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發明監獄之前想必已經發明瞭流放。古時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脫離他久已習慣的環境和地點有多麼不易生存，這一點看來很早就為人們所理解了。儘管此處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綠洲，你也總會覺得一切都不對頭，都格格不入，難於安居，都像是臨時應付，並非久遠之計。

俄羅斯帝國在實行流放方面也並沒有落後。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國法津大全》裡，就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流放這一條。但實際上這個辦法早在十六世紀末，還沒有什麼《法律大全》時，就已經實行了：流放過失寵的卡爾戈波爾人，烏格利奇人，殺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見證人們。這時期遼闊的西伯利亞已經屬於俄國，不愁沒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總人數已達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執政時已開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伊麗莎白女皇廢除了死刑，把它改為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是，這裡卻有人偷天換日，把流放看作不僅是強迫遷移到邊遠地區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強迫勞動，這已經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亞歷山大頒佈關於流放的法令，使這一偷換固定下來。因此，十九世紀的流放犯數字中顯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內的。十九世紀初每年流放人數約在二千至六千之間。從一八二0年起對流浪者（我國叫作「寄生蟲」）也實行流放，因而數字有時高達每年一萬人。一八六三年選中了和大陸分開的荒涼的薩哈林（庫頁）島，把這個島也劃歸流放地區，流放的可能性進一步擴大了。整個十九世紀中判處流刑的人數總共為五十萬，十九世紀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萬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關於流刑的法規又翻出了新花樣。出現了一些較輕的形式：「驅逐到兩省以外」以至「驅逐出境」。（當時並不像十月革命後那樣，人們並不認為這是多麼無情的懲罰。）另外，還實行過所謂「行政流放」作為司法流放的一種方便的補充措施。但是，那時流放的期限是明確規定的，甚至所謂「終身」流放實際上也不是終身的。契訶夫在《薩哈林》一書中說，經過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後（如果流刑犯「行為端正」——這是一個很不確切的標準，而據契訶夫證實，當時對這一標準的掌握是相當寬大的——的話，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後）流刑犯就可以轉入農民狀態，他就可以作為農民而遷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統治的最後一世紀的流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個人摩肩。這個特點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當然的，而我們現在卻反倒覺得奇怪了。那時候不論根據司法判決還是通過行政命令判處的流刑都僅僅適用於被判罪者本人，而絕不適用於該人所屬的集團的任何其他成員。

隨著歲月的推移，流放條件及其嚴酷程度也不斷變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們在押解途中的處境很艱苦，但是，我們從雅庫博維奇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書裡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時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費·柯恩還補充說，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對刑事犯的態度也很客氣，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幾十年的時間西伯利亞居民對流刑犯是懷有敵意的：把最貧瘠的土地和費力多、掙錢少的工作留給他們，農民們不讓女兒嫁給他們。流刑犯帶著恥辱的烙印生活無著、飢寒交迫，因而便集眾結夥，打家劫舍，這自然更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感。但是，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無關係。政治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有了明顯增加。柯恩的書裡說，亞庫特人當時很歡迎政治犯，對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們看成自己的醫生、教師和幫助自己在當局面前維護權益的法律顧問。處於流放狀態的政治犯至少還有工作和治學的條件，所以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學者（有些人的學術生涯正是從流放後才開始的），其中包括地方誌學家、人種志學家、語言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政治評論家和作家。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沒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沒有給我們描寫他們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費·柯思這樣的人後來就曾在進步報紙《東方評論》編輯部工作，而在這裡與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克拉辛）。伊爾庫茨克不是西伯利亞的普通城市，它是省會。按照有關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準政治犯到這裡來的。可是，他們卻在這裡的銀行和公司裡工作，在學校教書，出席豪門的家庭招待會，同當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們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書刊檢查官都不會通過的文章發表在該市出版的雜誌《草原地帶》上。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報紙寄給茲拉托馬斯特礦場的罷工工人們。西伯利亞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也是由於流刑犯才變成激進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馬爾蒂揚諾夫博物館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十分有威信的積極分子集團，毫不理會當局的限制。他們不僅暢通無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網」，以幫助逃亡者（我們已經談過那個時期多麼容易逃亡），而且還指導米努辛斯克市公開的「維特」委員會的活動，即使契柯夫確曾感嘆地說過薩哈林島上對刑事犯實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農奴制」，那麼，對於政治犯的流放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這麼說的，自古以來直到最後的沙皇俄國都沒有這麼幹。及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政府對政治犯實行的所謂「行政流放」已經完全有名無實，幾乎不能稱為懲罰了，那只是一種空洞的、「衰敗老朽的辦法」，「只能證明政府自己無能」（古奇科夫語）。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採取措施完全取消了這種流放。

對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麼？他在烏斯特伊利姆斯克村裡購置了一所h層木結構小樓；（順便指出：他只用了十盧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裡，妻妹這時已代替他的妻子。誰也沒想強迫他去勞動，他完全自由地生活，並且可以在整個伊利姆斯克專區內自由活動。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麼？這一點現在許多去那裡參觀過的人已經有所瞭解。其他許多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沃，阿克薩科夫（根據他自己的選擇）去瓦爾瓦里諾。特魯別茨科伊還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苦役營時就同妻子住在一起（還生了一個兒子），幾年後他又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時，他們家在那裡買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車馬、僕人，他還替孩子們僱傭法國人當家庭教師（當時的司法思想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認清「人民敵人」並沒收其全部財產的程度）。流放到諾夫哥羅德的赫爾岑，由於他在省裡的地位，警察局長還得向他報告一（作。

這種寬厚的流放政策不僅僅適用於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有許多革命黨人和對社會不滿的分子受過這種寬厚的流放，特別是布林什維克，所以他們根本不怕流放。已經從流放中逃跑過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達去了。瓦季姆·波德別爾斯基由於發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從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薩拉托夫！看，有多麼殘酷！何況在薩拉托夫當然不會有人強迫他勞動。

但是，即使這樣的、我們現在看來過分優待的、既不受飢寒、也沒有生命威脅的流放，對當時的流放者來說卻有時還是難以忍受的。許多革命者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離開監獄——離開那不愁沒有面包吃的、溫暖的、不受風吹雨打的、有充分時間鑽研學問並進行黨派爭吵的監獄——而改為流放時有多麼難過，因為到了流放地他們就不得不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自己考慮吃住問題了。至於那些不須自己張羅吃住的人，（據費·柯思說）則更是苦惱，因為他們感到「可怕的無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們只好什麼事也不做」。正因為如此，某些人才開始鑽研科學，有些人想法去賺錢，做買賣，有些人則在絕望之餘飲酒作樂，潦倒終生。

但是，怎麼會無所事事呢？當地居民並沒有為無所事事叫苦嘛！當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確切點說，是因為這些流刑犯的活動土壤和久已習慣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他們斷了根，喪失了與生活的聯絡。

記者尼古拉·納傑日金只經過兩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興趣，甚至變成了沙皇寶座前的忠實奴僕。豪爽而放蕩不羈的緬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別廖佐沃，他就在那裡修了一座教堂，同當地居民在教堂裡議論塵世的空虛，蓄起了鬍鬚，穿起普通的長袍，不到兩年便死去了。在我們看來，拉季舍夫那種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麼負擔，有什麼難以忍受的呢？可是後來當他在俄國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脅時，卻嚇得自殺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個人間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裡，看來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滿可以過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寫給茹科夫斯基的信裡卻說：「幫助我離開這裡（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監獄也行，去索洛維茨的修道院監獄也行！」而且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話，他寫給省長的信裡也曾請求把流放刑改為去要塞監獄。

現在我們瞭解索洛維茨，所以聽到這話不免感到驚奇，心想：這位被迫害的詩人是在怎樣激昂慷慨的情況下，在怎樣的絕望中，決定拋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寧肯請求去索洛維茨群島的呢？……

這就是流放（既完全遷移出故地並捆住兩腳強行安置在某處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種陰森森的力量。古代統治者早已認識到這種力量，奧維德早已嚐到過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虛，是惆悵，是毫無生活氣息的生活。

光輝的革命應該是永遠掃除各種迫害工具的。流放當然也應該列在這些壓迫工具的清單上，或許該佔第四五位吧。

可是，當革命還沒有來得及長大，當它還剛剛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邁出最初幾步的時候，它就懂得沒有流放不行了！也許有那麼一年左右的時間俄國是沒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開始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強制遷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歡的人遷移出去。我們來聽聽一位後來成為元帥的人民英雄在談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況時所說的實話吧：「已作出決定，要大批地遷移土匪（應讀作「游擊隊」——作者注）戶。建立了一些龐大的集中營，在遷移之前先把這些家庭關進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個地方，路上就要警衛，並且要給他們飯吃，到達目的地後還要使他們分開住，又要警衛。比較起來，就地槍決方便得多。就是因為這點方便，才沒有把系統的流放制自始至終貫徹到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不過，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就已經成立了常設機構「遷移事務委員會」，專門從事遷移「社會危險分子，反蘇維埃黨派的積極分子」，也就是說，遷移布林什維克黨之外的所有其他黨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見，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關機關就已經在逐漸地、有步驟地執行關於流放的指令了。

的確。沒有恢復對刑事犯的流放。因為這時已經發明瞭勞動改造營，可以收容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續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方便了：這時已經沒有反對派的報紙，無人再發表流放的訊息。不聲不響地就能把事辦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親好友的眼裡，目前這種不兇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就地槍決相比，倒似乎是一種抒情詩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沒有人能夠從這種籠絡欺騙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鄉來，即或有人設法回來，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們一旦陷進去，就只好在這群島上繞圈子，這圈子最後折斷時，其最後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裡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們沒有立即看清當局的意圖。他們不懂得，只是因為政權還沒有站穩腳跟，還無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滅，所以才把這些註定遭殃的人們暫時不從生活中勾銷，而只從人們的記憶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復，還因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驛站和道路這時還沒有損壞，還能使用，西伯利亞、阿爾漢格爾斯克、沃洛格達那些流放地點也絲毫沒有變化，當地人也不會對流放感到驚奇。（不過，考慮國家大事的人們並未就此止步，某個人還會用手指在佔地球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地圖上一劃，指向一點，於是，剛剛併入共和國聯盟的廣闊的哈薩克便將其遼闊土地提供給流放用了。何況在西伯利亞也還有許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傳統裡也傳下來某些不方便的東西，這就是流刑犯的依賴心理：他們認為國家應該養活他們。沙皇政府沒敢強迫流刑犯去增加國民收入。而當時那些職業革命家們則認為勞動會降低他們的身分。在亞庫特地區，當時分給流刑犯每人十五俄畝土地。（相當於今天的集體農莊莊員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並不急忙奔去耕種這些土地，倒是當地的亞庫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們付給革命家「頂地錢」，即租錢，用實物或者馬匹換取土地。這樣，兩手空空來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變成亞庫特人的債主了（費·柯恩）。此外，沙皇政府還發給自己政治上的敵人生活費：每月十二盧布的伙食費和每年二十二盧布的被服費。據列佩申斯基說，列寧流放在舒申斯克時也曾領取（他並沒有拒絕呀！）每月十二盧布的伙食費。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費是每月十六盧布，因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員。現在費·柯恩對我們說，這些錢在當時是非常少的。但我們知道當時西伯利亞的物價只相當於俄羅斯中部地區物價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發給流刑犯的生活費是綽綽有餘的。例如，這筆生活費就保證了列寧在整整三年期間毫無困難地從事革命理論的研究，根本無須操心生活問題。馬爾托夫在他的書中說，他每月交給房東房租和包伙費五盧布，餘錢留下來買書和積蓄起來準備逃跑。無政府主義者烏拉諾夫斯基說，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圖魯漢斯克邊區，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餘錢，他把這些錢寄給一位在路上結識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這裡他生平第一次嚐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們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買一所很不錯的小房只需十二盧布。（一個月的伙食費！）沒有一個政治犯感到過缺錢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領生活費。他們的衣著也都不壞（他們從流放地回來時都穿得很好）。

的確，終身移民流刑犯，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刑事犯」們，是不能領取生活費現款的。但是國庫無償地發給他們皮大衣、全部服裝和鞋。契訶夫確認，薩哈林島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後的頭兩三年（婦女們則是在整個刑期中）都可以從國家領取實物以便維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麵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約一千二百克，相當於我們沃爾庫塔礦山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完成定額百分之一百五十時所領到的口糧。（不錯，契訶夫認為那麵包烤得不熟，而且麵粉很粗。但是，我們勞改營裡的也並不好些呀！）每年還發給他們一件皮短大衣，一件農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幾雙鞋。還採取一些其他辦法：沙皇國家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夠維持生產，有意地用高價購買他們的產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結論是：不是俄國從薩哈林島這個移民區受益，而是俄國在養活這個移民區。）

是啊，我們蘇維埃式的政治流放當然不能建立在這種極不健全的基礎上。一九二八年舉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會認為當時的流放制度不夠令人滿意，並決議「以移民區形式在邊遠的、與世隔絕的地區組織流放，實行不定期判決制度」（即無期判決制度），自一九二九年開始就朝著把強迫勞動與流放制度結合起來的方向發展了。

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蘇維埃式的流放當然也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實行。但是當初正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久已習慣於在流放中吃免費伙食了！因此，蘇維埃政權也沒敢立即改變這個傳統，只好暫時繼續發給政治流刑犯生活費。不過，當然不是發給所有的人，不給反革命分子，而只給政治犯，而且對政治犯也是區別對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區給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每月發六盧布，而給托洛茨基分子每月發三十盧布。（總是自己人嘛，同是布林什維克嘛！）不過這已經不是沙皇時期的盧布了，這時租一間最小的房間每月也要付十盧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費是相當艱苦的。越往後越嚴厲。到一九三三年時，給政治犯的生活貼補是每月六盧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記得很清楚，買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議價黑麵包（配給卡之外的）就要花三盧布。所以，那些社會主義者們到了這步田地也就無法再去向人們講授語文或撰寫理論文章，只好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誰找到了工作，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便立即取消發給他們的那一點點補貼。

即使流放者願意勞動，他也並不容易掙到錢！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國失業嚴重的時期，履歷表上沒有汙點的人和工會會員有得到工作的優先權，流刑犯無法憑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經驗同他們競爭。此外，警備司令部也是壓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塊石頭：不經它批准，任何機關不敢僱傭流放者。（甚至從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較好的工作：公民證上的圖章妨礙著他。）

據帕·斯-夫回憶，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識分子流刑犯為生活所迫同意受僱當鋪路工，去鋪設石路。而警備司令部卻斥責他們：「為什麼要搞這種示威？！」但又不幫助他們找別的工作。因此，格里戈裡·勃便向行動人員問道：「你們最近準備進行什麼審判不？要有的話，我們願意去當僱傭的證人！」

只好去從桌上打掃別人的殘羹剩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