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列火車開到了宏偉的馬格尼託哥爾斯克建設工地。她們的男人們也被送來了。要住？你們自己挖地屋吧！從馬格尼託哥爾斯克起，我們的歌功頌德派詩人們就開始關心起來了，就開始在作品裡反映了。）
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乘大車只乘到葉爾尼亞。幸而已經是四月的天氣了。在葉爾尼亞把他們裝進運貨列車，車廂反鎖著。車廂裡連個大小便用的桶也沒有，地板上也沒有留一個小洞。因此，康斯坦丁·特里豐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不得不冒著受罰或按逃跑罪判刑的危險。趁著火車的轟鳴聲用菜刀在地板上挖出一個小洞來。一路上的食物供應是：頭三天中只有一次在一個大車站上送進來幾桶菜湯。不錯，他們總共在路上才走了十天（到烏拉爾北部的利亞利車站）、可這裡的四月還是冬天呢。迎接列車的是幾百輛雪撬人們乘雪橇順著冰封的河流進入林區。請一間二十名放排工人住的工棚。可是當晚運來的這批人足有五百多。警備隊長彼爾姆人索羅金，共青團員，在雪地裡邊走邊命令人們往地裡打木樁子：「就住在這裡！要修街道2在這裡蓋房子！」後來的帕爾察村的基礎就是這樣奠定的。
在嚴冬的夜裡，在原始森林中，硬對人們說：「就住在這裡！」這種殘酷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難道這是人乾的事嗎？白天運送他們，卻安排他們晚上到達目的地！可是，幾十萬幾十萬的群眾，包括老人、婦女和孩子，就是這樣被送來拋棄在這森林地帶的。在科拉半島（阿帕奇那），人們在冰雪覆蓋的簡陋工棚中度過了北極地區的整個黑暗的冬天。話又說回來，把伏爾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人用火車運到乾旱無水的卡拉幹達草原地帶，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不要弄錯，不是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叫他們在那裡進行挖掘、建設，每天按口糧分給一點水喝。這種作法又比上面所講的仁慈多少呢？而且卡拉幹達也會有冬季到來的。（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孩子和老人們就全部患痢疾和營養不良死光了。）在卡拉幹達，也和在馬格尼託哥爾斯克一樣，蓋起了許多類似菜窖的、狹長低矮的土房讓人們集體住。在白海運河工地則把人們安置在空出來的勞改營工棚裡。流放的人到達高希姆基不遠的伏爾加運河工地時，這裡剛剛完成水文地質勘測工作，還沒有勞改營，只是把人們拋到大地上，就叫他們用十字鎬刨地，用小車運土。（報紙卻報道說：「給運河工地送去了機器。」）．麵包是沒有的。住的土房要在下工之後各自控建。（現在，那裡有遊艇載著莫斯科來的遊客們遊覽。須知在水底、在地下、在混凝土中間埋著多少白骨啊！）
一九二九年，在「瘟疫」發生之前，阿爾漢格爾斯克市的所有教堂全封閉了。教堂是早已打算關閉的，這時恰好有了實際需要：安置流放來的一「富農」。龐大的流放著洪流經過阿爾漢格爾斯克，一時這座城市似乎完全變成了一個大轉運站。教堂裡搭起了多層床鋪，只是沒有東西可以取暖。運犯人的貨車一列接一列把流放者卸在站臺上，衣衫破舊、愁眉苦臉的鄉下人在路旁的犬吠聲中走向教堂裡的板鋪。（一個性施的孩子記得一個農民脖子上套著一副馬脖套。那是因為這個人在強迫他離家時一時想不起該拿什麼最需要的東西，匆匆套上它就走了。還有一個人抱著一臺帶喇叭的留聲機。電影攝影師們【你們該把這些鏡頭拍下來才對！……河一座教堂裡搭起了八層板鋪。由於板鋪設有固定在牆壁上，它夜裡塌下來，壓死許多戶人家。哭叫聲連天，驚動了警衛部隊。
人們就是這樣度過了這個瘟疫的冬天。不能洗澡。皮膚潰爛。斑疹傷寒流行．很多人死去。但是，阿爾漢格爾斯克市居民卻接到嚴格命令；絕對不許幫助「特種移民」（當時稱這些被流放的莊稼人為「特種移民」）！瀕死的種田人在街上徘徊、誰也不敢讓他走進家去，給他一點吃的或者從家裡端給他一碗茶：誰要幫助，誰就會被當地民警抓去，失掉公民證。飢餓的人在大街上蹣跚地走著，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摔倒了，人們走過去一看：死了。但是，即使這樣，也不許人們去收屍。（街上有密探在監視，注意誰對這些人發善心。）在這同時，阿爾漢格爾斯克近郊栽種蔬菜和飼養家畜的村子也在整村整村地被流放，（不禁又要發問；既然全村流放，那麼這些村子裡究竟誰剝削了誰？）因此，城裡人也都心驚膽戰，唯恐輪到自己。人們甚至不敢在屍體旁邊停下來看看。（有一具就躺在格別馬機關大門旁邊，也沒有人收屍。）
掩埋工作由城市公用事業單位有組織地進行。當然談不到棺材，只是在沃洛格達大街盡頭的公墓旁邊，在野地裡挖個大坑，扔進去了事。當然沒有立任何標記。
這是對待那些生產小麥的人，而且是在流放的中途。過了塔拉基村還有個更大的農民集中營。那裡有一些人被挑選出來裝運木材。不料其中竟有一個人狡猾地在運往國外的原木上刻寫了一封致外國人的信（看，讓農民識字有什麼好處！）。此事被發現後，就不再讓這些人裝運木材了。他們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趕到奧涅加湖，皮涅加河，德維納河的上游去了。
我們在勞改營裡常常開玩笑說：「反正不會流放到比太陽更遠的地方去。」可是，那些農民確實被流放到十分遙遠的地方去了，那裡很久之後才出現第一間點著松明的房子。
流放農民與俄國曆史上的流放和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的一切流放不同之處，是不把農民流放到某個遙遠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點去，而是趕到野獸出沒的地方，使他們回到原始人狀態。不，比原始人的處境還要壞：我們的祖先在原始時期也是選擇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類自古一直是這樣選擇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員替特種移民選擇（被流放的農民自己當然無權選擇！）、的地點則是滿是石頭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面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裡根本挖不出水來，地上什麼也不長）。相距三、四公里處就有一塊適於耕作的河灣宜地，可是，不行，命令規定：不許在河灣居住！他們得到幾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刈草，乾草要用船運回來……有時甚至禁止種糧食作物。（農業經營的內容也要由契卡人員規定！）我們這些城裡人往往本大理解牲畜對農民生活的重要性。農民沒有牲畜簡直無法過活。可是，這些流放來的人卻註定今後許多年再也聽不到馬的嘶叫、牛的哞鳴和綿羊的咩咩聲了，再也別想備鞍、擠奶和飼養牲畜。
西伯利亞楚雷姆河畔有一個庫班哥薩克人的特種移民村，這個村子被鐵絲網圍住，四周修起了崗樓，像集中營一樣。我們已經寫到過，許多地方就是這樣把流放村變成了勞改營。
為了使這些可惡的勞動者儘快死光，使我們的國家裡不再有他們，也不再有糧食，看來是盡了一切可能的。許多這類村莊確實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過路人走過這些村莊的遺址時一點點地把遺留下來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邊踢開落在腳下的骷髏。
無論什麼樣的成吉思汗也沒有像「黨」領導下的我國那光榮的「機關」那樣消滅過這麼多農民。
讓我們再來看看瓦修甘慘案吧。一九三0年冬天，約有一萬戶人家（按那時期的每戶平均人口計算，該有六、七萬人）步行經過託木斯克被繼續向前驅趕：先是順托米河而下，又向鄂畢河下游走，然後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隻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這支隊伍走過之後，沿路的村民們曾被動員出來收拾遺棄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屍體。）然後這些移民被遺棄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崗（即沼澤地帶中比較堅實而高出的地方）上，從此便無人過問了。既沒有給他們留下糧食，也沒有留下勞動工具。天氣轉暖，凍土融化，這裡就成了孤島。只有兩條用原木在沼地裡鋪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條通向託博爾斯克，一條通向鄂畢河。而兩條路上都有機槍崗哨嚴陣以待，不放一個人走出這座地獄。大批的人死亡。人們在絕望之中跑到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們立即被機槍打死。後來，冰消河開之後，託木斯克的綜合合作組織（手工業供銷合作社）才派了船隊載著麵粉和鹽去，但是這些船未能到達瓦修甘。（船隊的領隊，綜合合作組織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這個情況就是他說的。）
這批人全死光了。
據說，後來確實追查過這一事件的責任者，甚至還槍斃了一個人。我個人是不相信這種說法的。但是，即使確實槍斃了一個人，這個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嗎s這是我國內戰時期熟悉的比例：殺我們一個人，要你們一千人抵命！而這次則是：殺你們六萬人，我們一個人抵命！
不這樣就建立不起新社會！
不管怎麼樣，被流放的人中間還是有人活下來了。按他們所處的條件看，簡直叫人無法相信，然而。他們活下來了。
帕爾察村農民的一天的生活是由科米的澤梁族人工長們的棍棒開始的。這些莊稼人生來就是自己開始每天的生活的，但如今卻被別人用棒子趕去伐木或放木排。常常幾個月不給人們曬曬衣服和鞋襪的時間，剋扣他們的麵粉定量，提高生產定額，還規定只有在完成定額後才能在晚上蓋自己的住房。衣服全破了，人們用麻袋當裙子或者把它改成褲子。
是的，如果移民們全已死光，那就不會有許多今天的城市了，即便是伊加爾卡。伊加爾卡是一九二九年開始建設的。誰建設起來的？難道是北極林業托拉斯嗎？不是被剝奪了財產的農民嗎？人們在零下五十度的嚴寒中住在帳篷裡，可是在一九三0年就已經向國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剝奪財產的農民住在自己的特種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強管制的勞改營一樣。雖然村子周圍沒有劃定不準靠近的禁區，但是每個村裡通常都駐有一名步兵，他在這裡掌握著生殺大權：他有權獨自無條件地處死任何敢於違抗命令的人。
他們屬於很強壯的人種，竟然有人能從那種村莊裡逃出來。庫邊斯克附近的加麗娜·奧西波夫娜·里亞博孔從沃洛格達州這樣一座移民村裡帶出了一小股莊稼人（她走在前面，唱著歌，好像是去摘單薄）。她來到在哈爾科夫市給人當女僕的表姐那裡。她的主人問一個大首長要不要一個好保姆。那家給她辦了證件，要下了，而且對她很滿意，她日子過得很開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麗娜忍不住要穿著鉻鞣皮靴戴著絲綢頭巾回到自己村子裡去顯擺顯擺。她當然被抓起來，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這些特種移民村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它們同古拉格群島的血肉關係，很容易利用連通器的法則來解釋：每當沃爾庫塔勞改營感到勞動力不足時，就從移民村調來些特種移民（甚至無須重新判刑或改換名稱！）到勞改營勞動。而他們也就在勞改營里老老實實地生活，到營區去勞動，吃囚犯們吃的爛菜湯。只是他們吃飯要從自己的工資中付款。（除買飯票外，還要付工棚費、保衛捐。）可是這些移民卻沒有一點想不通的表現。
這些與家屬失去聯絡的特種農民就這樣從一個村莊被轉送到另一村莊，像囚犯從一個勞改點被轉押到另一勞改點一樣。
我國的立法常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搖擺。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了一項決議，准許在五年之後可以給那些「一直從事（當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區裡！）社會有益勞動並對蘇維埃政權表現出忠順態度（當然是指曾對村裡計程車兵、警備隊長和行動人員有所幫助）的被剝奪的富農恢復公民權。」但是，這個十分荒唐的決議顯然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且，這五年期滿時正是古拉格群島越來越變得嚴酷無情的時候。
何況這些年代也不允許這個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剛剛被暗殺，接著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歐洲又開始戰爭，一九四一年蘇聯本國進入戰爭狀態。倒是應該辦另外一件事，這事也確實是辦了：從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據刑法第五十八條對許多倒霉的「富農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們從特種移民村押進了勞改營。
不錯，戰爭年代，當前線缺少勇猛的俄羅斯人力時，又想起了這些富農分子：他們作為俄羅斯人的良心應該高於其富農本性嘛！於是到處向這些人提出建議，要他們從特種移民村和勞改營直接奔赴前線，保衛神聖的祖國。
人們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願意去。例如h·赫-
夫就沒有去。我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這個人前半生經歷為原型的，但我當時卻沒有勇氣採用他後半生的經歷。勞改營內許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員那時爭先恐後地報名去「保衛祖國」，都遭到拒絕，可是勞改營當局卻主動要這個赫-夫去。不料赫-夫對勞改營登記分配處斷然地說：「是你們的祖國，就請你們去保衛吧！無產者是沒有祖國的！！」
這話似乎完全符合馬克思的理論，況且勞改營裡的囚犯確實比無產者還要貧苦、低微和無權呀！可是勞改營管理處根本沒有這樣去理解他，而是宣佈：判處h·赫-夫槍決！h·赫-夫作為死因在崗樓下面賠了兩個星期，根本沒想請求赦免，因為他恨透了這些人。後來還是管理處自己給他改判為……你判十年勞改。
有時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把被剝奪的富農們帶進了凍土地帶或者泰加森林，放開以後就把他們忘在那兒了：帶到那兒去本來就是要他們死的，幹嘛要記住？那地方又荒涼又偏遠，所以連一個當兵的也不留給他們。這個被英明領導撒手不管了的，沒有馬，沒有犁，沒有漁具，沒有獵槍的勤勞而頑強的部族，也許只靠幾把斧頭，幾把鐵鍬，在比石器時代略好的條件下，為了生存而開始了毫無希望的鬥爭。但與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背道而馳，這些村落不但活下來了，而且鞏固了，富了。
布羅夫就是在這樣一個村子裡長大的。這個村莊位於鄂畢河的一條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羅夫是小時候跟隨大人來到這裡的。他說，還在戰爭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經過他們村子附近，發現了他們這個村子。原來那是區首長坐的小艇。他嚮明了這些人從何處來，是些什麼人，什麼時候來的。區首長對於這裡人們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驚奇，這是同他那個區的集體農莊不能相比的。首長回去了。過了幾天便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派員帶著衝鋒槍手來了。於是又像鬧「瘟疫」那年一樣，命令他們在一小時內扔掉積攢起來的一切，扔掉溫暖的鄉村，只帶一個小小的包袱上路。他們又被押送到更遙遠的凍土帶去。
通過這個故事難道還不理解「富農」和「剝奪富農財產」的實質嗎？
假如能讓這樣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發展，誰又能奈何得了他們呢！！！
是舊教徒，是永遠受迫害、被流放的舊教徒們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看清了「首長們」的兇惡實質。一九五o年，有一架飛機在波德卡緬納亞一通古斯卡上空練習飛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國的空軍學校的訓練大大完善了，因此這位盡心盡力的飛行員從飛機上看到了二十年來沒有人看到過的東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間似乎有一個小小的居民點。他拍了照片，報告了上級。儘管十分偏僻遙遠，但對於內務部來說沒有辦不到的事，半年之後他們進入了這個地方。原來這裡住著一些從雅魯耶沃遷來的舊教徒。當人們盼望已久的那個偉大瘟疫——農業集體化到來時，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離了這種「幸福」，逃到原始森林裡來了。人們住在這裡，從不出去，只是偶爾讓村長一人到雅魯耶沃去購買鹽、漁具、獵具上的金屬部件和工具上的鐵片，其餘物品一概自給自足。他們沒有錢，村長可能是帶著貴重毛皮之類進城的。辦完事情之後，他就像一個受到通緝的犯人一樣躲躲閃閃地離開市場。雅魯耶沃的舊教徒們就是這樣贏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與野獸為伍的、但卻是自由的人間生活，避免了集體農莊的二十年的沮喪苦悶。他nl全穿上布衣服，自制皮靴，一個個身體顯得特別強壯。
現在他們作為農業集體化戰線上的可惡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據哪一條法律條文？和世界資產階級有聯絡？破壞活動？不，根據第五十八條第10分條的「反蘇鼓動」（！？！？）和第五十八條第11分條的「反蘇組織」。（其中許多人後來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傑茲卡茲甘分部，因此這個訊息才透露出來。）
一九四六年還曾把另一批舊教徒放在木排上沿葉尼塞河流放走。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蘇軍戰士們從某個偏僻的寺院裡趕出來的。（這時已經使用上迫擊炮，已經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但是，那些堅強不屈的俘虜們在斯大林時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時代一樣，從木筏上跳進洶湧的葉尼塞河的洪流，而我們的衝鋒槍手則隨即把他們槍殺在水裡。
蘇軍戰士們！可要不斷地加強戰鬥準備呀！
不，這個註定要滅亡的人種並沒有死絕！在流放地他們又有孩子降生並且世襲地依附於自己的特種移民村。（您可記得「兒子不為父親負責」那句話？）外面的姑娘嫁給特種移民，就算加入了農奴階層，就失去了公民權。外面人娶這類人做媳婦，自己就變成了流放者。女兒從外面來看爸爸，就被寫進特種移民名冊，以糾正以前漏劃的錯誤。因轉入勞改營而造成的人口損失，靠這些來源得到補充。
卡拉幹達一帶的特種移民是非常顯眼的，人數很多。他們的先人曾被永遠固定在烏拉爾和阿爾泰的工廠，現在他們是被永遠固定在卡拉幹達礦井裡。他們該勞動多長時間，該付給他們多少錢，礦井的主人在這些問題上根本無須客氣。據說這些特種移民反而很羨慕從事農業勞動的勞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則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發給特種移民身份證。在伊加爾地區只是從戰爭開始之後才實行北極地區的工資補貼辦法。
現在，這些經過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後從警備隊監督下解放出來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國身份證的人們，是怎樣的人呢？他們的內心和外表是怎樣的呢？瞧吧！都是我國的標準公民？是的。他們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會會議上、在蘇軍部隊中培養出來的標準公民完全一樣！他們也同樣把沒有用完的體力和勇氣全部傾注在摔打多米諾骨牌上（當然不是舊教徒），同樣朝著電視屏上閃過的每一個鏡頭頻頻點頭稱讚，而在必要時也以同樣的憤怒譴責南非共和國，或者同樣為了幫助古巴而把自己僅有的幾文小錢捐獻出來。
所以，我們怎能不在那位「偉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慚愧的頭呢？！怎能不為他沒下的智力謎語所折服、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對了嗎？他這個深知人心的人攪起了這一場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渦，並且年復一年地不停地翻動它，結果不是表明他作對了嗎？！
他作對了，道義上他是正確的：並沒有人責怪他嘛！老百姓說，他在世時「比赫魯曉夫的時候」要好一些，因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節」時香菸總要減價一戈比，小百貨不是還減價十戈比嗎？直到他死前，對他的頌詩和讚歌不絕於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不允許我們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麼不僅是任何一個書刊檢查員會使你立即停筆，而且站在商店裡或坐在火車裡的任何一個人都會急急忙忙堵住你這張胡言亂語的嘴。
是的，因為我們一向習慣於尊重那些大惡棍，我們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劊子手嘛！
他做對了，尤其是從國家角度看，他是正確的：是他用這鮮血焊接成了馴服柔順的集體農莊。至於說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農村會貧困到一無所有，而人民群眾會在道德上蛻化墮落，那又有什麼了不起呢？要知道，我們的火箭可將要飛向宇宙空間，進步的、文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可將要在我們這強大的國家面前俯首聽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