申請貸款蓋房子，買奶牛。同志們，要投入工作，要開始勞動！國家需要我們提供木材！」

這位同志坐小汽車走了。

這裡允許結婚，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優待。而據雷特茨回憶說，在科雷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諾耶村，雖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陸的婦女，可是內務部不許人們結婚，因為結婚便需要給他們分配單獨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