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時也可以說不允許結婚倒是一種照顧。因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北哈薩克某些地方的警備司令們是強迫流放者結婚的。他們為了把新來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條件：限令兩週內結婚，否則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區或草原地帶！

有趣的是，許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勞動」這個勞改營用詞。因為這裡的勞動和勞改營的勞動沒有任何不同：同樣疲憊不堪、有害健康、無法躲避、不幹不行。不錯，流放者如今已經是自由人了，勞動時間可以比勞改犯短些，但是到礦山或林場去的路上要花兩小時，回來又要兩小時，加起來也就等於勞改營的勞動時間標準了。

老工人別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會運動的領袖，從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勞改營。我親眼看見他領到勞改營的一份口糧時有多麼高興、多麼感動。當時他親吻著麵包對我說：進了勞改營就好了，這裡規定給麵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著錢到鋪子裡去，眼看著貨架上放著大圓麵包，可售貨員硬是瞪著眼對你說；沒有面包！同時卻把麵包秤給當地人。買燒柴也是這樣。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齊維爾科也談到了類似情況。（到處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說，經過流放生活之後，他（一九五一年）進了特種苦役營倒覺得自己像個人了：這裡只要幹完你十二小時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區去。在流放地則不然，任何一個自由人都有權支配你去無償地替他幹活（齊維爾科當時是會計），不管是晚上，還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個人做什麼，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絕的，否則第二天就會丟掉工作。

甚至那些當上「雜役」的流放者們日子也並不輕鬆。米特羅維奇後來被調到江布林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讓他在區農業科裡專管畜牧。（他在那裡的生活是這樣開始的：給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處是一間驢棚，沒有窗戶，裡面全是驢糞。他們掃開驢糞，鋪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羅維奇在新工作崗位上決心誠實認真地工作。但他卻立即觸怒了一位自由人黨員領導。區裡的一位領導用兩頭小牛偷換了集體農莊的兩頭懷了初胎的母牛，並要求米特羅維奇把這兩頭兩歲口的牛登記成四歲。米特羅維奇認真一檢查，又發現農莊莊員放牧和飼養的好幾群牲畜並不屬於集體農莊，原來這些畜群是區委第一書記、區執委會主席。財政局長和警察局長私人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就是這樣機敏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告訴米特羅維奇：「這些你不必登記！」但他卻都登記入賬了。不僅如此，他還敢於抗議區執委會主席擅自取走一張羔羊皮的行為，表現了一個流放囚犯罕見的、維護蘇維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為此被解僱了。（這還僅僅是他們之間的戰爭的開始。）

無論如何，區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壞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難最為深重的是那些連個自由村莊的影子都沒有的、沾不到一點文明邊的地方。

這個齊維爾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後曾住在哈薩克州西部的「新生活」農莊，他談到了那裡的情況。在成批流放者到來之前，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就已經教育當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幾天就要押來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當地居民嚇得連鹽也不敢借一點給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敵人發生瓜葛！戰爭期間流放者沒有糧食供應卡片。齊維爾科在農莊的鐵匠坊裡幹了八個月才掙到了一普特「黍子。這些原糧還得自己用鋸開的哈薩克石碑做成的磨盤磨成粉。人們向內務部的機關提出要求：要麼把我們再關進監獄，要麼就允許我們到區中心去！（有人會問：當地居民怎麼能生活呢？他們是有辦法的……他們也習慣了……再說，他們總有隻羊或有頭牛，有蒙古包，有些傢俱，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體農莊，到處都一樣：不發給流放著公家的服裝，也不按勞改營標準發給口糧。集體農莊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們好像在進行某種比賽：比比到底哪裡的生活更苦，是勞改營還是集體農莊？

也發生過賣人的情況。化學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遞解站被賣掉的一個。買主要買一個木匠，遞解站回答說：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學家和一名化學家（即利普希茨），我們就分配給你一名木匠，另外還要捎帶幾個有病的老年婦女。成交了。隨後就用敞篷卡車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較輕微的嚴寒中把他們幾個人送到一個只有三十來戶的偏僻農村。法學家和化學家在這裡能幹什麼呢？先領預付工資吧；一口袋土豆，還有些洋蔥和麵粉（這還算不錯！），現款要到明年才給，你能掙到才有。眼前的活計是把被雪壓住的大麻弄出來。睡的地方只鋪些乾草，想找條麻袋把草裝起來做成墊子？沒有！人們十分不滿：「不幹了！我們要離開你們農莊！」「不，那可不行！我們為你們每個人付給監獄管理部門一百二十盧布呢！」（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啊，真想再回到勞改營去！……

如果讀者認為國營農場對流放者會比集體農莊好得多，那就大錯特錯了。以蘇和布吉姆區的敏傑拉村為例吧。村裡只有幾間工棚（當然，沒有帶鐵絲網的隔離區），很像個解除看管的勞改營。雖然是國營農場，但這裡的農工從來沒見過現錢，也不用現錢，只是記下一些數字來：每人每天掙得九盧布（斯大林時期的舊幣）。另外還記下要扣除該人的飯錢多少、棉衣錢多少、住工棚錢多少……東扣西扣之後，最後一結賬：流放者不僅分文不剩，還欠國營農場的債！亞·斯托季克記得這個國營農場裡曾有兩個流放者因為看不到出頭之日上吊了。

（這位幻想家亞歷山大·斯托季克因為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裡學習英語曾有過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卻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他來到流放地，看了看環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蘇聯憲法保證給予每個公民的……受教育權了！於是，他給領導打了一份報告，申請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去學習！國營農場場長（原先當過區委書記）一對於這一無恥的、也許是流放王國曆史上空前的申請，不僅乾脆駁回，而且還對他鄭重宣佈：「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會允許你斯托季克去學習！」可是。事有湊巧，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遞解站到各區流放者中間來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雖不是木工，但也報了名，並且被錄用了。他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們住在一起，自己卻在業餘為投考醫學院準備功課。他竟然以優異成績通過了公開考試！在政治審查委員會開會之前沒有人關心他的履歷表。只是在政審委員會口試時斯托季克才講了自己的簡歷：「我參過軍，上過前線，打過腦……以後從前線回來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嚨乾渴，說不出話來「回來以後呢？」「回來以後我……被……抓進監獄……」他終於擠出了這幾個字。委員會立即變得聲色俱厲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經服滿了刑期呀！我是釋放出來的！我的考試成績很好呀！」一切枉然。而這已經是貝利亞垮臺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邊遠地區去越壞，越偏僻的地方越沒有任何人權可言。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關於肯吉爾勞改營的回憶錄中就講過「圖爾蓋的奴隸」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波利亞科夫的遭遇。這個人在兩次進勞改營之間曾被流放到圖爾蓋沙漠去，那裡的一切權利全掌握在一個哈薩克人集體農莊主席手裡，甚至我們親爹一樣的警備部隊也從未派人到那裡去過。波利亞科夫住在小羊圈裡，和羊在一起，地上鋪著乾草。他的「‘工作」是替農莊主席的四位太大當奴隸，替她們每個人幹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亞科夫怎麼辦呢？從流放地跑出來去控訴嗎？他不但沒有條件離開這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且即使離開了，這將構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這農莊裡連一個俄羅斯人也沒有。過了幾個月才偶然有一個俄羅斯人稅務員來徵稅。波利亞科夫講的情況使稅務員感到震驚，他同意替他把書面申訴轉遞區委。不料這個書面申訴被認為是對蘇維埃政權的「惡意誣衊」，「波利亞科夫為此第二次被判處勞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爾勞改營服刑。他在勞改營裡覺得自己像是已被釋放似的……

我們還不知道「圖爾蓋的奴隸」在流放者中間能不能算是命運最壞的呢。

有人說，同勞改營相比，流放的優越性在於生活的穩定性，有家庭氣息。（不管好壞，你總可以住在這裡，一直住下去，不會隨時把你押到別處去了。）但這也並不盡然。警備隊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說地命令人們遷走，雖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佈關閉某個流放地點或整個地區。各地區的流放者都記得在不同的年代有過這類事，尤其是戰爭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區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時內整理好行裝，遷到傑姆貝亭地區去！於是你那點可憐的破爛傢什，已經習慣的暫時棲身處就得扔掉，統統拋掉！開步走！勇敢地赤足前進！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積攢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輕鬆多了：不必再排隊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點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脫帽；夜間房門不從外面反鎖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雖然各地寬嚴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開始緩和之前到處都可以感覺到確實存在某種制度。

例如，許多地方的流放者都無權向任何蘇維埃機關提起民事訴訟案，他們只能向警備隊提出，由它決定這一控訴應由自己解決還是應該提交其它機關。

警備隊的任何軍官召喚時，流放者必須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務立即報到．因此，瞭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絕執行軍官們交辦的（完全為了其個人利益的）私事。

警備隊軍官們的權利和地位並不比勞改營的軍官們差。恰恰相反，這些軍官沒有什麼可操心的事：這裡沒有設防的隔離區，不必巡邏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著囚犯去勞動，也無須照管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記兩次，「依法分給犯有新罪行的人寫個材料就夠了。這些軍官有權有勢、懶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少尉每月工資達二千盧布），因而他們大部分都十分兇狠。

很少聽到過蘇聯的流放地發生過真正的逃跑。因為即使逃跑成功，所換來的公民自由的好處也並不多：流放地當地的自由人的權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樣的。沙皇時代從流放地逃跑後可以輕易地逃往國外，現在不行了。對逃跑的懲罰很嚴。逃跑由特別庭處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對逃跑者特別庭最多判處五年勞改，一九三七年之後判到十年。戰後實行一條新法律，它雖未在任何地方公佈，但卻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執行，即：「從流放地逃跑者判處二十年苦役：」無比的嚴酷！

至於什麼算逃跑？什麼不算？——這是由各該地區的警備司令部隨意解釋的。流放者無權逾越的界線也由它來劃定，它規定去砍柴或去來蘑菇可以走出多遠。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奧爾忠尼啟則採礦村就規定：離村往上走（上山），算是「違反制度」，只判五年勞改，而如果離村往下走（走向鐵路）則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亞美尼亞人流放者對礦山領導人的蠻橫態度忍無可忍，要到區中心去控告他；當然、他們離村時沒有取得警備隊同意。為了這次「逃跑」，他們每人只被判六年勞改。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有些老年人無法理解和順應我們這吃人的制度，往往憑著自己單純的想法作出決定，離開指定地點。而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個八十多歲的希臘婦女在戰爭末期從辛菲羅波爾市被流放到烏拉爾山區。戰爭結束後，她聽說兒子回到了辛菲羅波爾，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羅波爾去偷偷同兒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經八十七（！）歲時，當局發現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奧捷爾特種勞改營去了。人們還知道江布林州的另一個希臘老太婆的事。開始從庫班地區強制遷移希臘人時，這個老年婦女同她的兩個女兒一起被流放。她還有個小女兒因為丈夫是俄羅斯人得以留在庫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後，想在自己死前回庫班去跟小女兒見上一面，住一陣子。「逃跑」！結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們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學家，叫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對他適用了所謂「阿登納」大赦，但並不是全部適用，仍舊要流放他。其實他是不該流放的。他便到處申訴。但是，問題拖了很久沒有解決。這期間，住在彼爾姆的他的老母親眼睛快要瞎了。由於戰爭和兒子被俘，母親已有十四年沒看見兒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見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著苦役刑的危險，決定去看望母親一次，計劃來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個辦法：藉口要到沙漠地帶的放牧區去出差，卻乘上了開往新西伯利亞市的火車。他居住地的人們沒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亞市的出租汽車司機「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動人員告密了。行動人員走過來檢查他的證件，他沒有，只好坦白。當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監獄土屋，開始對他進一步立案偵訊。這時突然接到有關單位發來的公函：證明他本來是不該流放的。剛一釋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親。可是，已經晚了。

在這裡，假如我們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動處在每個流放地點的高度警惕性，不談談他們經常把流放者找去談話、收買他們中間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這些材料給人們重新判刑等等，那麼，我們就不能充分地描繪出蘇維埃流放地的景象，就會使它減色。是的，到一定時間總要重新判刑的，因為流放者的單調、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時候總要改變成勞改營的有生氣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煩，審判和新的刑期，這是許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結局。

像彼得·維克斯涅那樣作是否對呢？他在一九二二年從當時的拉脫維亞的反動資產階級軍隊開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來，在這裡，一九三四年，他由於還同留在拉脫維亞的親屬保持通訊而被流放到哈薩克（他的親屬在拉脫維亞卻並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維克斯涅沒有氣餒。他這個流放的火車司機在阿亞古茲機務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機務段裡還掛出了「向維克斯涅同志學習！」的橫幅標語，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維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勞改營，而且命運註定他再也沒能從那裡出來。

流放地也同勞改營一樣，判處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飯。這也是為了向上級證明契卡行動人員是經常保持著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樣採取了加強措施，以幫助囚犯們儘快認識自己的命運和地位，更好地服從管制。（一九三七年，齊維爾科在烏拉爾斯克總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閉室，就被打掉了六顆牙！）但是，也有過一些特殊時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開了很密的拉網，把所有流放犯一網打盡，又統統拋進勞改營。（沃爾庫塔地區就是一例，因為「沃爾庫塔將成為一個工業生產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這個地方」。）有些地區則只把男流放者送進勞改營。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結束」也是遙遙無期的。例如，在科雷馬河沿岸一帶，「釋放」本來就只意味著離開勞改營的崗樓監視轉入地方警備隊的監督。流放實際上沒有盡頭，因為反正無法離開這個地區。假如真的允許誰短期離開科雷馬來到「大陸」上，那他也會埋怨自己命苦的：因為他在「大陸」上呆不多久就會帶著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島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來就昏暗無光，而契卡行動處的努力使它變得更加陰森了。契卡行動人員銳利的目光、暗探們的小彙報、為了給孩子們掙得一塊麵包而不得不擔負的、毫無樂趣的沉重勞動，這一切使得流放者經常生活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的孤獨中，他們完全被分割開了。在這裡，人們之間不可能有監獄和勞改營裡還可以進行的那種長時間的談心，也聽不到人們關於既往生活的回憶。

因此，要蒐集有關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難的。

我國的流放地也沒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師，也只拍檔案上用的照片，供給幹部科和特別科用。給一群流放者拍照？幾個人合拍？這是想幹什麼？怎麼回事？必須立即報告保安部門：看，反蘇維埃的地下黑組織！可以按照片一個個全抓起來。

他們倒是有一回很謙恭地照了一張像（甚至出現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體瑟縮在蘇維埃的破衣爛衫裡，暗淡無神，垂頭喪氣，曾幾何時，都是一些桀驁不馴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瑪麗亞·斯皮裡多諾娃，伊茲梅洛維奇，馬約羅夫，卡霍夫斯卡婭——他們往昔的桀驁不馴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他們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殺人民的壓迫者了？不扔炸彈了？

我國的流放地可沒有給我們留下那樣的集體照片。讀者還記得吧，不是有一張幾個人合拍的、表情相當愉快的照片嗎？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烏里揚諾夫（列寧），右起第二人是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他們都吃得飽飽的，穿得乾乾淨淨，不知道貧困，不從事勞動，有鬍子的還把鬍子修得整整齊齊，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們，看！那時候可真是暗無天日呀！……