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裡談一件小事。講講一千五百萬農奴，談談一千五百萬人的生命。
當然，這是些沒學問的人。不會拉提琴。不知道誰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麼有趣。
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死亡和失蹤人數不到兩百萬。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數字為兩千萬（這是赫魯曉夫的說法，照斯大林的說法僅僅是七百萬。約瑟夫是不是沒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資本？）。可寫了多少頌歌啊！樹了多少方尖碑，為哀悼犧牲者鳴了多少槍啊！多少部長篇小說和長詩啊！——四分之一世紀內浸透了蘇聯文學的不全是這一潭鮮血嗎。
但是卻沒有一本書寫那場不聲不響的、翻臉不認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國一千五百萬莊稼漢，——這還是往最少裡說，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著個兒啃。而是專挑最好的，專挑俄國人民的脊樑骨。還有在隨之而來的人為的布林什維克大饑荒中餓死的六百萬人呢，關於他們，我們的祖國以及和我們接壤的歐洲也一聲沒吭。在豐饒的波爾塔瓦平原，村裡，路上，莊稼地裡，到處躺著沒人收的屍體。車站旁邊的小樹林根本邁不進腳——腐爛的屍體臭氣熏天，其中也有嬰兒。那些爬到了醫院門口死的，死因全寫為「蛋白缺乏性浮腫」。庫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嚇人。在白俄羅斯，許多地方收屍要靠外來的小隊，本地已經沒有能幹這個的人了。
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曉，事後又削颳得十分乾淨，把任何一個低聲耳語都壓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儘管還有許多人主動向我講述勞改營的情況，而我不得不拒絕他們，「弟兄們，我不需要啦。這類素材我已經有、一大堆了，書裡放不下了！」可是，關於流放農民的情況卻沒有人送什麼材料來。我真希望誰能在什麼地方對我們講講這些事！
是的，我確信，描寫這個題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書的一章，也不只是個別作家的一本書。可是，我卻連寫一章的材料也蒐集不起來。
儘管如此，我還是下決心寫這一章。我把這一章當作一個記號，一個標誌，看作最初幾塊小石頭，讓它暫且標誌出這個地方。我期望著將來總會有一天在這裡重建起救世主耶穌的新殿堂。
這一切都是從什麼引起的呢？是從農民是小資產階級這一教條引起的嗎？（可是，按他們那些人的說法，誰又不是「小資產階級」呢？根據他們那精確得出奇的公式來看，除了工業工人—一這裡還不能包括熟練工人——和管理企業的要人們之外，其餘一切人，實際上是全體老百姓，不論農民、職員、演員、飛行員，還是教授、大學生、醫生，統統都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或者是由於最上層的強盜式的如意算盤（搶劫一些人，嚇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們從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柯羅連科臨死之前，高爾基還沒有移居國外的時候）寫給高爾基的最後幾封信中可以看到：對農民的這種強盜般的突然襲擊在當時就已經開始了，其進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樣。（現在公之於眾的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無奈他們當時勇氣有餘，力不從心，這才不得不住手。他們是暫時後退了。
但是，他們並未放棄這個念頭。整個二十年代他們一直在使用這張王牌，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汙辱和譴責：「富農！富農！富農！」這樣，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識中牢固地灌輸進了一種信念：同「富農」是不共戴天的：
據我們判斷，這場滅絕性的農民瘟疫開始準備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當時聯共（布）中央根據北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安德烈耶夫的報告決定禁止富裕農民（「富農」）加入集體農莊——這樣就把他們劃分出來，準備消滅了。這項決定於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這時殺人名單已經編好，沒收和強制遷出已經動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聯共驚）中央一月五日關於加速實現集體化的決議中對已在進行的（已經排練完畢、安排停當的）事情做了公開宣佈（黨有「充分根據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一階級的政策」）。
繼黨中央決議之後，一向只有唯命是從能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也不敢拖延，旋即於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黨的意志變作法律了。它們授權州和區的執委會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展開反對富農的鬥爭，直至採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沒收富農財產並將他們從個別區和邊區遷出的辦法。」
說到最後一句話，屠夫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只說了從哪裡遷出，但沒說遷到哪裡。傻頭傻腦的人可能理解為——遷到三十俄裡以外，挨邊的什麼地方……
另外，「先進理論」似乎並沒有提到「富農的應聲蟲」（「二富農」）這個詞。但是，根據對刈機的工作面的寬度來看，不把二富農掛帶進去是不行的。關於「二富農」這個詞的意義和代價我們已經分析過了。既然已經宣佈「要徵集包裝材料」，少先隊員們正在挨戶收集農民的麻袋，交給極端貧窮的國家，而你卻不願意交出來，心痛自己那一點點好東西，（這在商店裡買不到呀！）那麼，你不就是二富農嗎？！那就該流放你！
於是，「二富農」這個頭銜就在整個蘇維埃俄國，在尚未從內戰的流血激盪中冷靜下來的蘇維埃俄國到處流行起來！那個人只說了幾個字，未加任何解釋，但其含義似乎已經非常清楚。於是，一切都簡單化了，絲毫也不必多加思索。於是，內戰時期的一條野蠻法律又恢復了，那就是：讓他們十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讓他們一百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俄羅斯人的法律；俄國曆史上難道有過這種事嗎？）只要有一個積極分子（多半是個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馬上能回憶起來，帶頭沒收富農財產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農民進行防衛時被打死，就要消滅幾百個最勤勞，最會過日子，最靈巧的莊稼人，即那些曾維持著俄羅斯民族的穩定性的人們。
「你在說什麼？沒有的話！」我聽到有人對我們這樣喊叫。「那些剝皮鬼呢？那些欺壓鄉親們的傢伙呢？他們乾的是：我借給你錢，你扒下你的皮來還我！難道他們不是這麼幹的嗎？」
對。是這樣。被消滅的人裡面確實有一小部分是剝皮鬼（全是嗎？）。這裡，我們也要問一下：剝皮鬼是有血緣遺傳性的嗎？這是他們那唯利是圖的本性造成的，還是一切財富（以及一切權力！）所具有的對人的腐蝕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夠這麼簡單地就能使人類「淨化」，或者使階級「淨化」的話，那該有多好！可是，既然你們已經用密齒的鐵篦子從農民階級中把那些沒有心肝的「剝皮鬼」都淨化出去了，甚至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萬人喪生，那麼，請問，今天的農村已經集體農莊化了，可那些兇惡的、吃得滿面紅光、肥頭大肚、管理著農村（還有區委）的橫行霸道的人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這些無情地欺壓孤獨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你們在「剝奪富農」的時候怎麼忘記了把這些人的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這些人難道不都是從那時的積極分子中爬上來的嗎？……
那個靠搶劫銀行長大的人既不可能把農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們看成主人。他只會發出一聲強盜的呼嘯。而隨著這呼嘯的號令，幾百萬勤勞的人便會被強行拉進原始森林和凍土地帶，可他們都是滿手老繭的莊稼人呀，正是他們為了取得土地才幫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的。他們是在取u土地之後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來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們把庫班地區的哥薩克村鎮（例如烏魯平鎮）整鎮整鎮地「橫掃」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趕走（遷來了一些復員士兵），你們怎麼還能腆著腮幫談論什麼剝皮鬼呢？由此可見你們的所謂「階級原則」是什麼貨色了。對不對？（這裡還要順便說一句，在內戰年代正是庫班人幾乎沒有給予白軍任何支援；是他們首先摧毀了鄧尼金的後方，主動設法同紅軍達成協議的。可是，怎麼突然間就發生了「庫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島中有名的繁榮的農業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麼產生的？那裡原來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當作「富農隊沒收財產後趕走了。那個村裡到底是誰剝削了誰？
「剝奪富農」的原則是什麼，調查一下孩子們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諾村的舒爾卡·德米特里耶夫為例吧（沃爾霍夫附近的謝里申移民營）。一九二五年他父親費多爾死時他才十三歲，他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親死後誰來「當家」呢？他這個唯一的男孩擔起了這個責任，女孩們和媽媽都服從他。從此他就作為一個有家業的男子漢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維持著父親的家業，乾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時他家的糧倉都是滿滿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農！全家都得趕走！……
阿達莫娃一斯利奧茲貝格遇到過一個小姑娘，叫莫佳。據她講，這個莫佳的經歷也是十分動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關進監獄的，罪狀是「擅自逃跑」，因為她從烏拉爾地區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於塔魯薩附近的故鄉斯維特洛維多沃村。她步行了兩千公里！為此應該授予體育獎章才對！莫佳是一九0九年在小學唸書時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從那以後她永遠地失去了學習的機會。流放前在學校時，老師曾親切地把莫佳叫做「小愛迪生」，因為這個女孩不僅各門功課全優，而且很有些發明頭腦，她在小河上為學校安裝了一臺小發電機，還有一些別的發明。在流放地度過七年之後，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於是她步行逃回家鄉。為此，「小愛迪生」被抓進監獄，又送進勞改營。
十九世紀有過這類遭遇的孩子嗎？請讀者舉出哪怕一個例子來！
農村中任何一個開磨坊的人都沒有逃脫被「剝奪」的命運。可是，開磨坊和鐵匠爐的人難道不是俄羅斯農村中最好的技術人員嗎？就以梁贊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羅科普·伊萬諾維奇·拉克秋金為例吧。他剛剛被「剝奪」不久，本村人就因為過度地使用磨盤而引起火災，把整個磨坊燒掉了。拉克秋金戰後受到赦免，回到故鄉。他看到村裡直到這時還沒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難過。他請求政府批准後，自己鑄造了磨盤，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蓋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謀利，而是為了集體農莊，更確切地說，是為了充實和點綴他的故鄉。
再舉一個農村鐵匠的例子，看看他是個什麼樣的富農吧。我們甚至可以像幹部科的人們那樣從他父親開始說起。他父親戈爾傑伊·瓦西里耶維奇在世時一直在華沙要塞服兵役供二十五年。「可是，結果只極了少得可憐的一點錢。這個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鄉沒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間娶了個士兵的女兒，退役之後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縣的巴爾蘇卡村去落了戶。農村的人把他準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錢拿出一半來管全村人還清了拖欠的稅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間磨坊幹起來。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錢全部賠進去了。後來他常年給人家放牛或當更夫度日。他有六個女兒，全嫁給了貧農，唯一的兒子叫特里豐（他們姓特瓦爾多夫斯基）。他把兒子送到一個小雜貨店去學徒，可是特里豐從那裡逃跑了，跑回巴爾蘇卡村，到莫爾察諾夫開的鐵匠坊裡去學打鐵，」言明條件是：頭一年幹活不掙工錢，然後再當四年學徒工。滿徒出師之後，特里豐在和戈裡耶村蓋了間小房，成了家。他們生了七個孩子（其中亞歷山大後來成了詩人）。靠打鐵當然發不了財。他的大兒子康斯坦丁幫助父親幹活，他們起早貪黑地冶煉鍛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夾鋼斧。可是羅斯拉弗爾那些擁有鍛壓機和僱工的鐵匠壓低了斧子的價錢。他們直到一九二九年還只是一間鄉村打鐵坑，有一匹馬，有時有一頭奶牛和一個小牛犢，有時就把奶牛和牛犢都賣掉了。房前種著八棵蘋果樹。他也就這樣成了「剝皮鬼」。農民土地銀行開始按分期付款的辦法出賣抵押的地產了，這時特里豐·特瓦爾多夫斯基就買下了十一俄畝滿是野草和灌木叢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開墾宜；直到發生農瘟那一年才開出五俄畝，其餘的一直還荒廢著。剝奪富農時，特里豐也上了名單。（全村規定要劃十五戶富農，總得湊夠這個數呀！）誇大了他的鐵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筆稅。他未能按時交出，於是：收拾東西走人吧，你這個可惡的富農！
是的，在滿街的木頭房子中間如果你家的房是磚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間你家是兩層樓，你當然就是富農。你這個壞蛋，趕緊收拾東西，六十分鐘以內滾蛋2俄國農村裡不應該有磚房！不應該有兩層樓房！應該回到洞穴裡去！做飯生火不應該有煙囪！這就是我們的偉大改造宏圖，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但是，主要秘密並不在這裡。有的人生活得比這還好，但由於及時加入了集體農莊。也仍！日留在自己家裡，沒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寫加入集體農莊申請書的貧農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一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要剝奪什麼富農，而是要把農民強行趕進集體農莊。除非把農民嚇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給予農民的土地再收回來，不可能再把這些人作為農奴束縛在這塊土地上。
農村的糧食已經被搜光過好多次，兇惡的武裝積極分子們這時又來了。在院子裡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裡用榔頭敲牆。有時候拆開牆——裡面有麥子流出來。他們用刀切開枕頭；這更多是為了嚇唬人。房主的小丫頭在就要被人搶走的口袋上扎個洞，讓它漏出一點小麥，——「賊丫頭！」——女積極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開，把女孩衣襟裡的麥子灑掉。也不許她一粒一粒地揀起來。
這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是一次針對農民的戰爭。這確實是「偉大的轉折」，但卻沒有說清是轉折了什麼？是轉折了俄羅斯的脊椎骨！
不，我們這樣對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不夠公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們確實描寫過剝奪富農的行動。只不過把它描寫得十分平穩順利，而且對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圍獵一群吃人的豺狼。「不過，有些情景是沒有描寫的，比如，長長的農村街道，路旁的門窗全都打死了，你從街上走過去，便可以看見：母親把嬰兒放在腿上，母子雙雙死在門前臺階上；或者在板牆根下蹲著一個老頭，伸著手向你討一塊麵包，你走過去了。而當你返回來的時候，他卻已經倒斃在那裡了。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裡也看不到這樣的情景：村蘇維埃主席帶著一個女教員（作為搜查見證人）走進一家農舍，農舍裡的板床上躺著一對老夫婦。（這個老頭兒原先開茶館，那還用說，不是惡霸是什麼？誰會走在半路上想喝熱茶！）村蘇維埃主席舉著那乾式手槍叫喊：「快給我下來！你這隻唐波夫狼！」老太婆嚇得哭起來，主席為了增加點恐怖氣氛，朝天棚放了一槍（那響聲在農家小屋裡聽起來是震耳欲聾的）。兩個老人被趕走，全死在路上了。
當然更看不到他們描寫下面這種剝奪富農的手段了：在頓河的哥薩克村裡，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開會」，會場早已用機關槍包圍起來了。把「開會」的人全部抓起來，強制押到別處去！押走男人後再遷移那些婦女就一點也不費事了。
描寫給我們看的，甚至拍成電影給我們看的，是剝皮鬼們隱藏起來的整圍整倉的糧食。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人們是怎樣強迫哭合著的婦女丟下了她辛苦積攢下的一點點東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鍋碗瓢勺。（如果你家裡有人能「儲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話，後來他就能夠爭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復」中農成份。可是，當他再回到農村時，卻已無法找到他那「中農」的家當了：早已被那些積極分子和他們的老婆們抄光了。）
也不讓我們看到人們隨身帶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趕走的人們上路時，是每家只許帶一個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馬車的。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大難臨頭的那天，他家裡既沒有油，也沒有烤好的麵包，還是鄰居送來一些路上吃的東西救了他們，可這個鄰居庫茲瑪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這一切都不會讓我們知道的。
來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這場瘟疫，有人還騎走一匹馬。但是，那年月把馬賣給誰呢：自從農民瘟疫開始以來。農村用的馬已經成為富農的可靠標誌。因此，馬主人只好把馬拴在馬市的柱子上，最後依依不捨地拍拍它，趁著沒被人發覺時迅速悄悄離去。
一般認為那場瘟疫發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屍臭卻久久籠罩在俄羅斯農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庫班地區的農村，剛剛脫粒完的糧食全部直接從脫粒機旁上繳給國家，顆粒不留。農民只好邊收割，邊脫粒，邊吃。脫粒工作完了，糧食也沒有了。甚至沒有一粒可以按勞動日分配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制止那些痛哭號叫的女人？這裡還剩下誰是沒有被剝奪徹底偽富農呢？還能強制遷移誰呢？（讀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農」之後的早期集體農莊的情況，可以看看斯克裡普尼科娃提供的證明：一九三o年她親眼看到幾個農村婦女從索洛維茨監獄用小郵包把黑麵包幹寄給家鄉的人！！）。
再看看季莫費·帕夫洛維奇·奧夫欽尼科夫的經歷吧。他一八八六年生於米赫涅夫斯克鄉的基什金諾村（離列寧高爾克村不遠，就沿著那條大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參加過國內戰爭。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給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為人聰明、有文化，見過世面，有一雙巧手。他通過自學掌握了一些獸醫知識，對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熱心。幾年辛勤勞動的結果，他蓋了一所不錯的住房，闢了個小園子，把一匹小馬餵養成了一匹高頭駿馬。不料，新經濟政策使他頭腦發昏了，於不該萬不該，他不該像相信土地一樣相信這新經濟政策。他和另一個農民合夥開了個作坊，製造廉價香腸。（我們的農村到現在已經四十年沒看見過香腸了。如今，人們是會搔著後腦勺這樣說的：其實，村裡開個制香腸的作坊有什麼不好？！）他們兩人自己幹活，一個工人也沒有僱傭，而且製成的香腸是由合作社經銷的。他們幹了兩年（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開始用重捐稅扼殺他們了，大大誇大了對他們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額是由財務稽核員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當積極分子之外什麼也不會幹的害紅眼病的懶漢們在財政局吹了不少冷風，所以給他們估得很高），合夥人被迫關閉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費第一批主動加入了集體農莊，把一頭母牛、一匹好馬和全部農具都交給農莊了。他在集體農莊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勞動，還替農在飼養大了兩頭牛。農莊垮臺了，許多人從農在逃走，可是這時已經有五個孩子的季莫費往哪裡去呢？而在財政局人們的眼裡他還是個財主呢（「他幫別人給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嗎！」）。所以，即使加入了農莊之後，還是不斷地向他索取高額稅款。他無法支付，就從他家裡拿走東西。他家有三隻羊。有一次，他的十一歲的小兒子把羊趕出去，逃脫了財產登幾，可是不久羊還是被人牽走了。後來又來登記財產，在這可憐的家裡確實一無所有了，可是財政局那些無恥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裡的三棵小橡皮樹也登記進去了。這時季莫費忍無可忍，便當著他們的面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樹劈了。這是幹什麼？！第一，他毀壞了已經不屬於他而屬於國家的財產；第二，他掄動斧頭煽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第三，他的行為詆譭了集體農莊制度！
而基什金諾村集體農在這時已經搖搖欲墜了，誰也不願意再去幹活，誰也不再相信它，已經有將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這正是需要殺一儆百的時候。於是：這個惡性不改的「耐潑曼」季莫費·奧夫欽尼科夫，他鑽進集體農莊原來就是為了把農莊搞垮的！現在根據村蘇維埃主席肖科洛夫的決定。沒收他家的一切財產！這是一九三二年，這時大規模強制遷移已經結束，所以沒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包括一個吃奶的嬰兒），只沒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拋到街頭。（他妻子帶著六個孩子歷盡千辛萬苦，在一年之後來到阿爾漢格爾斯克找到了孃家父親。奧夫欽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歲左右的，只有季莫費一個人在這種生活折磨下五十三歲就離開了人間。）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還有類似的事。復活節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體農莊主席在被剝奪光了的農村街道上轉來轉去，向個體戶要錢買酒。不給？「我們要剝奪你的財產！」「流放你！」而且真的會流放的！你是個體戶嘛！這就是「偉大的轉折」。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們也絕不描寫那充滿苦難的流放的旅程，不描寫農民在路上是怎麼走的。似乎把他們裝上車，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結束，可以畫上三個「米星號」結束這一章了。
被流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氣暖和的季節坐上大車，那就是十分幸運了。往往則是帶著嬰兒，帶著幾歲、十幾歲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季節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間，新西伯利亞州科契涅沃村的人們在曾經看到由武裝士兵押送的大車隊連續不斷地從村裡經過——從冰雪的荒原中來，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經過押解人員批准才可以進入農家暖和幾分鐘，而且出來後要追上車隊，不能耽誤車隊的行程。（這些格別烏的押解人員如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領著養老金嗎！他們總該記得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這些車隊進入納雷姆沼澤地之後，就全部留在這無底洞似的吃人地帶了。當然，小孩子們早在到達沼澤地之前就凍死了。
原來的意圖就是這樣的——就是要這些農民的種子同成年人一起滅絕。自從傳說中的吃人魔王消失之後，只有「先進學說」能夠告訴我們怎樣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子統統消滅掉。希特勒算什麼！希特勒在這方面還不過是他的小學生。希特勒幸運的是這時已發明了窒息汽車，所以他才出了名。可是，對於我國的殺人方法好像誰都不感興趣似的。
莊稼人知道等待著他們的是什麼命運。因此，如果他們幸運地坐上了移民列車，而列車又幸運地經過有人居住的地方，他們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經會爬的孩子從車窗抱出去，放在車站站臺上：孩子，你自己到人世間去找活路吧！討飯去吧！免得同你爹孃一起死掉！
（在飢餓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阿爾漢格爾地區曾實行對窮人的孩子免費供給小學早餐的辦法，發給他們服裝配給票證。但是，這些東西是絕不發給那些特殊（強制）移民的可憐的孩子的。）
有一列從頓河地區開出的移民列車，裡面全是哥薩克婦女和兒童，（男人們全在「開會」時被抓走了。）車裡有個婦女臨產了。可是，每天只發給她們一杯冷水，三百克麵包，這還不保證天天都有呢。接生婆？連想都別想！母親自然不會有奶，嬰兒餓死了。埋到哪裡？兩名押運兵走進了她們的車廂，在火車執行途中開啟車門把小屍體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